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我国中产阶层体育消费特征及其动因探究

时间：2024-08-31

刘欣改，蔡志强，张娜

（1.河北中医学院公共课教学部，河北石家庄050000；2.廊坊师范学院体育学院，河北廊坊065000）

党的十九大报告一开篇就号召全党要“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报告从战略高度作出历史性重大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思想，像一根红线贯穿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贯穿在***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主题和初心本色［2］。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人民幸福感、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首先就要从改变人民的生活条件、提高人民的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入手。

中产阶层是伴随着改革开放40多年成长起来的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中产阶层以脑力劳动者居多，数额较大的单一薪资收入与要求较高的日常消费水准是中产阶层经济生活的基本特点。现阶段中国社会领域中对中产阶层的描述与研究逐渐丰富，郑杭生、夏建中等学者从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等方面入手，一致认为中产阶层应该成为今后20年中国全面小康社会的主流公民阶层。中共十六大提出“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比例”；十七大指出“中等收入者占多数”；十八大报告强调“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3］，党的十九大报告将“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纳入两步走战略。这些也都反映出党中央对中产阶层社会价值的关注。

中产阶层是中国消费市场的生力军，中产阶层对消费市场的影响力不容小觑。伴随着全面富裕时代的到来，中产阶层将成为引导中国消费文化的主体［4］。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下，研究中产阶层的体育消费热现象，研究中产阶层体育消费的偏好和特点，将能够以小见大地理解中国体育消费升级的过程与阻碍，理解影响全民体育消费习惯的变化趋势，理解中国体育产业发展的未来综合趋向。

阅读已有文献材料，可以看到当代中国还缺少对中产阶层身份与特征的准确定位，对现代中产阶层的体育习惯研究也多处于空白。为此，本文采取定性研究的方法，通过新闻资料收集、文献材料阅读、逻辑推演等来进行研究。研究首先对中国中产阶层的身份特征进行定义和归纳，其次再对中国中产阶层体育消费的偏好进行思考，最后总结提出消费热现象的动因结论。

1 中国中产阶层的身份定义与群体特征

1.1 中国中产阶层的身份定义

中产阶层是一个在国内出现不久的新兴概念，在我国“中产阶层”一词也常常与“中等收入群体”“中产阶级”“中间收入群体”“中等人群”等词汇混用，缺少精准和有效的定义。学界近年来对中产阶层相关议题展开了丰富探讨，但依旧没有形成对中产阶层一词的专业定性。因此研究首先尝试对中产阶层的身份加以定义。

“中产”一词首先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在该书中，米尔斯将不拥有资本却拥有管理权、利用专业技术，在办公室内从事非体力劳动的人群定义为“中产阶级”［5］。德国学者埃米尔·莱德勒在米尔斯的基础上，扩大了中产阶级定义的外延，他认为“普通职员、办公室雇员、技术人员群体是新中产阶层”［6］。国内对中产阶层的测量划分也出现了多重标准，常见的划分标准有：经济收入划分、消费水平划分、职业选择划分、社会经济地位划分、主观意志划分、贫困线与净财富的综合评定划分。然而不管选用哪一种划分方式，中国中产阶层基本都具备以下共性：（1）接受过13年及其以上的全日制教育；（2）个人经济收入排名在当地人均收入中位数前后，拥有良好的工资薪金收入；（3）从事的工作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多以脑力劳动为主。

本研究沿用以上定义，将以薪资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且收入排名在人群中位数前后的，受过高等教育的非体力劳动者定义为中国的中产阶层。

1.2 中国中产阶层的群体特征

随着中国贸易进入全球化，中国第三产业发展出现新局面，中产阶层群体也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根据刘欣《中国城市的阶层结构与中产阶层的定位》的相关分析，可以看到在2003年，中国仅有占总人口数7.6%的人群属于中产阶层，换算为中产阶层家庭数量不足4%；然而到了2012年，中产阶层家庭数量比例蹿升至68.2%，根据陆小聪和吴永金的估算和预测，2022年中国中产阶层人口数量将上升至6亿3000万人，占全国家庭总数的76%，全国总人口数量的46%［7］。中产阶层人口数量的增加，中国中产阶层根据收入和资产引发的内部分化，也直接导致中国中产阶层的群体特征出现变化。从薪资收入、受教育水平、消费习惯、生活方式与职业结构五个评价条件入手，可以看到中国中产阶层具有一定的群体特征，分析如下。

