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党代会报告中的生态文明话语演进*

周成莉

(东华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330013,南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历届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和理论基础上,系统回答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缘由、目标、方法路径等核心问题,形成了以“十个坚持”为主要内容的***生态文明思想,建构了中国共产党生态话语体系。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进程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不同的生态诉求。党代会报告①不仅是党史的权威书写,也是“观察中国政治方向的风向标”。[1]因此,有必要以党代会报告为切入点考察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话语体系建构的演进历程,展示中国式生态文明道路的建设规律,揭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觉和历史主动精神。

1921年至今,中国共产党通过“年会制”和“五年制”的周期召开了20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对生态文明话语的建构起步于党的八大,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以革命话语为主导勾勒出革命战争与生产生活、植树造林、兴修水利等环境保护治理有机融合的图景,为建国后建构生态文明话语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都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1 党的一大—党的十一大:生态文明话语探索起步阶段

中国共产党前七次党代会更多地是体现以革命为中心任务的话语,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主要任务。当然,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国革命,为中国革命提供良好的物质保障,中国共产党探索性地开展了“勤俭节约、兴修水利、植树造林”等生态环境建设活动,呈现了带有环保性质的概念和表述。中国共产党曾多次指出自然灾害和卫生问题不仅影响人民的生产生活,也是促使工农联盟形成参加革命的动机。党的二大宣言指出,“土地缺乏,人口稠密,天灾流行”[2]等因素导致农民穷困和痛苦,“要除去穷困和痛苦的环境”,[3]就得革命,待工人和农民“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4]因而要求“工厂设立工人医院及其他卫生设备”[5]改良工人待遇。在革命的过程中,提出坚持节约、兴修水利、植树造林等举措保障人民生产生活,进而为革命提供坚实支撑。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通过的《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必须十分爱惜当地的人力物力,任何地方都要作长期打算,避免滥用和浪费。这不但是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而且是为着建设新中国。”[6]水作为最重要的资源,水利兴则农业兴、革命兴。党的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党的五大通过的《土地问题议决案》、党的六大通过的《土地问题议决案》都将改良水利作为“满足农民利益的特别要求”。[7]特别是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位于半干旱高原气候、降水量少、森林覆盖率低的黄土高原,加上战争频繁,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导致生态环境脆弱严重影响人民的生活、军队的给养,降低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具备的战争屏障价值和阵地价值。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战争的摧残,“水、旱、虫灾,也时有发生”,[8]人民生活极其艰难。为此,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建设的同时,十分注重植树造林、水利兴修等环境保护和建设工作。先后出台了《陕甘宁特区经济建设计划草案》《边区政府的组织与建设》《民主政府施政纲领》等方案作出了植树造林、环境保护相应规划,发布了军民植树造林的通知训令,颁布了《陕甘宁边区人民生产奖励条例》《陕甘宁边区森林保护条例修正草案》《陕甘宁边区砍伐树木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抗战结束后,1946年边区政府通过了《1946—1948年建设计划方案》,提出兴修水利,改良土质,开荒垦荒,鼓励民间发挥主动性兴修小型水利工程;指出植树造林是边区经济建设的重要事项,规定“凡在可植树之区,争取在三年内每户植活五株”。[9]据不完全统计,陕甘宁边区“从1938年至1942年共植树260多万株”,[10]呈现出一派革命与生产、环境治理天地融合的和谐景象。

虽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还未提出生态文明的理念,但改良水利、植树造林、勤俭节约等话语表述具备了环保性质,呈现了非常朴素的“生态文明话语”。在战火频繁的环境下,兴修水利、开荒垦荒,证明了自然资源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节约资源使根据地得以可持续发展,这一实践具有较强前瞻性。可以说,在革命话语成为主导话语的前提下,局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自觉地将抗灾救灾、环境保护同革命斗争、生产生活有机融合,使革命史和环境史相互渗透,探索“在战乱与灾荒中如何救荒、生产、育人等具有朴素生态意义的政治行为,并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生态环境保护的政策动源和早期渊源”。[11]

