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视阈下人对自然的首要美德探析*

曹孟勤

(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10023,南京)

首要美德位列于众美德之首,其重要性及人们对它的重视程度都优先于其他美德。成语说“举一纲而万目张”,意味着只要抓住了事物的关键和根本,就能够带动起其它环节,犹如渔网,提起了大绳,一个个网眼就全部张开。正是首要美德在众多美德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各个文明类型都自觉不自觉地确立了自己的首要美德。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提出“未经理性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从而将理性置于众美德之首。中世纪将信仰上帝视为基督徒的首要美德,认其为进入天堂的必备条件。从人与自然关系方面来讲,近现代将征服自然规定为首要美德,人为自然立法成为近现代人最为骄傲的事情。当今中国正在展开生态文明建设,同样需要有自己的首要美德,以充分彰显本文明类型的伦理精神。因此,研究生态文明的首要美德就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亟待引起重视。本文对首要美德之首要性的确证,依据的是哲学本体论,从本体论中直接演绎出来的美德即为首要美德。因为本体是本原、始基,属于第一性的存在,并为所有存在者奠基。从本体中引出的美德保持了美德的首要性和先在性,在本质上必定优先于其他美德。

1 生态文明的本体论

生态文明建设是当今全球化事件中一项最为引人注目的事情,其成败与否直接关涉着人类存在的命运。尽管世人对生态文明的本质是什么?持有不同的观点和见解,但人们达成的一个普遍共识却是:生态进入文明、文明进入生态是生态文明最为本质的特征。所谓生态进入文明,是指自然生态内化于人类文明之中,成为表征人类文明形态的本质要素和指导文明本身发展的基本原则。所谓文明进入生态,是指人类文明地对待自然生态,善待自然万物,保证人类道德现身于自然界之中。生态与文明合二为一,既是人类文明合理地运行于自然生态系统之中,得到自然生态系统永续支持;亦是人类文明生态化,自然生态系统纳入人类文明系统之中,成为人类文明自身发展不可或缺的内容和人类行动指南。生态文明的出现,彻底终结了工业文明与自然生态的敌对状态,实现了文明与自然的和解与统一,从而开辟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时代。生态文明并不是某一个民族、某一个国家的文明,而是对整个人类文明的表征,其代表着超越工业文明之后人类进入新的文明形态。

生态文明的本质虽然表征地是生态文明自身的内在规定性,但同时也指称着当代人对整个世界本质的重新认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把握。当世人确认了生态文明本质是生态进入文明和文明进入生态之后,也就昭示了整个世界是人与自然统一的有机整体,人在自然世界之中,自然世界在人之中,人与自然世界就像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不可分割。人与自然关系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下达成统一,本身亦属于生态特质,生态文明由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文明,代表对人与自然二元分裂、征服自然之野蛮性的反对和脱离。生态进入文明和文明进入生态,作为生态文明的本质既为生态文明本身的存在,为生态文明时代的存在,也为世界本身的存在奠基并提供根据。因为“本质是存在的真理”,[1]有什么样的本质往往就有什么样的存在,本质为存在提供担保和根据。据此道理,生态文明的本质是生态文明存在的真理,为生态文明立身于世提供基础和根据。由于生态文明代表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同时也关照着世界的存在和本质,于是生态文明的本质在上升为生态文明本体论的同时,也升华为整个世界存在的哲学基础。亦是说,生态与文明的统一,人与自然的本质统一,既为生态文明本身存在进行本体论奠基,亦为整个世界存在进行本体论奠基。当古希腊人说世界的本质是水或火时,实际上指认的是水或火是整个世界的本体,万事万物从水或火之本体当中生成出来,最终又复归于水或火这一本体。当近代唯物主义指证“物质”是世界的本质,唯心主义指证“精神”是世界的灵魂时,其实质也是将“物质”或“精神”看作是整个世界存在的哲学基础。由于本体是整个世界存在的本原和始基,其自身不再有任何本原和根据,因而本体又可以称为世界存在的第一原因或第一根据。没有任何原因的原因,没有任何根据的根据,属于绝对性的原因和绝对性根据,由此黑格尔指认:“哲学的历史就是发现关于‘绝对’的思想的历史。绝对就是哲学研究的对象。”[2]现象学大师胡塞尔也表明:“哲学本质上是一门关于真正开端、关于起源、关于万物之本的科学。”[3]生态文明时代的本体论是生态进入文明和文明进入生态,意味着人与自然融合为一个整体,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天人共美是生态文明时代的精神和灵魂,其为生态文明的合法性存在、为世界的合法性存在奠定了充分而必要的根基。本体既是整个世界存在的第一原因,亦是整个世界存在的终极目的,由此可以说,人与自然一体作为生态文明的本体论,既为生态文明建设确立了必须遵守的基本法则,又为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最终达成的目的。

