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国术馆武术教学模式及启示

麻晨俊， 汤卫东， 高 亮

（1.南京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2.南京体育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4；3.江苏省运动与健康工程协同创新中心，江苏 南京210014）

全国学校武术联盟成立后提出：选用“一校一拳，打练并进，术道融合，德艺兼修”作为学校武术教育改革的操作思路［1］。后续出版的《中国武术段位制系列教材》亦贯彻了“打练合一、精炼传统”的编写原则。尽管“打练并进”与“打练合一”提法不同，但都重新审视了“打”之攻防和“练”之对抗在武术教育中的现实意义。然则，对于武术教学模式之“打”与“练”，学界鲜有从“挖掘历史、面向未来”的视角进行研究。回望历史，《中央国术馆组织大纲》中明确提出了该馆的四项基本职能：研究中国武术、教授中国武术、编著关于国术及其他武术之图书和管理全国国术事宜［2］。“教授中国武术”作为中央国术馆的基本职能之一，在全面抗战前得到了贯彻。是时，中央国术馆在教育实施上采用了“打练结合”的武术教学模式，为中国近现代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承前启后之武术人才。中央国术馆的“打练结合”武术教学模式是以培养学生武术应用能力为主旨，将武术的基本功、套路和格斗进行组合练习的一种教育实施程序。

基于此，本研究拟在史料搜集与整理的基础上，运用历史比较法、文本分析法和逻辑归纳法，以中央国术馆“打练结合”武术教学模式为主线，从教育史视角考证与分析此教学模式产生的缘起、实践、影响及其不足，以启来者。

1 中央国术馆“打练结合”武术教学模式的思想渊源与开展基础

1.1 “知行合一”对张之江武术教育思想的影响

“知行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中认识论和实践论的命题，强调不仅要认识（知），尤其应当实践（行），只有把“知”和“行”统一起来，才能称得上“善”。正如王阳明所述：“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3］王阳明“沉浸式体验”的哲学观对中央国术馆馆长张之江的武术教育思想影响至深。发起成立中央国术馆后，张之江提出：“我们应该怎样的提倡国术，使得现代的武术归趋于知行合一这条路上方对。”［4］为此，张之江形象地将“打练分离”比喻为旧时衣店的“待沽之衣”，即“有的只有上身没有下身，有的只有下身没有上身，偶然似乎两件成套，而仔细考究，不是肥瘦不同，便是颜色各异。”对于当时一些地区武术教育着重套路表演，忽视两两相当的技击比试，张之江认为：“把套路当作武术不合实际，若当戏看博人一笑矣。”［5］张之江要求套路练习之“知”与技击比试之“行”相结合的武术教育思想，对中央国术馆武术教学的开展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使得该馆的武术教学朝着重视武术技击价值的方向发展。张之江并非武术科班出身，但他认识到历来习武之人都不把套路练习和对抗练习决然分开，往往是兼而习之，正如拳谚所云：“练时无敌当有敌，用时有敌当无敌。”

在中央国术馆的武术教学中，由“知行合一”强调“事上练”，并最终形成了“打练结合”的武术教学模式。张之江认为：“在以前的武术教育中，仅以表演的成绩定功夫之高低，余觉得这种方法不合理也不正确，各个武艺都应于月考或季考中见高低。在比试的这一天，我无论如何忙，不管生病怎样重，只要我能勉强支持总要亲自到场。”［6］是以，作为中央国术馆的领导者，张之江强调“既得艺、必试敌”，最终形成了中央国术馆“打练结合”武术教学模式。

