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8-31
薛克翘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100007,北京)
关于历史上的长生殿,《辞海》的解释是这样的:
唐华清宫殿名。《唐会要·华清宫》:“天宝元年十月造长生殿,名为集灵台,以祀神。”[1]
天宝元年即742年,很明显,此解简约,且仅及其一不及其二。相比之下,《辞源》同时列“长生院”和“长生殿”两条,解释更全面、更详细:
唐时帝王之寝殿。又名长生殿。《旧唐书》一三七《陈夷行传》:“陈夷行字周道,……(大和)八年,兼充皇太子侍读,诏五日一度入长生院侍太子讲经。”《资治通鉴》二〇七长安四年:“太后寝疾,居长生院。”元胡三省注:“长生院,即长生殿。明年五王诛二张(易之、昌宗),进至太后所寝长生殿,同此处也。”
唐代殿名。唐白居易《长庆集》十二《长恨歌》:“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资治通鉴》二〇七长安四年“太后寝疾,居长生院”元胡三省注:“盖唐寝殿皆谓之长生殿。此武后寝疾之长生殿,洛阳宫寝殿也。肃宗大渐,越王係授甲长生殿,长安大明宫之寝殿也。”玄宗长生殿于天宝元年造,在华清宫,名为集灵台,以祀神。见《唐会要》三十《华清宫》。[2]
《辞源》的主要依据应是清代徐松的《唐两京城坊考》。其卷一《西京·宫城》提到长生院,[3]《西京·大明宫》则提到长生殿,[4]卷五《东京·宫城》“集仙殿”注也提到长生殿。[5]徐松注文与《辞海》的解释近似。
清程鸿诏继《唐两京城坊考》刊后又作《唐两京城坊考校补记》一卷(附1985年中华书局本后),其中引清代著名考据家阎若璩对长生殿的结论曰:“阎氏若璩云:大明宫寝殿也……又云:唐寝殿皆曰长生。”[6]这明显是对胡三省观点的确认。程鸿诏还引述了南宋学者王应麟《困学纪闻》中关于长生殿的论述:“武后在洛阳,不归长安,张柬之等举兵至后所寝长生殿,又迁后于上阳宫,皆在洛阳。程泰之《雍录》误为长安宫殿,长安别自有长生殿。”[7]
近年,李健超先生又通过数十年努力,汇集了大量现代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将《唐两京城坊考》增订为一部巨著《最新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他所增订的内容仅有一处涉及到长生殿,曰:“大明宫与华清宫和洛阳宫城内均有长生殿,见《唐会要》卷三十《华清宫》条及《资治通鉴》第二百七中宗神龙元年条、《新唐书·桓彦范传》等。”[8]虽无新意,却是对胡三省、阎若璩、徐松、程鸿诏等人观点的再肯定。至此,我们可以得出两点判断:
第一,胡三省基本否定了《唐会要》的说法,认为长生殿的功用不是“祀神”,而是唐代帝王寝宫的统称。对此,后世的多数学者表示赞同。
第二,唐代知名长生殿有三处,按照居住主人的时间顺序:一在洛阳宫,即所谓武后寝疾处;二在骊山华清宫,即明皇行宫;三在长安大明宫,即所谓肃宗大渐处。但若论知名度,明皇行宫为最高。
的确,中国道教的来源之一便是崇敬神灵、祭祀神灵。长生殿既然不是祀神的场所,而是寝宫,那么它是否就与道教无关了呢?不是。仅从“长生”二字便可见其与道教的深刻渊源。战国至秦汉时期,中国民间就流传着神仙传说,同时也流传着方术,由此道教才逐渐发展出了各种修炼手段,并形成了明确的修炼目的——成仙。正如《魏书·释老志》所说:“其为教也,咸蠲去邪累,澡雪心神,积行树功,累德增善,乃至白日升天,长生世上。”[9]也就是说,神仙的最大特点是长生不死。这就是长生殿命名的依据,是从道教教义出发的深思熟虑,也是出于吉祥目的的愿望表达。
那么,长生殿的命名为什么会出现于唐代?的确,秦皇汉武都曾痴迷于长生不老,到了唐宗宋祖也不例外。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时代政治背景。
