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际财富结构与可持续发展

黄亮雄 才国伟

（1.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广东广州 510420;2.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广东广州 510275）

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背后，难掩诸多问题，首先是资源与环境问题，就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发展的核心是创造财富，而财富结构与地区发展密不可分［1－2］。本文沿用World Bank 2011年报告的方法，核算了中国28个省区的财富及其构成，把财富分为生产资本、自然资本与无形资本三部分。通过核算财富的构成，可考察地区发展对某种财富的倚重程度，追踪其演变轨迹可以给政府提供了一种政策指引。另一方面，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协调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中国的区域竞争激烈，导致地方政府重基本建设，轻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3］。前者提高生产资本;后者忽视无形资本的提高。地方政府为何热衷于这种调整财富结构的政策，这样的调整是可持续的吗?本文试图通过研究中国省际财富结构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影响来回答这些问题，为调整财富结构来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指引。

1 财富的测量方法

分析中国省际财富结构变化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首要是测量省际的财富及构成。本节参考World Bank 2011年报告的思路，测量中国各省区的总财富（Total Wealth）及其构成部分，即生产资本（Produced capital）、自然资本（Natural capital）和无形资本（Intangible capital）。其中，无形资本等于总财富减去生产资本、自然资本后的剩余部分。

1.1 总财富

World Bank把国民财富定义为按当前价格计算的未来消费量。那么，总财富可由下式表达:

Wt为t期的总财富，C（s）为s期的消费，r为投资的社会回报率，可表示为:

ρ为时间偏好率，η为效用对消费的弹性。在η=1和消费以常数增长的假设下，总财富可表示为:

这样，t期的总财富现值可表示为t期消费与时间偏好率的函数。

在具体计算中，我们假设时间偏好率为ρ=1.5%［4］，且限定时间跨度为25年，也就是说假设一代人为25年。消费C（s）采用支出法当中的最终消费。

1.2 生产资本

生产资本包括物质资本存量（Physical capital stock）和城市土地（Urban land）。

测度资本存量采用永续盘存法，t期的资本存量Kt可表达为:

I代表投资，K0为初始年的资本存量，α为折旧率。我们假定α=0.05且每年都相同。这样，总的折旧年限为20年，这与大部分投资的寿命是一致的［5］。取I为资本形成总额，初始年为1978年。

Kunte et al.认为城市土地的价值是资本存量的一个固定比例，具体为［6］:

1.3 自然资本

自然资本包括能源资源、矿产资源、耕地财富、草地财富、森林资源和保护区财富。

1.3.1 能源资源和矿产资源

能源资源包括石油、天然气和煤;矿产资源包括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经济学指出，资产价值等于该资产各期的经济利润流的现值和，故能源资源和矿产资源价值可由下式求得:

πi为开采某种资源带来的利润，r为社会折旧率，T为资源的寿命。World Bank 2011年选择T=25。我们也选取T=25，而r=0.04。有关利润，选取石油及天然气开采业和煤炭开采业的利润总额来表征能源资源的利润;选取黑色金属采矿业和有色金属采矿业的利润总额来表征矿产资源的利润。

1.3.2 耕地财富、草地财富、森林资源和保护区财富

保护区财富方面，每单位面积保护区的利润不低于该年每单位面积耕地、草地和森林的利润，这里我们取等号。

上述数据主要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经济普查年鉴》、《中国农业年鉴》、《中国畜牧业年鉴》、《中国林业年鉴》和《中国环境年鉴》等。

2 中国财富结构的区域分布

使用上节的方法和现实数据，我们测算了1997－2009年中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总财富及其各构成部分，并以各构成部分，即生产资本、自然资本与无形资本三种资本占总财富的比例来衡量地区财富结构①限于数据的获得，这里不包括重庆、西藏和宁夏。。