本体论研究意在表明在整个世界之中何者为本,何者为末,恩格斯称其为哲学的基本问题,亦即思维与存在、精神与自然界谁决定谁的问题。就此而言,本体论表达的亦是人对世界的根本看法。人对世界的根本看法属于世界观,由此本体论与世界观又同义。世界观作为人对世界的根本看法,主要是确定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对人与自然关系表达根本看法。因此,哲学作为形而上学,亦是关于世界观的理论,关于人在宇宙中位置的学说。当代德国哲学家舍勒就将人在宇宙中的位置问题,视为人脱离野蛮而走向人性、文明的象征。从世界观的角度来看,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总要认识、理解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表达自己的根本看法。尽管不同文化、不同时代,对人在宇宙中位置的确认不尽相同,但每种文化、每个时代都必定指认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从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对人在宇宙中位置的设定有两种基本形态:一是将人摆置在宇宙之下,形成了自然神圣的世界观,其以古希腊的宇宙本体论、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然本体论为代表;另一是将人摆置于宇宙之上,产生了人是本体、主体的世界观,以近现代人本主义哲学为代表。然而,无论是将人摆置在宇宙之下,还是将人摆置在宇宙之上,都属于人与自然的主奴关系设定,即一方为主人而决定支配一切,另一方为奴隶而始终处于被支配状态。生态文明世界观之所以具有超越性,超越了以往世界观而开辟了人类文明新时代,是其认为人既不在宇宙之下,亦不在宇宙之上,而是人在宇宙之中,人与自然世界融合为一个整体。生态文明世界观的确立,宣告了人与自然主奴关系建构的非法性,消解了人与自然的中心与边缘、主人与奴隶的等级性结构,建立起一种人与自然关系的平等正义秩序。人在自然世界之中,自然世界亦在人之中,人与自然相互内在化,文明与自然相互内在化,成为人类新文明的基本特质。

关于人与自然一体化的哲学立场,实际上在黑格尔哲学中就已经开始着手进行建构,他提出了实体即是主体、主体即是实体,精神与自然界同一与统一的观念,并视其为“绝对精神”,只不过是他将主体与实体、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奠基于思维当中罢了。马克思反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立场,将头脚倒立的哲学颠倒过来,将人与自然的统一性置于人类实践活动当中,认为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在生产劳动活动中是同时发生的。在当代哲学发展中,怀特海的过程哲学、胡塞尔的现象学,尤其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都反对人与自然的二元分裂,强调人与自然的整体统一性。如海德格尔提出人与存在共在,甚至在后期哲学思想中干脆将天、地、人、神四方聚集一起称为存在,并构成基础本体论。生态危机发生之后,生态哲学的出现,深化了人与自然一体化思想,将人与自然一体作为生态哲学的基本原则。如利奥波德提出了“大地共同体”概念,强调人是大地共同体中的普通公民,并把大地共同体的完整、稳定、美丽视为最高的善;深层生态学中的奈斯提出了“生态自我”概念,认为人类自我形象应当与生态统一起来,人类自我的良好形象应当是认同所有自然存在物,不管是美的丑的、大的小的、有感觉还是无感觉的。就此而言,人与自然一体不仅体现着哲学研究的一元化,而且也符合当代哲学发展的趋势。

