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托经济增长阶段论概述

高 曦，杨可扬

一、经济增长阶段论的形成

罗斯托最负盛名的理论是“经济增长阶段论”，该理论在1952 年版《经济增长的进程》中首次提出，在1957 年版《一项建议：有效外交政策的关键》中有所发展，最终在1960 年版《经济增长的阶段》中趋于完备。

十年磨一剑，理论建构耗时近十载，而思想萌芽则根植于更久远的过去。1933 年，大学二年级的罗斯托参加了理查德·比塞尔组织的“黑市研讨会”。受后者影响，他深入研究了卡尔·马克思、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约翰·凯恩斯等人的经济学理论。在此期间，他的研究旨趣从数理经济学转向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将经济学理论应用于经济史研究；第二，说明经济与政治、社会、文化的关系。罗斯托后来回忆：“我的学术工作，从耶鲁的黑市研讨会开始，一直持续至今。”[1]2[2]11[3]14-15

1950 年，罗斯托应研讨会成员马克斯·米利肯之邀，前往麻省理工学院任职。此时正值朝鲜战争爆发，势如破竹的朝鲜军队以及牢不可破的中苏同盟，令罗斯托感到震惊。在他看来，苏联一方面竭力笼络新兴民族国家，另一方面积极传播其发展模式，将在第三世界对美国构成重大威胁[4]45-46，此举必将导致“共产主义与非共产主义的现代化方式在发展中世界展开旷日持久的竞争”[5]34。有鉴于此，罗斯托提议组建一个科研机构，“帮助国家和政府分析冷战的三个维度，即共产主义地区的动态、发展中地区的动态以及美国社会的演进”[3]97。最终，在中情局的资助下，“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于1951 年成立。米利肯在申请福特基金会资助时宣称，该机构旨在“运用社会科学基本研究方法，解决当今世界竞争中美国的政治问题”[6]24。

经济增长阶段论的雏形便诞生于这一时期。1952 年，罗斯托出版了《经济增长的进程》。对他而言，该书是“探索经济增长问题的一次最初和基本的努力，运用此方法来比较阻碍增长道路的经济和非经济交互因素”。在本书中，他提出了“起飞”概念：世界各国经历一系列“阶段”，由“起飞”走向“自我持续增长”，从而实现现代化。在他看来，英国工业革命是人类现代化的开端和范式，只有遵循英美的现代化模式，发展中国家才能迈向现代化。由此出发，罗斯托强调外援的重要性。他认为对于西方而言，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后者既能够提供原料和市场，又能成为抗衡苏联的武器。因此，西方应当援助发展中国家，维护其民族独立，促进其经济发展[7]。

随着冷战的蔓延，华盛顿急需一套足以抗衡苏联的现代化理论。1954 年5 月14 日，各界人士齐聚普林斯顿，就“世界经济计划”与美国外交政策召开会议，罗斯托应邀出席。会议充斥着对前殖民地国家未来的担忧、对马克思主义的戒惧以及对新型现代化意识形态的渴求。与会者担心，马克思主义向落后国家展现了更快捷的发展路径。他们害怕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会编织出一套更具吸引力的理论阐释未来。众人忧心忡忡，认为美国缺乏一套与之相抗衡的现代化理论，无法有效地向第三世界人民宣扬自己的思想观念和政策措施[8]84-85。

会后，罗斯托和米利肯负责根据会议纪要起草提案。5 月21 日，二人向时任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强调现代化理论的重要性。他们谈道：“如果人的活力能被建设性地激发，并且赋予他们在民主框架下提高生活水平的希望，那么我们相信，极权主义政府形式的吸引力将大大降低。”[9]55-567 月23 日，提案最终成型，名为“一项关于新型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建议”。他们认为，政府应当制定长期计划，积极介入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将发展援助作为实现美国外交政策目标的重要手段[10]1。

20 世纪50 年代初，美国政府和国会中支持大规模外援计划的人寥寥无几。罗斯托对此深感不满，他确信自己的计划行之有效，因此决定将其公之于众。1957 年，罗斯托和米利肯出版了上述提案的解密版，即《一项建议：有效外交政策的关键》[4]54。在这本书中，罗斯托将世界各国的发展道路归纳为“准备”“起飞”“自我持续增长”三个阶段。虽然各国目前所处阶段不同，但是它们都会经历这三个阶段。欠发达地区能否实现民主现代化，取决于国际经济援助。因此，罗斯托强调，美国及其盟友应当确保自由世界中所有欠发达国家获得充足的资本以维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从而实现“民族独立和人类自由的原则传遍全球”[10]4，56，70-71。美国必须迅速行动，因为莫斯科“已经发起心理、经济和政治攻势，意图将美国的力量和影响从亚欧大陆上剥离”[10]135。在现代通讯技术的影响下，“难以想象美国这样一个民主社会的孤岛，如何存在于极权主义的汪洋之中”[10]131-132。

20 世纪50 年代末，罗斯托在帮助肯尼迪竞选总统的同时，继续构建经济增长阶段论。1958 年9月，罗斯托前往剑桥大学任教。他在给查尔斯·杰克逊的一封信中宣称，自己在这里的主要任务便是提出一套理论回应马克思主义[4]60。两年后，《经济增长的阶段》问世，以一种新型现代化理论为核心，吹响了美国援助第三世界的号角，并且加剧了冷战意识形态之争。

二、经济增长阶段论的内容

经济增长阶段论是一种现代化理论。罗斯托认为，从经济角度出发，可将人类社会演进划分为五个阶段，即“传统社会”“起飞准备”“起飞”“走向成熟”和“大众高消费时代”。从古至今，所有国家均线性地经历上述阶段，其所处位置由产业结构、生产关系、科技转化能力等因素衡量。

