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体育传播学研究热点及趋势分析

林慧君，刘禹，冯鑫

（1.华侨大学体育学院，福建厦门361021；2.华侨大学体育与健康科学研究中心，福建泉州362021；3.河北地质大学信息工程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30；4.燕山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河北秦皇岛066004）

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带来了新的机制，即运用短视频、微信、微博等新兴媒体来进行信息传播。体育信息的传播从此不只局限于报纸、广播等传统媒体上，而是逐渐多元化。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如何完美融合才能给体育传播的发展带来最大的推动力，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话题。那么，当前体育传播学到底有哪些研究热点，又呈现出怎样的研究态势？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的研究方法，对体育传播领域的主题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旨在揭示体育传播领域的研究轨迹、研究热点及未来的发展趋势，为体育传播学建立独立的理论体系，为体育传播活动提供理论依据，以期为体育传播的深入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中国知网引文数据库、CNKI期刊全文数据库为数据来源，通过“体育传播”这一检索条件分别获得数据集，研究采用引文分析、社会网络分析、共词分析、突变分析、聚类分析等文献分析法和数理统计法，利用Cite Space对目标领域进行文献计量分析，以探索体育传播研究领域的路径及关键节点；以研究领域中的期刊、文献、作者等为分析对象，从时间序列的角度解读其引用与被引现象，从而揭示一段时间内国内对体育传播重视程度变化的规律。对体育传播研究进行关键词特征、核心作者群以及机构间合作分析，并生成了一系列可视化图谱，以期有助于对体育传播发展潜在动力机制及热点的研究。

2 体育传播学发展进程与规律分析

引文分析具有广泛适用、简便易用、功能特异的特点，可以很好地对该学科领域的产生背景、发展概述、学科结构及未来发展规律做出探索。

2.1 引文年度分析

一般来说，引文数量随着年度由远及近会呈现增长趋势。故以年度为横轴，以各年引文量为纵轴，得到年度引文时序图（见图1）（由于2021年不足一个时间周期，故不计入分析内）。通过对该图分析，体育传播研究领域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图1 引文年度时序图Fig.1 Annual sequence diagram of citation

（1）起步阶段（1995—2004年）。该阶段体育传播研究领域的引文量较少，最大引文量为4篇（2003年）。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体育产业还处于发展不成熟、需要国家政策大力扶持的阶段，于是国家于1995年前后分别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体育产业发展纲要（1995—2010）》和《全民健身计划纲要》，这三个政策为我国体育改革提供了保障，也成为了我国群众体育事业发展的里程碑，进而引起了体育传播研究者的重视。

（2）一次增长阶段（2005—2013年）。知识流入量急剧上升，引文量于2013年到达该区间小高峰（94篇）。其中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07年印发《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直接促进了体育传播研究的发展。

（3）二次增长阶段（2014—2020年）。2016年到2017年间的引文增长量最多，并在2019年达到高峰（141篇），知识流入与知识输出频繁。由于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其中指出了2030年的健康服务业总规划，促使人们在体育领域里活跃起来。

（4）回落阶段。2020年引文量自开始增长以来，出现第一次大幅回落，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绝大多数地区在一段时间内都停止了一系列的体育活动。现阶段国内的疫情已得到很好的控制，故预计2021年该研究引文数量将出现回升。

2.2 发文学科

体育传播学是一项综合性较强的学科，内部解释体育传播自身发展的规律，外部探索体育传播与社会互动的特点。研究其学科结构，能够很好地揭示该学科特性及学科相关度、动态结构等发展规律。本研究检索的410条引文数中出现学科频次最高的前10名学科如表1所示。其中“体育”高达355次，占总量的66.11%，说明体育传播学研究大多从体育的角度出发。其次，“新闻与传媒”出现频次为156次，该相关研究多与体育传播、新媒体、传媒有关，如王随芳研究了新媒介体育传播与“体育迷”在传播过程中的辩证互动关系，进而分析了两者之间产生的异化现象［1］。再者，排位为并列第三的“文化经济”与“高等教育”出现3次，说明该相关研究多集中于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如李涛等分析体育传播学科的发展现状，并探讨高级体育传播人才的培养模式［2］。

表1 体育传播引文归属学科与频次Tab.1 Attribution branch of learning and frequency of sports communication citation

