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柳人家》 中两次“说和”矛盾解读与教学启发

摘要：《蒲柳人家》是刘绍棠乡土文学的典型作品，九年级下册《蒲柳人家》一文中有两次“说和”一丈青的情节，分别展示出运河畔男女现实生存境遇与道德伦常、长幼之仪的矛盾，以及传统男性主导的家庭模式与耕读观念转化间的冲突。一丈青内心难以释怀的坚守隐含着丰富的文化意义和秩序观念，是切入小说主题的重要角度。

关键词：说和；矛盾；秩序观念；教学启发

《蒲柳人家》是刘绍棠乡土文学的代表作，曾荣获第一届（1977年—1980年）全国中篇小说奖二等奖。关于《蒲柳人家》一文的主题，刘绍棠在《〈蒲柳人家〉二三事》中曾说自己也答不上来，应当不要特别地说出，而要让它自己从场面和情节中流露出来。文中涉及对一丈青大娘的两次“说和”，从“两三个时辰”“三天三夜”两个时间段来看，一丈青的坚守隐含着多种矛盾及思想价值。

一、两次“说和”的矛盾呈现

（一）两三个时辰的“说和”——现实生存境遇与道德伦常、长幼之仪的矛盾

一丈青是《蒲柳人家》中的重要人物之一，文中涉及两次对她的“说和”。第一次是“最后还是船老板请出了摆渡船的柳灌斗……说和了两三个时辰，一丈青大娘才算开恩放行。”事情的起因为纤夫们在晌午逆风拉纤，“赤身露体，只系着一条围腰。”这一幕让正在伞柳荫子下放鸭子的一丈青大娘看到，她断喝“都给我把裤子穿上！”而纤夫驳斥道“一把岁数什么没见过。”这一驳斥触怒了一丈青，她断喝道：“别腌臜了我们大姑娘小媳妇的眼睛。”面对一丈青大娘，年轻纤夫言道“好狗不挡道！”这一冲突对话中蕴含多层矛盾。

一是纤夫们的生存情境与一丈青所坚持的男女伦理之间的矛盾。男女之别是人伦大理，自古有之。文中写道这些男性是“年轻的纤夫”，为成年男性，他们知晓将身体公然裸露下有伤风化。但文中又写到“这几个纤夫头顶着火盆子，拉了八十里路，顶水又逆风，还没有歇脚打尖。”此时，纤夫们本身“窝着一肚子饿火”。因此是纤夫们不得以为生活而抵近固有的男女“非礼勿视”的伦理界限。因此，烈日之下纤夫们对伦理纲常最后的坚守是一条围腰，以示男女有别。

再者是传统女性对伦理界限的坚守。在纤夫看来，围腰降低了违背男女大防传统伦理规约的风险。但从一丈青的女性视角出发则不然。文中写到“ 大姑娘小媳妇们”，表明此时运河畔的女性不止一位，已婚、未婚，老少皆有。一丈青作为女性群体的代表断然出言训斥，小说中对此次矛盾的书写建立在对伦理坚守标准的不对等上，在纤夫眼中，生存境遇大于伦理界限；在一丈青眼中伦理界限应当被无条件坚守。“腌臜”一词透出一丈青对视觉上男性赤裸身体的抵触。纤夫“一大把岁数，什么没见过”的说法针对一丈青一个人，而一丈青所站的角度却是大姑娘小媳妇们的群体视角，显然一丈青坚守的伦理具有普遍性。

第三层是对长幼之仪的维护。矛盾的导火索是年轻纤夫的一句“好狗不挡道”，这句话背后隐含有两个意思：一丈青所挡的道是纤夫们的生存之道，而此语出自“年轻纤夫”，年轻人与一丈青之间长幼有别，而“狗”字与年轻的身份正触怒一丈青。年轻纤夫突破长幼有仪的道德遵循，使得一丈青“勃然大怒”，并发生严重的肢体冲突。在众人“两三个时辰”的“说和”下才化解此次矛盾。一丈青开恩放行船老板，而非纤夫，这一细节描写是特殊笔触。一丈青放行并非对道德坚守和伦理底线的妥协，而是对纤夫的伦理教育成功之后的权宜之举。道德底线和伦理纲常固然不容亵渎，放行的举动使一丈青代表的传统女性与纤夫之间的伦理矛盾得到纾解。文中用夸张的手法表现出以一丈青为代表的长幼之仪的胜利。