那么，为何某些国家能够更快“起飞”？为解释这一问题，罗斯托将国家分为两类：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少数国家属于第一类，其他国家属于第二类。他将第一类国家称作“生而自由”的国家。这些国家脱胎于英国，继承了母国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制度；它们通常由清教徒等边缘群体创立，较少受到传统因素掣肘，推崇自由、民主、勤劳、务实的价值观；它们拥有充裕的物质资源，有助于消除移植而来的传统结构中不利于经济发展的要素。这类国家在“起飞准备”阶段，几乎未受传统社会的干扰，它们通常只需克服经济和技术问题，便能迅速“起飞”。与之相比，第二类国家在“起飞准备”阶段，需要摆脱更多的限制性因素。它们必须从科学技术、思想文化、政治制度、经济结构、社会关系等方面，彻底变革根深蒂固的传统社会。如果这些落后的传统社会能够改变思想观念，建立高效的中央集权民族国家，进行有效的投资和积累，建设铁路、运河等社会基础资本，便能够“起飞”[11]1-18。

罗斯托认为，该理论不仅有助于美国理解全球变迁进程，还能够帮助它引导全球变迁。他坚信，如果欠发达国家在美国的引导下穿越这一线性历史演进路线图，那么更加民主自由的世界便会出现。截至1960 年，全球大约有40 个新兴国家，总人口高达8 亿[12]563。雷迅马指出，这些新兴国家与第三世界原有国家，急需大规模国际援助推进现代化发展。与此同时，极度贫困、社会动荡、政权不稳等因素，又极易使这些地方成为共产主义革命的沃土。而后者正是美国所担心的[9]2。因此，罗斯托强调，美国应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资源和能力，帮助那些处于现代化改革浪潮之中的国家，维护其民族独立和主权完整。除此之外，美国还必须主动了解这些社会，创造并运用能够增强互信的思想和措施[13]。具体而言，罗斯托建议美国政府每年增加约40 亿美元外援，并根据受援国吸收外国资本的能力灵活调整外援规模[11]143。他认为，欠发达国家一旦在外援的帮助下实现“自我持续增长”，仅需一代人左右的时间，便能够从金融市场中筹集资金，连本带利返还全部外援。在他看来，“为全世界发展中国家提供外援好比一场圣战”[3]189。

由此可知，经济增长阶段论本质上是一种美国中心论。它无视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地缘特殊性，以美国为标准，将其置于线性历史演进路线之中，从而为美国海外扩张提供了“合理性”与“合法性”。

三、经济增长阶段论的缺陷

经济增长阶段论是一套冷战意识形态。早在耶鲁时期，罗斯托便决意构建一套理论回应马克思主义。他后来回忆：“作为一名本科生，我决定未来研究两个问题。一个是经济史，另一个是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提出了一些有趣的问题……有朝一日我将对马克思的历史观做出回应。”[14]41

罗斯托指出，经济增长阶段论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有六点相似之处：第一，均从经济角度审视社会演变，关注复利增长制度化对社会的影响；第二，均认为经济变化会产生社会、政治、文化后果；第三，均强调政治和社会进程中的集团和阶级利益；第四，均同意经济利益是战争爆发的决定因素之一；第五，均提出“真正富裕”的目标或问题；第六，均以增长进程的部门分析为基础。

然而罗斯托认为，马克思夸大了经济的决定性作用。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与古典经济学一样，基于利润最大化原则。其核心命题之一便是“社会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特征由经济发展方式所决定。本质上，人类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行为由其经济利益所决定”[11]145。因此，他批评马克思主义机械化、绝对化地将经济因素视作社会发展的唯一决定要素，忽视了民族、宗教、政治、文化等非经济因素的重要性。罗斯托强调，人类行为的根本动机并非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面对眼前众多选择时，平衡可供选择的、有时相互冲突的人类目标”[11]149。这些目标不仅包括经济利益，还包括权力、闲暇、冒险、安全、地方和国家文化价值等等。社会作为人类的集合体，其行为也不单由经济考量所决定。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不仅相互作用，而且会对社会行为产生独立影响[11]150。

由此可见，罗斯托错误地将历史唯物主义简化为“经济决定论”。诚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历史唯心主义时，突出强调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言，他们并非“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15]606。然而，他们从未像罗斯托所批评的那样，将经济活动即物质生产实践或生产方式运动视作社会发展唯一的决定要素。对此，恩格斯表示：“如果有人……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15]604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社会现实由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等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形成。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作为有机整体，共同推进了人类社会发展。

四、结语

亚伯拉罕·林肯曾说过：“过去太平盛世中的那一套教条，在风雨飘摇的今天已经不合时宜……由于处境改变，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必须改变。”[16]5罗斯托生活的时代风云变幻、险象环生，却又光辉灿烂、激情澎湃。那些出类拔萃之辈不拘陈规、雷厉风行，满腹经纶、踌躇满志。他们知道，时不我待，裹足不前将被历史遗忘。

罗斯托学识渊博、富于创造，能够根据需要将各种观念归纳成理论，再将其广泛传播。埃夫里尔·哈里曼称罗斯托为“美国的拉斯普京”，形容他拥有一种邪恶的超自然说服力。说服力源于坚定的信念。罗斯托始终坚信，现代化是普罗米修斯之火，能为第三世界带来“自由之光”与“民主之热”。即使事实业已证明他在许多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但他仍旧相信自己做出的是最佳选择。然而，他的“经济增长阶段论”的主要缺陷在于，作为一种冷战意识形态，它错误地将历史唯物主义简化为经济决定论，而罗斯托本人却坚信该理论准确无误，最终造成了诸多政治、军事、道德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