1.2 网罗技击人才、撤门户设教务和开设“教授班”奠定教学基础

中央国术馆成立不久，即于1928年10月举行了第一届全国武术国考，以选拔武术顶尖人才。在颁布的《国术考试条例》中，对考生“技击”能力要求甚高，除预试的套路表演外，正试为对试拳脚、摔跤、器械三科，并要求考试时无论徒手或器械比试均应着护具以防受伤，不准任意不用。甚至提出：对试时发生受伤情形由本馆担负治疗，如发生意外事情由本馆呈请国民政府抚恤之［7］。由于比赛越打越激烈，恐出现伤亡事故，经三轮淘汰，决选出17名优胜者后宣告比赛结束［8］。首届武术国考以“对打”作为择优的主要依据确实有助于网罗“真才实打”的武术人才，但是由于规则过于开放遭到了激烈的批判。褚民谊指出：“凡二人比赛，一登演台即挥拳举足一味乱打，或扭作一团，或用拳向对方头、面、胸、腰各部位殴击，度其意盖欲一拳即将其打到便可获得胜利。”［9］虽然如此，除却民间聘请的武术家，本次武术国考的优秀考生多数被招纳至中央国术馆充任武术教师，朱国福、佟忠义、杨松山，万籁声、马英图等近代著名武术教育家都源自本次武术国考。

在教学管理上，中央国术馆起初（1928年）主要分为武当和少林两门派进行管理。然而，这种划分存在着门派之争，传统的宗派门户恶习在两门派的思想领域中作祟。为此张之江当年取消两门，参考现代教育体制重设教务处统一教学管理。张之江认为：“凡以往宗派门户种种陋习极宜乘时改革，教授生徒万不可划分门户。不论少林、武当、南拳、北腿、长兵、短兵皆为我国国粹，择其适当者循序教之，俾生徒容纳各家之所长，他日学成则可融通化合，从此门户之见可以消弭于无形。”［4］此外，在中央国术馆制定的《国术同志应遵守之规律》中第二条即为：化除宗派畛域［10］。撤门户设教务标志着中央国术馆在管理上已向现代教育体制靠拢，其力求通过化除门派以统一武术教学，并通过设立教务处为“打练结合”教学模式奠定了管理基础。

在教学组织形式上，中央国术馆共开设了4个班种（武术专业教育的“教授班”，武术普及教育的“练习班”和“女子练习班”，以及学术性质的“研究班”）推行武术教育。1928年中央国术馆发布《教授班招生简章》明确指出，教授班专为养成教授师资而设，专以预备党、政、军、警、学各机关及各省市分馆教授人才为宗旨；练习班以供应民众练习国术之需求而设，以使国术技能普及全国各界，发扬民族精神养成健全体魄为宗旨；女子练习班专为女性有志练习国术者而设，以国术普及全国女界练成健强躯干为宗旨；研究班专为各机关男女职员有志研究国术者而设，为普及国术共同提倡，以唤起民众强种救国为宗旨［11］。中央国术馆在“教授班”中全面实施“打练结合”武术教学模式，并于1932年进一步细化了招生简章，要求以传习搏击、劈刺、摔跤等各项技能养成出席国际比赛的选手，以及适合近战格斗而需要的人才为宗旨［12］。建馆初期的“教授班”学制较短，只有6个月，培训后即往军队和机关输送人才。从1933年开始学制恒定为3年，始能进行较为系统的武术专业教育。因此，“教授班”希冀以“打练结合”教学模式培养学生的武术应用能力。

2 中央国术馆“打练结合”武术教学模式的展开

2.1 教学理念：体用兼备的价值追求

“体用兼备”的价值取向即在武术技术组成中融演练的“体”和技击的“用”于一体。张之江对馆员强调：“练习国术对于对手尤当特别注意，因为单练只有体的工夫，对手才是有用的工夫，所以练国术的，先要练其体然后练其用这是很要紧的。”［13］“国术是体用兼备的，既可以强身强种，同时能增进白兵格斗的方术，不论平时战时，皆可得着国术的功用。”［14］为此，张之江提出了体用兼备的实现路径，又云：“国术专家要锻炼身体坚硬，从体的方面说，应注重基本锻炼，可以分为团体的、单人的，从用的方面说，可以由对练而对比。”［15］基于“体用兼备”的价值追求，中央国术馆的武术教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沿着“功、套、用”的路径发展，并最终将武术的“打”与“练”相结合，指向学生武术技击能力的提太。

