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iteSpace计量的我国体医融合研究热点与演化趋势分析

时间：2024-08-31

董宏

（盐城师范学院体育学院，江苏盐城224002）

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加强体医融合和非医疗健康干预”的战略任务。体医融合是指利用体育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项目促进健康的一种模式。它的特点是综合运用运动处方或保健等物理和医学要素，在预防和康复慢性病和促进健康方面发挥作用［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体医融合已经开始萌芽。然而，由于当时的体育和医疗体系还不完善，两者的结合并不明显。

目前，我国体医融合的研究现状有哪些特点？研究热点是什么？面对大量相关文献，只有有效掌握关键文献，才能把握体医融合研究领域的现状。因此，研究试图通过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所收录的体医融合相关研究文献，利用CiteSpaceV科学文献分析工具，结合计量学方法，从文献发文量、作者与机构分布、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文献计量和可视化分析，提炼出中国知网（CNKI）收录的体医融合研究文献所蕴含的相关信息，从而识别和掌握我国体医融合研究动态。

另外，厘清体医融合研究的演进脉络、研究热点及前沿，一方面有利于从整体上梳理国内体医融合研究的状况，对相关学者把握当前体医融合研究的前沿问题、演进脉络以及推动我国体医融合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对突现词的分析有助于把握未来体医融合领域的研究趋势，揭示体医融合研究的知识领域和学科发展历程，为研究体医融合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中国知网（CNKI）作为期刊数据检索源，以“体医融合”“体医结合”“医体融合”“医体结合”“体育与医疗结合”为关键词、主题词进行组合检索，检索时间至2019年6月1日，检索结果为335篇，通过查看篇名和摘要剔除会议论文、新闻报道等相关度不高的文献后，共计307篇文献纳入分析中。将最后文献数据保存成 “Reworks” 和 “NoteExpress” 两种格式导出，以供后续数据统计分析。

2 研究方法

2.1 文献计量法

运用数学及统计学方法对文献数量、时序、空间分布进行定量统计。本研究利用NoteExpress、Excel等软件，对国内体医融合研究的文献数量、期刊来源、作者和机构共现等数据进行统计汇总，并运用文献计量学中普莱斯定律等专业知识解释统计结果。

2.2 可视化分析法

本研究运用美国德雷塞尔大学（Drexel University）陈超美教授开发的CiteSpace V可视化软件，将时间跨度（Time Slicing）为1998—2019年的307篇文献题录数据输入其中，时间切片（Years Per Slice）设置为1年，选择所需节点并配套相应阈值，选择聚类分析、时区聚类等操作，绘制出共现网络、时区演变等可视化图谱，以直观展示我国体医融合研究领域的动态、热点和发展趋势。

3 结果与分析

3.1 计量学分析

3.1.1 年度文献数量统计

文献数量的时序变化是衡量某一研究领域历史轨迹、动态趋势、受关注程度的重要指标。1998—2019年国内体医融合研究发文量呈现“先平缓增长后极速增长”的发展趋势，从1998年的1篇增长到2019年的24篇，其中有2个峰值点，分别为2011年19篇和2018年63篇。2010年之前的体医融合研究刊文量较低，是因为这段时期的医疗卫生系统与体育系统尚不健全，加之基本公共服务的缺失，没有形成组织化的供给体系，使得融合之势不明显。

图1 1998—2019年国内体医融合研究历年论文数量（篇）Figure 1 The number of domestic research papers on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medicine from 1998 to 2019（pieces）

自2009年3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向社会公布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简称“新医改”［2］，在医学界掀起了第一波热潮，主要是围绕新医改背景下“体医结合”的复合型人才教育培养模式、课程改革等方面展开了新的研究。2012—2015年体医融合研究上升比较平缓。然而，在2016年10月份颁布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加强体医融合和非医疗健康干预”，使得体医融合又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从2016年发文量持续增长，一直持续到2018年达到顶峰。从体医融合研究发文数量的发展趋势看，培育协同的体医融合治理环境已成为推动当前体育与医疗公共服务工作融合发展的学术命题。