人与自然关系一体化,作为生态文明时代人对整个世界的根本看法,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真实性映现,符合生态学所确认的生态事实。生态学已经确证:整个自然世界是一个生态系统,包括人在内的所有万物都处于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关系之中,不存在哪一个物种支配或决定其它物种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那种将主奴关系秩序置于自然界关系之中纯粹是人类的一种主观想象。生态学知识告诉我们,整个自然界的功能可以分为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生产者通过光合作用而生产出作为植物的自身,消费者消费植物而产生食草动物、消费食草动物而生成食肉动物,分解者则以微生物的形式将消费者的排泄物以及消费者本身分解成为细菌,还原给生产者并被生产者所吸收,由此形成了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之间的物质与能量的循环。在地球生态系统的物质和能量循环当中,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都不可或缺,正是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和进化,缺少了哪一个环节都会造成生态系统的崩溃。由此在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之间就不可能划分出谁伟大、谁渺小,谁高级、谁低级的等级关系。植物并不会因为自己遍布世界各地而觉得自己伟大,大型食肉动物也不会因为自己威猛而认为自己是世界之王,因为其在微生物面前同样会化为腐朽,微生物也不会因为自己微生而觉得自己渺小。尽管自然界存在着竞争和杀戮,但也同样存在着共在共生,没有死亡也就不会有新生,缺乏竞争就不会赢得合作。虽然生态学研究将整个生态系统的存在分为不同的层次,但这并不意味着万物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生态学中的“层次理论为复杂情形或广阔梯度的细分和研究提供了便利的构架,然而,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层次理论当做一个有用的等级序列”。[4]

2 看护自然界是人的美德

在古希腊哲学当中,将世界存在本身分为本体和现象两个部分,并认为本体是真实的,现象是非真实的,只有把握了本体,才算是把握了世界本身的真实性。由于本体使万事万物作为现象涌现出来,或者为万事万物作为现象提供存在的根据和目的,因而本体本身也是一种善。就像柏拉图的“善理念”那样,其不仅是最真实的存在,也是最善的存在。抑或像亚里士多德认为的那样,整个世界是一个实体,实体呈现出来的最为根本的特征是形式因和目的因,形式因体现着实体的真实性,目的因则表现为实体的善性。也就是说,形而上学中的本体既是真,又是善,是真与善的统一。虽然在近现代启蒙精神影响下,哲学本体论出现了事实与价值、真与善的分裂,即休谟所提出的“是”不能推出“应当”问题,但这种事实与价值的二元分裂在当代哲学中遭到了批判,例如普特南就专门撰写出“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崩溃”一书。列维纳斯更是在此基础上提出第一哲学是伦理学的思想,“道德并不是哲学的一个分枝,而是第一哲学”。[5]我国学者赵汀阳研究员认为,第一哲学的支点应当是自我与他人的“共在”状态,并且“共在先于存在”,[6]即人的伦理存在、善在优先于人的事实存在。生态文明时代的本体是人与自然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不仅表达着人与自然世界存在本身的真实性,也宣示着人与自然的统一性是一种善。人在自然世界之中,自然世界在人之中,表明人与自然共在的真实性,合乎生态学事实。人与自然共在担保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或者说人与自然共在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因而其又是一种善,因为古人云“天之大德约生”。由此可以确认,生态文明人与自然本质一体的本体论是真与善、事实与价值的统一。

本体本身蕴含着的善,意味着本体作为真同时对人指派着一种道德要求或道德责任,决定着人采取什么样的存在方式和存在行为在道德上是适宜的、正当的。生态文明的本体论是人与自然一体,人与自然共在,由此生发出的对人的道德指令必然是人对自然界的看护,即看护自然界对生态文明而言在道德上是合理的、正当的。只要承认人与自然在本质上一体,人与自然共在,看护自然界就成为人不得不担当的道德责任,这是人与自然共在之本体内在的善性要求。所谓人对自然界的看护,是指人看守自然界存在,守护自然界平衡,让自然万物繁荣茂盛,最终达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存在状态。看护自然界不仅意味着让自然界美丽,还意味着防范和化解自然界的风险,减少对人类生存和美好生活的威胁。生态进入文明和文明进入生态,由此自然界的存在及其美丽必然内在于人类追求的终极目的之中,升华为人类美好生活的基本内容。古代传统哲学属于宇宙本体论,坚持自然中心主义世界观,因而其态度和行为只能是敬畏自然;近现代哲学则是以人为主体、以人为本体,坚守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其态度和行为必然是征服自然。生态文明开辟出人类存在的一种全新方式:看护自然界。即:人不是自然界的主人,人是自然界的看护者。人们常说,自然界本身有自己的运行法则,根本不需要人的看护,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现代高科技冲击下,自然界变得越来越柔弱和渺小,当代科学技术对自然的干涉足可以将自然界置于死地,如果不对其加以限制而任其滥用,有可能引领人类奔向万复不劫的深渊。正是在高科技的刀光剑影下自然界面临着被毁灭的危险,看护自然界,小心翼翼地呵护万物存在,作为道德责任的重负不得不由当代人担负于肩上,成为当代人不得不做之事,或非得做之事。不这样做就会丧失生态文明之应有本质,丧失生态文明之人应有之义,无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自然共在。

