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遗址公园与旅游资源的共生发展研究——以杭州良渚古城遗址公园为例

季丽慧 | Ji Lihui

都 铭 | Du Ming

在文化自信的政策导向下，文化遗产作为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推动了考古遗址公园大规模的建设实践。考古遗址公园的概念于2009年首次提出，是我国遗址保护模式的重大创新。国家级考古遗址公园，是以重要考古遗址及其背景环境为主体，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在考古遗址保护和展示方面具有全国性示范意义的特定公共空间[1]。我国的大遗址主要以土遗址类型为主，面临着遗址保护、利用、运营等多方面的挑战。

考古遗址资源是通过“适度开发”的手段转化为可以被游客“感知”甚至“消费”的旅游资源[2]。然而，土遗址遗址公园往往科普教育性有余，娱乐趣味性不足，难以拥有较大的游客吸引力和稳定的客源市场。蔡静通过研究景观的格局特征及生态系统稳定性，评估遗址旅游辐射区的可持续发展状况[3]。张中华等梳理了遗址公园环境营造的地方性特点，探究游客地方感的运行机理[4]。王新文等指出，旅游产品设计应以遗址文化景观的修复与再现为核心，注重游客参与感[5]。已有研究大多关注遗址公园自身的评估与完善，鲜有从区域大尺度视角研究其发展状况。

区域内相关旅游资源多呈孤立发展，与遗址公园联动不足，游客重游意愿较低，不利于旅游资源整合与扩大区域优势，难以形成共生发展的多赢局面。遗址公园的任何开发利用都应以保护遗址为前提，其自身所能承载的客流量和旅游开发程度有限。因此，周边旅游资源为遗址公园提供更多的旅游支撑，协调好旅游开发与遗址保护的关系是实现区域共生发展的关键。文章基于该现实需求的驱动，以杭州良渚古城遗址公园为例展开研究。

1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的概况

良渚古城遗址坐落在浙江杭州余杭区的瓶窑镇，是我国文明起源时期规模最宏大、水准最高的遗址，是重要的世界文化遗产。2019年起，游客参观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必须遵循分时段、实名制预约等限流制度，并有监测管理中心专门负责监测、控制旅游干扰。周边的规划项目有大型综合体、酒店、特色小镇、特色街区等多种类型。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与旅游业的发展，良渚古城遗址公园作为宝贵的旅游资源却陷入了发展瓶颈。支文军等反思了良渚文化村的现实状况，引出人与社会、土地、住区与城市关系的再思考[6]。周苏借由良渚遗址梳理了大遗址公园的建设管理工作[7]。王国平提出将良渚遗址创建为国家文化公园的理念及面临的挑战，并指出应推动良渚遗址成为带动经济转型的新增长极[8]。罗晓群以良渚博物院基本陈列改造为例，探索遗址公园博物馆陈列的新理念[9]。

目前，学界对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的发展愈发关切，但多倾向于宏观分析、治理或景区的改造，而对支撑理论的阐释不足、对相关性的动态捕捉与定量分析较为局限，对遗址公园与旅游资源的共生策略研究较少。

2 共生理论阐释

共生理论源于生物学，在社会学、经济学、规划与建筑学等多领域应用广泛，形成了多层面深度交叉的知识谱系。共生以互利、和谐为主要内涵，追求人与自然的相互协调、平等对话，逐渐成为了公园景区乃至区域范围内旅游目的地寻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选择。实现旅游共生涵盖三大前提：宏观上，区域系统多方协作；中观上，产业融合、协调创新；微观上，协调多方利益主体、整合资源要素。本文着眼于微观层面的旅游资源要素的整合共生进行分析。

2.1 共生的要素

以共生单元为基、以共生模式为契合点、以共生环境为外部必需条件，三者的交叉影响造就了各种共生关系。各种共生单元间的接触方式统称为共生界面，是共生介质有机结合的集中体现。

共生单元通常用质参量和象参量来描述，前者是指共生单元内在性质及其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在一定条件下起主导作用的质参量称为主质参量；后者反映共生单元的外在表征。对质参量、象参量的识别是判定共生关系的基础。共生环境指除共生单元以外所有因素的总和。共生模式是指共生单元相互的作用方式或结合形式。它既反映共生单元之间作用的方式、强度和物质信息交流关系，也反映共生单元之间的能量互换关系[10]。包括反映共生组织程度的共生组织模式和反映共生行为方式的共生行为模式，前者又分为点共生、间歇共生、连续共生和一体化共生四种类型，后者分为寄生、偏利共生、非对称性互惠共生和对称性互惠共生四种形式。

2.2 共生理论的分析方法

分析共生现象、共生模式能评判共生关系的合理性，促进共生单元发展，推动共生模式优化与区域共生。判据主要有三：判据一为质参量兼容，若可能的共生单元的质参量之间能够互相表达，则说明其间存在共生关系；判据二，根据共生界面特征的分异，辨别共生组织模式的具体类型（图1）；判据三，基于分配特征、能量特征，辨别共生行为模式的具体形式（图2）。针对特定研究对象，基于共生理论的分析逻辑参看图3。

