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理论视域下的英语专业硕士生研究性学习能力发展研究

张 媛

(1.江苏科技大学,江苏 镇江 212003;2.苏州大学,江苏 苏州 215123)

硕士生研究性学习能力的开发与培养始终是国内外高校及其相关教育机构关注的热点与研究课题,学界已有相关研究成果面世,但对其中的核心问题——开发与培养研究性学习能力的具体路径却视点不一,呈现出理论依据与实践策略百花齐放的局面。将硕士生研究性学习能力,特别是英语专业硕士生研究性学习能力置于对话理论视域下展开研究的相对较少。目前,在中国学界只有秦妍的论文《基于对话理论的硕士生研究性学习探究》与此相关，主要从学生角度切入，观察并反思硕士生研究性学习现状,意在发掘存在于学生自身的诸多不利因素,进而探究提升研究性学习效能的方法。[1]对话理论、研究性学习虽然都不是全新的选题,但将两者结合且从教师这一特定角度进行探讨还是有一定创新性的:一是从教师角度切入探讨对话理论指导下的研究性学习路径有别于已有研究成果;二是针对特定专业——英语专业硕士研究生探讨对话理论视域下的研究性学习能力发展的理论建构与实践路径也还属于首创。本研究与此前的研究既是互补关系,也是拓展和深化,可以说，此项研究在目前中国学界还是具有一定特色和价值的。

一、对话理论应用于研究性学习能力培养的必要性

研究性学习能力实质上是研究能力与学习能力的一种综合。研究能力主要指科学研究的选题及开展相关研究的能力;而学习能力主要指在教师指导下主动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2]研究能力获取的前提是学习能力的培养,学习能力获取的最终目的是提高研究能力。研究性学习能力的开发与培养,有助于创建教学相长与师生并重的教研互动平台,有助于构建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共举的教学框架,从而建立创新意识与能力培养并重的专业课程体系;而运用对话理论进行知识传承、培育创新人才是实现其目标的重要路径之一。

基于人本主义的“对话”教育方式在东西方教育体系的发展历程中可谓源远流长,应用广泛。无论是辩论博弈,还是切磋交流,抑或是考察探究、追根溯源,对话方式都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教育资源和教学手段。享有“人类的导师”盛誉的中西教育家孔子和苏格拉底都曾采用对话的形式从事讲学活动,成效卓著。《论语》就是一部孔子与学生互动对话的实录,详细记载了孔子与弟子间的交流。根据李零统计,“《论语》中的弟子有29人”[3],也就是说孔子曾与29个弟子进行对话,以此进行传道、授业、解惑。苏格拉底式对话对教育的本质进行了探讨,认为对话方式是澄清观念和思想的最佳方法,可在师生对话中帮助学生自我澄清理念与观点,使讨论的课题渐趋明晰,从而达到“生出”正确思想的效果。苏格拉底认为,不仅仅与学生交谈会收到好的效果,即使与“小厮”交谈也会收到好的效果:“如果有人频繁地以多种方式向他问起这样的事情,你知道他最后就会确切地认识到这些东西。”[4]182对中西教学活动追本溯源可知,对话从古至今一直是一种重要的教育、教学方式,也是培养健全人格、传播知识、探索真理的重要手段,伴随着师者全部的传道、授业、解惑过程。

首次正式提出对话概念的是俄国文艺理论家巴赫金。他于20世纪90年代末将对话概括为人类生存的本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强调意义的复调性、对话的必然性,任何人都不可能独自占有意义,意义体现为对话的互动过程。这一理论的意义远超文学理论的范畴,展示出人类文明、文化的发展轨迹。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对话思维对文化与文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语言的本质就是人类的思想本质,因此巴赫金提倡对话和交往,倡导开放包容、多元共生的文化模式和学习模式。通过对话,“每个人真正的个性,在这里都能得到完全的保留”[5]。在此基础上,巴赫金进一步论证出“辩证法是从对话中产生的”[6]。

哈贝马斯结合自己的研究活动,在其著作《交往行为理论》(1981)与《交往行为理论的先期研究和补充》(1984)中对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进行了深化。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是带有哲理性质的论述,对于研究领域、研究资料的作者、研究资料、研究者这几个重要要素的交往互动做出了科学但不乏晦涩的阐释,主要集中在学习者与研究资料、进而与资料作者进行的“不在场”对话。言语者和听众同时从其生活世界出发,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以及主观世界发生关联,以求进入一个共同的语境。[7]中国学者童庆炳对其做了更为通俗的阐释。童庆炳认为围绕着研究资料这个中心,研究资料的作者与研究领域、研究作者与彼岸世界即理论世界,以及自我与潜在他者(作者与研究者)构成多重对话。[8]研究活动系统是由研究领域、研究资料的作者、研究资料、研究者构成的一个交往结构,包括自我与自我、自我与现实他者、自我与超验他者构成的多重对话体系。

