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治理：社会组织参与社区体育治理的模式研究——基于S省T市两个社会组织的实证分析

李晓栋， 颜秀真， 刘紫薇

（中北大学 体育学院，山西 太原 030051）

1 现状与反思：我国社区体育治理的现实困境

1.1 我国社区体育治理的现实困境——社会组织在社区体育治理体系中的“失位”

1.1.1 政府单一治理主体下的“责权模糊”与“认知偏差”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要素，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以及大众体育的发展，我国社区体育治理在不断优化的过程中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但在传统的社区体育治理观念中，管理主体习惯性地将社区体育治理看作是社会福利项目的组成部分，对社区体育治理往往采用简单的“上传下达”“科层制”的治理模式，使社区体育治理缺乏必要的发展动力，以致在有限的财政资源条件下，不断缩减社区体育经费支出成为一种“常态”，无形中降低了社区体育的发展力度。

就目前社区发展的总体情况而言，社区体育尚未进入社区发展的优先序列之中，社区体育发展所需要的器材设施、活动经费、专业化人才都对社区既有资源提出了巨大挑战。相较于绿化、医疗、卫生等项目而言，社区体育治理周期长、见效慢，因此，在社区体育治理优化方面，作为传统社区治理主体的社区居委会在实施过程中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社区体育治理主体“责权模糊”“认知偏差”，使得我国社区体育在发展中普遍存在场地设施不足、社区体育器材使用率低、社区体育指导员数量不足等问题，严重制约了我国社区体育的发展。

1.1.2 政府与居民之间社区体育“供需”信息的阻滞

加强社区公共体育服务质量，提太社区体育治理效率是目前社区体育建设的核心要点。在传统的社区治理模式下，治理特征呈现出“上传下达”的单一行政化特点，上级部门的社区体育供给与社区居民的实际体育需求之间存在失衡，浪费公共体育资源的同时大大降低了社区体育的治理效率。首先，社区体育空间供需失衡。城市化加剧了对城市空间的抢占，尤其是在社区环境成为社区竞争的核心要素之后，以绿化、休闲、娱乐、养生等功能为主的社区空间大大压缩了原有的体育活动空间。社区居民体育锻炼“扰民”现象不断出现，侧面反映出目前社区体育活动空间的“捉襟见肘”。其次，社区体育公共设施供需失衡。目前，我国大多数社区相关设施配置并未参考社区居民的需求调研，社区现有的体育设施居民使用率不高，造成了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巨大鸿沟。最后，社区体育服务供需失衡。一方面，社区体育指导员的功效尚未充分发挥。指导员数量不足、专业水平不高、指导时间严重不足等，社区居民难以通过社区体育指导员提太体育锻炼质量；另一方面，社区体育服务缺乏针对性，大多数社区体育服务供给主要集中在比赛方面，针对老年群体、妇女群体、残疾人群体等特殊群体的服务供给比较少，同时缺乏特色性社区体育公共服务项目。

综合而言，政府与居民之间社区体育供需失衡的关键因素在于政府与社区居民之间缺乏有效的信息传输渠道，这种信息阻滞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社会组织的介入。社会组织是政府与居民之间的信息传导通道，能够将政府政策具体落实于社区居民中，又能够将社区居民的体育需求传达于政府部门之内。但是，现阶段我国社区体育治理中社会组织的失位造成了供需通道的阻滞。

1.1.3 社区体育治理专门性人才的稀缺

目前，我国大多数社区尚未将公共体育服务从社区公共服务体系中剥离出来，社区体育治理的主要负责部门仍然是社区居委会。而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对于治理主体的专业性要求较高，居委会工作人员大多为非体育专业人员，尚不具备从事社区体育指导的能力。同时，相较于社区工作中的卫生、教育、医疗等治理环节，社区体育治理的受重视程度较低，为了节省治理资源，部分社区中的体育爱好者甚至热心的中老年退休人员成为了社区体育管理的实际“操作者”。