康德曾说过,道德责任是人尊重规律而产生的行为必要性。之所以必要,是因为道德责任关乎着人的存在命运和本真性生存。人因其承担道德责任而成为人之为人的存在,人因其放弃道德责任而沦为生物。看护自然界作为生态文明之人的存在方式,表明人须以看护自然界的方式实现自身的文明存在,照亮自身的文明存在,成就自身的文明存在。存在主义哲学大师海德格尔曾经表明,作为“此在”的人必须融入“存在”之中并与存在共在,才能够获得自己的本真性存在并澄明自己的本真性存在。“人在其本己本质中向着存在而在场的方式,就是绽出地内立于存在之真理中。”[7]作为此在的人与存在共在,人就必然成为存在的看护者,并守护存在之真理。“人不是存在者的主人,人是存在的看护者。”[8]因为作为此在的人是被存在本身“抛”入存在之真理中,存在完全占有了作为此在的人,才使得此在进入存在之真理中而不得不看护存在之真理,并在看护存在之真理中使自己的本真性存在显现出来。海德格尔所谓的“存在”虽然不可定义,但是他在分析古希腊语的意义上指明了“存在”本身就是让万物生成出来的“自然”。由此可见,进入生态文明时代,人必然要脱胎换骨地生成一种新的文明特质,凤凰涅槃地生成一种新的存在方式,从而自觉自愿地守护自然界存在之真理,把自然界的存在与美丽视为人本身脱离野蛮而走向文明不可或缺的条件,以彰显生态文明的精神和灵魂。

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所呈现出来的文化和精神表明,人绝不心甘情愿与动物为伍,用自然必然性法则指导自己存在。人们常说人是一种超越性存在,而人的这种超越性存在就是要超越自己的动物本能而能够进入自由王国。因此,人类孜孜不倦地探求哲学和伦理,追求过上一种好生活和善生活,根本目的就是为自己确认一种不同于动物的存在方式,以便能够脱离野蛮而奔向文明。只不过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以往的文明尽管为实现人之为人存在做出了种种努力,但没有最终完成人的这一夙愿,使人成为真正的崇高存在。即使是康德将纯粹利他主义动机作为道德的绝对价值,作为人之所以有尊严和高尚的根据,也没有完成人性的最终生成。因为他在自然与自由之间划出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人自身的本质始终被禁锢在人自身的堡垒中,不可能将道德扩展到自然界并以道德的方式对待自然界。康德的伦理学至多达到了使人在社会关系范围内为人,脱离了人与人的关系则为非人。就像生态伦理学家罗尔斯顿所嘲笑的那样,“康德仍是一个残留的利己主义者”。进而言之,生态文明才给人提供了摆脱一半是神明、一半是野蛮的可能性,促使人自身达成完美存在。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物种能够做到看护自然界,把利他主义精神贯彻到异类身上。生物法则已经决定了一切自然存在物都必然是利己的存在,自私地和弱肉强食地对待任何它者,不可能超越物种的限制而对异类采取善行。生态文明则使人背叛了生物法则,不再将利己自私、弱肉强食视为人自身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而是内在要求人将利他主义精神贯彻到自然界之中,道德地对待自然万物,赞天地之化育。“只有当人类也认可他者——动物、植物、物种、生态系统、大地——的权益时,这种利他主义精神才能得到完成。”[9]无论在西方古典伦理体系中,还是在中国伦理体系中,都不约而同地把人的高尚和高贵、人性的完满指向无私牺牲。在基督教讲述的伦理故事中,耶稣的牺牲证明了其神性的存在;在中国传统儒家讲述的伦理故事中,舍生取义行为证明了人性的光辉。社会之所以赞美舍生取义、舍己为他行为,乃是因为该行为彰显着利他主义精神。看护自然界充分保证利他主义精神的最终完成,因而看护自然界也就为实现人性的完善与完美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