笔者在本文要探讨的“对话理论”“研究性学习能力发展”,主要针对英语专业硕士生,且集中探讨师生在对话、交往中的互动。这与哈贝马斯纯粹集中在研究领域探讨学习者与研究资料进而与资料作者的对话有所区别,笔者更多聚焦于现实中师生的互动,更接近于孔子和苏格拉底似的师生互动学习。事实上,研究这种互动性对话的学者不乏其人,马丁·布伯、戴维·伯姆、保罗·弗莱雷都曾做出精确的诠释与阐述。德国哲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强调人生中的各种关系,并拓展到对话的平等性[9];英国物理学家、思想家戴维·伯姆(David Bohm) 提出“思维假定”(assumptions)概念以强调对话的创造性[10];巴西教育学家保罗·弗莱雷(Paolo Freire) 在阐释对话理论时,将教师的职责与行为准则纳入教师职业素养范畴,提出教育即对话,强调对话的批判性[11]。

因此,平等性、创造性、批判性,是将对话理论付诸实践的核心。笔者将从英语专业硕士生研究性学习现状入手,从亲身实践及其经验教训中进行理性分析与学术探讨。

二、对话理论视域下英语专业硕士生研究性学习现状

在研究生的研究性学习能力培养中,良好的师生互动、对话是一种理想状态,而在现实中却面临着师生无法有效沟通和对话的尴尬。

我国高校扩招的迅猛势头多年来有增无减。据各大媒体报道,最近一年间新增三千余个硕博点,中国高校将历经史上最大规模的研究生扩招。由于高校扩招带来的研究生数量激增、生源质量下降、师资力量薄弱等诸多原因,目前的研究生教育在研究性学习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从教育学角度说,学生是主体,导师是主导;从对话理论角度说,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必须具有诸多共同点才能有效对话。放眼现实,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存在对话不畅甚至无法有效对话的尴尬。

1. 从教育者角度分析。从导师的精力、德行、才能三个角度分析,都存在与受教育者无法有效对话的尴尬状态。其一,导师的时间、精力有限,与受教育者无法有效对话。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必须有充裕的时间、有经常见面的机会,才能有效对话。我国的绝大多数高校都设有外国语学院,作为基础学科,英语专业硕士生导师授课任务繁重,缺乏充足的时间与精力与所指导的研究生进行必要的交流。而且现在的不少导师科研任务繁重,有些还身兼行政职务,业务、政务缠身之下,导师本身都疲于奔命,根本没有或者很少有时间和精力与自己指导的研究生进行有效对话。

其二,导师的德业器识有限,与受教育者无法有效对话。英语专业特有的语言性、交际性、文化性、人文性学科特点,以及通过潜心治学与科学研究来提升研究生的专业素养与专业能力的研究生教育目标,对导师的德业器识提出了更高要求。遗憾的是,目前在编在岗的不少英语专业硕士生导师在自身修养、视野格局、价值取向等方面还需要提升修炼,要行之有效地与受教育者进行高水平对话,进而提高研究生的知识素养、文化素养、道德素养,理想与现实之间显然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其三,导师的才能视野有限,与受教育者无法有效对话。研究性学习能力的培养对研究生导师的专业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求导师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与广阔的研究视野,具体说就是要能够宏观把握研究领域的动态与热点,要具有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进而解决问题的科研能力。但现实情况是不少英语专业硕士生导师自身在学术研究上都缺乏学术眼光与研究能力,要有效地与受教育者进行学术对话,帮助提升研究生的学术眼光与研究能力,可以说任重道远。

2.从受教育者角度分析。从受教育者生活、学习、文化适应三方面分析,其素质与能力上都存在诸多问题,由于不熟悉或不会灵活运用“对话”理论和技巧,导致其无法与导师进行有效对话。其一,在人际交往方面存在问题。目前在校的英语专业硕士研究生多为“90后”,绝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且以女生为主。而以女生为主的独生子女群体,由于其在家庭的特殊地位和生存环境,决定了她们走向学校、社会后在与他人交往、接触、对话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生活能力欠缺影响其学习规划上的科学性与系统性;交际能力薄弱导致其资源探索上自发性、自主性较差;自主、自立能力欠缺导致依赖思想严重,主动发展的动力和自主学习的能力不足。这些人际交往方面的短板都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其与导师的有效、高效对话。

