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格局下长三角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新机制和路径研究

韩 坚 熊 璇

(苏州大学 东吴商学院/东吴智库，江苏 苏州 215021)

引言

***总书记在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提出，要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把握新发展阶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趋势放缓，且新冠疫情对本身疲软的经济雪上加霜，在此背景下，中央提出了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给我国“十四五”期间以及新发展阶段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新动力[1]。长三角区域作为我国最强经济增长极，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创新能力最强、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面对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时代变革，长三角区域高质量发展面临着哪些新困难与挑战？在新发展格局下长三角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又需要怎样的新机制与路径？这些都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长三角区域高质量发展是我国新发展格局形成的重要着力点

新发展格局是基于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的变化，立足于我国经济发展中长期提出来的战略转折，是重塑我国国际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2]长三角区域作为我国最强经济增长引擎，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我国应遵循“点上发力，带动区域联动”、“小循环”带动“双循环”的发展规律，通过推动长三角区域高质量发展，乘势而上探索新发展格局，打造长三角区域“小循环”枢纽，促进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从而推动全国形成新发展格局。[3]

(一)全力迎接经济发展新挑战，刻不容缓融入国家战略新布局

长三角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构建国家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基石。从经济规模来看，长三角区域经济规模占到了我国GDP近四分之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名列前茅，工业增加值常年摘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远超其他区域，经济底蕴极为深厚；从经济活力来看，长三角区域世界500强企业数量占全国比重高达26.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专利数国内最高，全国城市中上海人口净流入最多，庞大的市场使得长三角地区成为国内经济的稳定器；从外贸数据来看，长三角目前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且商品出口规模占到了总出口规模的一半左右，发挥着“咽喉”的作用。因此，考虑到长三角区域巨大的经济体量，只有长三角区域的经济实现持续高质量发展，且深度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双循环格局才能够有效地构建。

(二)利用要素资源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以区域小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长三角作为最早开放的区域之一，改革开放后依托“国内国际两个大市场”的发展思路，集聚大量优质要素资源，充分利用地理条件等比较优势，形成长三角区域独特的发展优势。这些发展优势是长三角持续增长、形成区域“小循环”的动力，更是构建国内新发展格局的动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大量的创新要素聚集。长三角区域汇集了众多世界级一流高校和科研院所，国内排名前十的高校长三角区域占比超过50%，且每年人才大量净流入，这些“智力”要素是引领创新经济发展的基础，可为全国的发展提供高质量的人才供给和科技供给，解决“卡脖子”的技术难题，用创新打通国内大循环。二是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大量的技术沉淀。长三角区域作为全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通过国际大循环形成了大量的技术沉淀，工业类别比较齐全。因此，长三角区域可以充分发挥其产业优势，从更高层面上绘制高质量发展蓝图，重点把特色产业、科创资源与人才资源整合起来，使创新链与产业链高度融合，打造世界级现代产业制造高地，更好地服务于国内国际双循环。[4]

二、新发展格局下长三角区域高质量发展特征与存在问题

(一)新发展格局下长三角区域高质量发展特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区域勇挑全国排头兵、创新先行者的重担，成为引领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5]长三角区域高质量发展可从经济发展规模、区域内部联系、经济结构、科技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等五个方面来分析。

1.长三角区域经济总量领先,高质量发展初显成效

2019年，长三角的地区生产总值约为23.73万亿元，占全国经济总量的24%，经济增速高于全国6个百分点。长三角区域土地面积约占全国的1/50，但产出了全国近1/4的经济总量。在2020年全球经济下滑的背景下，长三角区域经济展现了充分的韧性，总体发展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是支撑和引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2020年，在新冠疫情冲击全球经济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速一季度同比降低6个百分点，下半年我国经济开始复苏，世界银行预测在2021年中国将回升至7.9%。长三角区域坚持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经济总体保持“稳中求进”的态势。总体来看长三角区域的经济增速整体处于放缓的趋势，2019年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增速为12.2%，比2011年的经济增速降低约5个百分点，经济增速延续下行走势；横向来看，2019年，长三角区域经济增速比全国高约6.2个百分点，实现了较快增长，长期来看长三角区域与全国经济增速的差距呈缩小趋势。