3.1.2 高产作者分布

研究领域高产作者成果的发文数量是研究者在该领域地位的证明之一，依据普莱斯定律［3］，N=0.749max指体医融合研究最高产作者的论文数量，值为8），代入公式之后N≈2篇，即发表2篇以上体医融合论文者属于高产作者行列，排名前10的研究者组成了体医融合领域的“核心集团”。通过CiteSpace V可视化工具，设置网络节点选取作者（Au⁃thor）并配套相应阈值（Threshold=50），绘制了我国体医融合研究作者共现图（见图2）。作者之间连线代表合作关系，线条粗细代表合作强度。

由图2可知，目前我国体医融合研究形成了若干个作者合作群，且合作群中有一位或多位核心人物，如以傅兰英、莫轶、王瑜、吴亚婷、黄越为主要成员的合作群。这些高产作者集中分布，合作聚类的分布形式代表了不同程度的合作关系。其他作者高度离散，“作者”节点分散说明我国体医融合研究作者合作情况有待进一步完善，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体医融合研究理论体系的传播范围。

图2 1998—2019年国内体医融合研究的核心作者分布图Figure 2 The distribution of core authors of the domestic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medicine from 1998 to 2019

总体而言，研究者的研究活动具有较大的维度，存在着许多相互影响、相互交叉、相互融合的机会，这有利于学术研究的相互吸收和借鉴，也有利于相关学科的可持续发展。

由表1可以看出，体医融合领域排名前10的高产作者刊文的平均年份较新，主要集中在2010—2018年。发文数量最多的作者为傅兰英，发文数量为8篇，主要研究方向为医学院校的体育课程改革和复合型人才培养。发文量排名第二的为付强，研究领域也是主要集中在医学院校的体育课程改革和复合型人才方面，而且从上图2可以看出，傅兰英和付强的连线关联性合作关系较强。郭建军、莫轶、王瑜等作者的发文量均衡，均为5篇。其中，郭建军教授为国家体育总局科研所体医融合促进与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也是体医融合最早的践行者之一，致力于体医融合实践策略方面研究，提出了实现体医深度融合的“三融合四合作路径模式”。即技术融合、资源融合、话语权融合三融合，以及体育总局体医融合联合研究中心、三甲医院、医联体社区医院、地方体育局的四合作模式。另外，薛桂月、李荣源、姚盛思、柳佳和冯振伟等作者也致力于体医融合的国内外经验介绍以及融合机制、路径构建等方面的研究。

表1 体医融合研究高频发文作者（前10）Table 1 Authors of high-frequency articles on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medicine（top 10）

3.1.3 研究机构分布

运用CiteSpace V可视化工具，网络节点选取机构（Institution）并配套相应阈值（Threshold=50）构建出我国体医融合研究机构共现图（见图3），以期发现当下学术界对体医融合研究机构的合作状况。在图中，节点大小表示研究机构发文频次高低，节点间的连线（距离、粗细）表示研究机构合作关系的紧密程度。

图3 体医融合研究机构分布图Figure 3 Distribution map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medicine

由图3可知，各节点之间的连线较少，节点分布不均匀，可以看出国内体医融合研究合作群体匮乏，基本各自为战，仅出现以广西体育医院为核心的，包括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广西中医药大学、海南科技职业学院健康学院在内的机构合作研究群，这主要是由于借助广西省教育厅和体育局科研项目为载体进行的合作研究。从整体上看，有相当一部分的体医融合研究机构游离在机构合作群体外，诸如上海体育学院、湖南科技大学体育学院等机构。可见，我国体医融合研究机构由于开展时间较短，首先需要扩大机构合作广度。