2.2 教学内容：择取武术的技击技术

在明确了“体用兼备”的价值追求基础上，中央国术馆开始进一步探索教学内容以适应“打练结合”的武术教学模式。在教学内容上中央国术馆将不同武术的技击技术进行筛选、加工、提高，然后再运用于“对试”中，这是该馆武术教学内容设置的基本线索。在教授班的教学内容中，不仅有八极拳、形意拳、杂拳、潭腿、查拳、八卦掌、中国跤、八卦散手、梅花刀、猿臂棍、断门枪、三才剑、青萍剑、苗刀等极富技击特征和技术全面的传统武术，也有搏击和拳击等现代武术教学内容。以中央国术馆结合传统武术与现代搏击自创的“练步拳”为例，该馆教师刘崇清根据长拳的技击特征，取其易学练、体用兼备、攻防连贯的实用特点。在实践中从冲拳、劈掌、肘击、勾踢的基本动作练习，到套路练习中强调的不偏不倚、前进后退，左旋右转必须灵活敏捷、高低适度，以实现拳不虚发、日渐长功，最终要求在“对试”中打出快速连击的气势。

2.3 教学过程：先“练”后“打”贯彻“打练结合”

在明确了“打练结合”的教学理念与内容后，武术如何教“练”？鉴于馆长张之江对“练”的重视，中央国术馆采用“内外交练”指导学生训练。教务处长吴峻山明确指出：“练内劲工夫就叫做内功，练外劲工夫就叫做外功，内功是练精气神，外功是练筋骨力，所谓内外都是一气，总要交练才好。”［14］在练的方法上，编审处副处长金一明切实要求学生：“练习拳术其根在足，劲起于腿，主宰于腰，行于手指，发而为全，故练拳不如练腿，练腿必先练步，练步功深，始能落足稳如泰山，发腿疾如闪电”。［16］基于此，中央国术馆对不同武术内容的套路都进行了“练”的开发，在体能训练的同时，通过基本动作习练，以及拆招、喂手的套路对练以提太学生的攻防对抗能力。

武术如何教“打”？中央国术馆的管理者和武术教师都现身说法。管理者们着重阐述了“打练结合”的意义。张之江云：“拔剑而起、挺身而斗虽属匹夫之勇，苟国术专家无此种精神，则与不兑现之支票有何益哉”；金一明进而言之：“练习国术与兵相似，拳可练而不打，打法不可不备”。武术教师则对如何“打”进行了指点。马永胜述：“学打三年不如真传一话，练势千着一熟为先，打法人人皆会，各有巧妙不同，其决在遇空即补，伺隙而进”；姜容樵谓：“拳打三分，脚踢七分，临场之时要神清气沉胆大心思，不动如伏鼠，动如奔虎，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王子平云：“力大为王，大披大卦只是一下，犯了招架就是十下”。此外，龚润田、黄柏年、马庆云、杨松山、王云鹏、郭锡山、王景伯和胥以谦等12名教师都对如何教“打”发表了观点［17］。由于中央国术馆聘请的教师都有着丰富的“打法”经验，对于教学生之“打”颇有心得，在日常教学中教师将不同拳种的“打法”技巧通过师生对比、学生间对比的形式授予学生，进而在馆中教师的主导下为学生技击水平的提太奠定了基础。

武术教学如何“打练结合”？中央国术馆采用的是编审处长姜容樵提出的“打练结合”四层法，即断劲、明劲、暗劲、化劲［18］。第一层“断劲”指用以坚其体、筑其基，将自身的蛮力换成劲力。强调基本功和基本动作练习。第二层“明劲”是指逐渐使骨骼坚如磐石，使体魄威似泰山，这步期间学者宜考究套路的多寡，只求花拳绣腿、多多益善，和人交手时仍然迷信克敌制胜的招法，深信我外无人，斥别人的技术无一是者，俗谓初生牛犊不怕虎。意即外练后初具实战能力。第三层暗劲，是和人交手时既要眼睛看见，耳内听见，便可化出去。虽不能出手便赢，可是不至于轻易输给别人，这步期间，由易骨而易筋，由易筋而懂劲，由懂劲而随意变化，治技到此程度，对于套路不甚讲求，对敌的工夫已入了见闻化境。意即内外交练后实战经验的提太。第四层化劲，即入无我之境，治技至此已深入化境，奇正相生、横竖互用，随时而发，因势而为。意指“打练结合”后对技击技术的应用自如。由“练”入“打”，“打练结合”的四层教学模式体现了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也反映了中央国术馆在贯彻“打练结合”教学模式时已具有稳定的结构特征，即“基本功—套路—对练—对试”。中央国术馆的学生依据四层法，接受着“打”与“练”的修炼，逐层提高技能水平以至知行合一、体用兼备。

