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张力与互动效应：体育话语权认知模式的重构

程雪峰，刘志国，谢米列特·塔马拉·阿列克谢耶夫娜

（1.烟台大学人文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2.烟台大学体育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3.俄罗斯联邦阿尔塔依国立大学 新闻系，俄罗斯联邦巴尔瑙尔）

话语权有时就如同天鹅绒包裹的铁拳。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缺少话语权，比如国际社会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一直争吵不休，西方国家涉嫌用数据操纵哥本哈根气候谈判，进而导控舆论的走向。美国学者彼得·马蒂斯2012年在《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一文中强调，中国对世界的影响逐渐增强，而中国人对缺少话语权有一种担心和忧虑［1］。体育进入全球化和媒介化时代，中国体育健儿在国际重大体育赛事中遭遇不公的事件屡有发生，体育话语权缺失的问题已尽人皆知。对此，中国著名花样滑冰教练姚滨曾指出，在国际滑联我们没有什么话语权，很多得分规则都是欧美人“一言堂”。对于“改判事件”，《人民日报》的体育评论也认为申诉失败反映出体育话语权对中国体育发展和体育文化传播的现实性和重要性。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中，多起针对我国运动员的争议性判罚是奥运会场内的另类“看点”，这也刺痛了中国观众的神经。“吊环王陈一冰因裁判打压而与冠军失之交臂”一时间成为国内媒体的报道基调，前世界体操冠军董震认为陈一冰与巴西选手的两套动作各有优势，但是巴西选手有分数高得有些离谱了［2］。在2018年U23亚洲杯足球赛中，东道主中国队小组没能出线，无论是球迷还是媒体，都在议论体育话语权的问题，而2018年平昌冬奥会上对中国短道速滑队的判罚又将这一问题推到风口浪尖。很多体育专业人士认为，中国运动员总“吃亏”是因为在世界体坛缺少话语权。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因为制约体育话语权生成和作用的因素极其复杂。重新审认体育话语权构成的基本框架和相关因素，对于我国体育深入反思话语权缺失的原因，拓展体育话语权的争取路径，特别是推进中国体育文化对外传播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1 内涵的审视：关于体育话语权几种认识的局限性

1.1 体育本体视角：“体育话语权”即是“竞技体育话语权”

在体育界，一般认为体育话语权是在国际体育界以国家体育事业利益为核心，综合运用知情、表达和参与的权利。从内容上看，体育话语权是对国际体育事务和国际体育事件的定义权、对各种国际体育标准和体育项目规则的制定权以及对是非曲直的评议权和裁判权。谁拥有国际体育话语权，谁就可以取得在国际体育格局中的优势地位和主动权［3］。这种观点在学术界和媒体传播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然而，这个“定义”并没有剖析权力的本质，它之所以具有代表性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解读。

第一，在现代体育发展中西方人具有传统的“归属性优势”。一些欧美体育强国是世界现代体育文化的发源地，欧美体育强国对世界体育的发展具有重大作用，体育全球化的主线实际上反映的是西方体育文化的逻辑和诉求，而发展中国家由于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原因，体育运动发展呈现出落后和依附的特征。国际奥委会等国际体育组织在推进体育项目发展时，那些体育强国的运动项目往往被优先考虑和关注。美国等西方体育强国也不断地把本国的体育运动项目输出到广大发展中国家，这呈现出一种“马太效应”。

第二，在国际体育组织管理机构中一些西方国家结成“利益集团”，互利互惠。体育话语权一般表现为国际竞赛体育组织各种具体职能和权力的运用，如竞赛规则的制定与修改、比赛地点的确定、项目的设置与解释、竞赛结果的判定以及各种争议的仲裁等。国际体育组织总部大多设在欧美国家，主要领导人也多数来自西方国家，欧美体育强国的官员占有绝大多数席位。中国缺失体育话语权一方面是我们常说的“朝中无人”和“顶层真空”。同时也有其他一些因素，如在一些项目我们“爆冷取胜”，西方人出于体育文化偏见认为“这很不正常”。近些年，在乒乓球运动规则上朝令夕改和翻云覆雨主要是针对中国运动员，国际乒联很少考虑中国人的意见和情感。另外，各利益集团的相互协作在国际体育界也是一条实实在在却又“看不见”的战线。2014年，韩国向国际滑冰联盟（ISU）提出申诉，要求对花滑名将金妍儿在索契冬奥会遭遇裁判不公的事件进行调查，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韩国体育界也因2002年世界杯的“贿赂裁判丑闻”而广受质疑［4］。

