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学生自治研究——以学生自治会为中心的考察

付 延,刘京京

(河北师范大学,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抗战烽火燎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奉命于危难之时,于大后方昆明组建了被后世赞为中国教育史丰碑的西南联合大学,在战乱频仍的岁月里坚持弦歌不辍,在“不得了”的艰苦条件下取得了“了不得”的办学成就,培养了大批国内外知名的优秀学者和日后建设祖国所亟需的卓越人才。近年来,对西南联大成绩背后原因的挖掘与探索主要集中在大学精神、教育教学以及民主管理中的教授治校等方面,而作为联大民主精神的重要体现和影响学生生活及学校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学生自治却少有关注。可以说,以学生自治会组织为中心,对西南联大学生自治的组织模式、特征及作用进行探究,是探索联大成功经验的一个新视角,对于当今大学学生管理和学生组织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文所研究的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以西南联大校本部学生自治会组织为切入点(1)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和工学院分别有独立的学生自治会,本文不作讨论。,试图透过这一组织管窥该校学生自治面貌。基于此,本文试将学生自治定义为:由学生自发建立自治组织机构,制定自治章程,在学校管理下行使自治权力,开展学生活动,参与处理与学生利益相关的学校事务,以培养学生责任意识、锻炼学生参与民主生活能力、维护广大学生权益的学生管理方式。

一、西南联大学生自治的历史传承及组织模式

西南联大是对三校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校务会议、教授会等行政、学术管理制度如此,学生管理亦不例外。学生自治会组织即是其学生自治的主要载体之一,也是本文探究西南联大学生自治组织模式及特征的主要依据。

1.西南联大学生自治的历史传承。北大、清华、南开在合组之前分别有各自的学生自治传统,西南联大学生自治的产生发展正是三校传统融合的结果。三校中学生自治以北大实践最早,而学生自治作为新式学生管理方式被引入北大则肇始于蔡元培改革。“自蔡孑民长北京大学而后,北大始以‘学生自动’‘启发学生本能’为主旨,而校中之学生集会遂递增,学生自治会也、哲学研究会也……莫非由学生自行组织,数年以来,成绩斐然可观。北京各校,大都坐依而行。”[1]与蔡元培对学生爱国运动和社会服务活动的支持态度相似,继任校长蒋梦麟同样关注学生自治组织的责任意识和社会担当,他将“把中国腐败社会洗得干干净净,成一个光明的世界”的希望寄托在青年学生身上[2],认为公共服务、改良社会是学生自治的重要责任。两任校长引导,加之学生运动源头重镇的特别地位,使北大全校性学生自治组织——学生会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并因此表现出了鲜明的斗争性,因社会责任感挺身而出开展的学生运动不胜枚举。

清华在五四运动以前也已初现较低程度的学生自治组织——自治团[3]。五四之际,清华学生深感自身力量之巨大,且独立意识愈发增强,代表全校学生的自治组织——学生会在这一年底正式成立。清华学生会成立之后积极带领学生参与学校管理,协助学校建设与发展,“在严鹤龄先生代理校长期内,学生会评议部组织了一个校务改良委员会,搜集了许多意见,开了好几次会,最后做成一篇改良校务计划书,送交代理校长,要求他采纳”[4]。学生话语权亦有所扩大,影响颇大的《清华周刊》便是由学生会干事会中出版科委员负责组成的周刊社编辑出版,是学生自治会的刊物。[5]而南开大学以造就具备“现代能力”之学生为目标,注重学生集体意识和各种实践能力的培养。在学校的倡导下,南开学生发起成立了青年会、女同学会等众多学生自治组织,其中全校性的学生会亦在1924年成立。[6]428校长张伯苓积极提倡与亲身践行师生合作的办学方针,在这样的氛围中,南开大学学生会是建设的、公开的,是与学校合作的。[6]432

不难看出,不论是维护学生权益、协助学校发展,还是开展学生运动、改良当地社会,西南联大学生自治的风格与行动都不同程度受到三校原有学生自治风气的影响,带有鲜明的北大、清华色彩,并在这一基础上继续发展演变,形成了自身独有的结构、特征、运行机制。在举国抗战的环境氛围和艰苦的物质条件下,西南联大学生自治组织在西南边地为学生、学校、社会不断做出贡献。

2.西南联大学生自治的组织模式。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组织架构在八年中是不断变化的,现选取变化较大的几个时间节点,编制为表1。

表1 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结构变化表(2)现存《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生自治会章程》中除监察会、干事会外还有一评议会机构,但除此之外,其他联大学生自治会相关史料对评议会这一机构均未提及,专门回忆学生自治会组织的文章如成员邢方群对联大前期学生自治会组织的回忆和程法伋对联大后期学生自治会组织的回忆也未曾提及这一机构,该机构是否设立存疑,故今不取。[7-10]