看护自然界作为生态文明之人的存在方式,作为人性的完美实现,指证着看护自然界作为对人的“绝对命令”内在于人的本质之中,成为人的完满道德品质和价值所在。这种道德品性对于生态文明来说是值得赞赏的,优秀的道德品质,它充分展现着生态文明之文明的精神和灵魂。“人类有其完美性,而他们展现这种完美的一个途径就是看护地球。”[10]因此,看护自然界作为完美人性和道德高尚的内在品性属于人的德性,由此看护自然界就成为人的美德,其把自己的道德价值、仁义、仁爱赠送给整个世界。看护自然界是照顾自然界中的一切所有,让一切所有按照自己的存在目的去生存。人的这种道德义务不仅超越了个人自我,也超越了社会自我,使人类自我化身为整个自然界,道德责任指向于整个一切万有,从而保证人类达到至高至尚的道德境界。关爱天下和万有的美德是人的一种大德、大爱、大仁,真正是人的高贵性所在。“德性是有限的实践理性所能得到的最高的东西。”[11]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术语来说,看护自然界是“浩然之气”的养成,它保证着使人成为顶天立地的真君子、大丈夫,成为扶摇直上九万里、遨游于苍穹的真人和神人。看护自然界之所以是人的美德,还在于看护自然界的行为不再是人的本能欲望冲动和利益计算的结果,也不依据所谓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伦理法则,而是按照成人成圣的道德尺度进行生产活动,按照美的规律再造自然界。康德已经向我们表明,抑制人自身的本能冲动是人为自身立法,通过人为自身立法,使人在有限的感性世界中展现出无限的道德光辉。就此而言,看护自然界是人对自身欲望冲动的一种自我抑制,是人对自然万物的拯救和舍生取义,因而其展现着崇高美德,优秀的内在道德品性。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美德就是即使得一个人好又使他出色地完成他的活动的品质。”[12]在当今的环境美德伦理研究中,学者们更多地是关注人的某种道德品质,强调人对自然的尊重态度,人对自然的仁慈、友好、善良等,较少关注亚里士多德美德伦理中关于“使得一个人好”的问题。其实,亚里士多德所谓的美德并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道德品质,其中还内在关涉着人性的完成,而且人性的完成更是美德的核心内容。麦金泰尔专门分析了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学,认为在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体系中“存在着一种‘偶然成为的人’与‘一旦认识到自身基本本性后可能成为的人’之间的重要对照。伦理学是一门使人们懂得如何从前一种状态转化到后一种状态的科学”。[13]麦金泰尔指认,“偶然成为的人”是指“未受教化状态下的人性”;“一旦认识到自身基本本性后可能成为的人”则是指人的“真实本性”,并“以对作为一个有理性动物的本质的解释为前提条件”;人的美德则是实现从“偶然成为的人”向“一旦认识到自身基本本性后可能成为的人”转化的关键。诚如亚里士多德本人所言:“通过善与恶的选择,使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14]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预设了一个重要区别,即任何特定个人在任何特殊情况下,认为对他是善的东西与作为人之为人而言对他是善的东西的不同。人们所追求的根本善应当是属人性的,只有实现人性的目的才是真正善和最高善。为了获得这样一种最高善,实现从“偶然成为的人”向“真实人性”的人转换,人们需要践行美德。由此可见,在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中,人之为人的存在、或者说实现人的真实本性才是美德的终极性目的。人的美德与人性是内在一致的,人拥有了人性,也就实现了人的完美存在,成就了人自身的美德。看护自然界是人的存在方式,是人的完美存在和高贵所在,其必然成就人的美德、成为人的美德。