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如何改变落后的农业国,建立先进的工业国成为中国共产党亟须解决的时代难题,生态环境问题并未能成为党代会重点关注的议题,党的八大到党的十一大的报告中生态议题的论述相对匮乏,其中党的八大报告中涉及生态相关的表述如“水利”“灾害”“资源”“节约”“土壤”“水源”等占总报告比为0.81%,其他两次报告鲜有提及。这一时期,战争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自然灾害频发成为影响生产和生活的突出问题。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连续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本国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战争不断,特别是抗战时期日本对中国实施惨无人道的毒气战、细菌战、“三光”政策,给森林植被、土壤河流、居住环境造成严重的生态灾难。新中国成立初期满目疮痍,山河破碎,一些地方烧山开荒、乱砍滥伐,森林覆盖率仅为8.6%;水利设施基础落后,加上1950年代水旱风灾频繁,淮河、长江水患不断,围湖造田与水争地的现象不绝,生态极其脆弱。刘少奇在党的八大报告中指出,严重的自然灾害导致1953年、1954年农业总产值连续两年低增长,1956年“又有比较严重的水灾、旱灾和风灾”,[12]因此“在农业方面,必须进行严重的努力。”[13]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共产党坚持节约资源方针,采取兴修水利、植树造林等环境治理措施。一是坚持勤俭节约的长远方针。基于贫穷落后的现实和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刘少奇强调“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勤俭办合作社、勤俭办一切事业,这是我们党建设社会主义的长远方针,这也是拟定和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所必须遵循的方针”,[14]任何企业、机关和社会个人,都必须提倡节约,反对浪费。二是提出兴修水利是提高农业产量的主要方法。报告总结了一五计划期间治理黄河、淮河、长江流域等大江大河和兴修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的成绩,规划了二五计划期间继续兴修大型水利工程以加强防涝排涝,兴办中小型水利工程,维护和改善原有水利设施。另外,报告还对海洋资源的开发进行了部署,要求利用海洋资源发展养殖业,加强水产资源的调查和保护工作。三是植树造林是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一环。1955年,毛泽东曾作出“十二年内,基本上消灭荒地荒山”[15]的重要指示,1956年又提出了“绿化祖国”的口号。党的八大报告中关于植树造林的议题也有较多文字。刘少奇指出,第二个五年计划“应该积极地发展林业,发动群众植树造林,努力进行国有林区的迹地更新和抚育工作,提高造林成活率,防止森林火灾和虫害,逐步地实现绿化。”[16]四是注重农业、水利、林业、畜牧业协调发展。报告指出,在开展第二个五年计划过程中,增加农业、水利和林业的投资比重,“从第一个五年的7.6%提高到10%左右”,[17]同时“适当比例发展棉花和其他各种经济作物的生产,并且发展畜牧业和副业生产。”[18]除此之外,报告也对自然灾害的预警工作提出了基本要求。党的八大之后,党的九大虽然未提及生态、环境等相关话语,党的十大、党的十一大也仅各1处涉及“灾害”的表述,但在党的八大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开启了治理江河、绿化祖国的重要实践,有效治理了海河、黄河、淮河,1958年发出了既要“多快”,也要“好省”,既要“种得密”,也要“成活多,生长快”的大规模植树指令,1960年发布“绿化一切荒地”的农业发展纲要。与此同时,环境保护工作逐渐提上议事日程,1973年首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召开并提出了环境保护的32字方针,即“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迈出了环境保护的关键一步。1974年成立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证明中国共产党很早就意识到环境保护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和复合型工程。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中国,百废待兴,发展成为第一要务,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聚焦于勤俭节约,兴修水利、绿化祖国等顺应自然的民生工程。可以说,党的八大拉开了中国共产党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帷幕,但党的九大、党的十大、党的十一大因历史原因未能将其进一步传承和发展,在对待人和自然关系时,多贯彻“人定胜天”的主张,坚持“改造自然”的基本做法,生态文明建设还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总体上讲,这4次党代会报告皆以工业化话语为主导,在探索工业化建设的过程中,将环境保护、兴修水利、植树造林有机结合,实现工业化建设和民生工程同步,涉及生态文明的话语表述也更丰富,但未形成系统的生态文明话语体系。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这11次党代会有关生态环境的议题都从属于党的“求独立”“求温饱”的中心议题,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勤俭节约一脉相承,环境治理倾向于保护型、被动型治理。具备生态文明话语特征的标志性概念和表述零散呈现于“绿化祖国”“增产节约”“综合利用”等表述中,话语内核指向既有尊重自然、利用自然,也有改造自然。特别是建国后的4次党代会开始关注农、林、牧协调发展,合理利用海洋资源,以及启动灾害预防方案等,话语表述更系统、丰富,中国共产党对生态文明话语的建构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中起步。