1944年改选后的联大学生自治会结构较为完善和稳定,且此后自治会发挥效能尤为明显,故以1944年以后学生自治会组织架构(图1)为例加以简要分析。联大学生自治会自治模式包括权力机关、执行机关和监察机关,学生代表大会作为最高权力机关,能够产生监察机关和执行机关,议决重大事项,同时作为最高立法机关能够议决自治会章程,修改议案;理事会为最高执行机关,需根据代表大会决议及学生的需要,举办各种活动,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处理学生在学习、生活和文体活动等方面的问题,下设学术股、服务股、风纪股、康乐股、总务股五股分别负责各项具体工作;监察会则负责监察工作,负责查核收支簿据等,并拥有弹劾权。[7]421

这一模式的优势在于代表全体学生的学生代表大会是其他机关权力合法性的源泉,监事会、理事会都由学生代表大会产生,由此间接地从全体同学手中取得了其存在和运行的合法性,这意味着它们必须同学生保持密切的联系,对全体同学负责并受其监督。在联大前期学生自治会的竞选活动中,无政治立场的广大同学成为了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和共产党领导的群众团体竞争的主要对象,“两派都争取他们的支持,以求取得选举中的优势,从而掌握学生自治会的主导权”[11]315。不得人心的三青团成员则在1944年改选中全部落榜,被排除在学生自治会组织之外[8]966。

二、西南联大学生自治的特征

历时近八年的曲折发展,学生自治会的组织结构处在变化之中,透过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的自治模式及其发展演变,可以分析出联大学生自治的一系列特征。

1.组织性。管理学中认为组织一般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共同的目标;第二,相关结构;第三,内部规范。[12]这正是联大学生自治会所具备的:联大学生自治会有为成员所认可的奋斗目标(宗旨),即“(甲)促进学生自治;(乙)习练组织;(丙)协助学校当局共谋学校团体生活之健全”[13]。自治会内部有着不同的责任机制,是一个有上下层次和不同部门之间有机分工的整体,而且该组织创建之初便颁布了规定组织宗旨、各个机构职权及产生办法等各方面内容的自治会章程,为广大成员所遵循,几经修改一直发挥作用到自治会结束。不仅仅是学生自治会,诸多学生社团作为联大学生自治的重要体现,都是通过学生组织形式呈现出来的。

2.自发性。在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的产生、选举和活动都是由学生自发完成的。联大学校当局从不干涉学生自治会选举,学生自治会的产生过程完全由学生自行组织。“学校初步安定,学生中的进步力量认为有必要组织学生自治会,学校中的国民党和三青团也有这个念头……由原北大学生莫家鼎(中共党员)和另一个民先队员以老同学身份,出面与国民党、三青团的代表人物协商发起组织学生自治会事宜。”[7]420-421《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生自治会章程》规定:学生代表大会“首次会议需于选举完成后一星期内由上届代表大会主席召集之”[9]625。从最开始的学生自治会筹建到后来每次学生自治会改选都由学生按照章程自发完成;学生自治会的工作与活动也都是由自治会成员自发组织进行的,“在实际工作中,学生自治会可以代表学生向学校提出有关学生利益的要求,可以与其他学校的学生自治会联系;在必要时,可以对时局发表意见和声明”[7]421。这使学生作为参与者由被动的顺从转变为有意识的主动参与。

3.相对独立性。西南联大的学生自治具有相对独立性,既独立于政治也独立于学校当局。联大学生自治会内曾长期存在着不同政治派别的竞争,最为典型的是联大前期以共产党为背景的进步团体与国民党三青团之间的连续交锋;皖南事变后,“学生自治会为少数分子‘包而不办’,被大多数同学所冷淡,所轻蔑,毫无生气”[14]。由于把持学生自治会的三青团不作为而为广大学生所抛弃;在1944年秋的学生自治会改选中, “由于预先做了细致的工作,进步学生一举将原来由国民党三青团把持的学生自治会推翻,改由进步学生组织领导”[15]。尽管在国民党统治之下,但1944年秋改选后学生自治会的工作一直受共产党影响下的进步团体领导,这正可以表明联大学生自治追求进步而不是一味屈服于国民党统治。同时联大学生自治独立于学校当局,一方面学生自治会各负责人的选举不受学校干涉,另一方面学生自治会的活动也可以不受学校领导,在1945年五四纪念周中自治会不顾校当局几番劝阻仍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活动，“一二·一”罢课活动中联大校当局数次与自治会负责人交涉,自治会仍旧坚持领导罢课直到条件达成,都是有力的证明。