2.区域内部经济联系更加活跃,多中心匀质化发展趋势明显

2018年，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长三角区域率先探索更深层次的体制改革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长三角区域不断探索形成区域联动、分工协作、协同推进的区域合作协同机制，区域内部沪苏浙皖之间的关联程度呈逐渐上升趋势，协同发展态势良好。从图3可以看出，长三角区域核心城市经济增长方式由传统的“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协同趋势明显。2015年以来长三角区域核心城市经济总量与上海市的差距逐步缩小，一体化发展取得明显成效。虽然合肥的经济基础较为薄弱，但近年来城市经济发展十分迅速，增速在2019年达到了20.27%。

图1 2010—2019年长三角GDP变化趋势图

图2 2011—2019年长三角与全国GDP增速一览

表1 2015—2020年长三角核心城市地区生产总值

同时，长三角区域不断地推动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增强了核心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对周边地区起到了辐射作用。截至2019年，长三角区域内部跨城市设立的总部—分支机构数超过14万家，企业股东联合设立企业数超过4 800家。不仅如此，为降低跨区域投资的流动成本和交易成本，沪苏浙两省一市联合印发长三角绿色一体化投资项目目录，这是不断推进政府转变职能、放宽放活社会投资的重要举措，为长三角跨域投资寻求最大“公约数”。

图3 2016—2020年长三角核心城市GDP增速趋势图

3.区域产业升级与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一体化发展质量逐步提升

当前新冠疫情在全球尚未得到控制，且中美关系处于不稳定的状态，长三角区域的产业发展与经济结构应立足于“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背景，按照长三角区域需求、供给结构转型升级的要求，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不断促进传统产业与信息技术相结合，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加快构建服务于区域与国内需求的产业集群，推动区域实现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中服务产业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在我国“稳经济”方面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2020年前三季度江苏省服务业增加值增长2.9%，增速比上半年加快1.1个百分点；2020年浙江省上半年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9 133亿元，增长了近6.0%；2020年上海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87万亿元，服务业增加值占比高达73.1%。综合来看，作为全国强劲的经济增长极，服务业主导作用在长三角区域表现更加明显，经济结构质量不断优化。

4.科技创新共建成效显著，区域协同创新得到长足发展

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不同于传统要素“量的增加”的驱动模式，而是聚焦于科创要素“质的提升”的发展新动能。[6]强大的基础科学研究是提升创新能力、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基石。长三角区域的创新能力强，科技创新优势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长三角的研发投入近年来显著提升。2011—2019年长三角研发经费保持快速增长，R&D从2011年的1 886.39亿元上升至2019年的4 647.57亿元，增速达146.37%，且R&D经费的增速普遍高于GDP增速。同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项目数也在稳步增长，2019年长三角地区的R&D项目数高达233 176项，是2011年的2.86倍，平均增速高达14.46%。

2016年至今，长三角区域逐步完善了具有独特创新品牌优势的协同创新平台——G60科创走廊。(1)2018年6月1日，芜湖市作为G60科创走廊新成员，与上海市松江区，浙江省嘉兴市、杭州市、金华市、湖州市，江苏省苏州市，安徽省合肥市、宣城市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发布了《G60科创走廊松江宣言》，G60科创走廊3.0版的建设正式开始。2019年长三角区域九个城市的研发投入达1 942亿元，拥有高新技术企业两万余家，通过科创驱动、融合发展，推动G60科创走廊成为长三角区域高质量一体化的重要动力源和创新策源地之一。长三角区域作为全国重要的科技创新极与全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在科技创新共建、区域协同创新方面应先行一步、作好示范，这对于发挥长三角内部各地区比较优势、优化区域的科技创新资源配置、落实长三角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5.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取得新进展，同城化水平领跑全国