2 党的十二大—党的十七大:生态文明话语发展形成阶段

这一时期,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其中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五大是生态文明话语的发展阶段,党的十六大到党的十七大是生态文明话语的形成阶段。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19]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时代主题。生态环境问题依然未成为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五大的中心议题,但报告中重新提到了环境、生态等相关论述,内容比重较之前也有了增加,约占报告总数的1%～1.5%。通过分析党代会报告,有关生态环境的论题仍然放在经济建设和改革部分,但党的十二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生态”的概念,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保护环境和控制人口增长是1990年代改革和建设主要任务之一,并且在表述中单独成段。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教兴国战略,同样可持续发展战略议题在表述中也是单独成一段,生态环境问题得到进一步重视,战略地位逐步呈现,这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对生态文明话语的建构进入到以可持续发展为主导的新阶段。

“人口控制、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是关系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问题。”[20]1970年代,环境问题呈现范全球化的态势,中国人在对比中逐渐认识到“环境和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21]破坏自然资源和环境,人类也会面临生存和发展的挑战。与此同时,工业生产大规模化、城市发展快速化的大干快上、有水快流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在带来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也引发了污染加剧、资源短缺以及人口、资源、环境关系明显失衡的问题,这逐渐成为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胡耀邦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指出,虽然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但“许多方面的经济效益还很差,生产、建设、流通领域中的浪费现象还十分惊人”,[22]农村中“出现的毁坏农田水利设施、乱砍滥伐森林……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23]中共中央逐渐认识到现代化建设和人民根本利益的保护都需要良好的自然环境,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要合理有节,并对环境污染进行了相关的整治和治理,但党的十四大报告仍然指出建设方面重复性问题严重,党的十五大报告也再次强调“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给资源和环境带来巨大的压力等等”[24]问题,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党代会中首次正视经济、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关系,促使党的生态文明思想发生根本性转变。如何协调平衡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思考,逐渐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节约资源的原则,统筹协调人口数量与质量、资源管理与开发、环境保护和治理,培养公民环境意识的生态文明理念。首先,坚持节约资源的原则,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囿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带来的高耗能和高浪费,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要做到能源开发与节约并举,党的十三大报告要求“必须始终不渝地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25]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把节约放在首位,做到开发资源和节约资源并举,提高资源利用率。其次,协调发展经济、人口、资源和环境。党的十二大报告着重强调协调经济、农业资源、人口、生态之间的关系。报告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由于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低,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弱,人多地少矛盾突出,在加强农业基本建设的同时要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保护农业资源和生态平衡,同时以农业为基础,平衡发展农、林、牧、副、渔业。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实施优生优育,采取正确对策应对人口的老龄化趋势;做到经济建设与资源的保护利用、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相结合,提高资源的利用率,逐步推动经济增长模式从粗放型为主转移到集约型为主的发展轨道,达到经济、社会、环境三个效益并举的目的。党的十四大报告延续了党的十三大以来处理人口与发展的基本对策,既要优生优育,也要兼顾人口老龄化问题。党的十五大将可持续发展写入党代会报告,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以全局思维和长算远略处理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的关系。可持续发展战略强调在推进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做到资源保护和管理的制度化、法制化,实行有偿使用资源的制度,大力倡导植树种草以保持水土,做到人口数量和质量相协调以实现物质生活改善、精神生活充实、生活环境美化、生活质量提高的目标。再次,环境意识的培养。环境意识的培养引领环境保护的自觉。公民环境意识的培养既是推进环境保护的手段和保证,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和关键,是衡量国家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的重要标志之一。党的十四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了“要增强全民族的环境意识,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矿藏、森林、水等自然资源,努力改善生态环境”[26]的具体要求,意味着党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坚持人民至上的原则,彰显出党在对生态文明话语建构中的历史主动和自觉。