4.发展性。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组织架构是不断发展的,执行机关负责人仿照学校校务委员会体制由正副主席改设分工明确的三常务理事,执行机关下设部门也由原来六部精简为五部,提高了组织效能。此外学生自治会的选举方式也在发展完善,如1946年2月,学生代表大会通过修改章程的建议,自治会理事候选人由原来的全体同学,改为“由各系级学生按一定比例推选”,选举人也由代表会扩大为全体同学。[16]选举方式更具民主色彩,且有效解决了候选范围大、选举人少而引发的不得其人问题。

5.兼顾性。西南联大学生自治兼顾群体取向与个体取向。林砺儒指出:“团体合作是现代生活的一个基调,不论什么事业,若离群孤立,断不能有成。所以各人平等的对团体负责任,热心为团体服劳,这是做现代公民必不可缺的品性。因此,学生自治是学校里必不可少的训练。”[17]在联大学生自治会中被选举出的各机构成员能够在工作与活动中练习群体生活,承担相应责任,进而锻炼自己的“合群”品质;同时联大学生自治模式也使作为自治会成员的全体同学在参与民主选举和处理公共事务过程中,培养主动参与意识,为将来参与民主政治生活做准备。

三、西南联大学生自治的作用及影响

联大学生自治的作用及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学生、学校以及社会三方面。从学生层面而言,联大学生自治为学生学习和生活提供服务,并促进了学生个体发展;从学校层面而言,对学校发展建设以及自由民主精神的维系起到重要作用;从社会层面而言,则为提高抗战意识,唤起民众自觉,改进当地社会风气做出了贡献。

1.服务学生学习与生活。蒋梦麟在介绍学生自治时说:“自治是自动的服务,是对于团体的服务。”[18]帮助学生解决困难,为学生学习和生活提供便利是学生自治会的基本职能,联大学生自治会能够急学生之所急,供学生之所需,在服务学生学习和生活上不遗余力。由于物价飞涨,同学们贷金微薄、财力有限,最低限度的日常生活已难以维系,政府配给大米掺有不少砂子和稗子,做成米饭难以下咽,各膳团采购粮菜困难而陷入难以维持的窘境,“各食堂既无钱购米,更无钱买菜,同学每餐只能吃一碗饭,终日枵腹难耐,情绪显有变化,食堂秩序几至不能维持”[9]618-619。许多同学不得不拿出大量时间为稻粱谋,“或弃读就商,以图苟安片刻;或纸醉金迷,日趋堕落之深渊”[9]620。面对这种现状,学生自治会多次呈函校常委,请求学校帮助协调粮食采购问题,增补学生补助,以改进学生伙食,提高学生生活质量。不仅如此,理事会还多次自己出动去远地购米,有校友回忆道：“记得有一次理事罗长友和我一起从大观楼坐船穿过滇池去昆阳买米……后来从昆阳运回了满船大米,受到同学们普遍欢迎,以后理事会陆续组织同学自己外出购米。”[8]967

为使联大学生增长见闻,学生自治会定期举办时事讲演会,请教授们介绍时事,后来发展成为联大经常举行的传统集会。除此之外,联大学生自治会还单独或与其他组织联合举办各种纪念会、联欢会、音乐会、演剧、体育竞赛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丰富了同学们的课余生活。现摘录出1945年3月学生自治会所举办时事问题讲演会，制作为表2，以供参考。

表2 1945年3月学生自治会所办时事问题讲演会[10]414

2.促进学生个体发展。联大学生自治培养了学生的民主意识、责任意识与服务意识,也锻炼了学生的“合群”品质。“学生管理校具、图书及全校建筑,是参与行政也;为兴利除弊计,学生得立种种法规,是参与立法也;学生之犯规则者,由学生法庭判决之,是参与司法也。”[19]张君劢认为,学生参与自治的过程就是锻炼参与民主生活能力,培养主人翁意识和自由人意识的过程。在联大自治会依照章程进行选举时,作为自治会成员的全体同学无论是选举人还是被选举人都能体验到民主选举的过程,而在学生自治会运行期间,各机构成员能够在工作与活动中练习群体生活,承担相应责任,培养责任意识与服务意识,锻炼“合群”品质。

在第一届学生自治会中担任干事的邢方群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到:“干事会讨论分工时,三青团员担任容易出风头的工作,把我们三人分在事务股。我们三个人互相勉励,决心做好事务工作,多为同学办好事。”[11]316作为学生自治会干部,因得到同学们信任而决心为大家做好服务的觉悟跃然纸上。在联大即将解散之时,新的自治会理事普选办法仍极大调动了学生们的参与热情。“当候选人名单粘贴在联大新舍门前时,同学们个别的,团体的,班级和同乡会的竞选言论便接连不断的出现在墙头,壁报也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把候选人的过往资历,把他们的计划广泛介绍给选民,希望选民给予赞助和支持。也有候选人自己揭示了他自己的工作计划,贴出来公开竞选,竞选在联大积极的热烈的展开。”[16]这种参与热忱一方面源于同学们在“民主堡垒”中陶冶而成的民主观念与对集体生活的责任意识,更源于联大学生对国家未来政治生活向民主化迈进的殷切期望。

