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工具如何影响中国耕地保护效果

匡兵 卢新海 韩璟

摘要

我国经济尚处于转轨时期，农村市场体制还不完善，正式制度的建设和发展相对滞后，社会资本在农村社会经济活动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鉴于此，本文探讨了社会资本、耕地价值认知与农户耕地保护支付意愿之间相互作用关系，以期为完善耕地保护机制，进而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团结提供依据。文章在对社会资本、耕地价值认知和农户耕地保护支付意愿之间关系进行文献综述并提出研究假设基础上，利用武汉“1+8”城市圈483份农户调研数据，在测度农户社会资本和耕地价值认知的基础上，采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三者之间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①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内在的激励机制，对农户耕地保护支付意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社会资本每增加一个单位，其耕地保护支付意愿程度增加3.695个单位。②社会资本正向影响农户耕地价值认知，农户耕地价值认知正向促进农户耕地保护支付意愿，表明社会资本对耕地保护支付意愿的影响可通过影响耕地价值认知这一路径进行传导，耕地价值认知起到中介变量的作用。③收入水平在农户耕地价值认知对其耕地保护意愿的影响中起到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其影响系数为0.266，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效果。研究认为，要从加强社会信任、社会网络和社会参与方面来增强农户社会资本禀赋的积累;加强宣传教育以提高农户对耕地价值认知水平;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加大相关农业补贴和减少非强制性支出来提升农户收入水平;除此之外，还应加强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重视对农户的相关农业技能培训和政策引导;通过工程技术提升耕地总体质量等;共同促进农户耕地保护支付意愿的增强，更好的保护耕地。

关键词 社会资本;耕地价值认知;农户耕地保护支付意愿;中介效应模型;武汉“1+8”城市圈

中图分类号 F301.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9）11-0120-12  DOI：10.12062/cpre.20190513

耕地保护是中国当前及未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为此“十分珍惜与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一直我国的基本国策[1-2]。因此，探寻可以优化和完善耕地保护效果的政策机制，对保障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具有重大意义。目前，中国耕地保护机制已朝单一治标向体系治本、政府主导到多主体（政府、企业、农户等）共治的方向进行转变[3]。农户作为耕地保护最直接、最基层和最主要的参与者，厘清其参与耕地保护的行动逻辑对各级政府宏观制定耕地保护政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为此，学者们就农户视角的耕地保护机制开展了大量研究，整体可概括为外在保护机制研究和内在保护机制研究。在外在保护机制研究方面，学者们认为应该构建科学的补偿依据、补偿方式、补偿标准等系统的补偿机制来提升农户参与耕地保护的积极性[4-7];在内在保护机制方面，学者们对农户耕地保护认知[8]、意愿[9]、行为[10]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相关实证研究，并在已有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强对农户的政策宣传和相关农业技术培训、加大各项农业补贴等激励性政策措施来提升农户耕地保护参与程度。当前，深入研究农户自身资本禀赋与其耕地保护认知、意愿和行为之间的影响机理成为内在保护机制的研究热点[9]。在我国处于转轨的经济时期和市场体系建设不完善的背景下，社会资本对正式制度发展落后的农村的农户社会经济活动产生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且理论上讲，农户参与耕地保护是以地域为基础的众多个体在政府的号召下自主选择参与以实现集体行动的过程，但在实际中，个体选择和集体行动往往不一致，耕地保护陷入困境，而农户长期交往形成的社会资本能将微观个体行为与宏观集体行动结合在一起，促进耕地保护行动的达成。因此，研究社会资本与农户认知、意愿和行为之间的影响效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就社会资本与耕地保护意愿的关系，学者们开展了大量研究，如邝佛缘等[9，11]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理论研究了社会资本对农户耕地保护意愿的影响，李广东等[7]基于生计资产的视角研究了农户社会资产差异对其耕地保护受偿意愿及受偿形式的影响。从现有文献看，学者们对农户社会资本与耕地保护意愿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和实践探讨，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依然存在以下不足之处：第一，农户社会资本与耕地保护受偿意愿研究较多，支付意愿研究不足;第二，现有研究鲜有分析农户社会资本与耕地保护支付意愿之间的中介和调节变量，造成对两者之间具体影响机制揭示不够，致使宏观制定的耕地保护政策针对性不强，政策激励效力不足。基于以上分析，本文选取耕地保护形势愈发严峻的武汉“1+8”城市圈为研究区，在对社会资本、耕地价值认知和农户耕地保护支付意愿三者关系进行文献综述并提出研究假设的基础上，利用483份农户微观调研数据，以农户耕地价值认知作为中介变量，农户收入水平作为调节变量，研究社会资本对农户耕地保护支付意愿的影响，拟为进一步掌握两者之间更为具体的影响机制，为政府制定针对性和激励效应更强的耕地保护政策，进而完善耕地保护机制提供科学参考。