长三角区域的重大基础设施基本实现互联互通，网络化的交通运输体系不断健全，交通干线的密度较高，已基本形成机场、港口、高铁网络和高速公路网络等快速交通骨干网络，且沿海、沿江、沿河联动协作的航运体系也基本形成。长三角区域的现代网络交通体系快速发展，尤其是高速铁路网正在加快建设中，长三角城市群内交通2小时畅行。安徽省高铁通车里程(时速200千米以上的铁路)已经达到2 297千米，累计高铁通车里程排在全国第一，江苏省的高铁里程在2020年底也达到了2 031千米，在全国排至第四名，浙江则是达到了1 518千米。长三角区域的“同城效应”不断放大，这对优化长三角产业布局具有重要的意义。

图4 2011—2019年长三角R&D活动情况

图5 2010—2019年长三角主要省份铁路运营里程(万公里)

据国家铁路局数据，自2010至2019年长三角主要省份的铁路运营里程呈不断上升的趋势，但区域间铁路交通网密度差异较大。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以安徽合肥为中心的“米字型”高速铁路运输网络与长三角地区的大多城市已实现基本覆盖，安徽至上海、南京、杭州都市圈的快速客运大通道基本实现贯通，与江浙沪形成“2小时高铁出行圈”，同城化效应显著。

(二)长三角区域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行政区经济”仍然存在，市场壁垒和制度性障碍有待突破

在现代产业经济理论中，经济要素跨区域流动、资源高效配置是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一体化的动力来源。通过消除功能性的市场壁垒和制度性障碍来促进要素的自由流动，让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推动资源合理配置，促进高质量发展。[7]长三角区域覆盖“三省一市”，不同的行政区在标准、规范和政策等方面尚未统一，长期累计形成的行政分割壁垒在短期难以打破；商品、资金、劳动力等统一要素市场尚未形成，市场环境略显松散，港口建设存在无序竞争。在产业布局、协同创新、公共服务、生态治理等方面，区域要素市场分割，区域内部均受传统的行政板块分割和制度性障碍影响，制约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进程。

2.数字产业和传统产业融合不深入，产业链供应链有待增强自主可控能力

继蒸汽机革命、电气革命、信息化革命，人类迎来了第四次工业革命——数字技术革命，将数字产业与传统产业相融合，可以大幅度提高长三角区域产业技术创新水平，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当前，长三角区域的数字化产业发展走在全国前列，规模、体量和增速都呈现出强劲的动能。然而从总体上来看，长三角的科技创新与传统产业还存在“分割”的现象，两者的融合程度亟待进一步提高，产业的数字化转型还远未完成。在长三角区域的经济结构中，仍有较高比重的传统产业，如农牧业、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等产业的数字化与自动化程度都有待进一步提高，与国外先进同行业相比，信息化、自动化、标准化与共享化程度都较低。

3.跨区域治理失灵，共建共享共治机制尚不健全

要实现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需要深化区域协调发展，加速要素自由流动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推动公共服务资源的共建共享与互联互通，才能有力支撑区域经济融合发展和社会网络体系建设。自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战略上升至国家战略以来，长三角地区须实现更深层次、更大范围、更宽领域的区域协调体制机制，但目前长三角区域形成的以行政区划结构性调整和政府间合作相结合的区域协同模式，还难以满足区域一体化国家战略的要求。在现有行政管理体制下，地方行政壁垒是难以跨过的门槛，仍存在个别省市为谋求利益最大化，致使区域资源配置和共同市场建设遇阻，也存在机制层级较多、合作专题分散的问题，致使全盘统筹和整体推动能力不足。