其二,在学习、研究方面存在问题。研究生教育对研究生的对话技巧、思辨能力、创新思维等认知能力与研究性学习能力的全面、整体发展提出了一系列要求。作为本科学业的继续发展与进一步升华,研究生阶段的学习要求学生发扬个性,拓展学习领域,突破学科界限,成长为跨学科创新性研究专才。此目标的达成牵涉到学习方式以及思维方式的转变,也牵涉到学习能力与思维能力的提高。自主学习能力与思辨能力的匮乏成为初步进入研究殿堂的英语专业硕士研究生难以逾越的障碍。这种匮乏既牵涉到如何学习的问题,诸如如何适应学习目标、学习内容、学习载体、学习形式的变化等;也牵涉到如何研究的问题,诸如如何阅读资料、搜集资料、处理资料,如何选题,如何组织架构论文等一系列问题;更牵涉到哈贝马斯所说的与研究资料及其资料作者如何展开有效对话的问题。

其三,在文化适应方面存在问题。英语专业硕士研究生面临着母语文化(中国文化)与外来语文化(英语文化)两种文化的浸润与冲击,在与两种文化的对话、融汇过程中,容易产生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困惑。如何调和母语文化与外来语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成为英语专业硕士研究生文化对话的难题。

综上所述,对话理论视域下的研究性学习要求施教者与受教者作为平等对话的主体,在同一语境下进行对话教学与交流探讨,通过辩论、补充、纠错、修正,最终取得共识，促成受教者学习能力的提升并进一步达成知识构建的最终目的。只有在对话与交流的过程中,对话性新型师生关系才能得以顺利形成[12]。而目前教育界普遍存在的种种痼疾,以及导致研究性学习无法良性展开的种种矛盾，既源于施教者,也源于受教者,他们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三、对话理论应用于研究性学习能力培养的路径探索

针对研究性学习能力培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笔者通过具体的研究生指导实践总结经验教训,认为应该从导师和学生两个方面采取措施。一方面,导师必须针对自身存在的问题进行认真反思并采取切实的措施予以改进。在英语专业硕士生导师与其研究生的对话中,导师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导师必须保证固定时间与研究生进行对话交流,并在德行、才能诸多方面切实提高自己的修为和能力,这是保证对话能够顺利进行的前提和保证。另一方面,导师应针对研究生在人际交往、学习与研究、文化适应方面存在的缺陷,将对话理论应用于研究性学习能力培养的实践中。在确保教师主导地位的同时,确保学生的主体地位和能动性，因此,应在师生对话中,始终坚持平等性、创造性、批判性原则。具体而言,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展开:

1.坚持平等性原则,培养研究生的人际交往能力。“90后”“独生子女”这些带有特定时代特色的标签,决定了英语专业研究生在生活能力、交际能力以及自主、自立能力方面比较欠缺,应针对其在人际交往中存在的问题,始终坚持平等性原则,从情感上与他们拉近距离。比如坚持定时、定量与他们接触、交流(建立固定的学习群,确保每周一次网上交流，每月一次见面集体交流),营造宽松互动的学习氛围,对于他们在学习生活中碰到的问题一起协商解决,提高其融入社会的能力,学会与他人合作、相处、对话,以达到育人的目标。平等,是对话理论的构成要素之一,情感上的平等交流、沟通,是保证对话渠道畅通的先决条件。

2.坚持创造性原则,培养研究生的学习、研究能力。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就是为社会和国家培养研究型人才,从根本上说,培养研究生的学习、研究能力就是培养研究生的创新能力,是研究生教育成败的关键。因此,应坚持对话理论的创造性原则,将其贯穿在研究生学习、研究的整个实践过程中。