缺乏专门性的社会体育治理人才，一方面，影响了社区体育治理的效率和质量，社区体育活动开展缺乏专业性，难以凸显体育运动对社区居民生活质量提高的特殊作用；另一方面，缺乏专业性人才造成了社区体育治理资源的浪费，社区体育公共服务被夹杂到其他社区公共服务当中，在占有资源的情况下难以发挥作用，一些社区虽然配备了相对充足的体育共建活动和体育设施，但是由于缺少专门人员的指导使得上述资源的使用率极低，居民锻炼效果不显著，从而造成了社区体育治理效率低下。

1.2 嵌入式治理：社会组织参与社区体育治理的有效途径

社区体育治理体系是保障社区体育稳定发展的制度安排，社区体育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社区体育有效运转的力量和手段［1］。近年来，通过承接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方式向基层社区提供服务成为体育社会组织参与社区体育治理的重要举措。在这种治理模式中，两对嵌入关系成为其中的核心要素，其一，作为委托方的政府或居委会与作为承包商的体育社会组织之间的嵌入关系；其二，作为服务方的体育社会组织与作为受益方的基层社区之间的嵌入关系。在这两种嵌入关系中，社会组织是关键，对于优化社区体育治理能力至关重要。

在社区治理实践中，社会组织面临着巨大困境。社会组织的外来性特点使得其很难完全嵌入到相对封闭的基层社区体育文化网络结构和人员群体之中，由于政府和街道居委会的大力支持以及社会组织自身的不断探索，其又与基层社区体育的治理产生了某种共生关系。目前，我国学者对体育社会组织嵌入机制进行的针对性研究并不多，孟欢欢等［2］虽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但并未涉及社区体育治理。基于此，系统揭示社会组织嵌入性地参与社区体育治理的内在机制尤为必要。

笔者实地考察了位于我国中部地区S省T市的13家参与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社会组织，虽然大多数社会组织都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面临着上述困境，但其中两家社会组织却在相同的政策环境和社会背景下成功地在社区体育治理方面实现了社区嵌入，不仅与社区居民建立了融洽的社民关系，同时也为社区居民提供了高质量的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打破了大多数社会组织“悬浮”于基层社区治理的“常态”。

因此，本研究通过对这两家社会组织的实证考察，客观解读社区体育嵌入式治理模式，旨在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优化目前社会组织参与社区体育治理的现状，以实际案例来推广这一新型社区体育治理模式，真正发挥社会组织参与社区体育治理的能力，促进我国体育治理体系的创新。

2 嵌入式治理的理论分析：一个综合的解释框架

2.1 嵌入式治理理论的内涵

就目前国内外研究成果而言，分析社会组织参与社区体育治理的成果比较多。多中心治理理论主张通过社会组织中的志愿者群体来实现社区体育治理的专业化和系统化运作。社区居民不仅仅是体育消费者，同样也是社区体育的决策者和评估者［3］。该理论认为，以社区居民构成的志愿主体是完全自主运行的第三方治理力量，并不符合中国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现实制度环境［4］。网络治理理论认为社区体育作为一种带有经济性的社会群体活动，总是被人际网络、信任和情景所建构［5］，主张政府与非政府部门在社区体育治理上的协同配合。其强调的嵌入关系是基于人际网络所构建，其适用性会受到居民情感关系的影响。复杂系统理论认为对于社区居民的体育需求，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都可以提供相应的产品和服务，政府和市场在提供服务上的局限性使得社会组织在满足社区居民体育需求上获得了一定的优势。但在实际治理过程中，社会组织无法完全满足所有的社区体育服务供给，政府作用的弱化使得这一理论与我国社区体育治理的实际情况存在一定的脱节。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了更加适合我国社区体育治理实际情况的嵌入式治理解释框架，具体包含嵌入关系、嵌入机制和嵌入效果3个维度。“嵌入”最早是由经济史学家波兰尼提出，格兰诺维特在此基础上重新阐述了“嵌入性”的概念，更关注在这一过程中人际交往的有效作用，认为基于人际关系的信任是组织间交易成功的基础，对交易成本的缩减具有重要作用［6］。嵌入式治理强调制度环境对于行为主体的影响力。将这一理论要义同我国社会治理现状相结合可知，嵌入式治理的内涵是在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的大背景下，基层政府为了进一步转变职能，提高社会治理资源的利用效率，为社会大众提供更加多元的公共服务，通过服务外包的方式，将社会公共服务项目委托给社会组织，让社会组织承担大部分公共服务供给的责任。在社会组织承担公共服务的过程中，政府通过政策出台与制度建设营造出满足政府偏好以及社会大众需求的公共服务运作环境，通过嵌入性干预和调控来实现政府的多重治理意图。是构建一种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和协作平台，在治理过程中充分尊重社会组织的主体地位和自我运行机制，发挥出社会组织的治理作用，构建一种科学化的协同治理机制。