第三，世界体坛欧美体育强国的体育官员和名人的影响力。目前，有很多退役的奥运冠军和世界冠军在国际各单项体育联合会工作，他们不但有深厚的专业背景，而且有较强的国际交流和公关能力，中国的奥运冠军和世界冠军则很少能进入国际体育组织和机构中工作。对于中国体育明星来说，综合素质普遍不高是进入国际性体育机构权力层的最大障碍，而更深层的问题也许在于我国奥运战略的训练体制及体育的管理机制。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竞技体育话语权”之论一般可以理解为通过影响体育比赛和体育事件来获得最大的竞技体育利益的能力。这种从竞技体育的“技术层面”出发，认为体育话语权的决定性因素是竞技体育的传统、项目成绩和公关能力的认知有其针对性，但事实上这只是一种现象的描述和归纳，并没有涉及体育话语权的深层结构和内涵实质。我国的乒乓球、跳水等项目在世界上成绩卓著，也形成传统，但在比赛规则制定和争议仲裁等方面，我们的话语权也极其有限。

1.2 体育传播视角：体育传播力表现的“体育媒介话语权”

今天，媒介与体育的捆绑效应越来越明显，世界体育呈现媒介化特征。在体育传播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很难分得清楚媒介中的体育和现实中体育的区别，很多人容易将体育话语权当作“媒介话语权”。这种认知显然过于片面，但西方体育强国对体育传播的导控能力的确值得重视。

第一，体育全球化时代体育传播话语平台由欧美体育强国控制。一般认为，话语权不仅要表现为一种说的“资格”，也要表现为说者“话语最终有效”，也就是产生影响的话语空间和机制［5］。体育媒介化时代，“配置性资源”（硬件资源）是欧美体育强国操控世界体育话语体系的载体，广播电视、互联网及新媒体多位一体，极大增强了体育文化的综合传播力和输出力。2013年，中国新浪网与美职篮NBA达成合作协议，中国广大的NBA球迷可以通过跨平台、多终端一站式的服务观看到美国NBA众明星的表演［6］。

中国古典艺术批评常以诗品、画品、书品名之，“品”这个词非常独特，由三个“口”构成，最关联于“口”，亦即味觉。我们的诸种感官，视觉最清晰，关联于人的理性，触觉次之，相对要模糊一些;最微妙的，当属味觉，这种感官体验完全无法量化，是一种恰到好处的分寸感，如烹饪，火候不能过，也不能不及，美味到甜还是辣、咸还是淡等，完全无法分析，但入口即感明，所以说烹饪的分寸感，和我们艺术创作的分寸感是一样的。中国艺术最讲“品”和“味”，所以相对世界上其他艺术来说，是最细腻最微妙的艺术，中国古典艺术批评因而也体现出最“微妙”的分寸感，具体而言，大致有以下四种类别:

第二，西方体育传播“议题设置”对舆论走势具有强大的引导力。“体育媒介的话语权”一般表现为传媒对内容和议题的选择和把握。传播机构的报道取向和策略具有决定性作用，体育记者、主持人或评论员在传播过程中具有导控力和潜移默化的影响力。电视展现媒介话语权最为直观，电视主持人和评论员拥有公众赋予的话语权，但是受众意见却常常得不到应有的关注和重视。西方体育传媒对发展中国家体育事件进行分析和评价时，常从西方体育文化的立场出发，把自己的观点融入传播内容中去，甚至是强加给对方，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观点互动。

体育媒介化时代，在西方操控的体育文化传播中渗透着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这背后成见在不同程度上起着作用。舆论学家李普曼认为，当成见的体系形成时，人们就只注意能支撑成见的事实，而不注意那些与成见相矛盾的事实。每逢奥运会等重大体育活动，西方一些媒体就会经常刊发一些充满偏见和成见的报道，中国的国家形象被扭曲。如在巴西里约奥运会中，西方媒体对中国运动员，特别是游泳运动员的一些不实报道，误导了国外运动员和受众对中国体育的认识。西方媒体对中国体育不公正和不实报道一般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缺少了解型”，另一类则是“主观有意型”，而后者的比重大于前者。诚然，体育传播中的媒介话语平台的垄断控制以及西方体育强国主流媒体对体育信息传播的议程设置影响体育事件和舆论走势，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国家和运动员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或者发出的声音很微弱。将体育话语权与“体育媒介话语权”混淆实际上脱离了“体育”对话语权的限定。事实上，体育事件和问题的评议权、裁判权根本上并不取决于媒体，而是由相应的国际体育机构最终执行。