从人与自然一体的本体论合乎逻辑地推论出人拥有看护自然界的美德,这仅仅是人之生态文明存在的一种应然状态,这种应然状态转化为实然状态,人就必须通过实践活动把自己的这一本质对象化给自然界,即由看护自然界的美德转化为看护自然界的行动,真正使自然界美丽得以完成。唯有看护自然界的美德落实到看护自然界的行动上,在自然界中确实能够直观到自我的美徳形象,人才能够确保看护自然界之美德的实现和完成。“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15]也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人们只有做公正的事情才能够成为公正的人,做节制的事情才能够成为有节制的人,做勇敢的事情才能够成为勇敢的人,“品质总是追随着相同的实现活动”。[16]人看护自然界并追求自然界美丽和完整,谋划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像保护自己的眼睛那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自己的生命那样对待生态环境,人就会最终超出尘表,赢得无可比拟的人格尊严。当然,人从美德的应然状态走向实然状态,从美德走向行动,不是一种强制,而是一种道德自觉,是人出于美德而行动,就像康德提倡出于义务而行动一样。人们认同了自己是自然界的看护者,并自觉去做符合崇高人性的看护自然界的活动,如此才能够担保看护自然界的行动具有崇高的道德价值。“只有在恰如公正和节制的人所做那样做时,才可以被称为公正和节制的。行为者,并不是由于他做了这些事情而成为公正和节制的,而是由于他像公正和节制的人那样做这些事情。”[17]如果说古代人的环境美德是畏惧自然,对自然界不敢有所作为;近现代人的环境美德是征服自然,对自然界胡作非为;那么当代人的环境美德则是尊重自然界和守护自然界,既要对自然界有所作为、又要避免对自然界胡作非为,真正做到天人共美、和谐共生。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必然要改造自然界,而改造自然界也就是创造自然界,因而人是创世的存在。所谓创世存在是指人让自然界存在,而不是让自然界毁灭。否则人就不是创世的至善存在,而成为将万有带入地狱的魔鬼。因此,生态文明作为创世的文明才可能是真正的文明。

关于人的美德伦理问题,无论是在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文化中,还是在西方古希腊城邦道德文化中,均属于个人之事且局限于私人领域和熟人社会。即使是当代倡导美德伦理复兴的麦金泰尔,也是将美德限制在相互熟悉的社群之中。至于在陌生人的公共社会生活领域,规范伦理完全占据主导地位,并成为正统。然而,生态危机的发生是世界性的事件,环境保护亦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也不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国家能够完成的,生态文明建设是所有人、所有国家都必须重视、都必须投入的活动。就此而言,看护自然界的美德和行动,就超出了私人领域、以及社群领域,而成为全球化的普遍性的公共美德和公共行为,成为人类的共同命运。因此,所有人都应当赞美这一美德,认同这一美德,拥有这一美德,并在这一美德的指导下积极投入到看护自然界的行动当中,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自然界的看护者。强调看护自然界之美德的公共属性,意在表明保护自然环境是所有人、所有民族、所有国家的事情。在全球化时代,个人主义式的英雄美德已不足以拯救整个人类的共同命运,人们只有联合起来,结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采取一致的共同行动,才能够真正地看护好整个自然界。进而言之,看护自然界是照顾万有,是对整个自然界的道德责任,因而美德的主体也势必随着道德责任的全球化而由个体上升为全人类,建立人类的道德主体和人类美德是生态文明时代的必然选择。

3 看护自然界美德的优先性

本体既是真、又是善。由于本体是万物的始基和根据,因而本体之善必然是根本善,首要之善。就此而言,从生态文明之本体中合乎逻辑地引申出人对自然界看护的美德,也必然是第一美德,或首要美德。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生态文明之本体是人与自然共在,自我与世界一体,其导致的逻辑后果必然是看护自然界与看护自我达成内在一致性,即看护自然界等于看护自我,看护自我必然要看护自然界。也就是说,从生态文明之本体中不仅能够推论出看护自然界,还必然能够引申出对自我的看护。虽然看护自然界与看护自我在生态文明本身中具有同一性,是同时发生的,但由此却带来一个问题:看护自然界与看护自我何者优先呢?是通过看护自然界实现看护自我,还是通过看护自我实现看护自然界呢?存在着排序上的先后差异。从生态文明的本体论要求来看,看护自然界无疑具有优先性,其优先于看护自我。因为生态文明的文明性首先是人对自然关系的文明,以生态进入文明和文明进入生态为根本标志,于是,将人与自然关系文明摆置于优先地位,并以此作为整个人类社会文明存在的根基就成为必然。人与自然关系的文明具体显现为人对自然界的看护,人能够道德地对待自然万物,让自然界美丽美好。就此而言,生态文明首先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文明,由此就决定了看护自然界的美德处于优先地位,属于生态文明时代的首要美德。所谓首要美德,是指看护自然界在人类所有道德事务中处于优先地位,让自然界美丽美好是生态文明时代人类道德事务必须优先加以考虑的内容,其不仅指导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和行为,而且也用于指导人们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分配关系和各种政治安排,以保证自然环境美丽美好成为人类终极追求的好生活和善生活的基本内涵。