2.2 嵌入式治理的核心要素：嵌入关系与嵌入机制

社会组织作为一种外生性力量被嵌入进社区之内，在实施社区体育治理中必然会与原有的社区体育治理权力方产生互动，形成了合作式、竞争式和依附式3种嵌入关系。合作式嵌入是指社会组织与居委会之间形成一种平等的合作关系，社会组织和社区居委会在社区体育治理中共同作为多元管理主体来对社区体育公共服务进行规范和管理，相互之间处于协同配合的机制框架之内；竞争式嵌入是指社会组织在社区体育服务项目的承接上与社区物业之间形成的良性竞争，社会组织与原有的社区体育治理主体社区物业通过服务项目专业化、服务成本控制、服务规模等多个层面上的竞争，实现社区体育治理的高效化；依附式嵌入是指在社区体育治理过程中，街道委员会在吸纳、赋权和柔性控制作用下，对社会组织进行持续化的监督和引导，社会组织能够依附于上级街道委员会，接受上级街道的引导和监督。其中，合作式嵌入主要强调二者之间的平等协作，形成社区体育多元治理新格局；竞争式嵌入强调社会组织与传统治理模式中的社区物业进行良性竞争；依附式嵌入则是现代社区体育治理体系中政社关系的直观体现，依附于街道委员会，接受政府部门的扶持和监督，是社会组织发挥社区体育治理效用的根本前提。社会组织在社区体育治理实践中也据此形成了信任机制、行动机制、能力机制3种不同的嵌入机制。其中，信任机制的构建最为关键，信任机制是社区居民与承担社区体育治理工作的社会组织间形成的双向信任关系及运作方式。在治理过程中，社会组织除提供专业化的社区体育服务外，还需提供一些附加性的服务来获得社区居民的认可。行动机制是指社会组织在社区体育治理过程中的行为策略，即采用何种方式提太社区体育治理效率。行动机制主要强调社会组织在提供社区体育服务时的专业性和时效性。能力机制是保证社会组织持久性嵌入社区的重要条件，是指社会组织在如何在获得基本治理能力的前提下实现治理目标，即治理能力产生与维持的策略，主要包含资源整合、活动保障以及关系维系3个方面。嵌入机制是实现嵌入式治理的关键，在实际的社区体育治理过程中，社会组织通过依靠灵活的嵌入机制达到多种不同的嵌入效果，从而实现社区体育治理目的。

2.3 嵌入式治理模式的动态调试

嵌入式模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社区体育嵌入式治理的良好状态，但这只是在某一个特定时间段内的效果，并不意味着这种治理效果能够一直维持下去。同时社会组织与街道、社区居民、居委会等的社会互动网络也并非一直稳定，因此，根据特定情况适时对嵌入式治理模式进行优化，对于维持治理效果至关重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项目内容和购买重点也会随之调整，目前，社区体育硬件设施以及体质健康类活动的组织是重点，政府的资金支持力度也比较大。

嵌入效果的差异影响街道、社区、居民等不同主体对社会组织的判断与评价，进而再次影响到社会组织后续嵌入工作的推进。就国内典型社区体育治理案例而言，有效地社会组织嵌入式治理发展方向是社会组织在嵌入式治理中不断培育社区的自组织力量，使社区居民或自组织力量能够凭借自身能力来完成此前社会组织所承担的社区公共体育服务项目，社会组织逐渐退出社区体育治理体系，转而在本社区开展新的社区体育服务项目或进入下一个社区开展新的服务项目。

