气候变化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 傅京燕

近年来，随着全球变暖问题的广泛受到关注以及全球能源环境压力的增加，气候变化与经济发展方式的关系日益受到重视。根据英国的斯恩特报告，按照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到本世纪因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升温很可能是5℃～6℃，将带来5%～10%的GDP损失。因此，为减缓全球气候变暖，最根本的途径在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使能源消费由高碳方式向低碳方式进行转型。

一、气候变暖：现象和影响

（一）国际背景

以斯特恩报告和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评估报告为代表，科学研究向国际社会传递着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信息，即气候变暖是毋庸置疑的，并且很可能（90%以上的可能性）是由于观测到人为排放的温室气体浓度增加所致。此外，人类应当立即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延误行动的代价会非常高昂。

全球气候变暖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2004年1月，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戴维·金在《科学》杂志上撰文指出，相对恐怖主义，全球气候异常变化才是全世界将要面对的最大威胁；2004年2月美国五角大楼《气候突变与美国国家安全》秘密报告指出，未来20年内气候变化将造成无数人在战争和自然灾害中丧生，对全球稳定的威胁将大大超过恐怖主义；2007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全球变暖超过了恐怖主义、阿以冲突和伊拉克问题，被认为是未来几年内影响世界的首要问题。全球气候变暖的后果是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生态系统退化、自然灾害频发，将深度触及农业和粮食安全、水资源安全、能源安全、生态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二）国内背景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初始国家信息通报》，1994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为40.6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扣除碳汇后的净排放量为36.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据中国有关专家初步估算，2004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约为61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扣除碳汇后的净排放量约为56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从1994年到2004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年均增长率约为4%，二氧化碳排放量在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中所占的比重由1994年的76%上升到2004年的53%。

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中国的气候近年来也发生了显著变化。1986一2006年，中国连续出现了21个全国性暖冬，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与灾害的频率和强度明显增大、损失增加水资源短缺和区域不平衡加剧、生态环境恶化，农业生产损失巨大、粮食安全压力增加，海平面持续上升、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受到威胁。据2006年底发布的《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预测，未来中国气候变暖的速度将进一步加快，很可能在未来50年至80年全国平均气温升高2℃-3℃；到2030年，中国沿岸海平面可能上升幅度为10-16cm，导致海岸区洪水泛滥的机会增大；气候变化将使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增加，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到21世纪后半期，中国主要农作物，如小麦、水稻和玉米的产量最多可下降37%。

二、中国传统经济发展方式与能源约束存在矛盾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处在经济增长与工业化的进程中，但因为能源消费结构与能源利用方式的高排放特征，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也迅速上升，在每年新增的二氧化碳排放中，中国排放的比例占到了三分之二，中国在对外谈判中面临的减排压力不断增大。而且，从资源能源的角度看，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还存在深层次的原因：

其一，我国的能源禀赋要求发展低碳经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虽然我国能源结构在不断优化，但一次能源生产的2/3仍是煤炭，燃煤发电约占电力结构的80%。旨在减少可能影响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主要涉及6种温室气体（GHG）。迄今为止，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约占这六种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80%，而且几乎所有二氧化碳排放均来自化石能源的燃烧。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约束下，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权成为发展的资源；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减排指标的确定和分解实际上也是在争夺排放权的这一发展空间。换句话说，如果不转变增长方式，我国资源供应和排放权难以保证。

其二，降低碳强度是提高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必要条件。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钢材、水泥、电力等的供应保证，这些“高碳”产业既是我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带动产业，也无法通过国际市场满足需求。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外贸易对中国能源消费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进一步强化了中国目前能源消费中的紧张形势，主要体现为：第一，能源的间接出口增大了中国能源消费的压力。IEA（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2004年中国附加在出口产品上的能源间接出口占能源消费的比例为28%，而这一比例美国仅为6%，欧盟仅为7%。第二，我国粗放型的贸易结构加剧了能源需求的压力。在现有的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我们基本位于制造业的低端，能源消耗型和污染密集型产业构成了我国制造业的大部分。长期以来我国大量出口产品而获得经济利益，实际上是以大量消耗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形成了一种非常不利的“出口顺差”和“资源环境逆差”的不利贸易格局。

其三，国际化产业转移的新趋势促进了中国能源消费的增长。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的全球化浪潮中，全球国际产业分工重组持续得到深化，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加工环节被转移到中国，而最终产品却返销到欧美等市场，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中心。2006年，在出口商品总额中工业制成品超过90%。这种由国际产业转移所带来的中国对外贸易结构的变化不仅影响到中国产业结构的变迁，并且通过产业结构的变化和最终需求的变化对中国能源消费产生影响。