1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1.1 社会资本与耕地保护支付内涵

在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中，资本是指生产中可投入的生产资料，主要包括物质、人力、资源和技术知识等。基于不同的理论框架，农户资本既可划分为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資本和社会资本[12]，又可划分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13]。社会资本经由Bourdieu[13]正式提出后便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讨论，众多学者在此基础上对社会资本的含义进行了丰富和补充。Uphoff[14]认为社会资本包括有形的结构型资本，如影响人们交互行为的网络、规则、程序、制度和组织等;也包含无形的认知型资本，如价值观念、互惠、和信任等。Putnam等[15]作为最早将社会资本引入公共政策领域的学者，他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包含信任、规范、网络和参与等。Coleman[16]认为社会资本是指个人从社会联系中所能获得的资源，并指出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包括信任、网络、参与和规范等。基于以上文献分析，尽管不同学者对社会资本的内涵侧重有所不同，但都包含“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参与”这几方面。本文借鉴现有研究，将社会资本划分为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和社会参与三个维度。其中，社会网络是指社会成员、组织之间形成的关系网络及网络密度等，包含强连接网络和弱连接网络;社会信任是指个体间及个体对组织的信任程度，包含特殊信任和一般信任;社会参与指社会成员对集体或社会活动的参与程度，包含特殊参与和一般参与[17-18]。

3.1 相关性结果分析

为初步验证本文提出的相关假设，本文计算了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中介变量以及调节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结果见表4。从表4看，社会资本与农户耕地价值认知（系数= 0.106，P<0.01） 和耕地保护支付意愿（系数= 0.321，P<0.01） 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农户耕地保护支付意愿分别与耕地价值认知（系数=0.204，P<0.01） 和收入水平（系数= 0.213，P<0.01）同样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符合理論预期，初步验证了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

3.2 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借鉴带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的检验步骤[28-29]，采用stata13.1软件分别检验农户耕地价值总认知的中介效应和农户收入水平的调节效应。模型1为单独将社会资本对农户耕地保护支付意愿进行回归;模型2为社会资本对农户耕地价值认知进行回归;模型3为单独将农户耕地价值认知对耕地保护支付意愿回归;模型4将社会资本与农户耕地价值认知同时对耕地保护支付意愿回归;模型5则是在模型4的基础上加入调节变量以及调节变量与中  介变量交互项进行回归。从各个模型的P值、对数似然比和伪判决系数看，模型的整体拟合优度比较好，各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从表5看，模型1的回归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对农户耕地保护支付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系数=4.354且p<0.01），假设1成立。基于前文理论分析，社会资本对农户耕地保护支付意愿呈显著正向作用的原因是：长期以“熟人信任”和“圈子主义”主义为核心的邻里关系可以增加彼此之间的认同感，易使农户对于农村公共事务的参与（耕地保护）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互惠机制，因而社会资本越丰富，农户耕地保护支付意愿越强。基于社会资本的各个维度的具体分析来看，就社会网络而言，以同本自然村村民和同其他自然村村民的联系程度所表征的强链接网络和弱连接网络越强，表征农户拥有的社会资源就越稳定，这种稳定的社会资源作为信息传递的载体有助于耕地重要性信息溢出和相关知识传播，进而激励农户参与耕地保护;就社会信任而言，以对亲朋邻里和对村干部的信任程度来表示特殊信任和一般信任越强，会使农户之间的交流沟通更顺畅，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农户参与耕地保护支付的成本;就社会参与而言，经常参加村集体活动的农户对其熟知的生活环境有较强的归属感，因此在耕地资源保护这样的农村公共事务性活动中也具有较高的积极性;而经常关注国家大事和社会新闻的农户往往具有较

开阔的眼界，对当前农村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保障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等问题都有较高的认知水平，进而也表现出较高的耕地保护支付意愿。模型2表明社会资本对农户耕地价值认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系数=0.136且p<0.01）;由模型3可知，农户耕地价值认知对耕地保护支付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系数=5.116且p<0.01）;模型4表明农户社会资本和耕地价值认知同时对农户耕地保护支付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两者影响系数都在1%水平上显著，且社会资本影响系数由4.354下降到3.978，表明农户耕地价值认知中介效应的存在，假设2成立。结合理论分析可知，这是因为农户社会资本对耕地保护支付意愿的影响可通过作用农户耕地价值认知这一路径实现，农户社会资本越丰富，获取耕地相关信息和知识更为全面快捷，对耕地所具备的经济生产、社会保障、生态保育和文化传承价值认知也越全面，对耕地各种价值所带来的收益和具备的福利了解更深刻，对应的支付意愿越强。由模型5可知，农户收入水平以及农户收入水平与农户耕地价值认知的交叉项对农户耕地保护支付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系数值分别为0.266和1.364，且分别在10%和5%水平下显著，并且加入收入水平及收入水平与耕地价值认知的交叉项后模型R2有所提升，表明收入水平的调节作用存在且显著，表明在高收入水平下，农户耕地价值认知与农户保护支付意愿之间的正向关系得到增强，农户收入水平在农户耕地价值认知对耕地保护支付意愿影响过程中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假设3成立。结合理论分析可知，农户收入水平越高，参与耕地保护支付的能力更强，对应支付意愿更高;相反，收入水平较低，即使存在较强的耕地价值认知，了解耕地各种价值所带来的各种收益和福利，限于较弱的支付能力，耕地保护支付意愿也会较低。可见，耕地价值认知对农户耕地保护支付意愿的影响受到农户收入水平的制约和调节。