图1共生组织模式的辨别依据

图2 共生行为模式的辨别依据

图3 基于共生理论的分析逻辑

3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与典型旅游资源的区域共生现状及评价

3.1 典型旅游资源的选取

在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周边的旅游资源中，根据景区类型、交通区位、客流量、影响力和发展定位等因素，选取三个具有典型性的旅游景区：一是美丽洲公园，位于良渚古城遗址公园西南侧，是涵盖多种功能区的自然生态公园，客流量相对较大；二是良渚文化艺术中心，位于遗址公园西南侧的良渚文化村，设计出自建筑大师安藤忠雄之手，标志性清水混凝土建筑风格使其成为著名网红打卡地；三是瓶窑老街，位于遗址公园以西，多条交通要道穿镇而过，力争打造为“游遗址、玩老街”的特色文旅街区（图4）。

图4 典型旅游资源区位图

3.2 区域共生模式现状

（1）判据一：质参量兼容

一定区域范围内，全部人文及自然旅游资源均可视为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的共生单元。在可能的共生单元中，主要有两种质参量：各旅游资源间以互补性、相似性等为主要特征的关联程度；以观赏游憩使用价值、历史科学文化艺术价值等为主的旅游资源价值。

由表1可知，美丽洲公园与良渚文化艺术中心同属综合人文旅游地，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与相关性。美丽洲公园中建有良渚博物院，瓶窑老街设有良渚玉雕馆，良渚文化艺术中心以良渚文化内涵为主旨进行设计。三者在不同程度上对遗址公园给予功能上的补充，扩大了良渚文化的区域影响力，与遗址公园形成了密切的互补性。同时，良渚博物院与瓶窑老街分别是国家4A、5A级景区，良渚文化艺术中心是极具艺术价值的优秀建筑作品，均展现了良渚文化区域内的独特风貌与气质，具有较高的旅游资源价值。因此，在可能的共生单元中，存在旅游资源的关联程度、资源价值这2组质参量兼容。由判据一可知，共生关系存在。

表1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与典型旅游资源的类型

（2）判据二：共生组织模式

多样化的旅游资源在旅游期内不断自由组合，催生不同线路的旅游活动。区域内的旅游活动必然发生，旅游资源与遗址公园持续交流，形成稳定的共生关系，共生界面也必然性地生成。不同类型的旅游活动选择不同的交流媒介，造成了共生界面的差异，故共生界面具有选择性。典型旅游资源与遗址公园之间要产生共生关系，离不开食、住、行、购、游、娱等多重介质，且各旅游活动的共生介质间往往存在重叠与补充。即共生界面具有必然性与选择性的双重生成特性，且共生介质的互补性与多样性兼备。按照判据二，确定存在连续性共生组织模式。

（3）判据三：共生行为模式

国家颁布的《旅游规划通则》中指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凡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可以为旅游业开发利用，并可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各种事物和因素，均称为旅游资源。多方面效益即为旅游资源天然产生的新的共生能量。三个景区的客流量差距明显，美丽洲公园已融入居民的日常生活，客流量稳定；而瓶窑老街平时游客甚少，仅在法定节假日借助特定团体旅游线路才有较多游客，客流量呈脉冲式特点。景区与遗址公园的旅游组合方式并非唯一，且各自的旅游热度及影响力也不尽相同，导致区域多方面效益分配不均，故在共生关系中产生广泛而不对称分配的新能量，符合判据三，即存在非对称性互惠共生的行为模式。

综上所述，在良渚古城遗址公园所在的区域旅游共生系统中，存在连续性共生组织模式和非对称性互惠共生行为模式。

3.3 共生发展现状满意度评价体系的构建与分析

结合现状分析与实地调研，构建以景区交通、空间景观、旅游功能、旅游体验、文化感知、配套服务设施等六大要素为基础的游客满意度评价体系，采用李克特量表，对各评价指标划分等级：很满意（5分）、满意（4分）、一般（3分）、不满意（2分）、很不满意（1分）。对三个旅游景点进行问卷调查，累计发放问卷130份，回收126份，回收率为96.92%，其中有效问卷121份，问卷有效率为96.03%。

（1）信度分析

用S P S S对收集的问卷进行信度分析（表2），得到总信度系数为0.874、0.902、0.831，说明问卷数据的内部一致性较好，数据质量较高，可用于下一步分析。

（2）满意度评价结果与分析

基于评价结果（表3），对比不同景区第一层级各要素的平均得分，分由高到低依次为美丽洲公园、良渚文化艺术中心、瓶窑老街（图5）。

图5 典型旅游资源六大评价要素的平均得分图

表3 三个典型旅游资源游客满意度评价结果汇总表

结果表明：景区交通方面，美丽洲公园主入口附近即有公交站，多条公交线路可直通遗址公园，故满意度得分最高；而良渚文化艺术中心和瓶窑老街均无公共交通直达，且后者位置更为偏僻，交通不便，故二者得分较低。