对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4次党代会报告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4次党代会报告,生态文明话语比重明显增加。在不断推进“中国式”发展道路的进程中,环境问题对经济和社会的制约愈加呈现出显性的张力,中国共产党在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保护的实践和思考中,初步完成了生态文明话语体系的整体框架的构建。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已有的“节约资源”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资源的有偿使用”新要求。在污染治理对策方面由事前防治取代事后集中整治,环境保护和利用的范围不再局限于陆地,还包括海洋、大气环境的保护和利用;在协调经济、人口、资源和环境过程中,从“人多就是力量”的鼓励生育到“两个正好”的节制生育,再到“最好一个”的严格计划生育,优生优育兼及优质养老;坚持可持续发展等。概括地讲,这一阶段生态文明话语的标识性概念取得重大进步,话语内核指向“人和自然和谐共处”的共生关系,而不是“人定胜天”的征服关系,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也由“保护”和“绿化”为主的自为行动向“美丽中国”为核心目标的自觉行动转变。总体来说,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五大期间,中国共产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战略,生态文明建设从属于经济建设;与之相呼应,生态文明话语从属于经济建设话语,但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环境保护基本国策的不断推进落实,生态文明建设的地位不断提升,“关系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长远大计”,[27]生态文明话语体系框架初步达成,这也是中国生态文明话语的发展阶段。

党的十六大以来,实现科学发展是共产党人面临的时代命题,环境问题是关系到能否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指标。生态环境的相关论述成了党代会报告中的重要议题,占报告总数约为1.5%～3.5%,其中党的十六大报告在“工作和经验总结”“奋斗目标”“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3部分中都包含有相关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工作总结”“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新要求”“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4个部分中有较大篇幅的论述,特别是“环境”“生态”等标志性关键词在报告中出现了28次。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科学概念,意味着生态文明话语实现了质的飞跃,标志着生态文明话语体系的正式形成。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贯穿于“两型社会”的建设,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全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对一种新型的人类生存方式、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创造性设想与实践,也就是一种新文明的创建。”[28]

这一阶段,环境问题依然是倒逼保护资源和治理环境的重要杠杆。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还存在7大差距,其中“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29]是第4大差距,党的十七大报告将生态环境存在的问题放在了8大问题的首位。这足以表明,解决资源环境问题成为影响实现小康社会的当务之急。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30]是衡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标准之一,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包括建设生态文明、发展循环经济、控制污染物、树立生态文明观念,以良好的生态环境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总目标新要求,这也促使中国共产党对环境治理的态度逐渐倾向强制性,生态文明话语体系的战略地位得到实质性提升。在环境问题的倒逼下,推进全面建设和实现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分别在党的十六大和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具体安排了推进环境保护和治理的目标、任务和举措。党的十六大把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协调发展作为基本原则写入了党代会报告,指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31]的中国式发展道路。这就要求,坚持保护环境和资源的基本国策,突出可持续发展的地位。进一步协调发展经济、人口、资源、环境,既要做到保持人口稳定的低生育水平以做到优生优育,又要坚持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和节约并用以解决资源短缺问题,还要搞好海洋、国土的开发和整治,并且持续培养全民的环保意识。党的十七大报告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突出地位、指导方针、目标、实践路径都提出了具体要求。一是突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报告提出两型社会的建设必须“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32]二是坚持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为指导方针,以统筹兼顾为基本方法。报告要求“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幸福、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33]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经济社会永续发展。三是规定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具体的目标靶向。即形成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的节能环保态势,增大和提升循环经济和可再生资源的规模和比重,根据目标总量、行业总量、容量总量的原则控制好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普及生态文明理念实现环境治理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四是创造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多维战略思路。主要包括:从法律法规方面,“要完善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和政策”;[34]从体制机制方面,要优化节能减排工作责任制和目标责任制,“加快形成可持续发展体制机制”;[35]从能源资源利用体系的建设方面,要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既要“开发和推广节约、替代、循环利用和治理污染的先进适用技术,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保护土地和水资源”,[36]也要开展多领域的污染防治、生态治理和生态修复;从生态文明话语权来看,要加强党的生态治理能力建设,为全球气候的保护作出新贡献,以争取生态文明的国际话语权。