从全国来看，无形资本比例最高，生产资本比例次之，自然资本比例最少。生产资本比例上升，且幅度较大，由1997年的0.28，上升到2009年的0.39;自然资本和无形资本在下降，分别由 0.16下降到 0.13，由 0.56下降到0.49。以财富结构的变异系数来反映区域差异，2000年以后，生产资本比例的差异是最小的，且不断下降，变异系数由1997年的0.24，下降到2009年的0.17。中国在生产资本比例上存在的趋同现象，与中国区域平衡发展战略密不可分。自然资本比例的变异系数远高于生产资本和无形资本，还在不断上升，由1997年的0.41，上升到2009年的0.76。自然资源是稀缺产品，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自然资本的区域差异得以扩大。无形资本比例的变异系数由1997年的0.16上升到2009年的0.31，无形资本比例的区域差距也在扩大。

以省区的分位数反应财富结构的空间分布。1997年，生产资本比例位于第一集团（75%分位数以上）的省区多以北京、天津与河北为中心，集中于华北与东北地区。西北部有新疆和青海，南部有江苏与海南，也位于第一集团。而其余中部与南部省区的生产资本比例较低。此时，总体上东部省区的生产资本比例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后。到2009年，东部发达省区的生产资本比例排名逐渐下降，中西部省区的排名明显上升。1997年排名第1的上海是排名最后的贵州的2.67倍;2009年排名第1的天津是排名最后的广东的1.75倍。这也显示出生产资本比例的区域差距在缩小。

相比于1997年，2009年位于自然资本比例第一集团集中于中西部的资源大省。在全国自然资本比例下降的同时，山西、内蒙古、黑龙江、海南、陕西和新疆的自然资本比例是上升的，除海南之外，它们都是中西部省区。其余省份的比例在下降，尤以东部省区较为明显。1997年排名第1的海南是排名最后的上海的10.75倍，而2009年排名第1的黑龙江是排名最后的上海的53倍，再次说明自然资本比例的区域差异在扩大。

无形资本比例较高的省区愈发偏向于东部沿海，逐渐形成东高西低的分布态势。1997年排名第1的贵州是排名最后的海南的2.47倍，而2009年排名第1的广东是排名最后的海南的8.16倍，同样验证区域差距在扩大。相比于中西部省区，东部省区更重视人力资本、法制改善等无形资本。现阶段，中国的财富积累还是以生产资本为主，无形资本的比例仍在下降，但下降速度在慢慢减弱。北京和上海的无形资本比例还出现了上升的趋势。可以预见，随着发展的不断深入，未来无形资本的比例将会上升。

2.4 不同处理的经济成本比较 不同消毒药剂消毒的成本差异主要是由于药剂用量和单价的差异。从表4可以看出，同样条件下二甲基二硫的成本最高，还原颗粒的成本最低。其次是威百亩和氯化苦的成本较低一些。

在财富的三种构成比例中，2009年有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山东、河南、陕西、青海、新疆等11个省区的生产资本比例最高;而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和甘肃等15个省区是无形资本比例最高;而黑龙江、海南的自然资本最高。就是说，中国区域超过一半省区的发展更偏重无形资本，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省区偏重于生产资本。

3 财富结构与可持续发展

财富结构对地区的经济发展密不可分。探讨财富结构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就要识别财富结构对经济增长以及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本节正是构造计量模型，识别这两种影响。

3.1 财富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为了检验财富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在经典的Barro回归方程中加进生产资本比例（pcr）、自然资本比例（ncr）与无形资本比例（icr）三个衡量财富结构的指标，具体的回归方程为:

其中，g表示实际人均GDP增长率，L表示一阶滞后，R表示财富结构，包括生产资本比例（pcr）、自然资本比例（ncr）与无形资本比例（icr），x表示其他控制变量，包括上一期的人均GDP水平、投资率、人口增长率、人均受教育年限以及年度虚拟变量（2004年后的年份取1，其余的取0）。采用系统GMM方法，回归结果见表1。

从表1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A.生产资本短期内能促进经济增长，但长期效应会明显减弱。

方程（2）显示，当期的生产资本比例的系数显著为正，而其滞后期（L.pcr）系数却显著为负，表明生产资本短期内能促进经济增长，但长期的影响减弱，甚至可能会带来负影响。具体来说，生产资本比例提高1个单位，会使当年的实际人均GDP增长率提高0.089个单位，但却使下一年的实际人均GDP增长率降低0.057个单位。正是由于提高生产资本比例短期内会带动经济增长，在标尺竞争下，地方政府往往只热衷于短期内使GDP快速增长的措施。例如，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基础设施建设、经营城市等硬件投资上的兴趣令人惊讶，这也正是近年来中国生产资本比例不断提高的原因。这种投资拉动的增长，并不见得是可持续的。长期看，生产资本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会减弱，生产资本比例提高1单位，使实际人均GDP增长率提高0.035个单位①计算公式为:（0.089 －0.057）/（1 －0.097）=0.035，下同。，仅为当期效应的一半。