薪资收入。和传统的富裕阶层通过资本或固定资产赢得收益不同，中产阶层的薪资收入是该人群获得金钱的主要渠道。因此中产阶层在收入上就出现了一定的特殊性，他们缺少资产和资本，他们所拥有的生产资料是他们接受教育后获得的专业技能，中产阶层通过出售专业技能和工作时长获取报酬，因此他们是劳动阶级。但又由于他们所出售的劳动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体力劳动，他们通过专业技能和管理权限在非体力劳动环境下获取收入，因此他们又被看作是攫取资本利益、分享资本盈利成果的一群人，从这一角度出发，中产阶层常常被看作是资本利益的享有者。身份的双重性，导致中产阶层在薪资收入和资产配置上呈现出两大特点，其一表现为工作劳动获取高薪、高收入，其二表现为缺少固定资产和流动资本。薪资水平也是划分中产阶层的重要标准，按照麦肯锡全球研究所制定的标准，中国中产阶层是指那些年收入在1.35万～5.39万美元（约合9万～36万元人民币）之间的人；按照《福布斯》杂志的定义，中国中产家庭，年收入应该在1万～6万美元（约合7万～40万元人民币）之间；而国家统计局则将中产阶层定义为年收入在7250～62500美元（约合5万～42万元人民币）之间［8］。

受教育水平。根据AVC在2017年5月发布的《中国精英人群调研报告》显示，中国中产阶层的学历水平多在大专以上，大专及大专以上学历占总体中产阶层人口比例的83%，通过接受过专业化训练，知识资本为中产阶层带来更多财富和社会地位［9］。由于中产阶层的阶级跨越大多依靠高等教育实现，因此在培养子女时，子女受教育条件依旧是他们最关注的内容，也是中产阶层除房地产外最大的投资。根据艾瑞咨询在2017年发布的《中国中产阶级家庭教育观念白皮书》的内容显示，有52.5%以上的中产阶层家庭选择让子女出国或在国际学校接受教育。因此可以看到中产阶层的阶层更替将出现代际传递的现象，中产阶层的父母有更大的机会培养出中产阶层子女。

消费习惯。中产阶层的薪资水平收入基本保持在本地城市收入的中位线以上，因此在消费层面上，中产阶层更看重质量和品牌，对价格相对不敏感。中产阶层的消费观念表现在数据上则呈现出恩格尔系数较低的趋势。中产阶层也尤其热衷的消费偏好和消费领域，根据福布斯发布的《2018中国新兴中产阶层财富白皮书》显示，中产阶层更热衷于在文化艺术、休闲放松、规划储备等方面花钱。有63%的新兴中产愿意在文化艺术（包括购买艺术品、参观博物馆、聆听音乐会等）花销上增加投入，有88%的新兴中产愿意为运动训练（包括参与健身机构培训、购买专业运动鞋服、参与马拉松等赛事）花销买单，还有84%的新兴中产愿意为时代潮流（新兴数码设备、网络游戏等）增加开支［9］。

生活方式。高薪资水平让中产阶层在应付日常开支之余，有更多资金通过购买服务、购买奢侈品、购买体验等方式，更好地享受生活。从生活方式的结构变化来看，中产阶层的生活选择更趋向于休闲娱乐和个人提升。和富裕阶层的享乐生活不同，中产阶层的生活方式更倾向于“文化消费”和“品位消费”，费瑟斯通对中产阶层追求品位和文化的生活方式有细致而精准的概括：“文化是合成的，它不但是穿什么衣服的问题，它还包括怎么穿的问题。”［10］假期出国旅行、高档会所的健身活动、购置旅游观光型房产等文化消费现象，也是在21世纪中产阶层人群壮大后才出现的蔚为壮观的独特现代消费景观。

职业结构。根据福布斯《2018中国新兴中产阶层财富白皮书》的调查显示，我国中产阶层的职业选择主要聚集在互联网行业、金融贸易产业与法律与企业管理，中产阶层中从事着三个行业的人数占总调查人数的52%。有71%的中产阶层因为工作原因选择生活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中国超一线城市。职业选择的集聚和工作城市的集聚，导致中产阶层在城市文化创造中拥有了特殊的影响力，他们的生活选择常常引发了其他阶层人群无意识的效仿与追捧。

