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对中国环境治理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

刘晓峰

(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4;2.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4)

社会资本对中国环境治理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

刘晓峰1，2

(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4;2.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4)

市场交易和政府命令一直被作为环境治理的两种有效方式，而交易成本的高昂和市场失灵的客观存在促使人们寻找除这两种方式外的其他方式。社会资本作为一个对于促进经济增长、管理自然资源与保护环境的关键变量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在对社会资本的概念、维度的梳理基础上，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研究，分析社会资本、社会分歧和社会能力在环境治理中的机理与影响，以期对我国开展社会资本与环境治理机制研究提供政策支持和理论借鉴。结果表明:组织层面的社会资本和社会能力与环境治理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社会分歧与环境治理绩效呈显著的负相关，而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并未对环境治理绩效产生较大影响。通过交互效应分析得到社会分歧和社会能力在社会资本对环境绩效的影响过程中起到调节作用。即随着社会分歧的扩大(缩小)，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将减弱(增强);随着社会能力的增强(减弱)，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将增强(减弱)。

社会资本;环境治理绩效;社会分歧;社会能力

尽管世界各国政府都在努力加强对环境的管制与治理，但是全球环境问题依然日趋严峻，环境问题仍然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人类不得不面对的重大问题之一。近年来，我国政府对环境保护问题也越来越重视，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行节能减排。然而，世界各国目前环境管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主要是以庇古的“政府规制论”和科斯的“市场交易论”为理论基础，即“命令控制式”和“市场化”的两大主要方式。可是，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无论采用命令控制式还是市场化，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造成的效率损失和交易成本客观存在，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1－3］。因而，在环境治理问题上，寻找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第三方组织——社会资本的治理，将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尽管不同学科对社会资本的界定仍未达成共识，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以规范、信任和网络化为核心内容的社会资本对经济的增长、资源的利用与环境的保护等具有一定的影响［4－6］，但对具体的影响机制则缺失相应的实证分析和研究。本文将在对社会资本等概念、维度的梳理基础上，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研究，分析社会资本、社会分歧和社会能力在环境治理中的机理与影响，以期对我国开展社会资本与环境治理机制研究提供政策支持和理论借鉴。

1 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社会资本是区别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的一种资本形式，是当今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许多学者从不同的学科领域进行研究，对社会资本给出的定义各不相同。比较公认的是布迪厄、科尔曼以及布坎南的定义。布坎南从社会网络的角度出发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征，其中包含信任、规范以及网络等，它们能够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7］。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代表了与其他组织和个人的关系，是寓于人际关系之中的，反映了一个组织或个人的社会关系［8］。纽顿认为，通过互惠和信任，社会资本把个人从缺乏社会良心和社会责任感的、自利的和自我中心主义的算计者，转变成为具有共同利益的、对社会关系有共同假设和共同利益感的共同体的一员而构成了将社会捆绑在一起的粘合剂［9］。

假设1:社会资本水平与环境治理的绩效成正相关，即社会资本水平越高，环境治理的绩效越强。

在社会资本的拥有主体上，大多数学者认为社会资本的主体是人，而有些社会学者认为拥有社会资本的主体还包括企业等社会群体与公共组织，即不仅个人拥有社会资本，社会群体与组织也拥有社会资本。这里将从个人和公共组织两个层面进行考察，并进一步提出以下两个假设:

假设1a: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水平越高，环境治理的绩效越强。

假设1b:公共组织层面的社会资本水平越高，环境治理的绩效越强。

由于社会资本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进而提高社会的效率和社会整合度，因此，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可能与社会分歧紧密相连。社会分歧代表个人和团体之间沟通的障碍，对社会资本的运用和累计产生较大影响，进而影响社会资本的效率［12］。社会的分歧越大，将会导致可能有助于解决问题的集体行动越低。社会分歧的衡量可以通过宗教和种族多样性和财富的不平等，反映广泛的社会分歧和对整个社会群体的思想交流的潜在障碍。就环境治理而言，社会分歧越大，将导致人们在解决环境治理的共同问题上的观点出现较大差异，进而影响社会资本利用的效率，从而导致集体行动的失败。从而，我们有以下假设:

假设2:社会分歧水平对环境治理的绩效负相关，即社会分歧水平越高，环境治理的绩效越低。

同时，为进一步考虑社会分歧在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绩效中的调节作用，提出以下假设:

随着国内外学者对沙门氏菌这一食源性致病菌关注度的提高，沙门氏菌快速检测新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建立了一系列对其进行快速检测的新方法。传统检测法虽费时耗力，但仍是国际(ISO)认可的用于检测沙门氏菌的金标准。免疫学检测法具有操作简单、检测周期短、高效等特点，但检出限较高(需达到106CFU/mL)且容易出现交叉污染。