其四，能源的进口依赖程度不断加强。2006 年全年矿产品进口额为1235.38亿美元，同比增长33.9%；2006年进口原油4518 万吨，增长14.5%，由于原油价格不断上涨，进口金额增长了39.2%。我国原油、成品油和矿产品进口增长幅度较快，而且贸易逆差逐年加大。在资源、能源短缺的同时，资源的浪费又非常突出，资源的产出率、回收率和综合利用率低。据统计，中国每年平均约有200-300 万吨废钢铁、10-15 万吨废弃有色金属等未被合理回收。由于资源利用效率低，浪费相当严重，将会加剧国内资源供需矛盾。除了加快国内资源开采外，只能增加从国外的进口。石油、铬、钴、铂、钾盐和金刚石等资源严重短缺，要依靠进口；锰、铜、铝、硼等则需部分依靠进口，结果是资源对外依存度升高，贸易逆差不断加大。大量的资源进口，一方面引起进口资源价格的急剧上升，导致出口换汇成本提高；另一方面使国外感到恐慌，成为鼓吹“中国威胁论”的口实。

其五，传统经济发展方式越来越受到国外非关税壁垒的限制。在应对和减缓全球气候变化过程中，担心应对气候变化措施对产业国际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一直是各国政府制定相关措施的一个重要考虑。欧洲国家的商界、学界和政界已经呼吁政府对那些来自不承担减排义务或者非缔约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边境调节税（border tax adjustment/BTA），来弥补气候政策对欧洲能源密集型产业竞争力造成的影响，阻止碳泄漏发生。美国也出现类似声音，2007年12月美国参议院气候和公共委员会通过的《气候安全法案》提出边界碳调整的补救性贸易保护措施，主要针对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大国。我国出口产品的能耗较高，增加值较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是发达国家的5倍。在未来碳排放将付出越来越大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的趋向下，我国产品低成本优势将受到新的挑战。

三、全球低碳经济的发展态势和特点

低碳经济的概念由英国在2003年率先提出。2003年2月24日，英国首相布莱尔发表了题为《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的白皮书。宣布到2050年英国能源发展的总体目标是：从根本上把英国变成一个低碳经济的国家。英国能源政策的目标之一是到2050年时，将英国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削减60%，并于2020年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由于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也是世界上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因此，其白皮书的内容以及所引领的未来政策方向备受瞩目，也引起广泛的讨论。“低碳经济”概念，基本上可以认为是在气候变化国际制度框架，特别是《京都议定书》遭受空前挫折的形势下由英国率先提出的。目的是为了打破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僵局，着眼于国际气候制度建设。低碳经济的实质是提高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英国希望以此建立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互理解的桥梁。实际上，向低碳经济转型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一）发达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意愿不断高涨

2003年英国政府发表了《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白皮书，提出以低碳经济应对气候变化。2007年出台的《英国气候变化战略框架》提出全球建立低碳经济的远景设想。布朗首相于2007年11月阐述英国的主张，认为需要建立低碳排放的全球经济模式，确保未来20年全球22万亿美元的新能源投资，通过提高能源效率和降低碳排放量，应对全球变暖。基于为美国经济长期发展提供动力，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以来，在能源政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些举措与原布什政府相比发生了极为重大的转折。在奥巴马公布的能源政策中，未来10年美国将投入1 500亿美元资助替代能源研究，并为相关公司提供税务优惠，并且美国已经提出远期新能源发展目标，即2025年可再生能源满足25%的能源需求，2030年风电满足全美国20%的电力供应。

（二）气候变化孕育商机无限

2005年随着《京都议定书》的正式实行，欧盟的“碳交易市场”开始启动交易，在短短两年内，众多欧洲的公司开始参与碳交易，迄今为止，二氧化碳欧洲交易价格，从每吨7欧元涨到现在的21欧元(中国CO2商务网，2008)。据专家预测，发达国家通过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方式低偿的减排义务，将给全球的碳交易带来巨大的市场。预计在2008-2012年这5年的时间内每年碳减排量为7亿-13亿吨。因此，全球“碳交易”市场交易规模将达到140亿-650亿美元。由此可见，发展低碳经济不仅有利于遏制气候暖化，而且经济上也是有利可图。

（三）碳排放权和经济发展权是国家博弈的焦点

2007年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召开了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主要讨论后《京都议定书》时代的碳减排安排，即2012年第一个承诺期完成以后，各国在碳减排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所谓的“巴厘岛路线图”目标直指美国和发展中国家。美国作为发达国家，碳排放量占全球1/4，理应承担责任和义务。同时，据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显示，按目前世界经济和技术发展趋势，203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将比2000年增长25-90%，其中能源利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增长40-110%，二氧化碳排放增长量的三分之二至四分之三将来自发展中国家。2004年发展中国家的温室气体碳排放量占世界总量53.6%。如果实现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比目前减半的目标，那么到2050年即使发达国家排放量比目前减排80%，发展中国家从总体上也要比目前减排20%，比2050年预计的排放量要减排60-80%。未来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对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将形成严峻的挑战，但这也会促使发展中国家加大低碳能源技术的发展力度，努力向低碳经济转型。

