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地区农户的社会资本特征分析——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

赵雪雁 侯彩霞 路慧玲 张方圆 张 亮

(西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甘肃 兰州730070)

“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最早是8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的，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1]。这是继“人力资本”后另一个解释经济、社会发展差异的重要工具[2]。目前国外学者大都针对社会资本的定义、维度和指标等方面来研究社会资本，国内对社会资本的研究主要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3－4]。由于社会资本的不可直接测量属性和多维度属性，不同的研究者对社会资本持不同的理解。在实践中，大量研究者往往根据自己的需求对社会资本进行测量。社会资本作为影响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工具[5]，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由于不同民族的社会、文化、风俗习惯各有特点，因此，不同民族地区的社会资本也独具特色。本文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获取社会资本指标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测算了该区农户的社会资本存量，分析了农户的社会资本特征，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解析了影响农户社会资本的原因，旨在为今后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资本积累和区域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1 研究区概况、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甘南藏族自治州位于中国甘肃省南部，地处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陇南山地的过渡地带，是全国十个藏族自治州之一，辖夏河、玛曲、碌曲、卓尼、迭部、临潭、舟曲和合作市七县一市，面积45 000 km2，人口密度仅为11.18 人/km2。有藏、汉、回、土、撒拉、满等24个民族，其中藏族人口36.7 万，占总人口的54.0%，藏族群众全民信仰藏传佛教。佛教在当地占据重要地位，坐落在大夏河之滨的拉卜楞寺为甘、青、川地区最大的藏族宗教和文化中心，是中国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宗主寺之一，有108个属寺，是世界最大的喇嘛教学府。2009年甘南藏族自治州青壮年文盲率为6%，农牧民人均纯收入2 527元，广播和电视人口覆盖率分别达到84.37%和89.45%。

1.2 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农户调查以获取相关数据。问卷调查涉及六个县七个乡七个村218 户农民，问卷回收率100%，有效问卷217份，占99.54%。主要调查内容包括调查区样本的基本属性(见表1)和社会资本指标。

1.3 研究方法

1.3.1 指标体系

在世界银行“社会资本测量量表”的基础上，结合研究区域的具体情况设计了社会资本测量量表，并对各测项进行了赋值(见表2)。宗教信仰虽是甘南藏族自治州社会资本不可或缺的部分，但考虑到甘南州藏族群众全民信仰藏传佛教，故未将宗教信仰纳入社会资本测量量表，而将其作为影响农户社会资本的因素。

表1 调查区域样本属性Tab.1 Survey area sample properties

1.3.2 信度和效度分析

表2 指标体系赋值Tab.2 Index system assignment

利用SPSS 软件进行因子分析，根据特征值大于1 的原则，从17个指标里提取出了前五个因子，累计贡献率达到了67.6%的水平(见表3)。

根据各个指标在每个主因子上的载荷(见表4)，选取载荷量较大的指标的特征对主因子进行命名，F1包含了社会凝聚力和集体行为与合作两个维度的所有指标，可见这两个维度具有相似的特征，因此命名为社会凝聚力维度，F2命名为政治赋权维度，F3命名为信任维度，F4命名为网络维度，F5命名为社团参与维度。这说明，该量表具

表3 社会资本的特征根与方差贡献率Tab.3 Characteristics root and variance contribution ratio of the social capital

表4 因子载荷Tab.4 Factor loading

有良好的结构效度。国内外社会资本研究中也通常将信任、网络、团体、政治赋权和社会凝聚力[7－9]作为社会资本的主要测量维度。

1.3.3 社会资本指数测算方法

采用因子分析法对社会资本进行测算，计算公式为:

式中:Wi为第i个纬度的贡献率，Fi为第i个纬度的得分，W为累计贡献率。

2 结果分析

2.1 社会资本特征

根据公式(1)可计算得出，甘南藏族自治州的社会资本总值为3.42。从单因子得分情况来看，信任因子得分为5.05，远远高于其他维度。从信任维度包含的指标来看，“您的邻居和村里大多数人是相互帮助还是只顾自己”指标的均值为0.94，其次是“您认为五年以来邻里之间信任程度发生什么变化”指标的均值为0.84，可见，当地人们互助程度很高，而且近年来人们之间的信任度不断的提高，使社会资本在信任维度上的得分较高。得分最低的是社团参与维度，为2.06。从社团参与维度包含的指标来看，“您或家人是否参加社团、组织或协会”指标的均值为0.78，“您或家人经常参加组织的活动吗”指标的均值只有0.54，可见参加社团的人不多，而且人们很少参加社会活动，导致社会资本在参与社团因子中的得分较低(见表5)。