表2列出了体医融合研究发文量前10所的高产机构。可以看出，研究机构可以概括为两类：一是体院类（含体育学院）；另一类是医院类，这也是符合体育和医疗融合的大趋势，其中最高产的是以体育口为代表的新乡医学院体育部和北京体育大学，发文数量分别为8篇和4篇；以医学口为代表的广西中医药大学和广西体育医院，发文数量均为3篇，这些高产研究单位代表着这一领域的权威，是体医融合领域的知识创造和集散中心。

表2 体医融合研究高频发文机构（前10）Table 2 High-frequency issuing organizations for research on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medicine（top 10）

3.1.4 高被引文献统计

高产作者个体成果的被引情况是研究者在该领域地位的证明之一，排名前10的研究者构成了体医融合领域的“核心集团”，核心集团个体成果的引用率是个体在体医融合研究领域代表性和核心性的重要指标。

表3统计了我国体医融合研究中前10篇高被引文献，这10篇文章可以看作是1998—2019年体医融合研究的重要知识源流。其中，成明祥的《体医结合：医学院校体育教学改革的发展模式》被引频次为50次，居于首位。高被引文献涉及的主题较为广泛，涉及体医融合体育课程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公共服务、融合模式等方面的分析，多样化的研究视角和内容拓展和延伸了我国体医融合研究。

表3 体医融合研究高被引文献统计（前10）Table 3 Statistics of highly cited documents in the research on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medicine（top 10）

3.2 体医融合研究动态

关键词作为对文献内容的高层次提炼，其复现度不仅能反映样本文献的文本属性特征，还能反映关键词是不是其研究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4］。关键词共现可以计算出文献中具体的领域，得到的结果是一个关键词共现网络，可以反映出该领域目前的研究热点和过去产生的热点。

运用CiteSpace V软件，节点（nodetypes）选择关键词（keyword），阈值设置为（Threshold=50），得到73个节点、203条连线、网络密度为0.077 2的体医融合研究热点共现图谱（见图4）。每个节点代表体医融合研究的一个关键词，标示为圆形（circle），连线越粗，表示关键词间的关系越密切，颜色对应第一次共现出现时间［5］。

图4 体医融合研究主题词和关键词共现分布图Figure 4 Keywords and co-occurrence distribution map of subject terms in the study of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medicine

结合图4和表4可知，出现频数和中心度都比较高的节点共同形成了1998年以来体医融合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体医结合”“体医融合”“健康中国”是关键词出现频数前三位的高频词，可知从体医结合到体医融合、健康中国在体医融合领域有着众多学者高度关注。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医疗卫生事业持续进步，全民健身蓬勃发展，国民健康水平整体提高，人们对健康的追求亦不断提高。体育与医疗的结合应运而生，但结合效果甚微，且没有实质性改善我国民众体质下降、慢性疾病频发等状况。2016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要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加强体医融合和非医疗健康干预，改变传统以治疗为中心的“被动、依赖型”健康干预方式，推行以预防为中心的“主动、自主型”健康干预理念和方式来提高全民身体素质。加之《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中强调要实现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的深度融合，这对新形势下促进“体医融合”起到了推进作用。张鲲认为，“体医融合”是“体医结合”的最终发展阶段是体育系统和医疗卫生系统有效衔接两者利益后的契合点，是在打破行业壁垒的前提下搭建的预防、治疗和康复三位一体健康链［6］。

表4 体医融合研究高频共现关键词统计（前10）Table 4 Statistics of highly cited documents in the research on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medicine（top 10）

为了深入显示关键字之间的内在关联，CiteSpace V可视化工具用于集群的关键字和体医融合关键词聚类图谱（见图5）。根据共现关键词聚类分析之后的效果图，得到共现关键词聚类图谱共有93个网络节点，118条连线，网络密度为0.027 6，Modularity Q的值为0.691 9，大于临界值0.3，说明共现关键词词网络的体医融合结构显著，得到的聚类效果较好。Mean Silhou⁃ette值为0.775 2，大于临界值0.5，表明聚类结果是合理的。通过采用对数似然比（LLR）算法，共导出10个主要聚类，即复合型人才、医学院校、老年人、exercise、老年体育、价值、路径、体育健康产业、社区、体育教学。这10个主要聚类反映了我国体医融合研究的主要内容。