随着体育传播学研究的不断深入，逐渐形成了以“体育”为核心，“新闻与传媒”“文化经济”“高等教育”等为辅助发散的学科，多学科协作前进，多元化发展。

3 体育传播学领域论文发表规模与研究热点演进

3.1 体育传播学领域论文发表规模

论文发表量是衡量该学科是否受关注及所关注程度的具体指标之一，本研究统计了886篇体育传播学研究的相关论文并按时间序列做成折线图（见图2）（因2021年的数据采集时间不满一周期，故不进行讨论）。

图2 体育信息传播领域论文发表量统计图Fig.2 Statistical chart of papers published in the field of sports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1）1992—1998年为发展停滞期。其间最多的发文量为1996年的3篇，其中有4年发文量为0，此时我国的体育产业还处于不成熟阶段，且国家政策的侧重点还在加强体育产业的规范管理上。

（2）1999—2010年为起步期。发文量大体呈现增长趋势，其中2006年到2007年的跨越式增长是由于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突出了国家对阳光体育的重视。

（3）2011—2016年为高峰期。论文发布量2017年达到高峰98篇，主要原因为2011年国务院颁布《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年）》。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以及媒体融合信息技术的推动下，体育传播学研究领域不断深化，进入深化转型阶段。

（4）2017—2019年为递减期。发文量呈递减趋势，但学界对该学科的关注度并未下降，而是将关键词转化升级为“互联网+”下的网络体育传媒、健身、在线体育教学及融媒体下的体育传播等高阶研究的关键词［7］。

（5）2020年发文量开始回升。因“停课不停学”的在线教学活动的开展，引起了一系列“线上+”热潮，我国体育传播学领域研究在疫情之下得以螺旋式上升。

3.2 体育传播学领域高频关键词

关键词是作者对研究内容的高度概括，也是文章研究的核心。本研究通过对886篇体育传播学领域核心期刊文献的关键词进行统计分析，得到了关键词频次排名及年份，取排名前十的关键词列表（见表2）。表中年份为该高频关键词首次出现的年份，在2006年“大学体育赛事”这一关键词被首次提出并有学者对其进行研究，表明我国体育传播学领域开始为体育传播活动提供理论依据。体育传播、体育文化、传播、体育新闻传播、体育新闻这5个关键词出现频次最多，排位前五。

表2 高频关键词排列顺序表Tab.2 Order list of high-frequency keywords

3.3 体育传播学领域研究热点演进

突变检测（burst）是Cites Space的一个重要指标，用来反映某一变量从时间序列角度的波动大小，其波动大小用强度（strength）来表示。由图3可以看出其核心关键词的变化，从而了解该领域的热点演进过程。蓝色线段表示时间标志，完整的蓝色线段为1996年到2020年（由于1992年到1995年的文献数据太少，故不进行切片）的时间段，且每一小段表示一年。而红色线段则表示核心关键词频繁出现的时间段。

图3 体育传播领域研究关键词年度突变图Fig.3 Annual mutation chart of keywords in sports communication field

（1）2003—2009年，体育传播学领域的主要研究方向为“体育”“媒体”，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使体育成为了当时社会的聚焦点和热门话题。

（2）2010—2013年的主要研究方向侧重于“体育原理”“竞技体育”和“传播”，正符合了国家体育总局印发《体育产业“十二五”规划》的目标，使体育馆运营机构蓬勃发展。

（3）2014—2018年，该学科研究多集中于大型体育赛事、国际传播、体育赛事、体育文化传播、体育新闻的方向上，其中2016年8月30日，国家体育总局印发《竞技体育“十三五”规划》，旨在加快健康中国和体育强国建设，提高我国竞技体育国际竞争力。

（4）2019—2020年的主要研究方向只有“一带一路”倡议，是因为2019年4月17日，“一带一路”倡议体育外交高层论坛活动在北京外交学院举行。体育作为“通用语言”，正和“一带一路”倡议一样，逐渐成为能够将各个国家和各国人民联结起来的重要纽带。