从事出生缺陷综合防治相关工作的①医院管理人员②产前诊断(筛查)技术人员③医学遗传实验室人员④母胎专业医生，临床遗传医生，儿科医生、影像科医生、病理科医生⑤围产保健医务人员

2.2 影响社会资本的因素

科瑞奇纳、奈克、伊斯特林等专家学者的研究[10－15]指出，文化、异质性、财富差异、收入等因素影响着个人的社会资本;另有研究显示，宗教信仰是影响社会资本的重要因素。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研究从区内农户的财富差异、区内农户的异质性、宗教地位、家庭年交通费支出、家庭年收入、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出发，利用最小二乘法解析这些因素对农户社会资本的影响，其中，区内农户的财富差异是指“所在村居民的财富差异程度”，区内农户的异质性指“所在村农户的职业、部落等方面的差异程度”，宗教地位指“宗教在生活中的重要性”(见表6)。

研究结果显示，信任与户主受教育程度在0.01 水平上显著正相关。户主受教育程度每提高1个百分点，信任随之提高0.29个百分点。信任与区内农户的财富差异和区内农户的异质性在0.05 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区内农户的财富差异和区内农户的异质性每增加1个百分点，信任分别下降0.08 和0.09个百分点。

表5 指标属性与得分Tab.5 Trust and the society index description

政治赋权与区内农户的异质性和户主年龄在0.01 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区内农户的异质性和户主年龄每提高1个百分点，政治赋权维度分别提高0.37 和0.13个百分点。政治赋权与宗教地位在0.05 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宗教地位每增加1个百分点，政治赋权降低0.18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宗教地位与政治赋权呈正相关关系。

社会凝聚力与区内农户的财富差异在0.01 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区内农户的财富差异每提高1个百分点，社会凝聚力会随之降低0.16个百分点。社会凝聚力与户主受教育程度和宗教地位在0.01 水平上显著正相关，户主受教育程度和宗教地位每提高1个百分点，社会凝聚力会随之分别提高0.21 和0.45个百分点。

网络与宗教地位在0.01 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宗教地位每提高1个百分点，网络维度随之提高0.25个百分点。网络与家庭年收入和户主受教育程度在0.05 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家庭年收入和户主受教育程度每提高1个百分点，网络维度分别提高0.07 和0.11个百分点，网络与户主年龄在0.05 水平上负相关，户主的年龄每增加1个百分点，网络维度会随之下降0.14个百分点。

社团参与与区内农户的异质性在0.01 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区内农户的异质性每提高1个单位，社团参与维度随之下降0.27个百分点，社团参与与户主受教育程度在0.01 水平上显著正相关，户主受教育程度每提高1个百分点，社团参与会提高0.07个百分点。

3 讨 论

3.1 区内农户的财富差异与社会资本

研究结果显示，区内农户的财富差异与社会凝聚力和信任呈负相关关系。奈克和基弗也发现收入平等与社会资本有正相关关系，他们认为在收入更平等的社会里，信任度更大[11]。区内农户的财富差异导致人们心理差异，从而会导致一个地区出现分化的现象，影响了该地社会凝聚力和信任度，从而影响到了社会资本存量的积累。由于甘南藏族自治州收入水平比较均衡，区内农户的财富差异不大，有利于彼此之间信任和社会凝聚力的增强。

表6 社会资本影响因素的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Tab.6 The least-square method regression analysis of Social capital effect factors

3.2 区内农户的异质性与社会资本

研究结果显示，区内农户的异质性与政治赋权呈正相关关系，与信任呈负相关关系。科瑞奇纳和厄普赫夫也发现，与人口同质性较高的村庄相比，在社会地位和经济方面具有异质性的村庄进行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并不比前者小[5]，以前的跨国家分析的结果也认为在当地组织与农村发展和与社会同质性之间在统计上没有显著相关性[13]。一个地区农户的异质性导致农户之间文化、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等有所不同，从而使该地区的信任度降低;另外，区内农户的差异越大，对政治赋权的要求就各有不同，因而对当地的政治赋权产生影响。在甘南藏族自治州，农户之间的差异比较小，因此有利于信任度的提高，同时对政治赋权的影响比较小，对当地社会资本积累有积极影响。