对比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七大以来的报告,生态文明话语的议题占报告总内容的比重有了大幅提升,中国共产党将环保实践提升到理论和伦理的高度,形成了生态文明话语体系。报告中呈现出的生态文明话语的标识性概念更具中国特色,科学发展观、建设“两型”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是对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勤俭节约、天人合一思想的创造性发展。虽然建设生态文明的多维战略的论述仍然是在经济部分,但生态环境问题成为制约推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首要问题和困难,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失衡是生态环境形势严峻的主要症结,因此,调整经济发展方式,“发展”取代“增长”的话语表述,突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生态文明话语的内核首次从“子话题”指向经济社会与环境保护并列的“主话题”,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正式步入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的现代化阶段。此外,生态文明话语也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从跟随国际社会步伐思考、学习治理环境问题到积极主动履行国际责任,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和能力参与到国际环境话语中的对话交流,争取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话语权的重大转变。

3 党的十八大—党的二十大:生态文明话语丰富完善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持和发展问题,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设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亟须解决的重大时代课题。在历届党代会报告中,关于生态文明的议题都是包含于经济建设的部分,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单篇论述,以“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为题成为总报告共12篇中的第8篇,约1300余字。从词频来看,涉及“生态”“环境”的词频为48处,“经济”126处,生态文明话语日臻完善。党的十九大报告同样以“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为题成为共13篇中的第9篇,从词频来看,“生态”“绿色”“生态文明”“美丽”等共78处,而有关“经济”的词频首次呈现下降趋势,为97处,可见生态环境问题逐渐成为与经济平起平坐的议题之一,党的十九大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树立起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里程碑”,[37]形成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之治”。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生态文明的论述延续党的十八大以来单独成篇的布局,位于总报告中的第10篇。从词频来看,报告中“现代化”共86处,“经济”共60处,“高质量”共16处,“生态”共30处,“绿色”共13处,“美丽”共5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4处,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内涵、新特征、新要求和新使命,中国踏上了包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现代化新征程,一直以来,环境问题的恶化是推动党代会中生态文明话语议题不断增加的原动力。党的十八大报告依然把生态环境存在的问题作为牵动发展的“牛鼻子”问题,“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资源环境约束加剧。”[38]党的十九大、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指出,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未能完全解决,生态文明建设成为破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难题,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密匙,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39]同时,新时代中国的生态环境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绿色发展理念得以确立、生态文明制度得以进一步完善、节约能源得以坚持、生态保护和生态修复得以开展、环境治理得以推进、国际话语权得以提升,因而,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对生态文明话语建构的动力不再是单一的问题倒逼,而是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彰显中国共产党的国际担当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任务的本质要求。由此,党的十八大和党的十九大报告都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和民族发展的“长远大计”“千年大计”。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仅是资源环境问题,既影响中国的持久性发展也影响中国的全面性的发展,既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社会、政治、文化理念的重大问题,既是国内的问题也是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为此,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要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未来紧密结合,以“美丽中国”作为中国梦实现的重要标尺;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重要“一体”,融入其他“四体”的全过程和全方位,使生态文明建设得以为其他四项建设提供了前提和保障;中国共产党要为全球的生态安全作出贡献,主动承担大国重任,塑造大国形象,“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40]推动共建“清洁美丽世界”。