图5 体医融合研究共现关键词聚类分布图Figure 5 Clustering distribution map of co-occurrence Keywords of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medicine

结合图谱中自动生成的聚类标签和样本文献的文本属性，结合实践经验将我国体医融合研究可大致归纳为体医融合人才培养及专业建设类研究、老年人“体—医—养”结合及需求研究、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融合研究、基于体医融合的社区健康促进研究、体医融合模式、体制、机制、路径研究等5个知识群。

3.2.1 知识群1（聚类#0、#1、#9）：体医融合人才培养及专业建设类研究

以“复合型人才”为核心，与“医学院校”“体育教学”等高频词形成了联系密切的子网络。关于体医融合人才培养及专业建设类研究的视角，其高被引文献排名第一的是成明祥［7］撰写的《体医结合：医学院校体育教学改革的发展模式》，引用率为50次（见表3）。作者通过对新形势下医学院校体医结合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分析，认为医学院应该建立教学改革小组，针对医学院校的生源现状和市场需求，形成以医为主、体医结合的人才培养方案。以运动处方课程为主要结合点，对医学专业课和体育课的教学模式进行调整。之后，傅兰英等人［8］依托医学院进行了体育教学的课程改革研究，主要侧重于“医体结合”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课程方案的构建和“医体结合”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课程方案的实施效果评价。研究认为，“医体结合”教学不但提高了医学院学生的综合素质，而且培养了大学生运动处方和体疗处方的双向处方设计能力，有助于走出一条适合我国高等医学院校特点的体育教学改革路径，培养出懂“医”又能懂“体”的复合型人才。另外，叶春明［9］通过对“体医结合”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进行研究，总结出“社区卫生服务团队+社会体育知识”模式、“社会体育工作团队+医学知识”模式、“医学相关专业+社会体育知识”模式和“社会体育相关专业+医学知识”模式四种培养模式。这四种培养模式可以进一步归为在职培养和学校培养两种。作者认为，在职培养见效快，学校培养学科基础扎实。与此同时，袁琼嘉［10］以专业体育院校为改革对象，针对高等体育院校“体医渗透”实验教学模式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对“体医渗透”实验教学模式的构建与效果评价，表明实施“体医渗透”实验教学模式对学校整体教学质量的提高起到了促进作用。

3.2.2 知识群2（聚类#2、#4）：老年人“体—医—养”结合及需求研究

当前我国迈入老龄化时代，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加之老年人是健康风险高发群体，从健身和医疗卫生保健方面进行照护显得尤为重要，这也凸显了体医融合的价值。知识群2主要集中在老年人群体的健康和需求方面，以高频关键词“老年人”“老年体育”为研究点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如戴素果［11］以健康中国理念下老年健康促进的政策导向为切入点，对老年人口体育与医疗保健深度融合制约因素进行了深入剖析。研究认为，服务于老年健康促进的体医深度融合路径主要涉及加强老年健康促进的宣传教育和专业人才培养、大力发展与老年健康促进相适应的体育医疗技术、构建基于老年健康大数据与互联网的信息沟通平台。张云策［12］基于体医基本公共服务的社区老年人运动锻炼行为进行研究，发现老年群体对于体育公共服务的利用率偏低，而且存在认知上的差别。此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关于运动康复和健康管理的有效供给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体医融合在社区的发展。