工业文明之所以能够被生态文明所超越,就在于工业文明将看护自我置于优先位置和本体论地位,形成了人本主义世界观。工业文明的这种利己主义哲学,鼓励人们对自然界进行掠夺和征服,促使人们从对自然界的支配中谋求人的利益最大化和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结果导致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和生态危机的发生。由此可见,如果将看护自我置于生态文明时代的优先位置,无法保证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的人本主义哲学彻底区别开来。生态文明正是从本体论将看护自然界的美德置于优先地位,才能够完成对工业文明之看护自我优先性的批判与超越。环境伦理学中的人类中心主义之所以令非人类中心主义不满,关键在于其将人自身的利益视为环境伦理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看护自我成为环境伦理的本体论依据。人类中心主义通过看护自我而实现看护自然的伦理准则,本身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伦理本身是教导人向善的,而向善的本质在古今中外的伦理学研究中,都把敢于牺牲自我,呈现出利他主义精神作为基本规定。耶稣在基督教当中被奉为神,成为基督徒敬仰的对象,完全是因为他为了拯救人类而受难和牺牲。但是,人类中心主义看护自我的伦理准则把利己自私视为环境伦理原则,无疑与伦理向善的本质相背离,导致环境伦理成为人类谋求自己私利的工具。人的伦理与道德毫无疑问要维护人自身的利益,不维护人自身利益的伦理与道德不可能持久存在下去。但问题是,伦理如何维护人自身利益的真正实现?那种只教导人们顾及自己,而不顾及他者的自我中心主义伦理学,不可能真正实现人自身的利益。生态危机的发生已经证明,只看护自我而不看护自然界的现代性伦理,最终结果是根本看护不了自我。将看护自然界的美德置于优先位置,则意味着将人的存在和美好生活置于自然界存在、自然界美丽之中,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共在。看护自然界与看护自我存在着辩证法:看护自我优先,反而可能将人置于危险境地,背离看护自我之目的;看护自然界优先,在看似不关心自我的行动中反而能真正实现对自我的看护。人的存在奠基于自然界存在之上,自然界是人类存在之家,没有这一家园的存在,任何看护自我和实现美好生活的言谈都不过是一种虚妄和笑话。就此而言,看护自然界优先,才能真正实现看护自我,因为看护自然界本身就是看护自我。

看护自然界的美德具有优先性,还在于看护自然界充分完成了利他主义精神,将人性推向崇高,担保人之为人的尊严。如前所述,利他主义精神是善的基本内涵,是人之为人存在的象征,而利他主义精神的最终完成,就在于人能够超越狭隘的物种利益,去照顾和守护自然万物的存在。人只有背叛了自己的生物本能,超越了利己自私,才能够赢得自身的存在价值,并做到有价值的存在。人不同于动物的关键是人追求有意义的存在和有价值的生活。看护自然界无疑是人最有价值的一种行为和高贵追求,因为看护自然界是最为高尚的事情,相当于上帝的创世纪。人正是创造了这种高贵的事情,才使自我高贵起来,看护自然界充分彰显着人性所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看护自我优先之所以具有较少价值和意义,不值得人们欣赏和赞美,是因为它只是表达了一种纯粹的生物学事实,就像所有动物那样,都把看护自我置于优先其它存在物的位置。人不是生存于生物性的是其所是当中,而是存在于超越生物学事实的是其所不是当中,人是不断追求价值意义的存在者。超越生物学事实就是人牺牲本能欲望冲动所带来的利益,敢于为自然万物存在、为自然的美丽而限制自我的胡作非为,做到人为自身立法。所以,看护自然界优先才能成就人的美德,成就人的高贵人性。