早在隋末的动乱之秋,李渊起兵即得到道教徒的鼎力协助。在李世民登基之前,也曾得到道教人士的舆论支持。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位道士,即传说活到126岁的王远知(?—635)。他不仅在高祖龙潜之时“尝密传符命”,而且在武德年间(618—629),李世民平定了王世充势力之后,曾预言李世民将成为“太平天子”。[10]像这样的道教徒远不止一个两个,有的不仅为李氏家族造舆论,而且出人出力,为李氏家族打江山坐江山做出了贡献。总之,“老子受命之符”在隋末唐初被大力渲染,“唐宗室自称是老子的后裔,尊老子为‘圣祖’,一场崇奉老子的活动在全国逐渐展开了”。[11]接着,“唐初执行的是崇道抑佛的政策。武德八年(625),唐高祖规定国家重要典礼,公开活动的场面,其排列、站位次序,三教的序位为道教在先,儒教为次,释教为末”。[12]
太宗过世,到高宗、武后这一代,依然是很尊崇道教的。高宗亲自到亳州拜谒太上老君庙,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武后则提出建议,让皇族、百官和举子学习《老子》,于是高宗正式敕命推行,研习《老子》在全国成一时风尚。高宗过世,武后独揽大权,为了当皇帝,要改李家王朝为武家天下,她又放弃道教,取消学习《老子》的敕命,也取消了老子“太上玄元皇帝”的封号,并煞费苦心地利用佛教(详见后文),通过抬高佛教来抬高自己。武后过世,中宗恢复老子的至尊地位,恢复老子“太上玄元皇帝”的封号,下令贡生举子研习《老子》,但采取佛道并重的政策。睿宗也是如此。玄宗即位以后,情况再次发生变化。由于他亲身经历过武则天利用佛教篡权弄政的过程,出于对李氏宗室的维护,亟需巩固李唐王朝的家天下,所以他一反中睿二宗佛道并重的政策,重新排三教座次,将老子列于孔子和释迦牟尼之上,道教在儒教和释教之前,并采取了一系列崇道抑佛的实际措施:开元二年(714)诏令全国沙汰僧尼,开元十九年(731)下达《不许私度僧尼及住兰若敕》,还先后下达了《断书经及铸佛敕》《禁士女施钱佛寺诏》《分散化度寺无尽藏财物诏》《诫励僧尼敕》《僧尼拜父母敕》等。[13]
更值得注意的是,玄宗本来并不相信道士们的方术,但在开元后期至天宝年间,他不仅相信道教的长生术,还于开元二十四年(736)在宫中设置寿星坛,祭拜老人星,祈求长生。另一方面,他还派人到嵩山等地炼制长生丹药。上有所好,下必效焉。于是就有一批佞臣和道士等谎称亲见老子显灵,老子传信给他说“天下太平,圣寿无疆”。每当听到这种祥瑞,玄宗都非常受用。例如,《资治通鉴》就曾记载说:太白山人王玄翼曾经上言,说他见到了玄元皇帝,玄元皇帝说在某某仙洞有“妙宝真符”,玄宗便立即派刑部尚书张均等前去求取。书中并评论道:“时上尊道教,慕长生,故所在争言符瑞,群臣表贺无虚月。李林甫等皆请舍宅为观,以祝圣寿,上悦。”[14]《旧唐书·礼仪志》也有评论:“玄宗御极多年,尚长生轻举之术。于大同殿立真仙之像,每中夜夙兴,焚香顶礼。天下名山,令道士、中官合炼醮祭,相继于路,投龙奠玉,造精舍,采药饵,真诀仙踪,滋于岁月。”[15]
总之,玄宗为了长生,荒唐耗费,在所不惜。而这正是后世《长恨歌》和《长恨歌传》产生的重要背景。
接着上文玄宗崇道抑佛、醉迷长生的背景,这里先谈华清宫的长生殿。由于这是白居易《长恨歌》中所说“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的发生地,因而与文学和道教的因缘最为紧密,也最为著名。
唐明皇和杨玉环的恋情悲剧在唐代即引起震撼,引发出很多慷慨诗文。而众多作品中,白居易的《长恨歌》影响最为广远,不仅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中国文学,还深深地影响了日本的古代文学。[16-17]