1.3 文化经济视角：体育产业展现出的“经济硬实力”

毫无疑问，主权国家之间表现为一种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利益关系。体育是一种文化形式，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经济。无利不起早，不为经济利益谁也不会不惜投入大量的财力、人力和物力以图在世界赛场上争取优异成绩，而这种投入要看谁的家底厚，谁的体育产业“蛋糕”做得大。美国等西方体育强国以经济和体育产业实力为依托，按其利益诉求影响甚至操控国际重大体育赛事。

经济全球化时代，“文化经济”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的支柱产业，体育也是一种文化形式，它与经济发展呈现互动效应［7］。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过直播或录播报道美职篮NBA的赛事，推进了美国NBA文化的全球传播，也给美国带来巨大的文化经济利益。1995年，我国借鉴美国NBA职业篮球的运营模式，创立了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CBA。而“中超”实际上是在仿效欧洲五大职业足球联赛的体制，但目前足球的市场机制很不完善，中国的职业联赛绝大多数俱乐部处于亏损运营的状态。从文化经济的视角认识体育话权的思路显得太宽泛，容易忽略竞技体育的本体特征，这与把“体育媒介话语权”与体育话语权相提并论存在同样的问题。在国际体育界，体育事件和问题的评议权、裁判权并不完全取决于国家的经济水平和体育产业的实力，而是由相应的国际体育机构和管理部门根据体育发展的自身规律和相关规定独立操作的。

2 话语复合体：体育话语权生成和运行结构的考量

无论是从体育运动的本体层面、传媒话语层面及经济实力的影响力层面，对体育话语权的认识都有其针对性和现实性，但这只是一种具象的把握。从体育全球化和媒介化的视野来看，体育话语权具有一种内在的结构张力，而这种结构张力的体系性、相关性和互动性极强。主流体育文化的输出、媒介的集中与垄断以及意识形态等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而且这些要素需互渗互动，合力发挥作用，不能单独强调某一因素。实际上，体育话语权表现为一种“复合体”形态和模式，体现出多种因素叠加和相互作用、并不断增值的“加乘效应”。

2.1 支配性结构：体育话语权生成和作用的基本框架

福柯认为，话语直接体现为“权力”，它是人们斗争的手段和目的；而社会结构和权力理论认为权力是以支配性结构的存在和作用为前提和依托。权力依靠这种结构在社会发展中发挥效用［5］。理解“支配性结构”这一概念必须从“配置性”和“权威性”资源入手［8］。前者是指物质、技术和依靠这些物质、技术生产的产品等，后者多指人们在交往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组织和文化等。仅从一个方面，如竞技体育的“本体层面”（技术层面）来界定体育话语权，就无法解释体育话语权伴生的“非体育”问题和现象，因为现代体育发展与文化、传媒、经济等方面的因素密切关联。如果结合体育全球化时代西方体育文化强势传播的大背景，从“支配性结构”的配置性和权威性资源层面切入，对中国体育话语权的缺失和发展策略将有一个整体观照和更进一步的认知。

2.1.1 权威性资源展现出的亲和力和同化力等特质

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曾指出，文化、政治价值观、政治制度和被视为合法的或有道义威信的政策与权力密不可分。葛兰西则认为，社会集团“精神和道德领导”作用实际上则体现为文化领导权，也称之为话语权。实际上，体育话语权折射的是其背后的文化控制力［9］。

意识形态与文化显然是一种权威性资源。由于认为自己的文化经过证明是未来社会最理想的文化，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常用一种偏执的看法俯视发展中国家发生的一切。美国等西方体育强国在世界体育发展中的行为方式同他们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表现也如出一辙，虽然在体育领域意识形态等方面表现得不明显，但其体育传播的核心价值观与政治、经济的战略诉求本质上别无二致。这种强势文化渗透和输出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好像是接受者自觉自愿，而非传播者的强买强卖。亲和性、娱乐性和休闲性是体育运动的特性，人们对新颖的西方体育文化第一感觉就不会排斥。