总而言之，随着治理背景和治理目标的不断变化，社会组织嵌入式治理的嵌入机制、嵌入关系和嵌入效果始终在交叉影响并实时进行动态调试，社会组织作为社区体育治理的核心始终在评估当前的治理水平和治理态势，在运用好嵌入式治理策略的同时与街道、物业、居委会等治理主体建立不同类型的嵌入式合作关系，最终通过社区体育治理效率的提太来获得多方主体的认可。

图1 社区体育嵌入式治理解释框架Fig.1 Interpretation framework of community sports embedded governance

3 社区体育嵌入式治理的实证研究：基于T市两个社会组织的考查

3.1 研究资料来源

研究涉及的社区实证资料主要来源于：第一，笔者在2019年3月—2019年11月在S 省T市的Y区、X区和W区，3个行政区内6个居民社区开展的田野调查。田野调查过程中，笔者主要通过观察社区居民的体育生活事件、访谈社区体育参与人员、参与社区体育活动等来获取有效的田野调查材料。第二，笔者与3个区内5名街道办主任、8名社区文体活动负责人员、20名社区体育活动骨干进行的半结构化的深度访谈。

研究涉及的社会组织实证资料主要来源于笔者在2019年3月—2019年11月对S省T市W区的R社工事务所、Y区的F妇女体育协会开展的田野调查，以及与街区政府、社会组织以及基层社区的负责人进行深度访谈，共计22人次。参与了2次社会组织在相关社区内的社区体育活动筹划，实地观察了5场社区体育活动，撰写了3万字左右的访谈记录和田野调查笔记。

R社工事务所为2014年在T市X区正式注册的民办非企业单位，2018年开始承担X区部分社区的孤寡老人扶助项目，其中，帮助孤寡老人进行基本体育锻炼、组织孤寡老人进行社区体育活动是重要内容。就整个活动过程而言，R社工事务所首先从构建信任关系入手，逐步引导社区孤寡老人主动参与到社区体育活动之中，意识到社工事务所组织的相关活动能够为自身带来关怀和温暖，逐渐建立起了信任关系。F妇女体育协会为2015年在T市正式注册的一家非营利妇女体育组织。自成立以来，承担T市辖区内的妇女体育赛事、妇女体育讲座、妇女体育展演等政府购买项目9个。F妇女体育协会自2017年起在T市W区的L社区从事妇女体育指导和组织类服务，逐步建立起L社区妇女体育活动组织的常态化机制，从场地布置、器材购置、人员选配、活动设计等多个方面提供了有力保障，F妇女协会是目前城市社区体育专业性社会组织嵌入式治理的典型案例。

3.2 社会组织嵌入关系的形成

3.2.1 价值同轨和目标耦合：基于R社工事务所的分析

R社工事务所服务的社区目前有孤寡老人19人，就社区的居民公共服务而言，在R社工组织进入社区之前，社区就已经组织和推行孤寡老人关怀和服务活动，从生活照顾、娱乐休闲、物品购置、医疗服务等方面给予帮助，并没有更多地涉及体育锻炼领域的服务。就社区居委会而言，一方面，自身服务手段十分有限，生活和医疗服务能够以上门慰问的方式完成，但是体育锻炼服务无法通过上门服务来实现；另一方面，虽然上门服务能够为孤寡老人提供生活物品配送以及医疗服务，但是孤寡老人面临的最大问题——精神慰藉，则难以通过这种方式满足。因此，仅依靠社区居委会和街道对孤寡老人组织相应的体育锻炼或体育活动难以起到良好的效果，以体育活动促进孤寡老人提高身体健康水平、增加人际交往的作用无法有效发挥。针对这种情况，社区居委会邀请R社工事务所于2018年进入到社区内为孤寡老人提供相应的体育锻炼指导和体育活动组织等服务，在组织体系上更加全面，在活动组织上更有针对性，整体效果较为显著。在传统社区体育治理中，社区居委会是社区体育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对于社区居委会而言，由于专业上的差异以及精力的分配上，在社区体育治理环节中所面对的压力较大。对于社区居委会而言，R社工事务所在负责孤寡老人社区体育活动时采用了更加丰富的形式和内容，如开展老年人集体体育活动、孤寡老人体质测试、孤寡老人健身方案定制等，这些活动需要社区工作人员的协同配合。对于社会组织而言，社区居委会在社区居民中信任度较高，掌握着大量的社区公共服务信息，对于社区居民的集体行动有较大的动员能力，因此，社区居委会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协同配合是解决社区体育治理难题的重要保障条件。社工事务所是社区的外来群体，与社区居民快速建立信任关系需借助社区居委会的引荐。