通常以为,白居易的叙事抒情长诗《长恨歌》创作于806年,实则应该在807年。因为唐人陈鸿的《长恨歌传》既演绎了明皇和杨妃的凄楚故事又同时道出了白居易《长恨歌》的创作原委,其中说道“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自校书郎尉于盩厔”,作《长恨歌》。[18]盩厔即今之陕西周至,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当为阳历807年初。
关于陈鸿的《长恨歌传》,鲁迅先生曾指出:“陈鸿为文,则辞意慷慨,长于吊古,追怀往事,如不胜情。……在长安时,尝与白居易为友,为《长恨歌》作传(见《广记》四百八十六)。……杨妃故事,唐人本所乐道,然鲜有条贯秩然如此《传》者,又得白居易作歌,故特为世间所知,清洪昇撰《长生殿》传奇,即本此《传》及《歌》意也。”[19]
《长恨歌》和《长恨歌传》诱发出不少诗文,唐人小说有《杨通幽》和《金钗玉龟》,宋人作品有乐史的《杨太真外传》、董逌《广川画跋》卷一《书马嵬图》引《青城山录》记杨妃故事,以及传为元人伊世珍辑的《琅嬛记》引杨妃故事等。[20]
关于《长恨歌》和《长恨歌传》,陈寅恪先生有详考也有评价。他说:
若以唐代文人作品之时代,一考此种故事之长成,在白《歌》陈《传》之前,故事大抵尚局限于人世,而不及于灵界,其畅述人天生死形魂离合之关系,似以《长恨歌》及《传》为创始。此故事既不限现实之人世,遂更延长而优美。然则增加太真死后一段故事之作者,即是白、陈诸人,洵为富于天才之文士矣。[21]
从艺术上讲,《长恨歌》和《长恨歌传》的开创意义在于其想象力的突破性发挥,但是,这想象力的发挥是以宗教为背景、为基础、为关键点的。如陈寅恪先生所说,这是一种超现实的“延长”,不仅延长了故事的生命,也延长了主人公和读者的别愁离恨。
在《长恨歌传》中,玄宗思念贵妃,“三载一意,其念不衰。求之梦魂,杳不能得。适有道士自蜀来知上心念杨妃如是,自言有李少君之术。玄宗大喜,命致其神”。[22]正是因为现实中的玄宗崇信道教,所以小说中的玄宗也信服道士的方术。这正是故事艺术真实的背景和基础,也是情节发展的关键点。
而《长恨歌》中则写道:“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23]陈寅恪先生认为:“中有一人字太真”之说来自《杨太真外传》上:“(开元)二十八年十月,玄宗辛温泉宫,使高力士取杨氏女于寿邸,度为女道士,号太真,住内太真宫。”[24]他据《唐会要》卷十九、《旧唐书》卷七和《新唐书》卷五考证,开元年间,皇城外有太真观,内有太真宫,“真字在道家与仙字同义也。”[25]也就是说,现实生活中,杨贵妃也是道士出身,号称太真,是有道教背景的。因而在《长恨歌传》和《长恨歌》中成为蓬壶仙子也有其坚实基础。
再看《长恨歌》的作者白居易,也具有道教背景。正如刘林魁先生所说:“道教信仰是白居易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元和后期,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期间,亲自于庐山建炉烧炼丹药。宋人姚宽的《西溪丛语》、清人赵翼的《瓯北诗话》,对此有过详细考证。然而,白居易一生的道教信仰,并非直线发展。元和前期,白居易对道教多次揭露、批评;江州司马期间的炼丹以失败告终时,白居易也多有沮丧和怀疑。”[26]前文提到,白居易作《长恨歌》在元和元年(807)十二月,这应是白居易对道教有所“揭露、批评”的时期。但诗中似乎并未流露出抨击和讥讽意味,这应是出自《长恨歌》叙事真实性的需要。而在同时期另外的诗歌中,就体现出了批判精神。例如,他在盩厔县尉任上写有一首五言诗《梦仙》,其最后几句这样写道:
神仙信有之,俗力非可营。苟无金骨相,不列丹台名。徒传辟谷法,虚受烧丹经。只自取勤苦,百年终不成。悲哉梦仙人,一梦误一生![27]
他认为神仙为实有,但一般人不可强求,那些梦想成仙的人,最终不仅是徒劳无功,而且还毁掉了自己的一生。大约两年后,他写了另一首诗《海漫漫》,全录于下:
海漫漫,直下无底旁无边;云涛烟浪最深处,人传中有三神山。山上多生不死药,服之羽化为天仙。秦皇汉武信此语,方士年年采药去。蓬莱今古但闻名,烟水茫茫无觅处。海漫漫,风浩浩,眼穿不见蓬莱岛。不见蓬莱不敢归,童男丱女舟中老。徐福文成多诳诞,上元太一虚祈祷。君看骊山顶上茂陵头,毕竟悲风吹蔓草。何况玄元圣祖五千言:不言药, 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青天。[28]
关于此诗的解读,如刘林魁先生所说:“诗作咏叹秦皇汉武欲求仙长生最终难免坟头蔓草这一题材。诗中对道教有三个角度的批判。其一,道教仙人之说无法印证,虚幻不实。海中仙山蓬莱岛,虽然今古闻名,但‘烟水茫茫无觅处’,始终未曾有人寻得;其二,道士诳诞,其言无实,上元节祈祷神仙太一,常求而无应,劳而无功,归于虚无;其三,老子与道教没有关联,《道德经》中并无服药求仙之说。三层批判可总结为:仙山仙境虚无、求仙祈祷无效、成仙理论无依据。”[29]也就是说,从这首《海漫漫》可知,他在《长恨歌》中所描绘的蓬莱仙山不过是文学想象,他自然也不相信杨贵妃真的居住在那里。结合《海漫漫》,我们得知,他说“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也可以理解为否定蓬莱仙山的存在。
《长恨歌》和《长恨歌传》对中国戏曲的影响很大,而且其影响是波波相继,绵绵不绝。其显而易见的影响有二:一为元代白朴的杂剧《唐明皇秋夜梧桐雨》(简称《梧桐雨》),是其四百余年后的舞台复活与浪漫延伸;二为清初洪昇的《长生殿》(1688),是其880余年后脱胎换骨的新界碑。
先说《梧桐雨》。作者白朴,字仁甫,又字太素,号兰谷先生,真定(今河北正定)人。他生于金代,幼年就遭遇亡国之变。曾作杂剧16种,今仅存3种,《梧桐雨》是其代表作。杂剧之所以取名为《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是因为白居易《长恨歌》中有句曰:“春风桃李花开夜,秋雨梧桐叶落时。”[30]
聂石樵先生则评论道:“《梧桐雨》是白朴依据白居易《长恨歌》再创作的,内容是写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但是在题材的处理上与《长恨歌》有所不同,最主要的是删除了道士访仙一节,而以杨贵妃死后唐明皇陷入深邃的沉思为终结。”[31]
的确,白朴为自己的杂剧命名《梧桐雨》是突出了一种凄凉的氛围。其第四折中的一些唱词反映了该杂剧与《长恨歌》的关系。例如,明皇唱道:“妃子呵,常记得千秋节,华清宫宴乐;七夕会,长生殿乞巧:誓愿学连理枝比翼鸟;谁想你乘彩凤,返丹霄,命夭。”[32]又唱道:“长生殿那一宵,转回廊,说誓约,不合对梧桐并肩靠。”[33]这些都能透露出杂剧与白诗的关系,也突出了华清宫长生殿的悲切空间感。但由于删掉了道士见太真一节而代之以杨妃在长生殿排宴邀明皇驾临的短梦,削弱了其感人的力度。
这里要重点说说《长生殿》。作者为清代初期人洪昇(1645—1704),他字昉思,号稗畦、稗村等,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他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士大夫家庭,早岁拜文坛名宿毛先舒、陆繁弨为师,接受了良好的文学熏陶。……洪昇游京师时,受业于名诗人王士祯,得诗法于施闰章,又结交诗友朱彝尊、查慎行、赵执信、毛奇龄、吴人等,所作诗歌高超闲淡,不落俗境。从二十岁起至四十五岁止,洪昇做了二十多年的太学生,没有担任过一官半职。1689年因为在佟皇后丧期内观演《长生殿》而得罪,被革去监生……1704年,他在浙江吴兴浔溪酒醉后不幸失足落水而死。”[34]
洪昇一生创作传奇和杂剧九种(一说十余种)。今仅存二种,一为传奇《长生殿》,二为杂剧《四婵娟》。此外尚有诗集多种。