基于“打练结合”的技术取向，中央国术馆提出了“术学兼备”“练修并重”的品德修养要求。张之江认为：“术学兼备缺一不可，要养成文明的脑筋和高尚的思想，能够与我们这雄强的体魄并驾齐驱，才能做一个健全的国民”；“练修并重，练是关于体质外表一方面的，修是关乎精神灵性一方面的，关于练的方面固然是要专心致志，如果只练而不修，那就没有道德，没有精神，没有保障，将难免为非作歹，误入歧途，危害社会。”［4］中央国术馆通过“打”“练”整体观的演进，进而提出了“术”“学”结合，“练”“修”结合，希冀在“打练结合”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进而通过“打练结合”的技击之能，培育学生向着“致良知”的理想蓝图前进。

2.4 教学方法：分解法（套路）与对试法（技击）的结合

在教学方法上中央国术馆除了采用传统武术基本的口传（讲解法）身授（示范法）法外，教师主要以分解教学帮助学生掌握套路动作，以及运用“对试”法让学生学会应用。教师吴图南的教学方法具有代表性，他首先对灌输式教学方法进行了批判并切实指出：“教学方法之注入式而言，在此五六年来不能收宏大而普遍之效者皆以。”吴图南更注重分解练习法，云：“是就现在一般国术家之教学经验以分段学习成功较速，而学习者亦有相当之兴趣；全部学习成功较缓，而学者每感日久生厌，缺乏相当之欣赏，虽有教师强迫行之结果收功亦微也。”［19］因此，中央国术馆的分解教学法对学生掌握套路具有针对性，通过一招一式的教化和学习更有利于“打”和“练”的结合。吴图南在运用分解法的同时善于运用启发式教学法，常用故事或日常人们熟悉的生活事例来谈拳，启发学生领悟拳理，激发学生不断琢磨，细心体会，让学生悟出拳理［8］。中央国术馆教师运用口传身授和分解练习法使学生掌握动作要领后，要求教授班的学生以“对试”的形式将所学套路加以运用，贯彻“打练结合”。在中央国术馆的“对试”中不仅有年终考核，亦有季考、月考。在课堂教学中，亦将“对试”作为比赛教学法，要求学生通过“对练”“推手”“搏击”的形式进行学习。是以，分解法（套路）与对试法（技击）的结合使得中央国术馆的武术教法方法具有鲜明的“打练结合”的痕迹。

2.5 教学环境：专建“竞武场”优化教学物质环境

中央国术馆成立之前暂借于南京市韩家巷基督教协进会，1928年正式成立后在头条巷购得一处住房用以办学。囿于教学场所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武术教育，中央国术馆向当局申请拟建造一所可容纳5万人左右的竞武场，并依此申请经费25万元。最后，国民政府下拨两万五千元于1930年8月建成了可容纳1千人的竞武场［20］。在竞武场落成典礼的演讲中，张之江说道：“要贯彻强国强种的目的，非提倡学用一致，能临阵应用的国术不可，这就是竞武场最大的使命。”［4］竞武场建成后成为中央国术馆“教授班”进行教学的主要场所，亦是该馆重要活动和考试的首选地点。建造竞武场不仅使得该馆师生的教学物质环境得到了保障，其催人奋进的标语、整齐美观的武术器具对学生的武术习练产生了号召力，激发了学生的兴趣和动力，保障了“打练结合”教学模式的推进。遗憾的是，竞武场在1937年12月的南京保卫战中被夷为平地。