（四）先进低碳核心技术竞争激烈

技术领先国家的技术封锁，将推进我国的自主技术创新。一方面，发达国家大力发展低碳技术以保持其垄断优势能发电、电动机车及节能电器来实现“低碳革命”，其中重启太阳能鼓励政策，将是日本经济转型中的核心战略之一。美国近期将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智能电网以及节能环保技术，中长期将凭借其在农业领域的制造技术、酶催化剂、原材料研究、白色生物技术等四项技术的绝对优势地位来大力发展生物能源，欧盟同样将凭借其在风能、光能、核能等清洁能源技术方面的领先寻求国际竞争中的技术垄断优势。

四、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低碳经济模式要求改变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与布局，提升能源利用率，降低单位GDP能耗。发展低碳经济，可以大力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转向新型工业化道路，孕育高新技术产业。

（一）优化产业结构，发展低碳产业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的今天，避免重化工业过度发展带来能耗高、物耗高、碳排放高等问题，我国需要发展高能效低碳排放的产业。一是提高“高碳”产业准入门槛，避免留下长久不利影响。二是调整结构，推进产业和产品向利润曲线两端延伸：向前端延伸，从生态设计入手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向后端延伸，形成品牌与销售网络，提高核心竞争力。三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用高新技术改造钢铁、水泥等传统产业，降低GDP的碳强度。四是将低碳发展纳入国家产业振兴规划的原则考虑和当前安排，为低碳发展创造条件。

（二）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

虽然世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包括太阳能、风能、水能、生物质能、沼气、核能等众多低碳能源或无碳能源在一些领域正在渐渐替代化石能源，但是，许多低碳或无碳能源的利用，由于各种原因还未达到全面产业化、规模化和商业化的水平。所以在注重开发新能源的同时，应该把能源结构的调整与提高能源效率的方法相结合，采用低碳技术、节能技术和减排技术，逐步减少传统工业对化石能源的过度依赖，努力提高现有能源体系的整体效率，遏制化石能源总消耗的增加，限制和淘汰高碳产业和产品，发展低碳产业和产品。

（三）促进清洁技术的发展

重视低碳技术的研究开发和技术储备按照技术可行、经济合理的原则，研究提出我国低碳发展的技术路线图，促进高能效、低碳排放的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逐步建立节能和能效、洁净煤和清洁能源、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及自然碳汇等多元化的低碳技术体系；加快对燃煤高效发电技术、CO2捕获与封存，高性能电力存储，超高效热力泵，氢的生成、运输和存储等技术研发，形成技术储备，为低碳转型和增长方式转变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四）充分发挥对外贸易在节能减排的作用

首先，应进一步限制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降低能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规模。2006-2007年中国经济尚处过热阶段时，部分塑料、陶瓷、玻璃制品的出口退税率曾被下调3-6个百分点，作为当时控制“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出口措施的一部分，目前这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3%，严控“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政策开始放松。因此，应继续严格限制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第二，发挥进口对节能减排的作用。通过从发达国家进口部分制成品来替代国内生产，具有明显的节能减排效益，也能有效地改善我国的“生态逆差”状况。通过加大进口最终消费品和资源能源深加工产品的方式 ,可以实现更多的内含污染进口，保护国内环境。第三，调整出口结构，积极扩大服务贸易出口。由于服务业所排放的污染远远小于制造业，鼓励扩大服务贸易出口可以优化贸易结构，有效减少国内的污染排放，改善“生态逆差”。

（五）发展壮大循环经济，重点抓好工业节能减排

发展循环经济，将减量化放在优先位置，减量化从减少生产环节入手，推进资源能源的循环利用和高效利用，变废为宝，化害为利。持续推进节能减排，当前的重点应放在工业节能上，这是由我国发展阶段和工业能耗所占比例决定的。控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过快增长，加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控制建筑和交通能耗的快速增长。大力推进生态农业和农业循环经济发展，大幅度减少化肥和农药使用量，农林剩余物可综合利用作为饲料、肥料、菌类基料、工业原料和发电原料，减轻焚烧对城市和机场周边的环境污染。

（六）制定相关政策，形成低碳发展的长效机制

近期应将提高能源效率放在优先地位，通过鼓励企业实施创新的政策作为环境技术创新的外部推动力，如对新技术授予专利保护、通过研发合同或研发信贷补贴R&D 行为，使其从事保护环境的研发活动、技术创新和扩散，既可提高能源效率又能够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可以实施节能减排、植树造林、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等政策。中远期（如2030年、2050年）采用法律的、行政的，特别是价格、排放权交易、自愿协议、能源服务公司等经济手段，形成长效机制。环境法规的实施是政府激励环境技术创新的直接手段，收取排污费和征收环境税等则是企业进行环境技术创新的重要外部动力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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