生态文明建设话语形成了专业性、系统性论述,是对“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如何建设生态文明”三大根本性命题的及时回应和系统诠释。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生态文明话语的议题和党的十七大报告一样,同样是“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是指“党和政府一种公共政策的决策与落实以及更大范围上的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实践,也就是‘建设生态文明’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41]其范畴不是局限于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还包括节约能源和发展可再生能源,治理水、大气、土壤污染系列实践,这是从过去的单一性防范、重点性聚焦到现在的综合系统全面提升的根本转变,因此生态文明建设构成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突出“一位”。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是在建设美丽中国和共建清洁美丽世界为统领目标的多重目标系统引领下的国家重大战略。如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战略,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继续保持不变,规划管控好国土空间的开发格局,推动资源的节约集约循环利用,强化生态系统的修复和保护,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进绿色发展,着力解决大气、水、土壤、固体废弃物等突出的环境问题,实施生态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完成三条控制线划定工作等以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全面深化生态文明制度改革促使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如何参与、贡献、引领世界生态文明的建设,共建清洁美丽世界,中国共产党聚焦于生态安全,特别是在气候变化的应对方面,提出“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42]推动国际合作,作出2030年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承诺。同时,坚定致力于人类共同福祉,以“绿色”为底色推动打造“一带一路”,共谋共建全球生态文明。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43]推动构建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为“美丽地球”的绘就提供“中国方案”。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党的十九大报告的基础上,坚持系统治理,作出在绿色发展方式转型,环境污染防治,生态系统的多样、持续、稳定性的提升,碳达峰碳中的稳妥推进的具体部署,“四条主线”同时推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丰富完善。

对比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七大的6次党代会报告,党的十八大、党的十九大、党的二十大报告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方略进行了全面的深化,构建了相对独立且完整的生态文明话语体系。党的十八大报告单独成篇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新的阐述和部署,将其纳入总布局中,提出了“美丽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新设想,推动了生态文明话语体系的又一次丰富和革新。党的十九大报告指明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路线图,并向世界作出了庄严承诺,为人类福祉勇担当。党的二十大报告标明在奋楫新征程中,生态文明建设进一步呈现出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人类谋幸福、复兴、大同的新方向。

总的来讲,党的十八大、党的十九大、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生态文明的话语表达集中体现了***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要义。包括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根本保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核心理念,坚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宗旨,坚持绿色发展的战略路径,坚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观念,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坚持把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凝聚社会力量,坚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的全球倡议。[44]这一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全新论断,是对中国共产党一个世纪以来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高度凝练,也是对中华民族的生态文明思想的传承、创新和升华,并最终形成生态文明“中国之治”的话语体系,这是“持续推进经济社会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实现生态可持续性(‘绿色’)与社会主义政治(‘红色’)的自觉结合”。[45]

基于对历届党代会报告为主要文本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对生态文明话语的建构并非一蹴即至,而是经历了长期而繁杂的演变历程。1840年中国迈入近代史,挽救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历史任务,勤俭节约、改良水利、赈灾救灾为革命提供基础性的保障;1949年后,实现国家工业化,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历史任务,提倡节约、治理江河、“绿化祖国”,提高粮食产量,为工业化建设提供补给性保障;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带领中国人民富起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历史任务,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以破解粗放型发展模式的弊端,实现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全面建成包括“两型”社会为目标之一的小康社会;新时代以来,解决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历史任务,建设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和共建清洁美丽世界确定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中国共产党对生态文明话语建构演进的历史起点源于历史方位的演变,时代主题的递嬗成为引领其演进的历史导向。中国共产党对环境问题的正视和坚持实事求是、守正创新的方法论赢得了应对环境问题的历史主动,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坚持“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的根本。

注释：

① 由于历史原因的特殊性,党代会的报告和形式稍有差异。其中党的一大、党的二大、党的四大的报告以“宣言”的形式,党的三大、党的五大既有报告也有宣言,党的六大以报告和《告全体同志书》的形式,党的七大和党的八大以《政治报告》的形式公开或内部传阅,党的九大以后统一以“报告”形式公开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