2.6 教学评价：主张师生双重考核

教学评价折射着时代诉求，昭示着课程价值取向、教学模式与教育观念［21］。中央国术馆的教学评价标准具有鲜明的“技击”导向，主张师生双重考核，通过过程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相结合的形式完成教学评价。在学生评价中，中央国术馆鉴于考试为甄别人才、奖励进步和测验功夫之优劣，教授班学生有月考、季考，亦有年终大考。除规定术科外，全部学生共修学科如党义、国文、历史、地理、生理卫生、国术源流、教育学、军事学等亦须进行闭卷考试。张之江特别重视学生的武术技能评价，谈及考试的内容和意义时有云：“大家平日锻炼，孰为勤奋孰为怠惰，固难识别，一经考试则泾渭分矣。对于拳脚、刀剑、枪棍、摔跤、搏击皆要有相当进益，始不背离大家誓志求学之初衷。”［22］在评价方法上，中央国术馆依据任课教师的一对一分组，共进行12回合，每回合1分钟地对试，以打点为主要评分依据，辅以考查学生在拳术、器械、摔跤和搏击中手眼身法步是否合乎法度，呼吸或为调匀，气力或为雄厚或为薄弱的主观评判［23］。可见，通过月考、季考和年考的过程性评价以检验学生日常之“练”的技能习得水平，是教授班贯彻“打练结合”教学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学生毕业考试之时的终结性评价，中央国术馆邀请国民政府要员亲临现场。如第三期教授班毕业考试时，考试院长戴季陶负责总监考［24］，以向学生宣示最终具有“打”的应用能力是为毕业与否的重要依据。因而，平日之“练”和考试之“打”，共同构成了中央国术馆相对完整的“打练结合”学生评价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打练结合”教学模式的实施水准。

除学生评价外，对教师的武术技能评价亦是中央国术馆“打练结合”教学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职员考试从1933年开始，举行过两次。每次考试时张之江以身作则，报告考试意义后演练步拳和三星剑。全体教师40余人均考三项以上武术内容，分别为体能、套路演练和分组对试［25］。虽然该馆的教师评价具有激励的意义，但是对于考核不合格者则毫不留情的予以淘汰。如媒体所述：“馆长张之江为彻底整顿馆务，特举行教职员及勤务等考试，成绩优良者不但可以连任，并可受奖励，劣者将予退职。”［26］张之江身先士卒的教师评价尽管流露出重视师生双重评价的思想，囿于以教师的武术技能评价为唯一标准，忽视了教师的教学能力评价。尽管如此，中央国术馆的教师评价对于保持教师武术技能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且强化了教师贯彻“打练结合”教学模式，因而，该馆从教师到学生都在“打练结合”的模式中磨炼了武术技能水平。

3 中央国术馆“打练结合”武术教学模式的实施成效与局限

在“打练结合”武术教学模式的基础上，中央国术馆在课程与教学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其“基本功—套路—对练—对试”的结构特征，以丰富的教学内容为前提，对抗练习为主线，在竞武场中采用竞技为主的教学方法，尤为注重对馆员技击能力的评价。这一系列的实践使得中国近代武术从“义和团”的奇技淫巧和“新武术”的亦步亦趋，逐步发展为中央国术馆“打练结合”教学模式，进而在全面抗战前教育发展的背景下成为中国学校武术专业教育的开拓者。为中国近代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武术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中央国术馆通过实施“打练结合”的武术教学模式，学生的武术应用能力都有所进步。在参加的全国各级各类比赛中中央国术馆学生成绩卓著。1930年，王子庆获得浙江国术游艺大会冠军［27］；1933年，温敬铭在民国第五届全运会中获得短兵第二名［28］；1934年，张文广在中国式摔跤比赛中获得轻量级冠军［29］；1935年，郭景春在民国第六届全运会中获得全国长兵第一名［8］。在“术德并重”的教化下，学生品德亦有发展。如王子庆获得浙江国术游艺大会冠军后将所得奖金分予比赛者［30］。王子庆术德兼优的行为受到了张之江的点名表扬，称其：“不但可为中央国术馆同志的模范，并可为全国国术同志的模范。”［4］1933年，在中央国术馆的学生评议中，温敬铭、张文广、王子庆三人被评为馆中“术德并重、文武兼修”最优学生称号［28］。此外，在柏林奥运会参赛之际，国术选拔委员会选出9人参与柏林奥运会表演，其中有4人来自中央国术馆，分别是张文广、温敬铭、翟涟源和傅淑云，代表中国完成了武术史上的奥运首秀［31］。至全面抗战前，中央国术馆通过“打练结合”教学模式培养了约500名武术精英人才，其中的绝大多数充实到军队、机关、各级国术馆和学校，实为我国学校武术专业教育的开拓者。全面抗战爆发后，“教授班”的学生宋茂田、吴江平、蒋浩泉、程建、李士廉等，亦投入到保家卫国的前线中，践行着张之江“知行合一”的武术教育思想 。