B.自然资本无论是在短期还是在长期都不能显著提高经济增长速度。

表1 财富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Tab.1 Effect of wealth structure on economic growth

方程（3）反映了自然资本比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无论是当期还是滞后期系数都不显著，说明自然资本比例的提高并不能显著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自然资本高度依赖于自然资源，资源丰富的地区可以凭借开采自然资源来积累发展的资本，转而发展其他资本，调整财富结构，使经济健康发展，这也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发展模式。但资源丰富的地区可能遭受到“资源诅咒”，即充裕的自然资源经对经济增长非但没有起到促进作用，反而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主要源于自然资源充裕的地区过度发展资源经济，通过转移效应和支出效应挤出了制造业，同时抑制了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水平，并诱发寻租活动的发生［7］。事实上，建基于自然资源的增长，一旦形成了“路径依赖”，待资源匮乏时，就难以持续了。

C.无形资本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短期效应低于生产资本，但长期效应要高于生产资本。

方程（4）显示，无形资本比例及其滞后期的系数都显著为正，无形资本比例提高1个单位，不但能带动当年的实际人均GDP增长率提高0.016个单位，还能提高下一年的增长率提高0.017个单位。即无形资本比例的提高显得更为持续。长期来看，无形资本比例提高1个单位，能使实际人均GDP增长率提高0.036个单位，与生产资本比例提高的效果相当。一般认为无形资本包括人力资本、法制程度、市场化程度等因素，而人均受教育年限也反映人力资本，二者可能存在共线性。方程（5）删除人均受教育年限，结果显示无形资本比例提高的经济增长效应更大，其提高1个单位，能使当年人均 GDP增长率提高0.024个单位，还能提高下一年的增长率0.035个单位，长期共使人均GDP增长率提高0.064个单位，效果高于提高生产资本比例的长期效应。

但无论是方程（4）还是方程（5）的结果，无形资本比例提高的当期增长效应，都不如生产资本。在短期内获得GDP快速增长的驱动下，较多省区更重视生产资本的提高，而忽视无形资本的投资。但林江等认为不同地区对教育投资的政策是不一样的，东部地区由于财政资源丰富，教育投资和促进GDP增长的投资齐头并进;而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为了在晋升锦标赛中胜出，地区政府会更关注拉动GDP增长的投资，而不是教育方面的投入［8］。所以形成生产资本比例的区域差异在缩小，而无形资本比例的区域差异在扩大的状况。

3.2 财富结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探讨财富结构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还需分析其对环境污染的影响。选取工业CO2和SO2的排放作为环境污染的度量指标。将财富结构引入经典的Grossman and Krueger的环境模型［9］，具体的回归方程如下:

在上式中，lpco2（lpso2）表示人均CO2（硫）排放量的对数值。关于省区CO2排放量的具体算法，参考文献［10］。x表示控制变量，包括实际人均GDP对数及其平方项;使用研究与试验发展全时人员当量对数值捕捉技术效应;使用对外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来捕捉污染天堂效应;采用有效征收率，即总排污费除以未达标工业废水排放量度量省区环保的努力程度。其他控制变量还包括城市化水平（城镇人口除以总人口），用于体现各省城乡结构特征。回归方法采用系统GMM估计，回归结果见表2。

表2 财富结构与环境污染Tab.2 Wealth structure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从表2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A.提高无形资本比例，能够显著降低污染排放。

在方程（3）、（6）中，无形资本及其滞后项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负。这说明，无形资本比例的提高，能显著降低人均污染排放，而且效果持续存在。具体为，无形资本比例提高1个单位，使当年的人均CO2排放量降低0.66%，使下一年的人均CO2排放量降低0.35%;使当年的人均SO2排放量降低0.68%，使下一年的人均SO2排放量降低0.10%。长期来看，无形资本比例提高1个单位，使得人均CO2排放量降低1.49%，人均SO2排放量降低4.03%。