3.2.2 信任构建与互助共赢：基于F妇女体育协会的分析

F妇女体育协会参与社区体育工作的小区是T市一个城中村改造的回迁房社区，虽然在社区体育场地设施条件方面能够基本满足社区居民的要求，但由于原有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意识，社区居民在公共设施维护以及公共活动参与方面意识薄弱，以原有村委会为基础建立的社区委员会难以在这方面发起有效活动，社区体育虽有良好的群众基础，但整体开展效果并不理想。F妇女体育协会首先针对社区居民的体育需求以及体育意识问题进行了连续的实地调研和入户走访，在走访的同时，积极运用各种方式对自身承担的工作以及后续相关的活动内容进行了宣传，社区居民的体育参与意识有所增强，同时体育参与的信心也有所提太，社区体育活动的软性环境逐步得到改善。社区居民体育锻炼和体育参与意识增强，开始就场地、赛事、体质健康测试等问题质询社区居委会，强烈要求社区委员会进行相关的行政作为，促使社区居委会在社区体育治理方面开始注重效率和质量，针对性的满足社区居民的体育参与需求。在社区体育治理方面，原本负责社区体育治理的物业公司开始面临较大的竞争压力，对于F妇女体育协会的竞争，物业公司开始不断完善整个社区体育的外部环境。经过3年左右的持续性服务，社区居民对于F妇女体育协会所承担的社区体育活动组织工作持有较大的接受度，同时也与相关的协会工作人员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关系，社区居民与F妇女体育协会的工作人员已经逐步形成了一种现代社会的“熟人关系网络”。F妇女体育协会在熟悉了社区原有的特殊群体文化和治理原则之后，能够根据社区这一既定的场所适时调整自己的工作内容和形式。换言之，F妇女体育协会承担的是政府购买的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不仅受到了社区居民的欢迎，也受到了街道和X区政府的大力支持，这种社会资本的获得是原有社区管理人员的薄弱环节。

资源依赖理论强调外部环境因素对于组织发展和行动的影响［7］。承担政府购买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的社会组织在提供相关的社区治理服务时必然会与作为资方和委托方的政府形成一种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F妇女体育协会在提供专业服务时十分注重宣传策略和活动开展方式。如在“三八妇女节”组织的社区广场舞个人赛上，F妇女体育协会邀请了区文体局副局长、街道主任等人到场参加活动，并安排专人对整个活动进行展板设计、新闻报道以及全程录像加以重点宣传。F妇女体育协会一方面通过上述宣传途径来扩大自身在社区居民群体中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强调了所在的X区政府以及街道对该组织活动的大力扶持。与此同时，在多个F妇女体育协会所举办的社区体育活动中，组织都会将一系列感谢社区和X区政府的标语印在现场条幅之上，活动结束之后都会邀请参与者在条幅前合影留念，这种多元化的宣传方式让政府与F妇女体育协会之间形成了一种有效的信任互助关系，街道和政府在宣传途径上给予F妇女体育协会更多的资金支持，同时也获得了更多的群众认可，而F妇女体育协会则在获得资金扶持的情况下赢得了社区居民的信任，实现了政府与社会组织在社区体育治理层面上的“双赢”。

3.3 嵌入式治理模式下社会组织的嵌入机制

3.3.1 信任机制

齐美尔［8］指出：“信任机制是实现嵌入式治理的前提。信任是社会最主要的凝聚力之一，离开了人们之间的一般性信任，社会自身将变成一盘散沙。”社区体育治理是一项需要社区组织负责，社区居民参与的复杂系统工程，因此社会组织与社区居民在社区体育治理上的信任关系对于治理效果至关重要。社会组织要想成为社区熟人网络社会的一分子，同时与社区居民建立稳定的情感纽带关系，就必须与社区居民在社区体育上构建信任关系。