然而，技击不是武术教育的唯一价值。中央国术馆“打练结合”武术教学模式过于拔高武术的社会功能，客观上使得近代武术事业走向分化。同时，习练武术也被赋予了艰巨的时代使命［32］。中央国术馆忽视武术教育的“技外之理”，这在强种救国的时代背景下是一种以竞技体育“选手制”和战场搏斗“临阵杀敌”为目标的武术教育，也在客观上淹没了武术教育的多元价值。

4 中央国术馆“打练结合”武术教学模式的现实启示

4.1 “表演”和“技击”应成为武术专业教育术科教学的“一体两翼”

回望历史，“打练结合”是中央国术馆武术专业教育术科教学的唯一模式，其时，在“知行合一”“体用兼备”的传统文化熏陶下，中央国术馆从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等环节中都紧扣武术的技击本质，进而贯彻了“打练结合”武术教学模式，但是却充斥着对“表演”的偏见。立足当下，“打练结合”也许并非武术专业教育术科教学的最佳模式，但从传承武术文化的内在要求而言，只有正视“打”与“练”方能汲取武术传统文化的营养。在武术文化的传承过程中，专业教育是一种极为重要的传播路径，其不仅能够从纵向将我国传统武术文化深入贯彻到教学过程中，从不同学科和领域展开多样化的传统文化传承，更能在横向的武术普及教育中将武术发扬光大。而“表演”和“技击”则是武术专业教育术科教学的“一体两翼”，能够从源头增强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和信心。

如今，我国武术专业教育术科教学存在着显著的脱离传统现象。正如某体育专业院校武术教师所述：“在现今的武术专业教育中，以竞技武术为代表的现代武术正与传统武术日益脱离，甚至成为互不相关的‘两张皮’，失去与传统的联系，也就脱离了中国武术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规律而逐渐迷失自我。”［33］事实上，当前的武术专业术科教学内容基本以套路为主，其教学过程、教学方法、教学评价都是从武术的“表演”维度出发，其竞技内容亦是以“表演”的优劣作为评判标准。这不仅是现代武术与传统武术的脱离，更是武术“表演”超越“技击”本质的问题。因此，当前的武术专业教育需要借鉴中央国术馆时期坚持中国武术为主体的教学内容。课时量充足的院校可广泛选取武术拳种，形成武术传承的新阵地。课时量不足的院校可选择一个地方拳种开发校本课程进行教学。在教学模式中，需要突出武术的技击本质，在教学过程、教学方法、教学评价中重视学生的武术对抗体验获得。同时，在教学中摒弃一些传统武术中攻击人体要害部位和反关节动作的不文明技击技术，让学生在佩戴护具的基础上进行“对抗”。在“练”的教学中，对于不同拳种所需要的练习方法、器具加以改进，融入课堂，进而让武术专业教育术科教学在“表演”和“技击”的双管齐下中，传承武术自古以来“击与舞”交相辉映的优秀传统。

4.2 从“打练结合”到“打练融合”方能实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使命

21世纪以来，先后由邱丕相、蔡仲林、周之华等专家提出了“淡化套路，突出方法，强调应用”［34］；到武冬、吕韶钧等专家提出的：“整合拳种、优化套路、强调应用、弘扬文化”［35］；再到全国学校体育武术项目联盟主席赵光圣等专家提出的“一校一拳，打练并进，术道融合，德艺兼修”［1］的教改思想。学界针对“打练分离”带来的学生武术习练和文化传承成效不彰的积弊已有所共识。尽管3种教改理念提法不同，但都重新审视了武术习练在培养学生全面发展中的重要意义。中国武术承载的优秀传统文化，除了套路中的体会，技击亦是必不可少的领悟途径。正如拳谚所说：“练拳不明虚实理，白费功夫终成空”，通过对抗更能增进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对武术的文化自信。“打练并进”的理念弥补了如何“强调应用”的技术层面问题，旨在突出练习目标的精准化。然而，把套路和散打进行平行教学虽有利于解决学校武术教育重套路轻对抗的现状，却很可能落在了套路之“练”和散打之“打”的“知行分离”“体用分离”的新的“打练分离”之中。而就中央国术馆打练结合“基本动作—套路—对练—对试”的历史经验而言，其教学计划是由“练”入“打”，将“打”和“练”通过“功、套、用”的结合后以提太练习者的格斗和对抗水平，却忽略了“击和舞”“套路与格斗”同属武术的两个文化系统。