（二）三天三夜的“说和”——男性主导与耕读观念转变

第二次“说和”暗含三层矛盾。一是娶儿媳妇中展示的城乡生存意识的冲突。一丈青是农村妇女，她认为儿媳妇是“无用的纸花”，她想找个能帮她干活，支撑门户的农家女。她的儿媳却是城镇女性，不是以耕为生。而何满子的母亲是“文墨小康家庭出身”，识文断字、斯文、单薄，她已脱离以土地为生的生存方式，二者存在理念层面的矛盾。她们都直接面对现实生活，一丈青眼中的“中用”是符合农村淳朴妇女标准的劳动力形象，而何满子母亲嫌弃婆婆“粗野”，这是城镇与农村生存环境差异造成的必然结果，并无贵贱之分，而是生存理念相差悬殊。这一描写从侧面反映出农村与城镇融合过程中的矛盾，即以耕为生、以读为生的理念碰撞。

二是男性主导的家庭模式下的自我调和。一丈青答应儿子的亲事背后隐含着父母之命的传统思想，而一丈青的举动正是20世纪80年代自由婚姻意识觉醒的体现。文中写一丈青“拗不过老头子，也怕伤了儿子的心”勉强同意。以父亲和儿子为主导的家庭构成，在此矛盾中暗含着两层意义。一是何大学问“虚荣心强”，仰慕文墨之家。文中用了反讽的笔法写他“好攀高枝儿”，而何大学问内心对学问的向往，正是促成整篇文章的一条暗线。儿子在城里书铺学石印，摆脱以耕为生的生活方式皆由此促成。二层是何满子的父亲与书铺女儿的结合，使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嫁模式瓦解，一丈青在传统男性主导的家庭模式下同意儿子亲事，这一内心自我疏解，隐含了传统女性对以读为生和对自由恋爱的默许。

第三层矛盾是耕读不兼容及后代养育问题。一丈青不支持何满子的父亲在城里另立门户，留在运河滩意味着以耕为生，另立门户则是脱离农耕。文中提到一家子“鸡吵鹅斗”，表明两种观念冲突十分激烈。而“分家丢脸”在一丈青的思想观念中根深蒂固，但现实她又以“没有不散的筵席”说服自我，所以她能接受传统以父母为中心的宗族家庭模式的和解。另外，一丈青与儿媳妇之间的矛盾冲突是第二次“說和”的直接导火索。文中写到何家世代单传，一丈青的“单传”理念与何满子母子血肉亲情之间的矛盾在城乡地域隔离中被激化。这一矛盾源于前两层矛盾。一丈青最后的底线是坚持“单传”的何满子在自己身边长到上学的年龄。“三天三夜”的“说和”是以两位母亲为代表的城乡理念冲突、融合的过程，也是城乡理念与耕读观念融合的过程，是一丈青从固守传统男性主导、以耕为生、单传理念到肯定以读为生、自由恋爱、另立门户等观念的思想转变过程。

二、两次“说和”背后的秩序观念

（一）耕读传家

耕读传家在传统社会和家庭观念中根深蒂固。中国是农耕社会，“耕”是解决温饱的关键，读是通晓事理、明辨是非、涵养正气的必要手段，耕读之中有中国人传统的求生存、立高德的基本诉求。文中第二次“说和”源于一丈青与儿媳观念上的矛盾。一丈青堅持以耕为生，儿媳则认为应以读为生，这是人生路径选择上的根本矛盾。文中何满子的爷爷对文化人的青睐是《蒲柳人家》中叙事的一条暗线。何大学问得了“大学问”的称号后时感悲凉，这种悲凉是对家族历史“祖宗八辈……全是睁眼瞎”的反思。从文中看，一丈青并不直接肯定女性文化人的长处，她认为儿媳是纸花，而何大学问则肯定文墨出身的儿媳，这里实则蕴含着如何平衡耕与读的深层思考。早在宋代陆游就在《观村童戏溪上》中有言：“三冬暂就儒生学，千耦还从父老耕。识字粗堪供赋役，不须辛苦慕公卿。”元代王冕也有《耕读轩》说：“路逢谁家子？背手牵黄犊。犁锄负在肩，牛角书一束……书声出茅屋。古来贤达人，起身自耕牧。”明代曹学佺所编《石仓历代诗选·安山道中晩棹》中有“洋洋水波逝，永钦川上怀……耕读有遗轨，长使愿无乖”的诗句。这证明了何大学问坚持的是自古以来耕读传家的传统诉求。文本中的何大学问是渴望知识而无从获取的典型，在时代背景中他的担忧更是千万农舍寒门的内心写照。