假设2a:社会分歧调节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随着社会分歧的扩大(缩小)，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将减弱(增强)。

另一方面，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程度也与社会能力紧密相关。社会能力是个人实现其理想的潜力，在社会资本的视角下可以看作个体能与他人一起合作并组织社会关系的能力［13］。社会能力与个体的生活方式紧密相关，通常可以用教育程度、收入、健康等指标来衡量。很显然社会能力的强弱与社会资本的运用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进而影响到环境治理的绩效。因此，可以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社会能力水平与环境治理的绩效正相关，即社会能力水平越高，环境治理的绩效越强。

同样，为进一步考虑社会能力在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绩效中的调节作用，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a:社会能力调节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随着社会能力的增强(减弱)，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将增强(减弱)。

社会资本、社会分歧、社会能力与环境治理绩效的概念模型如下图所示:

图1 社会资本、社会分歧、社会能力与环境治理绩效的概念模型Fig.1 The conceptual model of social capital、social divergence、social capability and environment governance performance

2 实证分析

2.1 变量的测量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大多使用成熟的量表测量四个变量:社会资本、社会分歧、社会能力和环境治理绩效。在测量社会资本时中采用广泛使用的社会价值观的调查量表(WVS)。根据Knack和Keefer等对社会资本的测量［14］，在个体层面主要包括个体信任、正义和对社团的参与程度;在组织层面的主要采用民主和权利的寻租;再根据 Grafton，Knowles和 Owen对社会分歧的定义［12］，社会分歧的测量主要包括所在区域的地理位置、基尼系数和年龄进行测量;最后，Grafton认为社会能力的测量可以通过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健康指数进行测量［15］。所有量表均采用likert 5级测量，数字越高代表认同度越高。根据卢宁和李国平对社会资本水平对环境质量影响的研究［16］，我们对环境治理的绩效主要通过环境可持续发展指数、二氧化碳排放量和水污染指数(中国统计年鉴1997－2007)获取。

问卷发放主要通过三种形式:①通过相关政府部门向企业发放问卷;②对参加公益项目或者组织的个体发放问卷;③对MBA以及环境专业学位的在读和毕业的学生发放问卷。他们对问卷的理解比较准确。问卷调查从2009年5月开始到9月结束，共发放问卷500份，收回有效问卷301份，有效率为60%。

2.2 信度和效度分析

我们采用spss13.0对观察数据进行统计。结果显示社会资本、社会分歧、社会能力以及环境治理绩效各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都较高，分别为得到四个因子的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82、0.85、0.90 和 0.82 ，所有的克朗巴哈α系数值均远大于0.70的标准，因此从整体上看，保证了因子构造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进而，使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来评估收敛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测量模型拟合指数值如表1所示，其指标值均达到建议值，表明测量模型总体拟合符合要求。

表1 模型拟合指数Tab.1 The goodness index of the model

研究评估收敛效度的标准有三项:①所有完全标准化的因子负荷(factor loading)要大于0.5且达到显著水平(p＜0.05 或 p＜0.1);②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CR)要大于 0.8;③平均萃取变异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要大于0.5。分别利用此三项标准评估收敛效度，结果见表2。

表2 测量方程的验证性因子分析Tab.2 Confirm factor analysis of the measure equations

根据以上数据可以得出测量模型的各个测量指标收敛于相应因子，测量模型具有一定程度的收敛效度。

表3 判别效度的检验Tab.3 The test of the discriminate validity

从表3可以看出，AVE的平方根比各潜变量的相关系数均要大，反映出各潜变量之间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

2.3 结构方程模型

利用Lisrel8.70进行结构方程分析以验证提出的假设。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各个因子间的完全标准化路径系数及p值等指标)见表4。

表4 多元回归分析结果Tab.4 The result of the multi-regression model

从以上的回归分析和路径分析可以看出，文中提到的6个假设有5个假设得到了验证，有一个假设没有得到支持。分析结果表明:

(1)通过主效应分析可以看出，在社会资产的两个不同维度中，公共组织层面的社会资产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比较显著(Beat=0.36，p ＜0.01，H1b 得到验证);而作为个体层面的社会资产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当前人们的环保意识不强，整个社会尚未形成一种自觉保护生态环境的氛围，导致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中的信任程度、对正义的态度以及参与社团组织的积极性不够，无法对环境治理的绩效产生较强影响。而作为公共组织层面的社会资产则可以通过民主和对权力的监督，增加信息的透明度，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对环境治理的绩效产生影响。