《长生殿》传奇共二卷,五十出,是一部大戏。作者在《自序》和《例言》中说了自己的创作宗旨。他在《自序》中说:“余览白乐天《长恨歌》及元人《秋雨梧桐》剧,辄作数日恶。南曲《惊鸿》一记,未免涉秽。从来传奇家非言情之文,不能擅场;而近乃子虚乌有,动写情词赠答,数见不鲜,兼乖典则。因断章取义,借天宝遗事,缀成此剧。凡史家秽语,概削不书,非曰匿瑕,亦要诸诗人忠厚之旨云尔。”关于此剧的取材,写道:“予撰此剧,止按白居易《长恨歌》、陈鸿《长恨歌传》为之。而中间点染处,多采《天宝遗事》《杨妃全传》。”[35]关于剧本的命名,他在《例言》中写道:“唐人有玉妃归蓬莱仙院、明皇游月宫之说。因合用之,专写钗盒情缘,以《长生殿》题名,诸同人颇赏之。”[36]也就是说,《长生殿》传奇是由白居易《长恨歌》衍生出来的。但长生殿只是故事的发生地之一,作者洪昇特地将它提取出来用作全剧的标题,如他所说,是为了突出“情缘”二字。正因为有他的这部创作,长生殿就不再仅仅是一个宫殿的名字,而是变成了情缘的象征;变成了缠绵悱恻、海誓山盟的符号;变成了幽冥相通、亦真亦幻的化境。明皇与杨妃的故事波澜迭起,迤逦千余年,真可谓“此恨绵绵无绝期”了。
聂石樵先生曾指出:“《长生殿》是洪昇综合了历代所有关于唐天宝时期的史、传、传奇、小说的材料撰写而成的。其中主要的为白居易的《长恨歌》、陈鸿《长恨传》、乐史《杨太真外传》,白朴《梧桐雨》和王伯成《李太白贬夜郎》杂剧,屠隆《纟采毫记》和吴世美《惊鸿记》传奇等。在撰写过程中,曾三易其稿。”[37]可知,成书于《长恨歌》之后880余年,这中间所发生的各种历史事件和出现的文学作品,都在洪昇的关注视野之内。因此,洪昇在构建这部大戏的时候,有了很多可取的素材,也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
于是,《长生殿》中便增加了许多情节和众多人物,不仅具备了史诗般的宏大叙事结构,而且还具有揭露黑暗和批判腐败的进步性特征。例如,增加了一些宫廷生活的奢靡场景,因而也就增加了诸如高力士、李龟年、雷海青、郑观音、谢阿蛮、李謩等人物,而且也增加了永新、念奴等宫女。至于杨妃的亲属,如杨国忠以及韩国夫人、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等,也在不同场合出现。尤其令人震撼的是,在第十五出《进果》中,表现了岭南驿使快马给杨贵妃送新鲜荔枝的细节:使者依仗自己的特殊使命,不仅蛮横驱马践踏农田,还将盲人少年践踏致死,居然毫无怜悯之心,下层百姓敢怒不敢言。
为了表现安禄山兵变和玄宗避难蜀地,作者除增加了叛臣安禄山一角外,还增加了哥舒翰、郭子仪、陈元(玄)礼等将帅,并特设《刺逆》一出(第三十四出),刻画了阉人李猪儿飞檐走壁,翻宫墙入偏殿刺杀安禄山的逼真场景,以增读者快意。
在道教方面,洪昇采用《太平广记》卷二十《杨通幽》(出杜光庭《仙传拾遗》)的说法,将“临邛道士”直接说成是杨通幽。而且还设置了一些神仙,如马嵬坡的土地、酆都城的判官、天孙织女、月主嫦娥等。
然而,《长生殿》传奇的最大变革是增加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尾:明皇死后灵魂飞升,到月宫同玉妃相聚,又升入天宫,这就是第五十出《重圆》所交代的结果。这个结局可以说是俗套,但由于中国古往今来的大多数读者和观众的审美意识里,大团圆结局始终是一种完美、善良的追求,哪怕它并不真实。所以,这种大圆圆结局也可以说是一种必要的情感补偿。
作者洪昇十分清楚,虽则是大戏《长生殿》,故事的主要发生地应在长生殿,但那只是定情之所,而非真正的长生之地。也就是说,长生的神话早已破灭。为了实现大团圆,需要增加点什么,可以信手拈来的就是佛教素材。于是,《长生殿》里施展了佛道兼容的手段。这手段主要体现于以下三点。