3.2.3 知识群3（聚类#3、#7）：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融合研究

知识群3的研究内容是体医融合领域成果最为丰富的研究方向，也是当前的研究热点。这是由于相关政策文件的密集出台，如《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2017—2025年）》，基本都提到体医融合是当前体育部门和医疗部门的重点工作，加强体育与医疗部门的通力合作，加快运动康复相关专业人才的培养，持续推动全民健身与健康的深度融合。通过表5可以发现， “exercise” “科学健身”“全民健身”“全民健康”“体育健康产业”等是高频词汇。主要代表性学者为郭建军［13］、董传升［14］、岳建军［15］、胡扬［16］。郭建军针对体育和医疗对接方面的融合现状，认为体育医疗融合存在的障碍主要体现在思想观念障碍、组织结构的障碍、政策资金支持的障碍三方面，提出要重视技术融合和话语权融合。在实践层面上，需要体育科研所、运动医学所合作成立体育医学研究中心，联合体育院校、医学院校等共同推动体育医疗合作研究，形成强强联合的融合局面。董传升提出“双轨并行”战略模式，认为单纯依靠医疗卫生来治理社会健康问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加之健康治理方式存在非均衡性问题，即过度依托医疗卫生公共服务，体育公共服务长期处于低配置失衡状态。基于大健康治理模式的新方法，推动体育融入大健康、大卫生中，提高体育引领健康行为的作用和价值，创新大健康治理的新理念，构建“医学健康+体育健康”的“双轨并行”战略模式，这不仅有助于基本医疗体系的完善，而且对于构建积极主动的大众健康治理体系也是功不可没。胡扬针对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进行深入探讨，认为全民健身促进健康是体育部门和医疗部门共同的责任，形成体医融合的科学健身模式是当务之急。全民科学健身处方的设计离不开运动人体科学及医疗知识，还需要懂健身指导的专业人员给予指导。

表5 体医融合研究聚类分析Table 5 Cluster analysis of research on fusion of sports and medicine

3.2.4 知识群4（聚类#5、#8）：基于体医融合的社区健康促进研究

随着大卫生观的确立，在世界范围内社区健康促进已进入资源整合的新阶段。社区健康促进是包括教育、政治、法律法规、组织支持、生活条件和环境条件在内的促进整个社区健康的多种策略的结合。基于体医融合的社区健康促进研究主要以“价值”“运动康复”“策略”“社区体育”“社区”“体育健身”等高频词汇为视角，围绕某一特定问题进行研究，如社区健康促进中的居民健康教育、社区居民体质健康调查、评估和社区运动健身指导等。结合表3可知，这一研究领域的排名前10的高被引文献作者为宣海德［17］、赵仙丽［18］，其他研究高频词突显的引文作者为杨晓林［19］、李宏伟［20］、梁丽珍［21］、王慧超［22］。其中，宣海德对我国城市社区体育中“体医结合”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社区体育指导的科学化水平低、社区居民以体育促健康的目标较难实现、国民体质监测网络建设落后、“亚健康”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监控。只有加快出台配套的政策法规，明确主体部门间的责任与关系，才能有效发挥政府的作用，使市场调节得以实现。如将体质监测系统纳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逐步完善体医融合和社区健康促进等评估体系。赵仙丽也是以城市社区“体医结合”体育公共服务的模式为研究对象，围绕体医结合体育公共服务模式进行了构架，主要以开展“体医结合”的居民体质监测、开展体医结合的健身指导服务、开展体医结合的居民健身宣传三方面作为切入点，将健康教育、医疗服务与全民健身相结合，以期顺利地在城市社区推进。不同的是，杨晓林和李宏伟采用实验法对社区肥胖女性、临界高血压人群体医结合干预效果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体医结合措施可有效降低社区肥胖女性身体形态、生理等指标，改善体内胰岛素的抵抗作用，干预临界高血压人群效果明显，达到了健康减肥要求。梁丽珍和王慧超分别从产业协同发展和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建设的视角，论证了体医融合在社区健康促进中的作用和价值，使得体医融合实践得到了较好的发展。

