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资源利用与经济增长脱钩机制、模型及应用研究

王喜峰 沈大军 李玮

摘要

缺水已成为困扰干旱区农业转型发展和乡村振兴的主要障碍之一，理解公众的水资源感知、唤起公众的节水意识对缓解干旱区水资源危机和制定科学有效的节水政策至关重要。文章基于保护动机理论，构建了微观视角下公众节水行为的理论模型，利用河西走廊地区的公众调查数据，分析了公众对水资源变化及其影响的感知，并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了影响公众节水意向的关键因素及其交互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干旱区内陆河流域公众对水资源量变化的感知较为强烈，超过80%的公众已感知到水资源量有所减少，而对水资源变化影响的感知和水资源紧缺程度的感知则相对较弱。②三大流域公众的水资源感知存在差异，其中石羊河流域公众对水资源变化影响的感知显著高于疏勒河流域和黑河流域。③三大流域公众的节水意向普遍较弱，仅有约10%的公众表现出强烈的节水意向。④公众的节水意向除了受家庭年收入、文化程度、跨流域调水和水资源统一管理必要性认知等因子的影响外，还受受访者性别、年龄、家庭年收入等因子与水资源紧缺度感知、水资源变化影响感知等因子和节水政策满意度、跨流域调水必要性认知、水价政策满意度等因子间交互作用的显著影响。鉴于此，本文提出通过加大节水、用水政策宣传力度，普及水资源及生态环境变化相关知识，积极推广农业节水灌溉技术，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继续实行阶梯式水价政策，科学分配和合理规划内陆河上、中、下游水资源配额及“三生”用水比例等措施来激发公众节水意向，从而实现当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关键词 公众;水资源感知;节水意向;交互效应;河西走廊

中图分类号 X1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9）11-0148-10  DOI：10.12062/cpre.20190512

水资源短缺已成为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其不仅关系一国内部的社会公平、经济增长、环境保护及粮食安全等，也越来越成为一个区域性和全球性问题[1]。当前全球2/3的人口生活在缺水地区，随着全球人口增长、城市化进程加快以及消费方式转变，全球淡水需求将在未来几十年呈持续增长态势。中国作为全球缺水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近年来，在快速城镇化、工业化以及气候变化影响下，水资源短缺、水生态损害、水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严峻，尤其在干旱区内陆河流域，水资源短缺现象更为严重。如何让公众正视当前水资源现状，如何提高全民节水意识、规范用水行为，如何将政府的节水政策转化为全民的自觉节水行动，不仅是破解中国水资源制约问题和推动全民节水的关键，更是保障国家水安全，建设美丽中国的必要举措。

近年来，国外学者不仅在水资源管理[2]、水生态系统恢复[3]等领域开展了大量研究，也基于计划行为、社会认知、保护动机等理论研究了公众对水资源相关风险的感知、态度与看法[4-6]、公众的节水意识、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等[7-9]问题。然而，国内研究则多集中在水资源利用现状分析[10]、水资源优化配置[11]、水资源承载力与水安全评价[12-13]、水环境保护及可持续利用[14-15]等方面，且多基于国家、区域、流域等宏观尺度，鲜有研究关注外部环境刺激下微观个体的节水意识、态度、行为及其相互关系等。人类行为作为个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16]，理解公众对环境变化的感知，不仅有助于促进其亲水行为的产生，还可为政府制定科学有效的水资源管理和节水政策提供基础的信息反馈。基于此，本文以地处西北干旱气候区的河西走廊为例，以保护动机理论为支撑，构建了微观视角下公众节水行为的理论模型，分析了公众的水资源感知及节水意向，并探究了影响公众节水意向的关键因素及其交互效应，旨在为内陆河流域制定科学合理的水资源管理政策和节水倡议提供参考。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保护动机理论从动机角度阐释了个体在受到内外部环境压力或刺激作用下行为转变的内在机制和过程，它为阐释公众的亲环境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公众节水行为的产生并不是一个简单、纯粹的理性决策过程，而是具有认知、思维能力、情感、意志等心理活动的个体对水资源相关威胁或机遇及水资源如何影响他们及周围环境做出的能动反应，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17]。其中，行为意向（动机）是激发公众亲水行为产生的内在原因和直接动力，而环境感知是公众亲水行为产生的必要前提和重要中介环节，它影响着个体的行为意向。

首先，感知作为理解个体行为的基础，为探明人类对环境变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16]，个体对环境风险或环境问题严重程度的感知往往是其亲环境意向和行为产生的先决条件[18]。Rezaei等[4]指出农民对水资源短缺的认知和看法是影响其采取节水行动的重要前提;Yazdanpanah等[7]指出农民的水资源保护意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水资源危机的感知;Deng等[19]则认为个体行为是通过感知影响而间接产生的，改善公众对节水的认知可能會增加其采取行动的可能。因此，针对河西走廊近年来出现的冰川消融加速、干旱事件频发、“三生”用水供需不平衡等问题，本文从水资源量变化、“三生”用水紧缺度和水资源变化影响感知三个方面，提出假设H1：公众的水资源感知对其节水意向具有显著影响。

