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8-31
陈中伟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经贸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15)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但增长方式多以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为主要特征,付出了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的代价。虽然经济增长提高了居民收入水平,但恶化了居民生存环境,提高了健康成本。这将在农村产生一系列社会保障问题。
经济增长虽能带来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但其导致的较重的健康成本负担势必会减弱居民总体福利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承担的健康成本甚至会超过经济增长中分享的红利。杨继生用省级面板数据测度了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和社会健康的动态影响,认为经济增长带给居民的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1]。李名良利用全国数据估算了我国经济增长的社会健康成本,并认为社会健康成本占GDP比重与经济发展水平为倒“U”型关系,二者可以兼容[2]。现有的研究较少关注经济增长中农村居民分享红利和承担健康成本的差异,特别缺少对农村居民健康成本过快增长的原因分析。
本文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分析农村居民在经济增长中承担的健康成本及其影响因素,以期寻找经济增长中导致农村居民健康成本增长的主要原因。
Ruhm C J认为,较长工作时间和高强度工作压力影响居民健康[3]。叶春晖等认为,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会提高医疗保健意识,提升健康消费支出水平[4]。杨继生认为,经济增长引发的环境污染增加了居民健康成本负担[1]。经济增长中影响居民健康消费支出的因素较多且复杂,粗放式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污染加剧居民健康成本负担;高工作压力和强度也不利于居民健康;社会老龄化水平提高也能导致整体居民健康成本增加。
研究经济增长对居民健康水平影响的典型模型是Chay K和Greenstone[5]使用的数据模型:
Hit=αEit+βXit+fi+μi+εit
式中:H表示居民健康水平;E表示经济增长水平;X表示其他因素,如环境、政策等;f为时间效应;μ为个体效应;ε为误差。
本文借鉴上面的模型,主要分析经济增长中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变化、居住和工作环境变化、家庭抚养负担变化等对其健康成本支出的影响。由于缺乏相关面板数据,在采用时间序列数据的基础上将模型设定如下:
Ht=αEt+βWt+γPt+ηYt+εt
式中:H为居民健康消费支出;E为居民收入水平;W为工作环境压力;P为居住环境状况;Y为家庭抚养负担状况;ε为误差。
模型中的居民健康消费支出用农村家庭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代替;居民收入水平用农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表示;工作环境压力用农村劳动力参与社会就业竞争的压力表示,以农村高中以上学历劳动力比重与整体高中以上劳动力比重的比值代替;居民居住环境用工业二氧化硫和烟尘排放量的递增累积之和表示;家庭抚养负担分别用农村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代替。
以上变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6-2015)》、《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1986-2009)》、《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15)》以及计算或估算结果。并以1995年为基期,对相应名义数据进行了调整。具体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表1 变量及其描述性统计结果
分析各变量与居民健康消费支出的相关散点图后,对模型进行了修正。并对各序列进行了平稳性检验,调整后各变量符合一阶单整序列。利用eviews6.0进行OSL法协整回归分析,具体模型和回归结果如下:
lnRC=6.72+0.002Ry+0.35lnJOB-1.06 lnChd+
(4.32) (12.52) (1.92) (-3.06)
0.21lnEM
(2.95)
Prob=0.000DW=2.30R2=0.996
回归结果显示方程拟合程度较好,不存在序列相关。对回归结果进行残差分析和怀特检验,结果显示,方程不存在异方差。结合经验和相关性分析,可以判断出方程并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对该模型残差进行ADF检验。结果显示,在1%显著水平下残差序列为平稳序列。因此,方程中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再对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显示,该方程的解释变量均为其被解释变量的格兰杰原因。所以,可以利用回归结果对经济增长中农村居民负担健康成本的变化进行解释。
(1)农村劳动力非农工作环境压力大是其家庭健康成本支出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农村劳动力就业压力系数每增长1%,农村居民健康成本支出增长0.35%。农村高中以上学历劳动力比重相对于整体高中以上劳动力比重呈下降趋势,工作环境压力呈恶化状态。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整体水平依然较低,在非农就业市场中与城市劳动力竞争中处于弱势,再加上劳动力市场制度分割[6],农村劳动力工作多以体力劳动为主,工作环境相对较差。2008-2014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的比例逐年上升,2014年为53.6%。
(2)环境质量恶化加剧了农村居民健康成本负担。工业二氧化硫和烟尘排放每增加1%,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增长0.21%。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质量恶化,直接影响了居民生活环境和健康水平,是造成农村居民健康成本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
(3)农村居民收入增加对居民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具有正效应。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每增加1元,家庭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增加0.2%。农村家庭收入状况直接决定其医疗保健消费支出水平,收入水平提高是家庭医疗保健消费的基础。
(4)社会老龄化并不是农村居民增加健康成本的原因;少儿抚养比与居民健康成本支出呈反方向变化。老年抚养比变量在模型回归中并不显著。这说明,社会老龄化在农村并不会明显增加家庭医疗保健消费支出,老年人口比重增加并不是农村居民健康成本增加的显著原因,农村家庭缺乏对老年人医疗保健的重视。少儿抚养比每减少1%,家庭医疗保健支出增加1.06%。少儿抚养比下降对家庭健康成本增加有正作用,这说明虽然农村家庭抚养少儿比例下降,但家庭更加重视孩子的医疗保健。
通过以上分析得出以下结论:①我国经济增长提高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但也加剧了农村居民健康成本负担;②农村劳动力的低人力资本水平导致较高的工作环境压力,对健康造成负影响,增加其健康成本负担;③经济增长导致的环境恶化影响居民生活环境,农村居民虽然获得了经济增长的红利,也承担了较重的健康成本负担;④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少儿抚养比下降对家庭医疗保健消费支出有正方向影响,这是社会良性发展的表现。
参考文献:
[1] 杨继生.经济增长与环境和社会健康成本[J].经济研究,2013(12):17-29.
[2] 李明良.我国经济增长的社会健康成本测算与分析[J].中国卫生经济,2015(9):5-7.
[3] Ruhm C J. Are recession good for your health[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0(115):617-650.
[4] 叶春晖,封进,王晓润.收入,受教育水平和医疗消费:基于农户微观数据的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8(8):16-24.
[5] Chay K,Greenstone. The impact of air pollution on infant mortality:evidence from geographic variation in pollution shocks induced by a recession[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3(118):1121-1167.
[6] 蔡昉.宏观经济政策如何促进更多更好就业?——问题、证据和政策选择[J].劳动经济研究,2015(3):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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