由表5看，模型5效果更好，本文采用模型5的回归结果对相关控制变量的影响效应进行分析。从模型5看，耕地禀赋特征因素方面，耕地总体质量和耕地承包面积对农户耕地保护支付意愿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498和0.011且分别在1%和10%水平下显著，表明耕地总条件越好，耕地承包面积越大，农户耕地保护支付意愿越强，这是由于耕地禀赋越好，农户更愿意参与农业劳作，对应的耕地保护意识越强。农户个体特征方面，性别影响系数为0.399且在5%水平下显著，表明相对于女性，男性的支付意愿更高，主要因为男性行事更为“大气”，符合中国农村社会的现阶段特征。家庭特征方面，农业收入占比和家庭成员平均文化程度的系数分别为0.248和0.456且分别在5%和1%水平下显著，表明农业收入占家庭比重和家庭成员平均文化程度越高，耕地保护支付意愿也越高。一种可能的合理解释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户家庭较容易接受新事物，对耕地的重要性认知更深;农业收入占比越高，对应的耕地生计依赖性更强，支付意愿也更高。村庄特征方面，是否为城镇近郊村变量对耕地保护支付意愿影响不显著。政策特征方面，对农业补贴政策的满意度的影响系数为0.192且在5%水平下显著，表明农户对耕地补贴政策越满意，其参与耕地保护的支付意愿会越高，这主要因为农户对耕地的保护可以获取耕地补贴。相关控制变量对农户耕地保护支付意愿的影响和已有研究结论相吻合[9，11，18，21-22]。

3.3 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分样本估计的方法，即将样本分成城镇远郊村与城镇近郊村对模型（1）至模型（5）进行重新估计，重新得到的估计结果如表6和表7所示，从两表可见，除个别控制变量外，表6和表7中的各个变量估计结果与表5中的估计结果（影响方向、和显著性程度）基本相近，表明本文估计结果较为稳健。

4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武汉“1+8”城市圈的483份农户调研数据，采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对社会资本、耕地價值认知与农户耕地保护支付意愿之间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到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①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内在激励机制，对农户耕地保护支付意愿呈显著正向作用。②社会资本不仅自身对农户耕地保护支付意愿的正向作用显著，而且可以正向影响农户耕地价值认知进而提升农户耕地保护支付意愿，表明农户耕地价值认知在社会资本对农户耕地保护支付意愿的影响的过程中起中介作用，说明社会资本对农户耕地保护支付意愿的影响可通过作用于耕地价值认知这一路径进行传导。③农户收入水平在农户耕地价值认知对其耕地保护支付意愿的影响中起到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在较高的收入水平下，农户耕地价值认知对其耕地保护支付意愿的正向效应将得到增强。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从促进农户更好保护耕地的逻辑出发，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①加强农户社会资本禀赋积累。具体做法是：首先，政府应鼓励农户善于利用自身社会网络中的同自然村邻居、不同自然村的朋友、相关中介或服务组织等资源，扩大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其次，村 集体应定期组织农户之间、农户与村干部之间的交流，加强沟通，完善互惠共享机制，增强农户之间、农户与村干部之间的相互信任的程度;再次，加强农村集体基层组织建设，及时召开村集体会议，由村干部向广大农户讲授耕地保护的意义，鼓励农户积极发言，利用网络、电视、告示等多方位拓展社会新闻和国家大事的发布渠道，促使农户更  便捷准确的了解耕地重要性。②增强农户的耕地价值认知。具体而言，需要进一步加强耕地保护的宣传教育，明确公众耕地保护的义务，加大耕地各项价值（保障粮食安全、提供娱乐休闲、涵养水源和提供就业等）重要性的宣传力度，增强宣传效果，进而提高农户对耕地价值的认知水平。③大力提高农户收入水平。提高农户的收入水平可 从增加农户的收入和减少农户的支出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加强农户家庭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输出，增强农户的非农就业，进一步加大对农户的各项农业补贴（农机补贴、良种补贴、种粮直补等等），增加农民收入;另一方面，完善和优惠农户相关政策，减少农民各项支出（农民子女教育、医疗健康、通讯等等），降低农民生产及生活成本，  切实提高农民收入水平。除此之外，大力发展农村地区基础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不断提高农户的文化水平，强化对农户农业技能培训以提高其就业技能、通过工程技术措施等提升耕地总体质量等也是促进农户保护耕地有效着力点。

（编辑：王爱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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