其次，节水政策或激励措施是激发个体节水行动的有效手段和关键驱动因素[1]。通常人们只有在受到激励/惩罚的情况下才会做出某种亲环境行为[20]，了解积极的节水政策形成有助于更好地解释节水意向与行为的产生过程。Gilbertson等[21]指出节水行动的实施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众对节水政策的支持和满意程度;Dolnicar等[22]强调了政府倡导和资金支持的重要性，并发现积极的节水意向往往受不切实际的认知和节水器具购买成本限制而没有转化为实际节水行为：Meissner和Randolph等[23-24] 指出需要通过政策干预来提高居民的节水意识;Chang等[25]指出加强节水政策宣传让农民充分了解政策对他们家庭、整个流域和生态环境的益处，是节水政策能够更顺利、更有效执行的关键。可见，公众对水资源管理政策、倡导性激励政策的满意度或认可度越高，其节水意向也会越强。基于此，提出假设H2：节水政策对公众的节水意向具有显著影响。

再次，社会人口因素在个体亲水行为产生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个体的亲水行为因其对环境刺激的接受程度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26]。Dupont等[27]发现家庭收入、人口规模及受教育程度在家庭节水决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Pao等[28]强调了环境知识对公众能源消费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并发现尽管男性、年龄较大的学生以及那些学习人文社会科学的人拥有较高的环境知识水平，但涉及态度和行为时，女性似乎对这些问题表现出更强的意识;Tong等[29]则发现男性受访者对节水措施的了解程度较高，但其参与程度较低，同时还发现节约水费是女性实行节水措施的主要动力，而男性实行节水措施的主要动力则是缓解水资源紧缺问题。基于此，提出假设H3：人口学特征因素（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家庭年收入等）对公众的节水意向具有显著影响。

总之，节水意向是引起节水行动的最终决定性要素，节水意向的产生是一系列复杂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为此，本文基于保护动机理论等阐明的认知-意向（动机）-行为的内在逻辑关系，从公众的节水意向视角出发构建了理论框架（见图1）。

2 研究设计与数据

2.1 研究区概况

河西走廊位于甘肃省西北部祁连山和北山之间，地形狭长，呈西北至东南走向，东起马鞘岭、西至古玉门关，在行政区划上包括嘉峪关、酒泉、张掖、金昌、武威5市，共20个县区级行政单元

（见图2）。该区属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年降水量不足200 mm，受祁连山地势影响，降雨量自东向西呈递减趋势。作为中国西北内陆重要的灌溉农业区，发源于祁连山的石羊河、黑河、疏勒河3大内陆河水系为该区生产、生活、生态提供了用水保障[30]。2017年该区水资源总量为77.74亿m3，其中农业用水占比高达88.4%，人均水资源量也仅有1 615 m3，且低于国际公认的缺水警戒线1 700 m3。近年来受人为活动和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该区已出现了严重的冰川退缩、植被退化、干旱加剧等生态安全问题[31-32]。

2.2 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研究数据主要来自问卷调查。在正式调查之前，首先通过政府网站了解研究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其次，为了确保问卷设计的合理性和措辞清晰易懂，在预调查基础上对问卷做了进一步修改完善;最后，为了确保问卷质量，特对访谈员进行了研究目的、数据收集等的培训。问卷主要  包括三部分：①受访者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家庭年收入等;②受访者的水资源感知，包括对冰川面积、河川径流变化的感知，生产、生活、生态用水紧缺度感知、水资源变化对农牧业及生态环境影响的感知等;③公众的节水意向、节水政策满意度等。

课题组于2016年8月在石羊河、黑河、疏勒河流域，通过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对选取的56个乡镇进行了调查（见图2），每个乡镇随机选取10～15户，在调查过程中，为了确保样本不排除低识字率农户的参与，采用面对面访谈形式，每位参与者访谈时间约20～30分钟，且绝大多数受访者是对环境变化较为熟知的本地常住居民。为了更加准确反映公众对水资源量变化的感知，本次调查主要集中在流域中上游地区，最终，共发放问卷680份，删除信息不全问卷，最终收回有效问卷630份，有效问卷比例为  92.65%，其中，石羊河流域有效问卷140份;黑河流域有效问卷323份;疏勒河流域有效问卷167份，被调查者基本情况见表1。

2.3 研究方法

2.3.1 公众的水资源感知测度与变量选择

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结合研究区实际情况，本文主要从水资源量变化、“三生”用水紧缺度和水资源变化影响三个方面测度了公众的水资源感知，其中水资源量变化感知主要通过河川径流量变化和冰川面积变化测度，水资源紧缺度感知主要通过生产、生活和生态用水紧缺程度进行测度，水资源变化影响感知主要通过水资源变化对农业用地面积及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程度感知进行测度（见表2）。

为了辨明不同流域公众的水资源感知差异，特对各问 题答案进行赋值，并将各指标赋值加总平均后得到该流域公众的水资源感知度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WPmj=1n∑ni=1Pmij                             （1）

式中，Pmij表示第j个流域第i个受访者的第m种感知度赋值，n表示第j个流域的受访者个数，WPmj表示第j个流域受访者的第m种感知指数。

在进行分析之前，首先运用SPSS软件对数据进行信度分析，结果显示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α）为

2.3.2 模型构建

依据前文研究假设，本文从水资源感知、节水政策和社会人口特征三个方面来综合考察其对公众节水意向的影响。其中，水资源感知主要包括水资源量变化感知、水资源紧缺度感知和水资源变化影响感知等;节水政策主要包括水价与节水政策满意度、水资源管理与调水必要性认知等;社会人口特征主要包括受访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类型、家庭规模、家庭年收入等，共计13个影响因素（见表3）。考虑到被解释变量“公众的节水意向”只有两种可能结果，即“愿意”和“不愿意”，是一個二分类变量，因此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并将公众的节水意向简化为0～1型因变量y，如果公众愿意采取节水措施，则定义“y=1”，反之，则定义“y=0”，回归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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