三、新发展格局下长三角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新机制分析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打通各要素流通环节的堵点以及补强必要的短板。长三角地区作为国内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应率先探索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一体化的新机制与路径。通过建立起有效的要素市场一体化机制，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促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信息等要素在长三角区域内部的高效自由流通，以此赋予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建立科学有效的多元主体区域协调机制，调动各主体的积极性，推进长三角区域在政府融合、产业链融合和社会治理融合等方面持续深化；通过区域协同创新机制，构建长三角科技创新“小循环”枢纽，辐射带动区域周边甚至全国的创新活动，打造长三角区域全球竞争力优势。

(一)要素市场一体化机制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指出，“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是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体系的内在要求”。要素市场是市场经济的血液，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要素市场的改革将为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注入活力。

首先，要素市场化配置将提升各类资源使用效率。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关键是发挥价格机制作用，根据市场供需指导资源的跨部门流通，使得资源流向边际回报率最高的领域，从而实现要素资源的最优化配置。[8]改革开放四十多年间，长三角区域之所以取得耀眼的经济成就，受益于不断开放与市场化，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越来越少，而市场自发性的资源配置逐渐增多。深化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是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市场活力的关键，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更有助于疏通生产、分配、消费等环节的堵点。

其次，要素配置市场化对经济结构的优化至关重要。事实上，我国经济出现结构性问题的根源之一在于部分要素的市场化发育落后，要素的自由流动受到各种阻力，诸如基础设施以及行政壁垒等，导致了要素并没有流向先进生产力集聚的领域，这一点在土地、资本等领域尤为突出。因此，只有保证要素资源的流动自由化，才能调整和释放错配的资源，才能打破长期以来的经济扭曲，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二)多元主体区域协调机制

长三角区域的高质量发展是一项涉及社会多个领域的系统过程，其关乎参与其中的每个主体。要推进长三角区域在政府融合、产业链融合和社会治理融合等方面持续深化，前提就是建立科学有效的区域协调机制，调动各主体的积极性。当前，长三角地区已形成以决策层为核心，协调层、执行层共同构建的“统分结合”的三级合作机制。“决策层”负责统筹重大事项并制定长期发展规划，“协调层”负责协调推进长三角区域合作的重难点事项，“执行层”负责具体工作的落实。[9]不仅如此，还需要积极利用市场主体以及其他主体力量，打破长三角政府领导层磋商协作的传统模式，升格成多层次、宽领域、深层次的社会多元主体协同推进高质量一体化的制度合作。

建立市场多元主体协同联动机制，形成“国企—民营—商会—产学研联盟”多元主体共同推进长三角区域高质量一体化的模式，进一步释放市场的活力与创造力。利用长三角区域国有经济发展的独特优势，提升国资国企的全产业链资源配置能力，以服务新发展格局为使命和职责，进一步打造长三角双循环战略枢纽；当前，长三角区域制造业的上市企业中，江浙沪的民营企业数量占比较大，比重分别达到80%、89%和60%，在推进长三角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民营企业不可或缺地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并展现出了顽强的盈利能力；长三角区域的国资国企、金融机构等，应在跨区域、跨行业、跨所有制企业间实现资本合作。

(三)区域协同创新机制

以科技创新驱动长三角区域产业转型升级，这不仅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更是提升全球产业链价值的必然要求。尤其是推进源头创新，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突破“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是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的重中之重，仅仅依靠一城一地的科技创新远不能完成，要构建科学有效的区域创新协同机制，需从资源汇聚、产业发展、技术溢出和环境支撑等方面出发。[10]

首先，创新资源的汇聚是进行科创活动的首要前提，其中包括人才资源、资金、平台等创新资源。因此，需要汇聚最专业的人才资源，形成多极化的人才分布格局，同时推进长三角区域的科研人才资源共享平台建设，集聚长三角区域优秀的创新资源，持续性地投入研发资金。其次，特色产业的布局也是推进科创的重要因素之一。江苏的产业优势集中在先进制造领域，包括人工智能、新材料和智能装备制造等；上海的金融产业、生物医药产业、研发中心发展迅猛；浙江在互联网服务行业布局最为充分；安徽依托高校资源，在新能源、装备制造等产业领域形成了比较优势。依据长三角各地区的科创比较优势，分别聚焦其特色领域和优势环节，探索形成共建共享的合作创新机制。