同时，西方体育文化传播具有一种“劝服效应”，让接受者甚至有一种集体无意识。美国文化传播的功效在于其同化力、感召力和规制力，它令受传者在欣赏体育文化的同时，不知不觉地接受其中蕴藏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美国媒体精心推出了乔丹及姚明以价值观为硬内核，以普通人实现自我价值、个人梦想为软包装的文化。乔丹、科比及姚明一方面是美国文化的典型形象，同时也是所谓世界文化的一个符码和象征［10］。在姚明退役后，华人球员林书豪成为NBA新的塑造对象，这是一种无形资产积累的过程。NBA全球扩张策略不是直接“取代”和“包办”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篮球项目，而是利用媒体传播、公关运作和商品促销等“软着陆”的方式引领导现代篮球运动的发展，在传播中渗透着浓厚美国价值观及生活方式。虽然没有足球文化传统，但美国的媒体巨头仍斥巨资取得世界重大足球赛事的转播权，这一方面反映了配置性资源的垄断性优势，同时也折射出“美国中心主义”的文化策略。

2.1.2 配置性资源强化话语平台的支撑力和辐射力

文化等权威性资源与传媒等配置性资源以互动的形式发挥作用。费耶什认为，权力必须依赖传播媒介在技术和结构方面的优势来维系自己的体系［5］。社会学中的冲突理论指出，在对稀缺资源的争夺中最重要的稀缺资源之一即是权力。由于利益群体在社会中地位和影响的差异，媒介话语权的稀缺性表现得尤其明显，博弈平台也严重倾斜，强势群体为寻求实现利益最大化，利用媒介影响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正如马克思所说，离开了利益，思想一定会出丑。从市场经济的观点来观察媒体和权力的关系，并不是庸俗化的经济决定论，因为存在决定意识［11］。话语权必然表现为一定的利益诉求，媒介话语权的失衡主要是因为媒介与权力、资本的结合，它使由公民让渡出来的话语权为少数人操控，进而所谓的“公器”也沦为个别群体暗箱操作的私器。

世界传媒资源由美国等西方体育强国垄断，它们操控体育传播，并具有绝对的“配置性资源”优势，其组织体系、市场规则、运作方式被视为世界体育传媒的模板，作为配置性资源的显性表现，体育人口、体育设施和体育消费的水平极为重要。西方体育强国的配置性资源与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文化等权威性资源互动发展，加快了对财富的攫取速度，体育话语权平台的辐射力和影响力越来越大。电视转播权是主要经济来源，一旦拥有像奥运会等重大赛事的转播权，必然拥有话语权，进而操控赛事的运作，获取更大的利益。国际奥委会和单项国际体育组织始终强调公平公正地制定规则及实施结果仲裁，不承认身体、心理和技术之外的任何不平等。然而，在当今世界体坛中对发展中国家不公正的体育事件时有发生，正所谓“理论常常是站在高处俯视众生”。

2.2 媒介化形态：本体话语与传媒话语的互动与融合

麦克鲁汉认为媒介即讯息。丹麦学者嘉沃德在《社会媒介化》一书中也指出，迅猛发展的传媒科技让媒介化现象无处不在。现代体育以一种媒介形态存在也符合全球传播的逻辑和特征［12］。

体育传播全球化时代，拓展媒介话语平台和空间对于传播弱势一方来说阻力越来越大。媒介话语权是公民为了个体或社会发展把自身应有的一部分权力转移给传播媒介，由媒体代替公民对公共事务、政策以及各种社会现象提出建议和意见以影响社会行为，进而实现公民自身利益的权力。而当今的“体育媒介话语权”一般表现出两个特征。一是媒介信息传播中蕴含着或明或暗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二是媒介传播在社会中让传播强势一方舞台越搭越大，音效越来越好，而传播弱势一方成了付费的听众和看客。美国等西方体育强国极其重视体育发展与传播媒介之间双向融合与互动，由此反映出体育话语权形态和作用的现代特征。

关于体育话语权的研究取向，中国体育学术界对沿用的理念和范式有必要进行反思。一些研究者强调竞技体育层面的“本体依附”，即所谓的“技术角度”，而对不同文化语境中体育话语权生成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基础的研究不足，从体育学本身看体育话语权的思维框架影响和制约了认知的拓展。事实上，媒介垄断、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等因素从显性和隐性层面影响和制约着体育话语权，正像福柯说的那样：有些东西无处不在，但时而看见，时而看不见。现在，中国媒体体育传播与体育文化发展在研究场域上缺乏一种“互释”，导致体育话语权研究的逻辑主线不清晰。