3.协助学校发展建设。除对学生的作用以外,西南联大学生自治在促进学校各方面建设与发展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建校初期,校园文化建设亟待完善,而校徽作为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便是由学生自治会完成的。在学校决定制作联大校徽后,学生自治会经过前期征集,根据教育部规定并综合三校原校徽颜色确定了联大校徽式样和颜色,“为了表示联大是三校联合的,三角形校徽又分成三个小三角,其中两个小三角是紫色,一个小三角是黑色,而‘联大’两字是白色”[7]423。由干事会庶务股联系工厂制作,“当时昆明的工业很落后,全市只有大西门外一个小手工业作坊可以做珐瑯的徽章,我们三人为了同他们接洽订货,订货后催促他们如期交货,不知跑了多少趟”[7]423。经过干事会学生几番催促,第一批校徽得以如期发放到同学们手中,而这一款校徽也一直用到了联大结束。

在平日校园维护上,学生自治会亦发挥了作用。据邢方群回忆,为改善学校环境卫生,干事会曾组织全校清洁活动,动员同学们把宿舍清理干净,“我们干事会的一些干事和同学中的积极分子,把校园内坑坑洼洼的地方填平了,把杂草拔除了,把厕所也清扫了,还贴上‘粪归坑、尿归池’的标语”[7]424。在三校北返之际,即将结束的学生自治会仍组织了辅助会来辅助迁校复员工作[20]。可以说,在学校建设发展过程中的许多方面,学生自治会都起到了推动作用。

4.维系联大自由民主精神。西南联大素有“内树学术自由,外筑民主堡垒”之美誉,而在民主堡垒形象的塑造上学生自治会亦起到了重要作用。1944年后,联大学生自治会开始出版壁报《联大半月刊》和报纸《联大通讯》,许多自治会组织的活动都在这两个平台上发表以传播出去扩大影响,大大增进了联大民主自由的氛围,有力推动了学生运动的步伐。

一位记者身份的联大校友在自治会举办的青年座谈会上提出对联大的殷切期望,希望联大能够不仅是防守的民主堡垒,还要成为冲锋的民主坦克、民主轰炸机、民主航空母舰。联大深孚众望,冲出校园成为争取民主的急先锋。1945年春,经同学们广泛讨论,在绝大多数系会、级会和壁报社团支持下自治会代表全体同学发声,向全社会发表了对国是问题的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举行国是会议,组织联合政府”[10]350;在五四纪念周不顾地方军政当局和校方多次劝阻,举办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并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在“一二·一”运动中为反抗国民党压迫,抗议军队暴行,学生自治会成立罢课委员会,领导了波及昆明全市的罢课运动,充分展示了联大学生争取自由民主的强大决心。毛泽东指出,昆明罢课是国民党区域正在发展的民主运动的标志,周恩来则把“一二·一”罢课运动与五四运动及“一二·九”运动相提并论,认为昆明罢课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青年运动史上又一次新的划时代的青年运动。[21]

5.改良当地社会风气。蒋梦麟认为,改良社会是学生自治的一大责任。“学生事业不仅在校内,要与社会的生活相接触,以学生所得的知识传布于社会,作社会的好榜样,使社会的程度渐渐提高。”[18]联大学生自治会同样承担了改良当地社会风气的责任,通过公演、讲座、联谊等多种途径与当地社会建立联系。“联大学生自治会及学生自发组成的各种剧社和社团,得到指导老师的指导和帮助,在昆明开展了多次的抗战宣传活动。学生自治会为募集寒衣捐款慰劳前线将士,举办游艺会,公演阳翰笙的《暴风雨前的一夜》”[22]，使抗战宣传深入到了云南当地社会。不仅如此,联大学生自治会组织的诸多民主运动也引起了当地居民的热烈反响,如纪念护国起义29周年游行吸引了众多市民加入,“一二·一”罢课运动更是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捐款支援和云南数十县师生的声援[10]347，“从此,这座宁静的山城和它的居民多次看到学生队伍上街,这在国民党统治区城市是极其罕见的。”[8]968这些对于提升当地民众抗战意识,唤起民众自觉,改良当地社会风气,学生自治带来的影响颇深。

西南联大办学的成功固然是多方面因素综合的结果,而学生自治作为联大学生管理方式无疑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西南联大的实践中,继承三校优良传统的学生自治以其特有之模式对内服务同学们学习和生活,协助学校推进工作,为同学们练习群体生活、培养责任意识、主人翁意识提供机遇；对外则代表全体同学发声,为维系联大民主堡垒之形象、改良当地社会风气作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联大学生自治是联大光辉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校学生管理的成功实践,对当今高校学生管理和学生组织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