要推进区域协同创新，技术溢出与转移不容忽视。要增强长三角区域的技术溢出效应，需从科研院所、高校、技术转移中心和企业等主体出发，搭建集创新成果共享、产权交易、创新项目孵化等功能于一体的长三角技术转移中心，共同推进重点项目的合作，为长三角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支撑；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长三角科创中心，为国内提供高质量的科技供给，夯实区域内基础科学研究，增强长三角的原始创新能力，构建长三角科技创新“小循环”枢纽，辐射带动区域周边甚至全国的创新活动。

四、新发展格局下长三角区域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

基于全球疫情的冲击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与挑战，长三角区域应积极主动地推动要素资源冲破行政区划有序流动，科学布局产业链价值链，形成区域内极富活力的“区域内循环”，以“区域内循环”促进国内“大循环”，率先探索新发展格局的形成路径，持续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

(一)打破省际行政壁垒和制度障碍，有效整合资源

打破资源行政区块状分割现象，促进要素资源跨省区有序自由流动，为长三角区域资源整合消除制度性障碍，促进长三角资源共享和优化资源的空间配置。打破省际行政壁垒和制度障碍，最大限度地降低人流、物流、资金流等经济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成本，营造市场化配置要素资源的环境，以极富活力的区域内循环引领国内经济大循环。

对于土地要素，我国虽进行了多轮土地市场改革，但土地资源的流通仍存在诸多障碍。考虑到土地的社会属性和资产属性，土地资源的高效流通无疑会进一步释放经济活力。一方面，要建立长三角区域统一土地市场，灵活运用跨省补充耕地国家统筹机制，完善长三角区域土地指标统筹制度，推动土地要素的跨区域资源有效整合与利用；另一方面，要深化土地要素市场改革，逐步放开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流转，建立起灵活的土地交易市场。人力资源方面，首先，长三角地区应率先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既要完善大城市之间的落户积分转换机制，又要完善农村居民的落户政策，推动农村人口对城市劳动力的稳定供给，保证人力资源的自由流动；其次，建立并完善长三角人力资源共享市场，进一步发挥市场在人力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决定作用，搭建长三角区域统一开放的人才交流和供需平台，加强人力资源协作，整合人力资源实现共赢。对于资本要素，应当鼓励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通过建立统一的绿色融资平台等方式，保障资本的跨区域有序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完善长三角的跨区域产权交易市场，实现区域内产权交易“一网通办”，统一业务办理标准和程序，形成长三角产权交易共同市场。

(二)深化区域协调机制改革，优化利益分配与共享机制

推动长三角区域重点领域合作机制，加强地方立法、政务服务等政府职能领域的顶层合作，优化顶层设计，突破原有的功能性制度障碍，全面提升区域间合作水平，为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提供法规支撑和保障。建立长三角“大财税”利益分配机制，一方面规范税收优惠政策，发挥税收优惠政策的引导作用，加快区域税收优惠向产业税收优惠的思路转变，实现产业升级转型和创新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理清利益分配关系，探索建立跨区域利益共享的财税分享制度，通过财政预算一体化，为区域税收补偿、跨区域合作创新、医疗资源共享、异地养老等项目提供支持，推动跨区域深度融合。建立市场多元主体协同联动机制，推进国资国企深化改革，激发民营企业的发展活力，既要发挥政府的统筹作用，又要在具体事项上鼓励商会、行业组织、产学研联盟等开展跨区域多领域的合作，进一步释放市场主体活力和创造力。持续推进长三角内部的跨区域产业转移和产业园区的“飞地”模式，探索互利共赢的跨区域投资、税收和征管协调机制，为经济要素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打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三)综合施策以需求侧改革带动供给侧改革，提升经济体系整体效能