可以看出，体育传播学研究的发展逐渐多元化、国际化，顺应了国家的发展需要。

4 机构发文量与作者发文量分析

4.1 机构发文量分析

发文机构是学科领域研究的间接主体，通过对发文机构的研究可以分析学科的发文地理位置与空间分布。对其高频机构进行统计，截取了前十几个机构（如表4）。我国体育传播学研究领域发表文献前五的机构是：成都体育学院新闻系（15篇）、北京体育大学（9篇）、上海体育学院体育新闻传播与外语学院（8篇）、南京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与武汉体育学院期刊社与武汉体育学院并列第四（7篇）、沈阳体育学院体育人文学院（6篇）。这七家机构对体育传播学领域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体育传播学研究的高产地域分布均匀，南方与北方的主研机构分布数量差异不大，为后续的主题发展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表4 高频机构列表Tab.4 List of high-frequency mechanisms

（续表4）

机构合作网络可以很好地反映该机构的科研实力，同时也能够展示出该学科网络中的知识流入情况。如图4，节点（圆圈）面积的大小代表发文量，节点的颜色深浅表示发文时间。从图中可以看出，各机构多呈现出独立分布的节点，表明各机构间的合作次数较少，未来合作的空间很大。

图4 体育传播领域机构合作图Fig.4 Cooperation chart of institutions in the field of sports communication

4.2 作者发文量分析

作者是学科领域研究的直接主体，通过对作者发文数量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该作者的研究水平与在学科领域研究的权威程度。表5是利用Cite Space统计分析整理出1996年至2020年作者发文量前15的作者信息汇总表，即该学科的核心作者群。频次为作者在1996—2020年的发文量，年份为首次出现该作者的年份。

表5 高频作者统计表Tab.5 Hf author statistics table

合著网络能够很好地看出该领域的核心作者与合作网络。通过Cite Space工具研究得出体育传播学领域作者合著可视化图（见图5）。从整体上来看，多数节点为连接的、小聚集的群体，也有部分分散的个体。从局部来看，王相飞、张德胜、肖焕禹与其他作者存在多次合著情况。分析后能够看出，节点最大且颜色最深的作者是王庆军，符合了表5的数据统计，说明其发文数量最多且研究时间较早，凸显了其在体育传播学领域的权威地位。节点面积第二大且颜色最深的作者是李芳和王相飞，说明两者在体育传播学领域的发文时间早且研究颇深，突出了其在体育传播学领域的威信。

图5 体育传播领域作者合著可视化图Fig.5 Visual figure of co-authored authors in the field of sports communication

5 体育传播学领域研究热点聚类分析

本研究采用log-likelihood ratio（LLR）算法，通过聚类生成主题团共现网络，共计15个聚类（见图6）。各类主题团的紧密程度均在0.5以上，从表6中的主要标识词可以看出，各类聚类涵盖范围存在重叠部分。

图6 体育传播学领域研究关键词聚类分析图Fig.6 Analysis chart of keywords cluster in the field of sports communication

表6 体育传播学领域主题聚类表Tab.6 Table of subject cluster in the field of sports communication

（1）聚类0的标题词为体育传播，是14个类别中的最大类，该类主要描述了体育传播的途径与内容。如王鸣捷提出体育传播营销理论与实践的转型在于面对消费者所处人生阶段、生活状态下的个性化“需求场”，并充分尊重用户的共创价值，打造直接面向消费者的销售渠道，全方位、多维度地重振体育消费［8］。

（2）聚类1的标题词为传播，该类主要概述了传播的方式与发展近况。如李大鹏提出希望可以发现社交网络中营销传播的优势与弊端，以继续强化优势，缓解弊端，促进社交网络中体育品牌营销传播的良性发展［9］。

（3）聚类2的标题词为体育新闻，该类主要涵盖了体育新闻传播的内容与传播的意义。如薛文婷提出在“双一流”建设和媒体融合背景下，体育新闻传播学界要树立学科自信，加强内在学理和外在制度建设，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世界视野的体育新闻传播学，从“学术交叉路”走向“学术新绿洲”［10］。

（4）聚类3的标题词为中国，该类主要概述了体育传播对中国的重要性与意义。如耿迪等提出“一带一路”建设也为我国体育文化国际传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我国体育文化应通过转变传播理念、精选传播内容、丰富传播载体、明晰传播线路，努力实现自身的国际化传播［11］。

（5）聚类4的标题词为体育新闻传播，该类主要概述了体育传播的进化研究与传统媒体的变革。如薛文婷提出中国当代体育新闻传播主要呈现出政治维度的宣传模式、本体维度的专业模式、经济维度的娱乐模式和文化维度的人文模式这4种叙事模式，并分别对应着宣传、新闻、娱乐和人文这4种价值导向［12］。