(2)通过主效应分析可以看出，社会分歧与环境治理绩效的负相关 (Beta= －0.29，p ＜0.01，H2 得到验证);而通过交互效应分析可以看出，社会资本对环境绩效的影响明显受到社会分歧的调节作用(Beta= －0.201，p＜0.01，H2a得到验证)。可能的原因是由于各地区的经济水平和贫富差距的不同，从而很难在环境治理的问题上达成一致的共识，进而影响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不同年龄的社会群体对环境治理的态度也存在显著的差异。

(3)通过主效应分析可以看出社会能力与环境治理绩效的正相关(Beta=0.48，p ＜0.01，H3 得到验证);而交互效应分析表明社会资本对环境绩效的影响也明显受到社会能力的调节作用(Beta=0.48，p ＜0.01，H3b 得到验证)。对健康的要求以及所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对环境保护的意愿也相应较强，同时具有较高收入水平也将对环境治理绩效产生正面的影响。

3 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研究，分析社会资本、社会分歧和社会能力在环境治理中的机理与影响，结果表明组织层面的社会资本和社会能力与环境治理的绩效具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而社会分歧则与环境治理的绩效具有较强的负相关关系，作为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并未对环境治理的绩效产生影响。进一步，社会分歧和社会能力在社会资本对环境绩效的影响过程中起到调节作用。因此，通过这些结论，可以为我国环境治理政策提供以下参考性建议:

(1)政府应促进公共组织的参与和推动环境治理政策的制定，充分发挥公共组织社会资本的功能，实现政府从“治理”向“善治”的转型。为了更好地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很多国家的政府都实施了放权，使社区有机会参与和推动环境政策的制定。如澳大利亚政府的土地保护政策就是充分吸收社区意见的产物［17］。正是由于社区等公共组织的推动，资源保护部门把土地与社区的实践结合起来，制定了符合实际的环境政策，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政府在制定环保治理政策时应充分发挥民主和社会监督的功能。民主和社会监督可以有效的提高个人和组织的参与意愿，提高社会资本的使用效率，增加信息的透明度，从而有效的降低环境治理过程中的交易成本，而实现这一前提则有赖于政府部分适度的放权。另一方面，通过广大民众的参与，进一步实现价值观的统一，减少社会分歧，避免环境治理过程各利益相关人冲突事件的产生［18］。

(3)政府应大力推进社区治理环境的模式。社区利用社会资本进行自我组织与自我管理，在生态环境保护的很多领域发挥着作用。例如，在许多发达国家的社区环境规划、社区生态公共地利用以及社区河道的保护过程中，社会资本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英国与美国，几乎每个社区都有相当数量的志愿者与热心者，他们是社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量。

最后，由于社会分歧和社会能力在社会资本对环境绩效的影响过程中起到调节作用，所以，政府在运用社会资本治理环境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社会资本、社会分歧和社会能力的相互影响，以最大限度的发挥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的效果。

本文讨论了社会资本、社会分歧和社会能力在环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由于问卷调查的局限性，可能会由于抽样过程中出现的偏差以及没有考虑社会资本在时间上的延续性，给环境治理绩效带来的影响。因此，作为未来的研究重要方向，有必要进一步通过与面板数据结合，分析不同的时间和背景下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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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arket transaction and government orders have always been taken as two kinds of effectiv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mechanisms，but the existence of high transaction costs and market failures have encouraged people to look for other ways than these two approaches.Social capital has been studied as a useful variable for the promotion of economic growth，manage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This article，based on some relevant literatures about the concept of social capital，through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uses the empirical study to sho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capital，social divergence，social capacity and the environment performance，which will provide policy support and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carrying out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mechanisms.Conclusions show that social capital of the public level and social competence exert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performance，while has social capital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does not have great influence o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performance;social divergence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performance.Furthermore，social divergence and social capability monitor the process of social capital’s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performance.That is with the expansion(reduction)of social divergence，the impact of social capital on th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erformance will decrease(increase);with the enhancement(weakening)of social capability，the impact of social capital o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erformance will be strengthened(weakened).

Key wordssocial capital;environment governance performance;social divergence;social capability

Empirical Study on the Effect of Social Capital on Environment Governance Performance

LIU Xiao-feng
(1.School of Business Management，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Wuhan Hubei 430074，China;2.School of Management，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Wuhan Hubei 430074，China)

X22

A

1002－2104(2011)03－0020－05

10.3969/j.issn.1002－2104.2011.03.004

2010－07－01

刘晓峰，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经济学、社会公共管理。

*教育部2009年青年教师基本科研项目(编号:31540910803)。

(编辑:田 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