空间景观方面，三个景区都是近几年经完整规划建设而成，美观性、舒适性及安全性较佳，因此游客满意度较高（图6～9）。

图6 美丽洲公园生态景观

图7 美丽洲公园中的良渚博物院

图8 良渚文化艺术中心

图9 瓶窑老街

旅游功能方面，良渚文化艺术中心与美丽洲公园满意度较高，其科普教育功能广受游客好评。前者拥有展示栋、教育栋和文化栋三大主体，既提供了展示、传播良渚文化的平台，又为各年龄段游客创造了自主学习、阅读的场所（图10）。作为美丽洲公园中最大的吸引点，良渚博物院围绕“良渚是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的主题，进行全方位、多维度展览，充分发挥了科普教育的职能。反观瓶窑老街，其承载的文化内涵诠释不足，文化氛围也更弱。

图10 良渚文化艺术中心的晓书馆

旅游体验方面，三者旅游参与性都不高，现如今的旅游方式正逐渐由传统观光式向体验式转变，参与性是重要的一环，对景区客流量影响较大。良渚古城遗址公园自身的游客体验感差强人意，对区域共生旅游资源提出了更为迫切的互补需求。

文化感知方面，瓶窑老街与其他旅游资源间存在较大差距，其良渚文化符号感召力和整体文化影响力均亟待提高，文化场所的营造缺乏游客吸引力。

配套服务设施方面，三个景区的满意度得分均较低，良渚博物院和良渚文化艺术中心的咨询服务较完备，瓶窑老街的旅游集散中心尚未建成开放。三个景区的餐饮与住宿服务水平低下，建设数量不足，且品牌性较差，特色缺失。部分旅游景区的餐饮与住宿依托于附近的良渚文化村，但文化村中的酒店以乡村型五星级酒店为主，价位难以迎合不同消费水平的游客，而且缺少连锁酒店、民宿等多样化的选择。

总体而言，在三大景区与遗址公园的共生层面，发展短板主要体现于配套服务设施、景区交通和旅游体验方面（图11）。

图11 典型旅游资源评价要素的总平均分对比图

4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周边旅游资源优化策略

4.1 配套服务品牌化，提升景区发展活力

全面提升旅游接待水平，力争形成良渚文化特色的品牌效应。依据未来客流量预期，建设一定规模和数量的快捷酒店及特色民宿，既要保障住宿质量，又要展现景区特色文化内涵，将良渚文化符号适当地嵌入周边设施的规划设计。要提升景区的餐饮经营水平，打造特色餐饮、品牌餐饮。其次，要增强附近村民对良渚文化的认同感，共商共建，构建景区的信息咨询、景点介绍等服务体系。以商养文，以文促商，商文互辅共进[11]。将特色餐饮、酒店等配套服务设施打造为共生发展中的特征共生介质，推动共生组织模式由连续性向更高级的一体化方向发展。

4.2 景区交通系统化，打造精品旅游线路

坚持XOD模式引领，完善景区间的道路交通系统，加快建设旅游专线交通，使地铁或公交等通达各景区，形成区域内景区全覆盖的系统化交通网络。区域内不同旅游资源的整合与共享是构成地区间的空间联系和相互领先的前提[12]。因此，要以良渚古城遗址公园为核心，打造多条精品旅游线路，组合包装为特色旅游品牌，共同开展旅游产品的营销策划与宣传推广活动。同时，以系统化的交通网络来强化偏远城镇、乡村与城区的联系，弥补区位劣势，形成村镇发展强劲的外在推力，大力提高区域经济效益，达到旅游资源与区域发展的共生、双赢。

4.3 旅游体验参与化，创新文旅融合机制

随着旅游需求的提升，景点应提供更丰富的旅游体验，给予游客心灵洗涤。遗址公园的遗址展示形式单调，体验感弱。需发挥周边旅游资源的支撑作用，形成优势互补。可在良渚博物院和良渚文化艺术中心增设VR全景影像等多媒体设备；在美丽洲公园和瓶窑老街增设可触可感的开放性电子地图导览等。瓶窑老街亦可发展休闲农庄，提供瓶窑农家特色美食。

各景区要重视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多方面效益的平衡，着力打造以文化遗产为主轴的旅游业、以文创产业为核心的文化产业，将其融合为余杭区的支柱产业。建立区域物质交流与信息共享机制，加强政府指导与资金支持，推动自下而上的居民、企业及政府的合作机制升级，促进文旅融合的长效发展。

结语

历史文化遗产是城市核心竞争力，活化文化遗产能够盘活一个城市的存量空间，吸引更多市民和游客去了解城市的发展历程，共同保存城市的文化积极[13]。保护、传承历史文化遗产，也是坚定文化自信、增进文化自觉的必由之路。

考古遗址公园对大遗址的动态保护过程不是孤立推进的，而应融入区域尺度，形成文化认同，顺应城市的发展战略与未来走向，实现与周边旅游资源的互动、互补、互利，直至共生。基于区域共生需求的驱动，提升配套服务水平、完善交通网络体系、丰富旅游参与体验及创新文旅融合机制，激活资源联动优势，才能扩大遗址公园特有的考古文化影响力，促进城市文脉的延续与区域可持续发展。

资料来源：

表1：源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18972—2003）：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

表2～3：作者整理；

文中其余图片均由作者自摄或自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