第一,用佛教的超度(来生)来诠释道教的长生。例如,第二十五出《埋玉》中说,马嵬坡有座佛堂,杨贵妃临死前要去拜佛,发愿“望我佛度脱咱”,高力士也说“愿娘娘好处生天”。[38]这就是说,死亡不可避免,长生已成泡影,只好寄希望于来生,视来生为今生的延长。但此说并非洪昇自创,而是采自宋人乐史的《杨太真外传》(鲁迅《唐宋传奇集》收),其文与《长生殿》传奇稍异:
逡巡,上入行宫。抚妃子出于厅门,至马道北墙口而别之,使力士赐死。妃泣涕呜咽,语不胜情,乃曰:“愿大家好住。妾诚负国恩,死无恨矣。乞容礼佛。”帝曰:“愿妃子善地受生。”力士遂缢于佛堂前之梨树下。[39]
这里说的是明皇祝愿妃子找个好地方托生,高力士奉命动手勒死贵妃,倒是洪昇将高力士刻画得有人情味了。
第二,用佛教的轮回转生说诠释生命的重复。重复也是一种延续。《长生殿》中一直称杨玉环为蓬莱仙子,到最后才宣布李隆基为孔升真人。其第五十出,仙女宣读玉帝玉旨:
玉帝敕谕唐皇李隆基、贵妃杨玉环:“咨尔二人,本系元始孔升真人、蓬莱仙子。因小谴,暂住人间。今谪限已满,准天孙所奏,鉴尔情深,命居忉利天宫,永为夫妇。如敕奉行。”[40]
说明皇是孔升真人转世,杨贵妃是蓬莱仙子转世,这种轮回转世说来自印度,来自佛教,具体论述可参见拙著,[41]此不赘述。
这里要说的是,洪昇所说的孔升真人转世,也不是他的发明,而是借用了前人的说法。在清人褚人获的《隋唐演义》第一百回,讲述了道人杨通幽为明皇寻找杨贵妃魂魄的故事。故事中,仙人张果向杨通幽介绍了明皇与贵妃的前因后果:
元始孔升真人在太极宫听讲时与蕊珠仙女相视而笑,犯下戒律,谪堕尘凡,罚作女身为帝王嫔妃,即隋炀帝的宠妃朱贵儿。贵儿再世,便是大唐开元天子李隆基了。炀帝前生,乃终南山一个怪鼠,因窃食了九华宫皇甫真君的丹药,被真君缚于石室中一千三百年;他在石室潜心静修,立志欲作人身,享人间富贵。那孔升真人偶过九华宫,知怪鼠被缚多年,怜他潜修已久,力劝皇甫真君,暂放他往生人世,享些富贵,酬其夙志,亦可鼓励来生悔过修行之念。有此一劝,结下宿缘。此时适当隋运将终,独孤后妒悍,上帝不悦,皇甫真人因奏请将怪鼠托生为炀帝,以应劫运。恰好孔升真人亦得罪降谪为朱贵儿,遂以宿缘而得相聚,不意又与炀帝结下再世姻缘,因又转生为唐天子,未能即复仙班。炀帝的后身即杨妃是也。炀帝既为帝王,怪性复发,骄淫暴虐;况有杀逆大罪,上帝震怒,只判与十三年皇位,酬其一千三百年静修之志;不许善终,敕以白练系颈而死,罚转女身,仍姓杨氏,与朱贵儿后身完结孽缘,仍以白练系死,然后还去阴司,候结那杀逆淫暴的罪案。当他为妃时,又恃宠造孽,罪上加罪。[42]
我们从《隋唐演义》褚人获的《序》中得知,这个孔升真人转世的说法也不是他发明的,他说:“昔箨庵袁先生曾示予所藏《逸史》,载隋炀帝、朱贵儿、唐明皇、杨玉环再世因缘事,殊新异可喜。因与商酌,编入本传,以为一部之始终。”[43]他说的箨庵袁先生,即明末清初的小说家袁韫玉。谭正璧先生曾提到袁韫玉《隋史遗文》、林翰《隋唐两朝志传》等书,说:“清褚人获重编《隋唐演义》,于此诸书都多所取资,可谓集诸书之大成者。”[44]可知袁韫玉熟悉隋唐小说,他所藏的《逸史》即唐人卢肇的《逸史》。但袁韫玉所藏《逸史》已佚,现存的佚文中并无孔升真人转世的文字。
第三,用佛教的忉利天境界诠释生命的归宿。明皇和贵妃在月宫相会,奉玉帝玉旨,他们二人“笑骑双飞凤,潇洒到天宫”。这个天宫就是忉利天宫,佛教又称三十三天,梵文trayastrmsa。总之,洪昇在《长生殿》自序中强调了全剧结局的虚幻缥缈:“要之,广寒听曲之时,即游仙上升之日。双星作合,生忉利天。情缘总归虚幻,清夜闻钟,夫亦可以蘧然梦觉矣。”[45]其实,生忉利天只是想象,“情缘总归虚幻”才是其本意。
人们熟知长生殿的文学因缘,却很少有人知道它与密教的因缘。
这里首先要说说武后与佛教的关系。据《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武则天称制以后,自我神化,改东都洛阳为“神都”,自称“圣母神皇”;利用沙门伪撰《大云经》,令诸州各置大云寺,总度僧千人;于载初二年(690)九月九日“革唐命,改国号为周”,改元天授;天授二年(691)“夏四月,令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46]