B.提高生产资本比例，将会显著提高污染排放。

在方程（1）中，生产资本比例的当期系数不显著，但其滞后期系数显著为正。生产资本比例提高1个单位，经过一年的时滞后使人均CO2排放量增加0.74%，长期使得人均CO2排放量增加0.98%。在方程（4）中，生产资本比例的当期系数显著为正，但其滞后期系数显著为负。生产资本比例提高1个单位，使当年人均SO2排放量增加1.59%，却使下一年的人均SO2排放量降低1.31%。长期来说，生产资本比例提高1个单位，共使人均SO2排放量增加1.74%。故生产资本比例的提高，长期增加了排污。

C.提高自然资本比例，将会显著提高污染排放。

在方程（2）中，自然资本比例的当期系数显著为正，滞后期系数不显著，自然资本比例提高1个单位，使当年人均CO2排放量增加0.81%，长期使人均CO2排放量增加1.23%。在方程（5）中，自然资本比例提高1个单位，使当年人均SO2排放量增加0.74%，长期使人均SO2排放量增加4.65%。即自然资本比例的提高，增加了排污，恶化了环境。

自然资本特别是来源于能源及矿产资源的自然资本，其生产和利用会排放较多的CO2和SO2，其比例的增加自然会增加两种污染物的排放。生产资本的提高，更多地用于工业的发展，尤其是重工业的发展，因而生产资本比例的提高，也将带来污染物排放的提高。如果发展过分地依赖自然资本和生产资本，环境问题令人担忧。当前，“高投入、高产出、高增长、高污染”的增长模式已遇到瓶颈，构建“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发展“循环经济”，寻找可持续发展之路已迫在眉睫。提高无形资本，是应对环境问题的重要手段。无形资本的增加更多地体现在清洁产业上，比如金融业、会展业等，这些对环境的破坏程度较低。增加无形资本，就要提高人力资本，完善法律制度，完善市场环境等。

结合表1与2的结果，实现可持续发展，提高无形资本比例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能获得更持续的增长效应，另一方面，又能降低排污，改善环境，从而有利于实现绿色发展。但长期的以GDP为核心的考核机制，扭曲了地方政府的行为，使其更关注于短期内对经济增长见效快的生产资本建设，这又加深了环境的负担。在新环境下，就要纠正这种扭曲，更多地关注于无形资本的建设，这需要投资于教育、公共服务、完善法律制度与市场环境等。

4 结论与讨论

如何协调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是世界各国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通过调整财富结构，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备选路径之一。本文参考World Bank的财富衡量方法，核算了1997－2009年中国28个省区的财富及其各构成部分。结果显示，中国的无形资本比例最高，生产资本比例次之，自然资本比例最少。生产资本比例正在上升，其区域差异在缩小，而自然资本与无形资本比例在下降，其区域差异在扩大。在财富结构的区域分布上，生产资本比例高的省区集聚在华北地区。自然资本比例较高的省区集中于中西部的资源大省。无形资本比例较高的省区偏向于东部沿海地区，逐渐形成了东高西低的分布态势。

在此基础上，本文探讨财富结构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结果显示，提高生产资本比例能显著促进当期的经济增长，但其长期增长效应会减弱;自然资本比例的提高并不能促进经济增长;提高无形资本比例的增长效应更为持续，且效果更大，但其短期增长效果不如生产资本。生产资本与自然资本比例的提高，增加了人均排污，恶化了环境;而无形资本比例的提高，则降低了人均排污，改善了环境。可见，提高无形资本比例具有可持续发展性。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地方政府应促进财富结构的优化调整，但长期以GDP为核心的考核机制，扭曲了地方政府的行为，使其热衷于短期内使GDP快速增长的措施。由于提高无形资本比例的短期经济增长效应不如生产资本，导致地方政府重基础建设、轻人力资本和公共服务投资，使得生产资本比例不断上升、无形资本比例不断下降。这种方向的财富结构调整并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那么，如何避免地方政府的短视行为，如何使地方政府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无形资本的建设上，成为优化财富结构调整、实现可持续发展值得深究的话题。

（编辑:刘呈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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