（6）聚类5的标题词为大型体育赛事，该类主要涵盖了大型体育赛事的研究成果与传播效果。如雷晓燕等提出体育赛事传播应积极使用5G技术，从内容生产、产品形态、用户体验、营销方式等环节，打造沉浸传播新范式［13］。

（7）聚类6的标题词为体育文化传播，该类主要概述了体育传播与文化挂钩的传播策略及传播途径。如程雪峰等提出中国体育文化本体内涵创新发展的4个方向，即在发展和传播中体现出与世界体育文化关系的协调性、表现形式的亲和性、文化诉求的境界性和产业形式的拓展性［14］。

（8）聚类7的标题词为体育信息传播，该类主要涵盖了体育传播的体育信息与新媒体的关系。如孙小龙等提出网络体育信息传播具有极强的公共表现形态，在传播和受众群体的构成上呈现较强的年轻化特征，呈现直观、简洁的表达形式，具有明显的个性化特征，信息容易被认知，呈现较强传播效力和传播效果［15］。

（9）聚类8的标题词为体育运动，该类主要概述了体育的宣传途径与传播的利用问题。如唐星星提出电视媒体与健美操运动的传播互动，体育活动的传播伴随着体育项目的出现而发生，有效的传播能够吸引更多的体育爱好者参与到运动中［16］。

（10）聚类9的标题词为大众传媒，该类主要涵盖了大众传媒的使用途径与使用意义。如李月华等提出目前体育大众传播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体育文化极易出现异化现象［17］。

（11）聚类10的标题词为中央电视台，该类主要概述了体育传播在电视媒体上的呈现形式与精神传播的问题。如岳菲菲等提出电视媒体与体育文化之间形成了相互促进的关系，但同时也有传播上的困难［18］。

（12）聚类11的标题词为新媒体，该类主要概述了随着体育传播的发展与媒体的变更而孕育出的新兴媒体的作用。如闫艾萍提出媒体融合发展拓宽了体育新闻的传播渠道，不仅让体育新闻传播呈现出多元交互化、传播分众化、竞技娱乐化等时代特点，也形成了新旧媒体交融共存的全媒体传播格局和“中央—省—市—县”4级协同的一体化传播机制［19］。

（13）聚类12的标题词为传播学，该类主要涵盖了体育传播学的实践价值。如王国营提出微博的传播无论是大众所关心的话题，还是体育爱好者所关注的体育信息，都可以起到一定的社会效应，也可以带来一定的经济价值和商业价值，推动体育事业取得更好的发展［20］。

（14）聚类13的标题词为传播效果，该类主要概述了体育传播的传播效果所涉及的渠道与融媒体对体育传播的发展意义。如谯建华等提出融媒体已经成为体育传播媒介的发展潮流，随着5G、6G等科技的进步融媒体传播的优势将更加凸显，对体育传播乃至整个社会进步的促进作用也将越来越大［21］。

（15）聚类14的标题词为优化策略，该类主要概述了体育传播的优化策略对国家发展体育的意义与体育发展的意义。如路毅就网络体育新闻传播中传播过度娱乐化、内容同质化严重、角色定位不清晰、内容缺乏真实性等问题提出实现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优势互补、加强体育新闻市场细分、防治网络体育新闻报道过度娱乐化、网络体育新闻媒体实现规范化管理的方法［22］。

6 结论

随着体育传播学研究的不断深入，逐渐形成了以“体育”为核心，“新闻与传媒”“文化经济”“高等教育”等为辅助发散的学科，多学科协作前进，多元化发展。学科结构为以实践为目标的、多角度相结合的学科。从目前研究来看，体育传播学领域研究机构分布较广且南北分布均匀，研究重心也随着国家政策与科技发展在不断提升，从体育、媒体慢慢转变成体育赛事、体育新闻，再提升到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重点研究。我国体育传播学研究学者已在体育传播学研究领域取得较大成就，出现分散、小聚集的局面。未来的知识体系与理论研究将在变与不变中螺旋式上升，应用实践上将推进发展媒体融合与全媒体建设，研究热点的拓展将表现在体育传播与人工智能结合、全媒体下的体育传播发展、物联网下的体育传播应用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