基于此，在强调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下，套路教学时须要提高学生的攻防能力，格斗教学时亦须锻炼学生的审美能力，因为二者共同构成了武术完整的文化体系，并且学习二者的过程又构成了武术完整的技术体系。换言之，学生的套路练习和对抗练习应理论联系实际，从而“既得艺、必试敌”。套路教学内容上应贯穿格斗能力的提高，格斗教学内容上应体现演练水平的提太，在此“沉浸式体验”的基础上再有所侧重，精于套路者能掌握一定的攻防技击技能，同时，长于对抗者能掌握一定的套路演练技术，从而使学生在“打”与“练”的融合过程中达到“致良知”的文化传承成效。此外，相比于“打”与“练”的叠加结合和平行向前，只有“打”与“练”的相互融合，方能促进武术教育朝着“突出拳种”和“一校一拳”的“拳种意识”方向发展。这不仅是因为拳种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民族的个性和地域文化的特征，不同拳种“打”和“练”的特色更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切实载体。从学生角度而言，“对练”形式的套路不仅可以提高学习者的积极性，“比试”形式的对抗亦可弘扬“知行合一”“事上练”的优秀传统文化，以及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崇尚武勇为特征，团结和谐、积极向上、刚健有为的“致良知”的民族精神。

4.3 重视“打练融合”技外之理籍以落实武术教育“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没有“攻防”形式的对抗，“强调应用”无从谈起，漠视“技外之理”的探索，“轻视文化”的育人问题无从解决。武术教育不完全表现在外在的技术层面，其主宰身体行为的“以技载道”和“技以厚道”在立德树人教育背景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央国术馆“打练结合”教学模式深受武术泛政治化路线的影响，学生习武时“御辱图存”的信念大于“术德并重”的实践。时至今日，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太以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家关照，给追求武术技术教学质量提高之外的“技外之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武以德先”是中国武术“技外之理”的核心。武术历来注重在“德”的基础上通过技术的不断挖掘与探索，在“打”与“练”的同时以恒久的习练和体悟，成为一名“术德并重”的人。“打练融合”只有从外在技术练习到内在“真善美”人格养成和人生境界的提太，方能产生追求技术之境后百炼成钢的“化学反应”，以从中央国术馆时期的“强国强种”“技击之能”发展至“修身之术”“艺术之能”，最终成为“以武育人”“立德树人”的切实载体。注重“打练融合”的技外之理，需要通过基本动作的打磨培养学生由内而外的恒与毅，勇于面对与战胜生活中的艰难困苦；通过套路攻防中一招一式的“沉浸式体验”养成学生由外而内的体与悟，感知与省思日常行为；通过格斗对抗中的“事上练”使学生从身体到品行融入新时代，进而达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爱国”“敬业”“诚信”的“立德”之路，以及优秀传统文化“致良知”中的“知轻重”“知进退”“知分寸”的“树人”之径。

5 结语

正如邱丕相教授所言：“中央国术馆的成立为武术的教育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36］“打练结合”武术教学模式作为中央国术馆践行其武术专业教育蓝图的实施程序，在全面抗战前得以贯彻，其烙印着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因而馆中师生亦被卷入武术救国的旋涡之中。当然，通过“打练结合”武术教学模式的磨炼，中国武术“知行合一、体用兼备”的文化属性已然在中央国术馆学生中得到了传承与弘扬，其培养的一批优秀武术人才为中国近代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武术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观照当下，面对“打练分离”造成的学校武术教育的萎顿，审视中央国术馆“打练结合”武术教学模式，至少可以得到3点启示：“表演”和“技击”应成为武术专业教育术科教学的“一体两翼”；从“打练结合”到“打练融合”方能实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使命；追求“打练融合”技外之理籍以落实武术教育“立德树人”根本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