就构建信任体系的诸项条件而言，服务时长是建立信任机制的重要因素。F妇女体育协会在同一社区的服务持续时间已经长达3年，在进驻到社区之后，协会成员与社区居民成为情感意义上的邻居。通过多次的体育赛事和体育活动，协会成员与社区居民之间的互动更加频繁，在原有较为正式的服务者与被服务者关系之外，更加偏向于情感互动的信任关系开始构建，这种信任关系对于F妇女体育协会获得更多的社区网络支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此外，服务的专业性也是信任机制构建的重要因素。R社工事务所人员配置相对较为完善，长期、专业的负责社区孤寡老人的体育活动，使得社工事务所工作人员与孤寡老人群体之间逐渐构建了信任关系。社工组织人员的专业陪伴和帮助使其在心理层面获得了重要支持，R社工事务所成员逐渐成为社区孤寡老人值得信任的社会资本。此外，在社区体育服务之外的附加性服务也是构建信任机制的重要因素，所谓附加性服务是指社会组织向居民提供非体育服务内容的服务事项。社区孤寡老人在生活和心理层面的失助感比较强烈，由于文化差异和社会交往因素的影响，社区孤寡老人对于社会组织的功能以及专业化服务特点并不了解，一旦产生了相互之间的信任关系就很容易对社会组织提出非体育范畴的附加性服务需求。这种附加性服务需求，如果社会组织始终未能满足，那么会让组织消耗更多的资源，这对于社区体育治理效果必然会产生消极作用，但长期拒绝需求则会造成社区居民信任感的下降，同样也会影响到社区体育治理的质量。

3.3.2 行动机制

行动机制反映出社会组织能够采用丰富多样的形式在调动社区居民良好的参与主动性前提下保证活动的常态化运行。F妇女体育协会在进入到X区某社区之后，在街道委员会、社区居委会和社区物业的帮助下建成了社区体育活动创享空间。独立的体育活动场地使得F妇女体育协会在组织在筹划和协商社区内体育活动时更加便捷，一些社区内的中青年男性也更加乐于到创享空间内进行社区体育活动。从群体社会学的角度而言，虽然创享空间作为一种物质空间而存在，但是其在群体凝聚方面发挥出了明显的“磁吸作用”，成为社会资本再造的政治空间和话语空间［9］。在完成社区公共体育基本物质条件的筹建之后，F妇女体育协会需要进一步解决活动规划的问题。从进驻到社区以来，F妇女体育协会已经连续3年组织“健康家庭月”的社区体育服务项目，主要以亲子体育活动、家庭妇女体育赛事等作为活动内容。此外，由于社区内无业妇女人数较多，F妇女体育协会还牵头成立了社区妇女体育俱乐部，通过微信群、微信公众号和线下活动等方式不断强化社区内妇女的体育参与意识和体育活动频次。综合而言，以亲子关系为纽带、以妇女群体为重点、以健康生活为倡导、以线上线下为平台、以稳定持续为保障，F妇女体育协会逐渐构建了一套与社区本土价值诉求高度契合的社区体育服务项目。

相对于F妇女体育协会而言，R社工事务所在进驻社区之后提出了“为健康而动、为快乐而行”的孤寡老人互助锻炼服务模式，整个模式包含居家服务、健康服务、心理疏导、赛事活动组织等多项内容，不仅为孤寡老人群体提供了种类丰富的体育锻炼指导，同时还帮助孤寡老人增强同类群体的接触理解，帮助孤寡老人重建社会支持网络。

公民参与的网络孕育了牢固的交流准则，这种网络有助于协调和交流，因此有利于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10］。通过社会组织的协调运作能够实现社区孤寡老人在体育参与上的“抱团取暖”，是这一特殊群体实现社会融入的最好方式。社会组织起到了专业化介入和凝聚力整合的作用，一旦整个群体的社区体育参与形成相对稳定的规模和机制，社会组织就可以逐渐从这一机制中退出，从而达到理想的社区体育治理目标。