3.2.5 知识群5（聚类#6）：体医融合模式、体制、机制、路径研究

目前，国内一些研究对“体医融合”在实践层面上的健康服务做了积极的探索，主要集中在“路径”“研究”“模式”“机制”“体制”等体医融合核心要素方面。知识群5也是当前研究较为密集的切入点之一。代表性学者为黄亚茹［23］和黄彩华［24］等人。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指出，加强体医融合和非医疗健康干预，推动形成体医结合的疾病管理与健康服务模式，发挥全民科学健身在健康促进、慢性病预防和康复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但并没有明确体育部门和医疗卫生部门的体医融合分工与职责。黄亚茹和黄彩华等人研究认为，体育与医疗卫生融合环境的缺失、行业壁垒的存在、各自为政的条块管理体制都是造成体医融合行业协作不足的内在机制。杨继星［25］总结了体医融合的制约因素主要有相关政策法规的缺失、体育与医疗部门协作不足、专业体医人才的缺失、配套实体产业的迟滞。因此，体医结合的城市社区健康服务体系应以大健康的视角，以社区为平台，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载体，让体育健身服务参与其中，实现“体医”资源共享，形成包括健身服务、卫生服务及其他相关服务提供者之间的合作。冯振伟［26］从共生的视角，对体医融合中共生单元缺失、相互关联不足、融合环境匮乏等问题进行研究，认为理念认知机制、部门协调机制、责任分担机制、资源共享机制是形成体医融合发展的主要机制。李璟圆［27］建议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引领体育与医疗融合发展，以五大发展理念架构体育与医疗融合发展的实施路径。

3.3 体医融合研究演进趋势

研究主题的分布与演化能够直观地体现不同时区内的热点领域和研究趋势的动态发展变化。

3.3.1 时区图演进趋势

通过对图6的解析和年度高频关键词的梳理，并结合阅读体医融合研究文献可知，1998—2019年体医融合研究的热点由刚开始的体医结合在医学院校的体育课程改革研究逐渐向医疗体育和人才培养方面研究过渡。随着全民健身和健康中国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体医融合的研究重心向内涵解析、跨界治理、运动是良医领域转移，同时研究方法也由宏观理论研究向实验研究等进行交替演变。另外，由于地方实践和对体医融合模式的不断探索，体医融合的融合模式、运行机制、路径构建等课题也是体医融合研究演化过程中的热点内容。

图6 体医融合研究时区演进图Figure 6 Time zone evolution diagram of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medicine

3.3.2 研究热点演进趋势

在CiteSpace中，某个聚类所包含的突现节点越多，则说明该领域越活跃，是研究的新兴领域和发展趋势。

如表6所示，自1998年来，体医融合领域研究的热点前沿中主要有体育疗法、医疗体育、医学院校、公共服务、跨界治理。这些突现词是根据某一年文献中该关键词出现频率的增加程度来检测的。无论关键字使用的总频率如何，节点的颜色也可以表示突现性词汇。如“医疗体育”在1998—2011值达到15.061 7，呈现出突发性增长和急剧性增长，“公共服务”在2010—2016年成为突现词。这表明，在体医融合领域的集成研究的7年里，公共服务使用的频率远远大于在前几年的使用频率，表明公共服务使用频数远远大于往年，体育公共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资源配置、供给模式开始受到关注。

表6 体医融合研究热点突现词趋势Tabble 6 Trend map of hot spot words in the research of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medicine

另外，从体医融合研究热点突现词趋势（见表6）还可以看出，近几年医学界和体育界都在关注的热点是跨界治理问题。“体育治体”与“医学治医”实行各自为政的条块管理，组织体系相互独立，缺乏必要的沟通协作。虽然体育与医疗卫生有关部门已经意识到所存在的问题，但是由于缺少相应的管理机制［28］、沟通媒介以及政策支持等，使得部门的协作难以进行［29］。由于体育健康促进顶层设计尚未完成，体育融入全民健康的相关配套政策也不完善，因此，在体育体制改革与医疗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如何解决“大健康”顶层设计问题、增加社会参与服务全民健康的力量、实现跨界融合治理便成了学术界关注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