2 中国中产阶层体育消费偏好特点

2.1 中国中产阶层体育消费出现明显的消费升级，品牌和服务成为中产阶层消费选择的重要参考条件

近年来中国中产阶层的消费开始从休闲享乐型的消费文化向健身运动型与自我提升型文化转型。这种转型主要表现为中产阶层消费偏好的变化。尼尔森咨询发布的《2017年中国消费品市场解读》调查报告显示，在2011—2015年间，中国女性体育产品销量增长率为331%，特别是高档休闲体育类产品如瑜伽垫销量增加了421%，女性运动型泳衣销量增长258%，作为同等标定物的女性化妆品市场则出现了增长停滞的现象，而参与全国马拉松的女性人数占比从2015年的10%增长至2017年的42%［11］。由此可见，越来越多的中产阶层女性从消费享乐型开始向体育健身型、自我提升型转变。除了直接购买的行为外，中产阶层在运动休闲的服务花费上也有所增加，特别是高档健身房、健身会所的出现，直接吸纳了一批热衷运动的中产阶层，调查表明中产阶层更热衷为“私人教练”“健身课程”付费。中产阶层对健康的关注也从体育健身辐射到其他领域，如食品行业，2017年中国的水果茶销量增长了122%，原榨果汁的销量增长了24%，包装纯净水的销量增长15%。而巧克力、速溶咖啡、散装糖果等食品的销量出现了明显的下滑，从热量获取的物料成本来看，中产阶层从消费巧克力、速溶咖啡等非健康食物转向原榨果汁、水果茶乃至包装纯净水等产品的行为很明显地具有消费升级的特点。

2.2 中产阶层的体育消费习惯出现了集聚和传导，中产阶层引领了其他阶层的体育消费趋势

中产阶层的体育健身、绿色健康食物的消费风潮，也逐渐影响中国其他阶层的消费观念。庞善东和李悠的《新常态下我国中产阶层体育消费研究》认为“中产阶层的体育消费行为具有很强的先导性，且对社会其他阶层具有示范效应，易引起其他人群的注意和效仿”。事实上也是如此。以马拉松运动为例，马拉松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进入中国，但在2010年后，才伴随着《当我跑步时，我在谈些什么》《太极跑》《跑步圣经》等西方中产阶层运动文化书籍的发行在国内产生影响，这些书籍中的中产阶层强调“平衡、中和、进取、自我投资”的中产阶层文化培养了最初的中产阶层马拉松拥趸。根据尼尔森的《2015年中国体育人群调查研究报告》显示，24%的马拉松核心跑者（指在过去3年内参加过马拉松全程及以上赛事的人）有硕士或以上学历，36%位居中高层管理职位，54%有私家车，42%有银行贵宾卡。由此可见，2015年时，马拉松运动俨然已经成为了中国中产阶层最热衷的体育运动项目之一。马拉松运动在中国形成了井喷式发展，2016年马拉松赛事数量较2015年的134场增加了近1.5倍，参赛人次近280万，较上一年增加130万［12］。短期内马拉松参与人数高速增长，除了因为人们近年来健康意识的加强外，中国中产阶层对马拉松文化的接受、对马拉松运动背后的中产休闲文化的潜在心理认同，中国中产阶层从文化理念上对富裕阶层和普通阶层的吸引力，都是马拉松运动在中国飞速发展的关键推动因素。

2.3 中产阶层对体育教育支出增加，体育课外教育走向精英化

中产阶层因为阶层的特殊性，对子女的教育问题投入了过多关注。除了准备大量的资金用于子女的假期游学、子女的海外留学等项目以及投入大量的精力和金钱用于子女的课外补习之外，一些中产阶层家长也开始注重对子女的体育教育，企图达到“弯道超车”的目的。在这种大环境下，对子女的教育投资也从传统的文化课补习行业流转到校园足球、青少年网球等热门项目，但这些项目也都不同程度表现出精英化的特点，高昂的学费、昂贵的运动装备以及少量的入学名额都潜在要求入学者的父母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以广东恒大足球下设的足球学校为例，2017年恒大皇马足球学校的新生学费统一按小学5万元/学年/生、初中5.5万元/学年/生、高中6万元/学年/生的标准收取。然而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有25974元［13］，普通工薪家庭显然难以应付专业足校的长期学费开销，恒大皇马足球学校的主要招生群体倾向于中产及其以上阶层的子女，以小见大不难看出现阶段中国体育教育精英化的发展趋势。