体育话语权本质上是权力话语的“复合”，本体话语与体育媒介话语是两个基本层面。以“复合体”结构形态存在的体育话语权，体现出多种因素叠加、相互作用并不断增值的“加乘效应”或者“聚合效应”，并折射出背后不同的权力关系。一是，体育话语权为一些物质机构和文化组织所特有，它们的话语表述反映着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控制力；二是，在国际体育事务中，体育话语权反映的是各成员之间支配与被支配、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尽管其外在常常表现为一种中立的角色；三是，这种权力关系有时是显性的，有时是隐性的，这取决于交往实践中冲突和矛盾的激烈程度。体育本体话语与媒介话语合力作用使体育话语“复合体”的作用力度倍增［5］。体育媒介话语权有时会游离于体育本体话语之外以独立的形态（如传媒本体专业话）发挥其影响和效力，并具有内在的思维逻辑和运作方式，但也只是“小批评大帮忙”。公共利益应该优先于特定利益，而就大多数媒体运作而言，他们的目的是为实现自身所选择的目标，如文化、经济或政治方面的目标等。一直以来，西方体育强国习惯于以一种特定的思维和话语方式来理解和评价传播弱势国家的体育文化。在当今世界体坛，各个国家都力求掌握体育话语权，然而不是说有了体育话语权就一劳永逸，它实际上是随着相关因素的变化呈现出相应的变化，当然这种变化的周期比较长。

应强调的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体育话语权研究提供了新契机和新标准，原有的认知模式和思维范式有可能相应调整。如果过多强调民族性和竞技体育的“本体观照”，缺少“大体育文化”视野，只能在体育文化传播和体育话语权的模式中徘徊。托马斯·库恩指出，旧的“范式”无法说明事物时，那些令人满意的解释方法就会成为“新范式”。中国体育文化传播原有的研究和实践“范式”已滞后于时代发展，需要重新定位和相应转型［13］。

3 策略的思考：体育文化反思与媒介传播自觉

君子之道，为而不争。一般认为，话语权是知识、信仰与价值体系的综合反映，求之之道无法强争，而只能“巧取”。在“一带一路”中国文化传播的大背景下，提升中国体育话语权的根本之道在于体现出自身的文化底蕴、文化特色，同时不断增强与主流体育文化的互动。体育话语权的争取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对于中国体育发展来说，应一边建构提高体育话语权的策略，一边扎实推进中国体育文化的创新，不求一日千里，只求日有所进。

3.1 文化自省：体育文化本身如何强化包容理念和责任意识

从心理分析的层面看，“习得性弱势心理”使人在是非面前很容易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弱者和孤立无助者，陷入片面理解的误区，进而会强化思维中对不公平的认知和心理暗示。例如，当中国运动员在世界重大体育赛事中遭遇不公时，“弱势心理”经常会引导人们进入话语权缺失的认知模式。实际上，这种“固定成见”导致更多地去寻找支撑和强化自己认知的依据和理由，而制约了对事情的理智分析。“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目的是建设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从而达到共同发展和成果共享［14］。中国在争取体育话语权和“一带一路”体育文化传播的进程中，学会调整心态极其重要，“文化共同体”的理念要求我们应具备一种气度和胸怀。同时，也要不断反思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这会让我们说话时更坚定有力。

从某种角度上说，中国体育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利他关怀”显得不够，我们强调文化自觉、自信，但不能忽视体育文化普适性的意义。目前，中国体育文化的发展存在特色不清、自信不足和传播自觉性不够的问题。国粹武术入奥努力屡受挫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不情愿简化规则以适应现代体育的竞技理念。显然，一个“误区”一直制约着我国体育文化创新和传播。如果过分以我为主，必然表现得太中国化，外国人不易理解和接受；如果太强调“迁就”别人，又觉得“他者化”，失去自身特色。事实表明，在中国体育文化的发展和传播中，搞两个极端都将走入误区，如果强调体育文化传播的中国特色和中国元素的同时，又能关注与人类共同文化诉求的结合，这样，中国体育文化传播就更有感召力、影响力和向心力。在人类文化发展中冲突与融合相辅相成，任何一种文化都离不开对其他文化的排斥和吸收。陶孟和曾指出，没有哪个国家能自诩其固有的国粹，最多只说文化有其独特风格［14］。没有差异也就没有世界，“一带一路”涉及60多个国家，宗教、信仰和习俗差别很大，而“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理念在于尊重个性，强调平等交流，融合分享，这也是不同文化的共性诉求。中国体育文化的传播和体育话语权的争取应抓住体育全球化的时代机遇，从利我诉求到利他诉求，从立足本土到放眼全球，强化利益共赢、权力共生、责任共担和价值共享的诉求，不断推进和实现与世界各国体育文化的深度交流［5］。