其中,关于“神皇”和《大云经》等案,汤用彤先生有详考,曰:“中宗继位,武后乃亟谋篡位,遂大造符瑞图谶,以期移天下之观听。垂拱四年(688)四月(或五月),武承嗣伪造瑞石,文曰:‘圣母临人,永昌帝业。’令雍州唐同泰表称获之于洛水。皇太后大悦,号其石为宝图。六月又得瑞石于汜水,是曰‘广武铭’。文略曰:‘……三六年少唱唐唐,次第还唱武媚娘。……化佛从空来,摩顶为授记。光宅四天下,八表一时至。’此盖暗示女子武媚当为天子,而摩顶授记,则实暗指《大云经》谶之事。”“现英国伦敦博物馆藏敦煌写本有武后登极谶疏者,中疏《大云经》,按《东域录》有《大云经神皇授记义疏》一卷,想即此也。”[47]
武后革命之后,便频频改元、大赦、大酺、加尊号等。其所加尊号,均与佛教有关。
由以上情况,我们可以得出印象:第一,武则天是把洛阳当做自己的政治发祥地,故号为“神都”,革唐命的同时似乎也颠倒了两都的主次;第二,她夺位过程中得到佛教信徒的有力支持,使自己成了佛教神明弥勒的化身,所以她大力弘扬佛法,将唐初既定的佛道次序颠倒了过来;第三,她大力支持佛经翻译,翻经院所在的洛阳“佛授记寺”的命名当来自汜水瑞石“广武铭”。
武后所居之长生殿,多在洛阳宫。据《佛祖统纪校注》卷三十:
圣历二年(699)十月,诏讲于佛授记寺讲堂,京师地皆震动。即日召对长生殿。师乃指殿隅金师子,谓《大经》理深事广,文博义幽。非入理圣人无以达其奥,是以立见边之喻,晓无涯之法。金况法界体,师子喻法界用。其中立为五教:一愚法声闻教,二大乘始教,三大乘终教,四大乘顿教,五一乘圆教。则天豁然领解,乃着其说为《金师子章》。[48]
这段文字说的是法藏法师的事迹。其中的长生殿,即洛阳宫长生殿,因为佛授记寺在洛阳。据《唐两京城坊考》卷五《东京·外郭城》条,徐松注曰:“薛怀义于建春门内敬爱寺别造殿宇,改名佛授记寺。”[49]
法藏在佛授记寺讲经,当日被召进长生殿,所以此长生殿不可能在长安大明宫。
法藏在长生殿受召对事,亦见于《佛祖统纪校注》卷四十、《释氏稽古略》卷三等。尤其是《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二,明确写道法藏在“东都佛授记寺讲新《华严经》”。[50]
武后执政晚期,欲敛天下僧尼之钱建大像,拒不听从大臣们劝谏,而张廷珪依佛言相谏著效。据《旧唐书·张廷珪传》:
长安中,累迁监察御史。则天税天下僧尼出钱,欲于白司马坂营建大像。廷珪上疏谏……则天从其言,即停所作,仍于长生殿召见,深赏慰之。[51]
此事因与佛教相关,故佛教文献中也多有记载,如《(古今图书集成)释教部汇考》卷二、《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二等。
“长安”为武后最后的年号,此事发生于则天晚年。据《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她于大足元年(701)“冬十月,幸京师,大赦天下,改元为长安。”长安三年(703)“冬十月丙寅,驾还神都。乙酉,至自京师。”[52]也就是说,她接见张廷珪的长生殿在长安大明宫。值得注意的是,武则天大队人马从长安回洛阳,全程约370公里,从丙寅到乙酉整整20天,平均每天行进约18.5公里。
唐代京师长安城大明宫中有长生殿。据《旧唐书·肃宗本纪》:肃宗为玄宗第三子。“自仲春不豫,闻上皇登遐,不胜哀悸,因兹大渐。乙丑,诏皇太子监国。……丁卯,宣遗诏。是日,上崩于长生殿,年五十二。”[53]即是说,肃宗大渐和崩逝都在大明宫的长生殿,说明那里是他的寝殿。