2.4 体育休闲与体育旅游成为中产阶层休闲度假的热门项目

根据2017年6月发布的《出境体育旅游消费市场白皮书》显示，体育旅游正成为中产阶层出境游的新宠，在2017年上半年的出境游人群中，选择体育旅游项目的人群占15.7%。体育旅游消费正呈现明显的性别特征和年龄特征，从体育旅游的角度看，男性更有参与积极性，男性占总旅游人数比例54%，女性占比46%。其中，年龄为25～45岁之间、具有一定收入能力的中青年是主要的消费群体。马拉松受关注程度远远高于其他项目，除马拉松外，男性更偏好观看足球比赛；而女性偏好是滑雪和骑行［14］。该报告还指出，和中产阶层群体的壮大速度同步，中国体育旅游的细分市场也在迅速扩大，在中国体育旅游这一细分领域中，中产阶层常常呈现出高度趋同的项目选择偏好。虽然现阶段中国体育旅游市场仅占总市场的5%，但可以预见的是，在2016年中国国家旅游局和国家体育总局共同印发的《关于大力发展体育旅游的指导意见》的长期影响下，国内还将建设更多的体育旅游专业项目。《关于大力发展体育旅游的指导意见》指出，到2020年全国要建成100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体育旅游目的地，体育旅游总人数达到10亿人次，占旅游总人数的15%，体育旅游总消费规模突破1万亿元［15］，而这也昭示着中国体育旅游的巨大市场以及中产阶层引领的未来体育旅游发展趋势。

3 中国中产阶层体育消费偏好特点变化的动因思考

3.1 中产阶层的健康意识与消费能力的双向提升，共同作用下引发了中产阶层的消费升级

中产阶层的健康意识提升与消费升级的行为表现与两点因素有明确关系，它们分别是中产阶层长期伏案的工作特点和中产阶层日渐增长的消费购买力。

首先是中产阶层的长期伏案的工作环境与身体素质变化的综合影响。根据前面1.2小节中对中产阶层的特点描述可以看到中产阶层的工作地点大多限制在办公室内，伏案工作又导致中产阶层人群普遍缺少体能锻炼。在各类调查中，中产阶层颈椎脊椎病、腱鞘炎、视力病变等疾病的发病率明显高于其他阶层。因此中产阶层选择在工作外运动健身，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保持身体健康的理性考量，通过健身和锻炼，中产阶层本质上也能获得自我能力的提升以及生活质量的提高，这一点也符合中产阶层注重休闲享受的生活方式。

其次中产阶层重视健康消费与中产阶层日渐增长的消费购买力有明显联系。根据尼尔森咨询发布的《2017年中国消费品市场解读》调查报告显示，女性对体育项目消费热情增长的同时，也明显伴随着个人收入的增长。相比2010年，2016年女性车主占比从17%上升至29%，中产阶层人群的购车预算上，女性购车预算超越男性75%，与此同等增长的是女性中产阶层人群参加高端健身房的花费也从13%上涨到27%。通过对比中产阶层女性收入与女性消费选择的变化，可以看到收入上的变化直接引发了购买需求的变化，获得了更多收入的中产阶层也愿意在健康消费上投入更多的金钱，由此也形成了一条中产阶层消费链条，体育健身、绿色有机食物或是体育休闲旅游，本质上是中产阶层消费升级后带来的连锁反应，而中产阶层的消费选择趋势也逐渐获得社会各个阶层的效仿和追捧，逐渐形成当代中国健身产业领域的购买消费网络。

3.2 中产阶层在城市聚居，形成了中产阶层体育消费文化，进而带动其他阶层消费观念变化

中产阶层的阶层性质决定了中产阶层的消费影响力，这和中产阶层群体的工作聚居特点、中产阶层的生活取向以及中产阶层承接的文化辐射有关。

首先中产阶层都属于没有固定资产的工薪人群，一线城市发展空间大，高薪职业多，因此也就聚集了一批依靠专业技术和知识储备谋生的中产阶层，也正因为中产阶层在城市聚居，所以中产阶层的阶层文化很容易通过互联网、人际传播，形成独特的城市文化生态，构建相对封闭和独特的中产阶层文化趣味，并传播到更大众的人群中去。

其次中产阶层因为工作而聚居，而非因为亲缘关系、生活背景而聚居，所以中产阶层普遍在城市中追寻身份的认同感，追寻独特的中产阶层生存空间。中产阶层的选择往往和其他阶层的生活有明显的区隔，他们既无法负担富裕阶层高额的奢侈品消费和进行数字庞大的资产投资，也不愿意追寻普通阶层的繁琐庸常的日常生活，他们更愿意选择有文化趣味和有益于个人发展的活动。因此从认同层面来看，不管是马拉松还是健身房，都是中产阶层所选择的区别于富裕阶层和普通阶层的生活方式，不仅仅是休闲锻炼的娱乐项目。从文化的承接上，新一代中国的中产阶层也承接了国外中产阶层文化的转移，马拉松和健身文化也曾经是世界其他地区中产阶层兴起后普遍选择的项目，它们代表了一种生活趣味、活动价值的选择。艾伦·拉萨慕曾经在《一个习惯的历史：1960年代美国作为工作缓和剂的慢跑》对美国中产阶层狂热的马拉松文化进行过总结，他认为：“慢跑将中产阶级成功地把自己同靠左的、颓废的、烟酒不离身的、具有嬉皮士风格年轻人和靠右的、大腹便便、令人生厌的传统政客、大亨等区别开来，慢跑是一种对现代工业化城市生活的反制，是中产阶层相对独特的文化符号。”［16］