其一,在学习环节中始终坚持创造性原则。英语专业研究生教育与本科生教育相比,更注重培养学生研究、分析问题的能力,特别是科研能力的培育,实质上是对其创造性能力的开发与培养。这牵涉到学习目标、学习内容、学习载体、教学形式等一系列问题。就学习目标而言,研究性学习亦称为主题研究、专题研究、项目研究,以培养学生具有永不满足、追求卓越的态度,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进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价值追求。在此过程中,教师应该在对话中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就学习内容而言,研究性学习以问题的提出与解决为导向,其基本内容与方针在于以科学研究方法获取多方面体验,从而全面而灵活地运用科学文化知识解决问题。在此过程中,教师应该在对话中培养学生运用外语学科跨文化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就学习载体而言,研究性学习以申报获得的课题或项目设计与制作等创新性实践项目为基本的学习载体。教师最为重要的工作是在对话中培养学生的设计与制作等实践性技能。将英语专业硕士研究生纳入导师的研究课题组,根据不同学生的研究方向与研究专长分配合适的研究任务,在研究实践中培养其创新能力。就教学形式而言,研究性学习以学生自主采用研究性学习方式开展研究为基本的教学形式。英语专业硕士生导师应该根据前期确定的选题或是申报的课题,在对话教学中指导学生有的放矢地查找资料,对其进行统计、分析、取舍,融合前人研究思想以明晰自己的观点,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其二,在研究环节中,同样要始终坚持创造性原则。研究环节牵涉到确定研究方向,材料的阅读、搜集与处理(即哈贝马斯所说的与研究资料及其资料作者有效对话的问题)、选题、组织文章结构等一系列问题，必须培养学生的科研意识和科研能力,以及与资料、资料作者、同行专家进行学术对话的能力。在对话中,导师应该有效指导其研究生在研究方向、材料的阅读、搜集与处理、研究选题、研究成果的发表等方面进行符合自身条件的选择,从而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掌握研究性学习策略,提高能力——科研以及自主学习能力,最终形成学习、研究上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就研究方向来说,应该根据外语学科的专业特点,特别是学生的兴趣爱好、知识储备情况,与学生平等协商,帮助其尽快确立研究方向。就材料的阅读、搜集与处理来说,应该在对话中,以自己个人的经验教训,帮助和指导学生在浩如烟海的材料中学习如何阅读资料,如何搜集相关的资料,如何处理这些资料。这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与研究资料对话及其与资料作者有效对话能力的培养。就研究选题来说,研究最为重要的问题是选题,如何在海量资料中选题是学生面临的最大问题。选题决定了研究的基本能力,是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必须解决而学生又很难单独自发解决的问题。英语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应现身说法,指导学生在浩瀚的资料中选题。选题的确定能够最好地体现问题意识的启蒙与培养过程。师生双方都应坦诚面对这一问题,经过充分交流和对话,导师可根据学生的学术偏好与研究基础,与其协商确定选题,并指导其在掌握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对研究选题进行适当调整,进而开展创新性或者拓展性、争鸣性研究。就研究成果的出版来说,根据选题,选择合适的资料并加以组织,是英语专业研究生面临的难以轻易逾越的“坎”。导师同样应该现身说法,就文章的基本结构章法与学生习作存在的问题进行反复对话,指导学生按照审稿意见修改、提升成果质量,使其最终能够出版问世。

总之,培养研究生的学习、研究能力,是研究性学习的重中之重,应针对研究生学习、研究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对话沟通、因势利导,既要坚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又要在对话中坚持平等性、创造性、批判性原则。

3.坚持批判性原则,培养研究生的文化适应能力。英语专业硕士生与其他专业硕士生相比,存在外来语文化和母语文化之间的文化冲突与文化困惑,这是英语专业硕士生面临的特殊问题。应针对研究生在文化适应方面存在的问题,结合个别学生及导师在国外旅游、学习、访学期间的直观感受和体会,辨析两种文化的异同,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存在的利弊,用批判的眼光审视中西文化的精髓和糟粕,以提高学生的跨文化对话能力,减少文化认同的困惑。

四、对话理论应用于研究性学习能力培养的现实效果及其启示

将对话理论应用于英语专业硕士生研究性学习能力培养的实践,已经取得了一些初步效果,比如笔者所带的几个英语专业研究生在生活能力、学习研究能力、文化适应能力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仅就学习研究能力看,在笔者与研究生的对话学习实践中,逐步引导所带研究生在选题、研究方法、理论框架等方面共同进步,都取得了程度不同的成绩,比如合作进行课题研究,并联名发表了《“围城”中的“历史人”——论李梅亭与霍华德·科克形象的伦理悖论及镜鉴意义》[13]《赛珍珠与庄台出版公司关系钩沉》[14]《国家语言战略视角下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学生外语能力调查与培养方略》[15]《论赛珍珠小说故事层的通俗化叙事》[16]《基于数据库平台的赛珍珠研究综述(1978-2017)》[17]等学术论文。

将对话理论运用于英语专业硕士生研究性学习能力的培养,给我们带来了诸多启示:一是要借助前人的实践与理论探索,从孔子到保罗·弗莱雷,将其运用于教育、教学实践中;二是要有的放矢,要针对目前硕士研究生在生活、学习、文化适应方面存在的问题展开;三是在对话中始终坚持平等性、创造性、批判性原则。将英语专业硕士生研究性学习能力置于对话理论框架下展开研究,既具有理论指导意义,也具有实际应用价值。虽然目前笔者的研究只属于个案研究,但将其归纳上升到理论层面,由个案推广到一般,由特殊到普遍,在理论体系和实践路径两方面构建新型研究性学习模式,将对其他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如何与学生对话、如何提高其研究性学习能力具有启发借鉴作用,存在推广应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