《旧唐书·越王係传》记载,长生殿里曾发生惊险一幕。原来,越王係,本名儋,肃宗第二子,于乾元二年(759)七月,被任命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与李光弼讨伐史思明,但他并未亲征。乾元三年四月又被改封越王。宝应元年(762)四月,肃宗寝疾弥留之际,皇太子监国。此时,张皇后因与中官李辅国有隙,便想趁机除掉李辅国。她先找来太子,劝他出手,说李辅国和内侍程元振二人“将图谋不轨,若不诛之,祸在顷刻。”但太子觉得此二人是父皇陛下重用的内臣,在陛下病危时出手会惊扰陛下,未同意。张皇后觉得太子心软,不能共谋大事,便找来了越王係。越王係与张皇后一拍即合。于是,张皇后便“令内谒者监段恒俊与越王谋,召中官有武勇者二百餘人,授甲于长生殿。是月乙丑,皇后矫诏召太子,程元振伺知之,告辅国”。[54]事情至此,已经有点像宫廷政变了。很难揣摩“皇后矫诏召太子”的用意。幸亏程元振和李辅国有所准备,阻止太子入内,并将越王係、段恒俊等百余人逮捕,将张皇后禁于别殿。当天,李辅国便将皇后和越王係害死。
关于这一事件,有多种文献记录,细节或有参差,内容大致相同。如《资治通鉴》卷二二二记当天夜里事曰:“是夜,辅国、元振勒兵三殿,收捕越王係、段恒俊及知内侍省事朱光辉等百余人,系之。以太子之命遣后于别殿。时上在长生殿,使者逼后下殿,并左右数十人幽于后宫,宦官、宫人皆惊骇逃散。丁卯,上崩。辅国等杀后并係及兖王僩。”[55]
总之,这是一段迷案,真相若何,今人已无从揭示。我们知道的是,肃宗驾崩之后,大明宫的长生殿便不再用作寝殿,而是用作皇家的内道场,即转为皇帝灌顶、祈福的密教道场了。
据《大宋僧史略》卷二:
代宗初喜祠祀,未重释氏。而宰臣元载、杜鸿渐、王缙,皆归向佛僧(王缙造宝应寺)。代宗尝问福业报应事,元载因而启奏,由是信之过甚。常令僧百余人于宫中,陈佛像、经,教念诵,谓之“内道场”,供养甚贵,出入乘厩马,度支具廪给。[56]
代宗朝最早出入长生殿内道场的是密宗大德不空三藏(即不空金刚)。他被称为“长生殿内道场三朝传法灌顶三藏和上”,又称“代宗朝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三藏和上”,作为玄、肃、代三朝国师,又是中国佛教密宗的二祖(实际创始人)。代宗时的长生殿内道场有一批常住僧人,专门负责日常念经,被称为“长生殿道场念诵沙门”,有觉超、元皎、惠海等知名大德,均为不空三藏的弟子。
不空三藏的弟子惠果也受到代宗赏识。据无名氏的《大唐青龙寺三朝供奉大德行状》,大历六年(771),代宗皇帝曾请惠果到长生殿问话。皇帝观看了惠果演示的成就,大喜。大历九年(774),不空三藏圆寂,惠果更受到代宗的尊崇。大历十年(775),皇帝特地在青龙寺侧赐东塔院一所,准予设置毗卢遮那灌顶道场。大历十一年(776),代宗病,经惠果加持,皇帝应时痊愈。不久,华阳公主病,经惠果加持,三日得愈;后又病,又加持,立愈。皇帝大悦,赐绢一百匹,衣一对。大历十三年(778),代宗请惠果坐国师位。也就是说,此时的惠果成了长生殿内道场灌顶大阿阇梨,主导内道场大曼荼罗灌顶仪式。代宗去世后,惠果在德宗朝依然受到尊崇。据《大唐青龙寺三朝供奉大德行状》:“贞元六年四月□曰,奉勅令,僧惠果入内,于长生殿为国持念。在内七十余日,放归。每人赐绢三十匹,茶二十串。”[57]贞元为德宗年号,其六年为公元790年。这说明德宗朝长生殿仍为密教道场,惠果仍为灌顶国师。
大明宫长生殿作为内道场,一直持续到文宗时代。据《佛祖统纪校注》卷四十三:
文宗大和九年(835)四月,翰林学士李训请罢长生殿内道场,沙汰僧尼伪滥者。是日,除大内灵像。夜大风,含元殿四鸱吻皆震坠,拔殿前树者三,坏金吾仗馆舍内外标观、城门数十所,光化门、西城俱坏,士民震恐。帝以训所请忤天意,亟下勅停前沙汰,复立大内仪像,风始息。[58]
很明显,中宗罢长生殿内道场、沙汰僧尼是会昌法难的先声。到武宗时,法难成真,长生殿内道场自然被关闭,厥后便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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