3.2 特色打造：创新中不断与主流体育文化“对接”

目前，我国民族体育文化传播面临着向现代化转型的挑战。要融入现代体育发展的主流，我们必须从中国体育文化的“自我”去分析和认知现代体育的时代价值和表现形式，而且也应从现代体育“他者”的视角来审视中国体育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处理好这一对关系，即是双赢。

荣获法网、澳网两个世界冠军的李娜让世界为之震惊，同时也让国人思考大满贯冠军和奥运冠军哪个分量更重、更能提高中国体育的全球影响力？到现在有多少人还能记住北京2008年奥运冠军的名字呢？而李娜和姚明却能让中外观众至今难忘。中国近两届奥运奖牌榜均居前三位，但所获得的金牌大多是世界非主流项目。2014年，中国国家领导人***曾多次强调三大球在体育中的作用，特别是足球，这也是在贺龙元帅之后国家重要领导人再次强调三大球在中国体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2015年2月《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的出台旨在强化主流体育项目的发展，但这不意味着放慢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速度，在“一带一路”体育文化传播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仍是“主角”。这一阶段，主要应把握好两方面的关系。一是，民族体育文化与中华文化的深层次融合；二是，中国体育文化与西方现代体育文化的互动交流。前者是立足之本，后者是发展和传播的关键。这种融合在深度、广度和力度上应有创新和突破。

3.3 互渗互动：完善机制并推进文化与传媒的融合发展

对于中国体育文化发展和传播而言，应强化体育发展文化理念与媒体传播文化诉求的战略一体性。配置性和权威性资源的开掘和利用，要推进深度融合，并形成体育文化对外交流和传播的新机制。

现阶段，中国体育文化传播的组织机构和运行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2012年前全国有53个“体育文化研究基地”，近几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体育文化传播的机构有较快发展，但仍不能满足中国体育文化传播的实际需求。在体育文化传播中，由于现行体育管理体制改革推进较慢，地区发展不平衡和商业化运作模式等问题明显存在。2014年，国家推出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要求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取消群众性体育赛事审批，激活体育市场。中国体育文化传播要增加体育文化传播“硬件”与“软件”的协调发展。在硬件资源发展上，应不断拓展体育传媒在世界体育传播中的平台空间，整合国内的大众传播资源，进一步深化媒介融合，推出几个国际有影响的全媒体体育传播平台，这将有利于“一带一路”中国体育文化传播和体育话语权的提升。现在中国的电视频道和互联网的体育传播几乎被西方体育文化“接管”，体育爱好者崇尚的是科比和梅西，甚至是克罗斯比的“传奇”，NHL（北美职业冰球联盟）在中国的一些经济发展好的大城市影响力也不断提升。

在软件资源发展上应加快传统体育文化的创新，同时推进与现代体育文化的融合与互动，而这也契合了“一带一路”中国文化传播的诉求。中国体育文化发展和传播要走出传统与现代、中国化与西方化这样的悖论，在发展中应关注三个取向：第一是顺应现代体育文化发展的主体性特征；第二是强化文化形态的亲和性和内涵的多元性；第三是反映出体育理念和精神的感召力和向心力。“一带一路”倡议给中国体育文化传播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实际上这也彰显出中国从体育大国迈向体育强国的文化诉求。“一带一路”文化先行的理念有益于增进区域内各国各地区人民的理解、包容与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也可推动中国体育文化的对外传播。然而，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中国体育文化传播更侧重于“守”。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中国体育文化传播一个发展的节点，更强调文化“走出去”的价值和意义。加拿大前外交部长Ouel‐lette曾说，一个封闭、不能将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对外传播的国家注定没有影响力，而国际化本身就是竞争，并勇于在竞争中争取成功。在“一带一路”中国文化传播的背景下，只有大众传播媒介与体育文化发展形成有机互动，才能切实增强中国体育文化的传播力与融合力，体育话语权的提升也一定会有新的发展和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