最后，中产阶层的体育消费文化缓慢带动其他阶层的体育趣味发生变化。保罗·福塞尔在《格调》中提到：“人们通过消费而达到对更高阶层的想象，消费成为实现人们对生活美好愿望的必然手段。”［17］在现阶段中产阶层消费升级的大潮下，也存在着一部分非中产阶层对中产阶层消费方式的模仿，马拉松就是其中一例。马拉松比赛每年参赛人数都在快速增长，然而参与其中的并非只有中产阶层人群，新近参与的更多是普通阶层，由中产阶层引领体育消费参与趋向，由普通阶层扩大整体影响，进而引发社会整体的马拉松运动文化流行。

3.3 体育教育与中产阶层重视子女教育的消费习惯一致，本质上认为体育为子女提供了阶层上升的通道

从资产层面上看，中产阶层本质是无产阶层，他们通过出卖自己的专业技能与劳动时间换取高额报酬，他们的生活基础建立在训练有素的专业素养上，一旦他们的专业技能或知识影响被社会否定或迭代，那么他们基于出售专业技能所获取的优渥生活也将失去基础。因此中产阶层存在普遍的“职业焦虑”问题，子女教育则成为中产阶层处理焦虑问题的重要宣泄出口。李一在《中产家庭教养实践的选择与困境》里提到：“虽然目前他们（中产阶层）有较高的收入或享有较好的物质生活条件，但他们担心意外事件或偶然因素会导致他们失去现有的身份地位，尤其担心自己的子代是否能保持他们的地位，于是市场化的教育成了他们的不二选择。”［18］随着近年来国家对青少年健身的鼓励，体育作为考试选拔的竞争力也被中产阶层家长关注。在市场化的教育机构中也渐渐出现了针对青少年的专业体育训练，除了运动和健康这些最为基本的价值外，一些家长也认为通过训练实现中考加分、高考加分，对增强子女的竞争力有充分的作用。换言之，体育对中产阶层父母来说，不单单是对子女的一种教育，更是一种对子女竞争力的潜在投资。

3.4 体育休闲旅游间接成为中产阶层群体认同的重要方式，社交和休闲属性被中产阶层重视

在前面3.1小节中提到，中国中产阶层大多出身于社会中下层群体，在过去中国四十年的经济历史巨变中，凭借自身的天赋和努力，获得了超越普通阶层的有一定品质的生活。由于他们脱离了传统的阶层，也脱离了一般人群的家乡背景、亲缘交流，因此他们格外重视在血缘、金钱之外的身份认同。中产阶层的消费行为，往往被认为是一种寻求个人身份认同的重要方式，他们通过消费具有文化品位或相对稀缺的产品，达到与其他阶层区别的目的。陈东冬认为“中产阶层选择用消费的方式实现自我价值认同，一是消费需求与欲望更接近基本、感官和生理性要求，消费行为更具有实用的功能性。二是具有普遍的炫耀式消费心理，通过高额消费显示自己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的变迁，并以炫耀式消费去维系和发展某种关系，营造个人发展与生存的关系网，这是中产阶层存在和发展的手段和方式之一”［19］。

体育休闲和体育旅游的爆发式增长同样也反映出中国新兴中产阶层对社会认同的渴求，他们通过消费普通阶层难以承受的、富裕阶层又常常忽略的、具有文化品位的体育旅游来凸现和其他阶层区别。中产阶层的体育休闲旅游常常有群体化的趋势，同一行业、公司的同事或同一阶层的朋友家庭一同出行是目前体育旅游的常见方式。中产阶层在体育休闲和体育旅游的同时也实现了同一阶层的交流，这也符合中产阶层重视休闲与社交的阶层属性。因此可以推断，面向高端市场的体育旅游和体育休闲项目将长时间地伴随着中产阶层群体的壮大而成长，伴随着中国体育特色小镇的建设，伴随着2022北京—张家口冬奥会的滑雪项目建设，构建新的体育产业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