3.3 家庭年收入与社会资本

研究结果显示，家庭年收入与网络呈正相关关系。Grootaert C 和Narayan D，认为收入和财富与家庭层面的社会资本呈正相关关系。因为富裕家庭有更多闲暇时间投入到成员的组织中，彼此间增进交往，信任度随之提高，社会资本便会增加[14－15]。该结论与本研究的结论相符。在甘南藏族自治州，由于农民的收入水平普遍偏低，与外界的交往较少，参与社团的意识也较低，因此社会资本的网络维度比较低。

3.4 户主年龄与社会资本

研究结果显示，户主年龄与政治赋权呈正相关关系，与网络呈负相关关系，科瑞奇纳和厄普赫夫发现年龄和社会资本没有显著相关性[5]，在研究甘南藏族自治州社会资本时发现，户主年龄大的农户比户主年龄小的农户获得的政治赋权多，这和当地的文化有关，甘南藏族自治州是一个注重老幼尊卑等级的民族，年龄越大的人所获得的政治赋权就会越多，但是在当地，年龄越大的人与外界的交流越少，因而，社会资本的网络维度就会越低。

3.5 户主受教育程度与社会资本

研究结果显示，户主受教育程度除了与政治赋权没有显著相关关系外，与其他因子都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科瑞奇纳和厄普赫夫提到了教育能力在解释村庄发展活动水平的变动中非常重要，但是在解释个人、家庭的社会资本水平差别时，没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5]。从本文研究来看，户主受教育程度对社会资本具有积极影响，在甘南藏族自治州，户主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比受教育程度低的家庭更容易获得大家的信任，社会凝聚力更强，而且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也更加的广泛，同时参与社团和社会活动的意识也比受教育程度低的人高，因此更有能力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本。

3.6 宗教地位与社会资本

研究结果显示，宗教地位与社会凝聚力和网络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政治赋权呈负相关关系，这是因为定期的宗教集体活动会提高成员交往的频率，增加相互间凝聚力，而且以宗教协会为中心形成了社会网络，有利于信息在网络成员之间传播。Fehr[16]等也发现“宗教信仰对社会资本具有正向影响，但Welch[17]和La Porte[18]等则指出两者呈负向关系;研究结果也显示，宗教地位与信任的相关性不显著，这与Alesina 和Elianna[19]等的研究结论一致，但Goldin 和Katz ＆ Glaeser[20]等发现宗教信仰与信任呈正相关关系。本文在影响社会资本指数的回归分析中，引入宗教地位因子后，模型的解释度提高了29%，其中对社会凝聚力维度的解释度提高了19.7%，对网络维度的解释度提高了5.4%，可见宗教地位是社会资本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4 结论、建议与展望

4.1 结论

(1)甘南藏族自治州的社会资本总值为3.42。其中，信任维度得分最高，分值为5.05，社团参与维度最低，分值为2.06。

(2)影响社会资本不同维度的因子存在差异，影响信任维度的因素主要为户主受教育程度、区内农户的财富差异和区内农户的异质性，影响社团参与维度的因素主要为区内农户的异质性和户主受教育程度。

(3)在影响社会资本的因素里，宗教信仰对社会凝聚力维度、政治赋权维度和网络维度有重要影响。

4.2 建议

研究显示，家庭年收入、户主受教育水平因子有助于提高甘南藏族自治州农户的社会资本，因此，要提高甘南藏族自治州社会资本，首先，政府应该拓展农民的就业渠道，提供就业机会，设立专门的培训机构，提高就业能力，合理引导农民外出务工。同时提高农业和畜牧业技术水平，增加农业和畜牧业的产量，使当地农民共同富裕，为社会资本存量的增加提供经济基础;其次，政府要认真落实九年义务教育制度，改善当地办学条件，多组织文化活动，普及当地农民的知识，开阔农民的眼界，为社会资本培育提供文化背景;再次，政府要不断为当地建立各种社团和组织提供支持，还要加大力度，提高交通的通达度和加强通讯设施的建设，提高电视、电话、互联网的覆盖率，增加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另外，当地的居民也要不断的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改变自己传统落后的思想观念，积极与外界交往，还要积极参与各种社团或组织活动，不断培养自己的社会关系，增加社会资本的存量。

由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仅从农户家庭属性与区域属性对社会资本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解释力还有待提高。在今后的研究中将继续寻找影响甘南藏族自治州社会资本的影响因素，此外，将通过对比甘南藏族自治州、临夏回族自治州和张掖三个地区农户的社会资本特征，进而更深入了解在不同民族地区的社会资本空间异质性及其对区域发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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