3.3.3 能力机制

能力机制指的是社会组织将自身本来所不具备的资源、信息和关系等要素整合进服务项目中来的本领。就社会组织而言，就是能够在短时间内尽可能汇集和链接相关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作用与所承担的公共服务项目上。

首先，资源整合能力。一方面，社会组织的资源汇集和链接能力表现为能够通过组织内部具有高校背景的学生链接到高校的专家资源，这是迅速提太社会组织服务专业化水平的重要渠道。F妇女体育协会在进行社区体育公共服务项目时就运用了这一途径，通过组织内部的体育专业背景学生联系到了部分高校体育专业的专家在社区内部进行健康讲座和体育锻炼指导，同时也针对员工进行专项培训，不仅社区居民的体育锻炼专业化水平有所提太，组织人员的社区体育组织能力和指导能力也有明显改善。另一方面，较高的专家咨询费用使得这一途径在使用频次上相对较少。针对于此，R妇女体育协会采用了一种相对成本较少的非正式化资源链接渠道，通过联系周边企业的女性员工使之参与到社区妇女体育互动之中来。

其次，活动组织能力。活动组织能力也是社区组织能力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北京举办冬奥会作为良好契机，F妇女体育协会所就以“奥运参与、全民健身”作为主体开展了一系列的社区体育活动，吸引了社区中包括女性群体在内的多数居民参与。而R社工事务所则以喜迎冬奥作为契机，组织了一系列的孤寡老人健康知识讲座活动，为社区内部的孤寡老人群体进行健康生活知识普及。无论是妇女健身还是孤寡老人的健康知识讲座，其与冬奥会的参赛备战并无直接关系，而以此为契机，增加活动的亮点，对于活动宣传效果的提太至关重要。

最后，关系维系能力。关系维系是指为社会组织承担的社区公共体育服务营造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人际关系。邀请社区居委会人员参与社区体育活动，目的在于通过居委会人员建立一种组织与社区人员、组织与社区居民之间稳定的人际互动机制。社区组织所承担的社区公共体育服务项目减轻了社区居委会的工作压力，但同时也隔离了社区居委会与社区居民原有的互动关系。因此社会组织需要与原有的社区居委会人员建立一种适度的平衡关系，需要通过实际的行动表明社会组织工作的开展需要社区居委会的支持。社会组织只有深谙这种社区治理规则才能降低原有治理主体的“排异情绪”，从而有助于社会组织实现嵌入式治理。

3.4 嵌入式治理模式的动态调整与优化

首先，就R社工事务所和F妇女体育协会两个社会组织案例而言，其之所以能够在社区体育治理上取得理想效果，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能够紧密结合目前政府在社区治理和全民健身上的政策导向，紧扣体质健康、群众参与、冬奥赛事等关键点，积极配合政府的项目倾斜特点。目前，虽然党和政府在创新社会治理背景下更倾向于依靠社会组织来实现有效的社区体育治理，但是由于前期规划不完善，许多社会组织能够承接的社区体育服务项目始终无法与政府导向相契合，所能够发挥的治理作用同原有的居委会治理并没有凸显出足够的优势。在这一点上，R社工事务所和F妇女体育协会从一开始就紧密结合政府导向和社区居民实际需求，针对性的设计一些政府支持、居民欢迎、治理效果互补性强的社区体育服务项目，因此从一开始的项目设计上，上述两个社会组织就已经凸显出了优势。

其次，虽然R社工事务所和F妇女体育协会是所在两个社区体育治理上的主要力量，但是有效的社区体育治理是一种多方参与的综合治理体系，因此社会组织如何针对不同的责任主体和参与方实施调整合作关系同样决定着社会组织是否能够发挥出足够的治理作用。R社工事务所承接的社区公共体育服务是帮助孤寡老人群体更好地参与社区体育，这属于社区内部弱势群体帮扶的服务范畴，显然在信任感层面，原有的社区居委会在这一层面的社区服务上更加具有优势。R社工事务所为了更好地开展这一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从进入初期就谋求与社区居委会的有效沟通配合，逐步建立一种合作式的嵌入关系。F妇女体育协会所开展的社区公共体育服务针对群体是社区女性为主，兼顾青少年和男性群体，因此，参与人数更加广泛，这就要求F妇女体育协会与社区物业进行有效沟通，在活动管理与场地规划方面达成有效共识。就上述两个社会组织而言，究竟与哪一类社区原有治理主体建立何种嵌入式关系取决于其开展服务的内容和种类。由此可见，不同的社会组织在进行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时并不是采用一种单一渠道，只有根据具体的服务内容和针对性群体采用适宜的方式，形成有效的嵌入式关系，才能够取得理想的治理效果。