看护自然界之所以优先于看护自我,还因为人类自我是在看护自然界的过程中得以成就和实现的。人类加工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实际是人本质的对象化活动,实现人本质的活动,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感觉的人性和人感觉的丰富性都是通过人化自然界产生出来。自然界是人本质的对象化,是对象性的人,人类怎样改造自然界就会呈现出怎样的自我。现实自然界就像一面镜子,通过它人能够直观到自我形象。既然自然界是对象性的人,由此可以说,自然界的美丽证成着人性的美丽,自然界的残破彰显着人性的丑恶。人类通过看护自然界的实践,保证自然界郁郁葱葱、鸟语花香、万物竞自由,由此也就成就了人类自我美德,并在自然界美丽镜像中反观到人性崇高。反之,如果人类只是优先地照顾自我,而不管自然界的死活,像工业文明那样把自然界破坏的不像样子,其结果只是表明和证成了现代人的丑陋。所以,看护自然界的优先性,担保着自然界美丽美好,是人性走向高尚的必由之路。人有其完美的存在,这种完美存在就是人的自我意识从只关照自身的小我、能够走向关照他人的社会自我,最终达至关照整个自然界的生态大我。人类成就了自然界,也就成就了自我,成为拥有大仁大德的神圣存在。看护自然界的本质是让万物生长,其充分践行着中国传统文化所推崇的“生生之德”,即“苍天有好生之德”。

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当中指出,思辨理性与实践理性是同一个理性,但实践理性优先于理论理性。“在纯粹思辨理性与纯粹实践理性联结成一个认识时,假定这种联结不是偶然的和任意的,而是先天地以理性自身为基础的,从而是必然的,实践理性就占据了优先地位。”[18]实践理性之所以优先,在康德看来,实践理性是本体论,他关怀的是人如何实现自由的伦理问题,思辨理性仅是认识论,他关怀的是人如何谋求福利的工具问题。因此,实践理性优先就意味着伦理优先,德优先于福。即使是德福统一的至善,亦需要以德配享幸福。此后,列维纳斯进一步强化了伦理的优先作用。他认定从古希腊开始延续至今的存在论哲学是自我对他者的暴力,总是用整体存在的自我吞噬作为个体存在的他者。因此,为了反对存在论哲学,列维纳斯提出他者优先的伦理学,并把从他者出发的伦理学确认为第一哲学。赵汀阳认为,用他者反对自我,仍然是一种暴力,因此,赵汀阳认为第一哲学还是需要回归存在本身,只不过是这种存在不是一种事实性存在,而是一种价值性的共在,人如何“善在”成为第一哲学。当代第一哲学的伦理学转向,向世人宣告了一个重要事件:人们对善的追求高于对真的追求,向善比求真更重要。人们锲而不舍追求的所谓理想社会和理想生活,无非是良善美好的社会和良善美好的生活。生态文明时代人与自然一体的本体论,正好回应了第一哲学的伦理转向,将看护自然界的伦理要求摆置在人们生活的优先位置,并以本体论的首要美德形式召唤人们,进入到看护自然界存在之真理中。如果说“高贵者必须在自身之外创造高贵的事情才能够证明其存在之高贵品质,人的存在高贵化唯有一途,把他人高贵化从而把自己高贵化”,[19]那么,看护自然界既是把自然界本身高贵化,亦是人创造了一件高贵而伟大的事情,因而人在看护自然界过程中必定走向高贵化。

当然,将看护自然界视为人的首要美德,并不是不要看护自我的存在,而是要求人在看护自然界的过程中实现对自我的看护。因为人要想真正实现对自我的看护,必须优先看护自然界,人类的自我实现必须是包含自然界的美丽存在。人与自然是一体共在的,人类自我与美好生活就蕴含在自然界之美丽当中,没有自然界的美丽存在,就没有高贵的人类自我。那种狭隘的自我中心主义的“以人为本”思想理应审慎加以对待,人与自然一体化和共在的本体论,已经内含着对现代性人本主义的不满。看护自然界优先于看护自我,属于哲学本体论的论证,其无非是在最普遍的意义上表达了一种基本观点:在生态文明时代,人类必须将保护自然环境置于人类事务优先的位置,因为没有自然界的存在,没有自然界的美丽存在,人类谈论任何自我实现都只不过是一种虚妄而已。人与自然本质一体的生态文明本体论属于整体论,其并不排斥具体个人与具体自然物发生矛盾冲突时人对自身的自卫性保护,只要从总体上做到守护自然界的美丽、和谐、完整与宁静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