（二）女性突破

《蒲柳人家》中涉及多位女性，她们各具特色。其中一丈青既束缚在传统女性思维之中，又有突破意识，在自我纠缠中展示传统女性的自我意识觉醒。如对待望日莲的慷慨施救，对待纤夫们的大打出手，表现出一丈青对传统女性形象的颠覆。同时，同意儿子婚事、婚后分家的举动说明一丈青内心积极回应自由恋爱、崇尚知识的时代呼唤，这也是她思想突破的重要表现。同时，文中的女性也有自我束缚的一面：一丈青认为传宗接代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但作为妻子和母亲、奶奶等又无法左右家庭男人的意见。望日莲作为年轻女性，一方面渴望自由的爱情，一方面又自我矛盾，她能冲破童养媳的枷锁，但却因在葡萄架下乞巧不成而哭诉不能与周檎成婚，带有封建倾向。在周檎动员她参加革命时，她又说“我一个女人家，好比萤火虫，能有多大的亮呢？”这样的不自信仍是旧时代女性固有的思想表征。另外，同样作为童养媳的荷妞儿在面对自己无法生育时深感自责，愧对公婆也具有自我束缚的思想羁绊。刘绍棠对运河女性自我意识纠缠的书写展示出当时时代背景下女性思想被束缚又渴望突破的真实状态。

三、教学内容生成及启发

《蒲柳人家》有宏大的阐释空间，它的“美”在于运河畔儿女的淳朴、爱憎分明、侠肝义胆。李万武指出刘绍棠“美文”标准是衡量当代文学的一把标尺。从两次“说和”中可看出刘绍棠潜意识中对道德美和对家国情怀的塑造。

发掘小说中的重要细节可以为教学提供独特的视角。文中对一丈青大娘的两次“说和”看似轻描淡写，实际却独具匠心。从两次说和的时间看，一丈青内心有难以释怀的坚守。从第一次“说和”可以看出，一丈青是个干脆直接、敢爱敢恨的女性，骨子里有股子侠气。这一性格促使她搭救望日莲、撮合周檎婚姻、支持抗日等。表现出在抗日战争的时代背景下传统女性以家国为重，支持革命，自由恋爱的观念转变。第二次“说和”体现了何大学问对文化人的特殊青睐，周檎在北京读书，接受新消息便捷，也展现出了京郊底层民众对国家命运的思考。

课文以一丈青两次“说和”的矛盾为原点展开分析，较为全面地关照小说人物在时代背景下的不同人性特点。与一丈青侠肝义胆、敢爱敢恨的性格特点相比，柳灌斗因连副投奔了国民党而与之割袍断义，显示出一股子侠气；董太师给儿皇帝上进表当汉奸被钉在耻辱柱上。与一丈青慷慨、洒脱、正直的形象形成强烈反差的还有吉老称和牵牛儿，揭示出社会的黑暗面，吉老称认为“天下官府都给有钱人办事儿……只有反”。在时代背景下，一丈青、何大学问、周檎、望日莲、柳灌斗、郑端午、郑整儿、荷妞……所有人都在革命的漩涡之中，运河儿女高涨的革命情怀使《蒲柳人家》中的每个人物都鲜活饱满。

《蒲柳人家》是一部社会主义“美文学”，它的美由内而外，在国家命运前，运河儿女有强烈的大局意识，其道德之美在于爱恨情仇的分明、侠气的充盈，人性之美在于对自我意识的突破及对时代思潮的回应。

参考文献：

[1]刘绍棠.蒲柳人家[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

[2]刘万斌，刘绍棠.文学的当下意义[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7（4）.

作者简介：赵洪彪（1988— ），男，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育硕士，主研方向为中学语文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