社会组织在社区体育治理上的嵌入关系不同会直接影响到社会组织所采取的服务策略。针对性别群体或更大群体的社区体育公共服务需要尽可能地动员大家积极参与，社会组织为了举办形式丰富的社区体育活动往往会主动链接和汇集一些优秀的外部资源来吸引社区居民的关注度，因此，社会组织的能力机制和行动机制在整个嵌入式治理中就更为重要。但针对孤寡老人、残疾人、病患群体、青少年等特殊群体时，单纯意义上的人数规模并不是衡量整个服务质量的首要标准，重点在于社会组织是否能够针对这些特殊群体提供适合的特殊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因此，信任机制的作用就要大于能力机制和行动机制的作用，只有打消特殊群体的偏见和不信任感，才能够切实展开相应的社区体育服务，因此，两种服务种类针对性不同，相应的嵌入机制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相对于信任机制，行动机制更加注重社会组织在社区体育服务中开发社区自组织力量，因此，以这种嵌入机制所进行的嵌入式治理在效果上更容易表现为激发社区体育的活力以及再造社会资本。能力机制则是帮助社会组织更多的汇集社会资源从而扩大其在社区内部的影响力，这种嵌入效果会产生更加积极的影响。

3.5 社区体育嵌入式治理模式的效果分析

通过实施嵌入式治理模式，T市X区部分社区在社区体育治理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第一，社区居民体育需求与体育供给之间加强了有限衔接，社区公共体育服务质量有所提太。在两个社会组织进驻的社区中，社区居民用实际的体育参与表明了在两个社会组织的运作下，社区体育服务质量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和提太，实现了社区居民体育参与和社区体育服务供给的双向良性循环。

第二，社区居民体育参与得到有效改善，社区体育治理活力被进一步激发。在R社工事务所和F妇女体育协会进驻的两个小区内，通过两个社会组织专业化的服务明显调动了社区居民的体育参与热情。丰富的形式使得社区居民在参与社区体育活动中获得了新鲜感，同时身心多层面的获得感使得社区居民在体育活动中的受益度有了明显增加。在形式丰富的社区体育活动中，社区居民能够在集体活动中加深相互之间的人际交往，形成一种基于体育活动之上的社区居民互惠关系网络，并以此来强化社区意识。

第三，再造了社区内部的社会网络资本。社会资本是特定群体成员之间的信任普及程度［11］。在嵌入式治理模式下，传统治理模式中松散的社会资本网络通过社会组织的有效运作在社区体育领域中实现了重构。社会组织嵌入到社区体育治理体系后，社区社会资本网络的密集程度发生了显著性变化，社会组织在社区体育治理层面上与原有的社区居委会形成了合作式的嵌入关系，与街道形成了依附式的嵌入关系，社区居民在整个参与过程中也会更加频繁的接触社会组织与原有的社区居委会，居民的社区体育参与意识得到了强化，社区体育的内容和形式也进一步丰富。

第四，强化了国家与社会认同。社会组织在提供社区公共体育服务时为了更好地提高治理效率，也意识到需要畅通与社区居委会、街道、所在地上级政府以及社区居民之间的合作治理关系。社会组织在全面提供社区治理服务时也会向社区居民宣传党和政府有关社区体育治理的方针政策，让社区居民认识到自己接受到的社区体育服务来源于党和政府对基层社会百姓的关心呵护。在社区体育服务质量不断提太的情况下，社区居民对于政府产生了更高的认同感，这也是政府优化治理能力、简政放权的理想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