超大的市场规模、巨大的内需潜力，这是我国构建国内大循环的重要基础和出发点。长三角区域的人均GDP是国内最高的区域之一，有充分的内需潜力有待挖掘。内需体系的构建，不仅包括中短期的需求管理，如增加消费、促进就业、增加财政开支等，更要将眼光聚焦到长期，进行一系列需求侧改革形成“以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不断循环往复的高质量动态平衡，促进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

首先，激活城市与乡村的消费需求。基于中低收入群体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居民部门内部收入再分配的力度需要继续加大，持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使得更多的收入流向中低收入群体，释放国民需求潜力，带动企业深化专业分工和提升其生产效率。其次，要在消费环节减轻制约居民消费的负担，推进长三角区域户籍制度及教育体制、社会保险改革，“减负”住房、教育与医疗等民生“刚性”支出，以此提升居民消费信心；着力推动长三角区域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使长三角地区的社会保险跨区域便利转移接续；持续推进教育资源公平配置，这不仅能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更能进一步带动科技的进步；优化长三角区域的消费环境，鼓励新型消费经济，加快降低技术推广成本，充分发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市场优势，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四)推动长三角区域全产业链垂直布局，增强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

随着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发达国家在前沿科技与高端产业链形成“闭环”，长三角区域的全球产业链面临被冲击的风险。目前，长三角区域外向型产业链的上游原料、设备和中间品供应对国外市场的依赖较大，因此，长三角区域须改变过度依赖国外的产业发展模式，推动全产业链垂直布局，增强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自主可控能力。

长三角区域协同发展要求既要打破各省市之间的产业结构雷同，破除同质化竞争，又要通过建立绿色通道来促进资金、人力、原材料、物流等方面畅通跟进，做好长三角区域“补链、强链”环节，增强长三角产业链的自主可控能力。一方面，各地需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在要素禀赋的基础上从更高层面绘制区域产业地图，引导重点产业集中布局和统筹发展。上海地区要集中精力发展总部经济，打造面向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研发中心和金融中心；其他要素聚集度较高的地区，大力发展创新经济，推动传统制造业转型，建立起高科技产业聚集区；中小城市根据产业基础以及发展条件，发展绿色经济、轻工业以及相关配套产业等。另一方面，在区域间合理分工的基础上，各地区以特色产业链龙头企业所在城市或平台组建长三角区域产业联盟等形式，优化引导产业链条延伸方向；以服务企业需求为目的，鼓励企业间供应链信息平台建设，推动零部件供应、消费品生产、市场营销体系的构建，畅通产业链条信息快速传导机制。

(五)打通协同创新全链条，构筑国际竞争新优势

通过长三角区域内部的协同创新增强其创新策源能力，突破“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提高知识技术溢出效应，以新科技驱动长三角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这不仅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更是提升全球产业链价值的关键。

首先，对于从“0到1”的原始创新，以上海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安徽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各高校资源为依托，由各地政府、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业联合建立一批研发平台，并赋予该平台特殊政策和灵活机制，形成创新科技协同改革模式，“建设一批资源共享、办量聚合，出人才、出成果的产学研用合作共同体”[11]。加快布局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产业、5G等互联网产业以及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先进材料、生物医药等高端制造业，提高产业链根植性、稳定性和竞争力。其次，对于从研发到技术应用的转化过程，要加快科创中心、孵化基地、加速器的建设，并培养出一批精通管理和技术的职业技术经理人，搭建起创新与产业之间的桥梁，同时以长三角区域四个技术交易市场为枢纽，搭建长三角技术交易市场网络，实现技术交易市场互联互通。最后，对于将技术成果转化为大规模生产，一是要实现信贷资源在区域内自由流通，不断探索长三角区域内部的跨省市联合授信机制，以及科技创新型企业新型信用机制，保证信贷资源有效服务于创新；二是要探索区域创新收益共享机制，搭建高效的股权类融资服务平台，要充分利用长三角资本市场服务基地，不仅要建立起各类科技创新引导基金，同时要发挥科创板对创新型企业的支持功能，为长三角企业提供多层次的融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