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8-31
金博文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430072)
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依法履行监督职能逐渐成为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不仅要进一步强化行政监督制约管控,还要通过电子政务服务等手段提高监督职能,旨在实现基层政务监督最佳成效。然而结合种种数据结果显示,行使监督职能仍存在着较多问题,为彻底解决这些问题,以往传统监督方式就要改善创新,学会发挥大数据优势,提高基层政务监督效率和质量,有利于实现基层政务工作最佳状态。
某种角度上说,时间和空间因素涵盖在人类生存各个方面,大到国家地貌,小到人民群众,在办任何事都需要考虑到时间、空间等因素。例如:古代大臣出差,从京城到地方常常要经历数月才能到达,尽管各项工作都在开展落实,但效率却明显较低,逐渐容易出现无法有效监督局面。为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古人通过监督前移和减少被监督人的活动范围等手段旨在实现最佳监督成效。其中监督前移是指提前安排监督机关部门到达监督场所,大大降低时间等因素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帮助正式监督行使节约时间成本。如:可派遣刺史等职位人员长期驻扎某地便于随时展开监督工作。而减少被监督人活动范围则是指通过对被监督者活动范围的限制来避免出现判断不确定性现象。随着时间推进,上述两种监督方式也逐渐暴露出一些弊端,如监督人员不仅没有发挥出自身监督职能,甚至还会成为新的监督对象,这对管理工作开展非常不利。随着社会正式进入现代化,互联网大数据手段也相继被应用到基层政务监督工作中,不但能极大节省监督时间,还能帮助监督人员更深层次了解监督业务流程,从而实现行政监督最终目标。
人力资源限制因素具体可从以下两方面展开阐述:第一,监督人员数量局限性。根据调查数据显示,往往人才对行政管理成效有着直接影响,但目前情况来看,优秀基层政务监督人才是相对匮乏的,行政内部人力资源也是数量较少,对此要求相关部门要做好各个部门间的人力资源平衡工作。[1]第二,个别部门和人员的有限性。部分机关部门职能设置已远远超出原有上限,为获得最佳基层政务监督成效,便开始设置专案组等多个临时机构,从各个部门中挑选一些优秀成员,虽然可以提高专案组工作效率,但整体上却不利于监督工作的有效开展。[2]
与以往传统人工监督方式相比较而言,大数据往往具备全面性、高效性及多样性等特点,通过智能化手段可彻底脱离以往监督受时间、空间等因素的限制约束,并且还能解决当前基层政务监督面临的种种问题,如人力物力资源不足、监督时间较长及信息数据不准确等。[3]同时大数据的出现无疑是基层政务服务监督一大机遇,借助互联网技术不但能有效控制监督投资成本,拓宽政务监督区域,还能大大缩短基层政务监督环节,让监督人员和被监督人员直接联系,进一步提高数据资源利用效率,为行使最佳监督职能提供良好帮助。[4]
一般来说,大数据背景下的基层政务服务监督投资成本可分为两方面内容:第一,运行成本。根据对以往传统监督手段的了解分析,最常见的监督方式是以事查人和以人查案两种。所谓以事查人是指知道某件事情的存在发生但不掌握实际情况;以人查案是指知道某人涉嫌犯法但却不了解犯法的整个过程。也就是说,基层政务服务监督工作就是将主体、过程及事件等全部联系起来,借助大数据手段还原整个案件发生过程,从而详细核实调查证明。[5]除此之外,将大数据应用到基层政务服务监督工作中,不仅能将违法事件统一送到监督机关部门进行分类处理,还能为政务监督提供基本的查询功能,进而省去传统监督调查的繁琐步骤。通过大量资源数据的快速查阅将主体、事件等联系起来,并且详细还原出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并不需要监督人员亲自到实地进行调查询问便能得到准确结果,从而有效节省了基层政务服务监督投入的时间成本。第二,管理成本。借助大数据可对基层政务运行和相关监督部门展开深入了解,充分掌握基层监督整个流程环节,发挥自身行政监督职能,一旦发现监督过程中出现包庇、贿赂等现象便要严格处理。在此基础上还要做好监督人员优化配置工作,如大数据自动针对基层政务人员进行分析评估,做好事前防范工作,防止出现人情关系失去监督职能现象。另外基层政务人员还可直接向大数据反映监督结果,节省中间一系列上报环节,有效节省了基层政务服务监督管理成本。
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背景下,大数据逐渐被应用到各行各业中,代表性的即为基层政务服务监督领域,可实现监督人员和被监督人员之间的“零距离接触”,实现基层政务监督信息资源共享,彻底打破以往由监督人员掌控全局的现象,避免出现重复性工作,提高了基层政务数据资源利用率。[6]例如:我国于2017年颁布了《检察大数据行动指南》,该文件对数据资源进行整合,对实现各部门之间的信息资源共享提出了详细标准要求,不但能节省监督时间,还能保证各项工作都有据可循,各部门相关约束。如:以往基层政务监督在受理、审核等环节得跑很多次,现在一次就能解决问题,并且整个监督过程也是能在大数据上查找到详细过程资料,避免出现部门重复工作现象,监督人员还可以分别从不同角度行使自身监督职能,进而提高自身监督判断准确性。在此期间还需注意的是基层政务事件运行轨迹保存在行政监督系统中,往往具备一定真实性和客观性。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处于飞速发展状态下,越来越多新兴产业出现,大数据逐渐被应用到各领域内,我国于2015年正式提出了“大数据”计划政策,旨在帮助基层政务人员对政府建设发展做深入了解。具体可从以下两步骤阐述:第一,结合当前自身情况提出科学合理政策方案,并将大数据看做是基层政务服务人员考核标准,并且基层政务人员也要学会利用大数据手段收集各种信息资源,进而提高社会大众服务效率。第二,可利用大数据有效行使自身监督职能。互联网背景下,基层政务服务监督也势在必行,为进一步提高行政监督效率,大数据就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可利用大数据收集完整资料信息,明确监督事项过程,缩短监督流程,为实现线上线下全面监督创造良好条件。[7]第三,设置线上监督机制,鼓励支持社会公民共同参与其中,确保监督各个环节都是以规范标准进行,促使基层政务服务工作更加高效开展。
当前相关部门已相继开展数据库建设工作,然而基层政务领域普遍具有数据资源大、分散广等特点。例如:公安机关的天网系统、税务部门的全国增值税发票查询平台、市场监管部门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为做好基层政务服务监督工作,需建立一个权力规范公示平台,收集各领域相关信息资料。虽然平台上信息资料收集非常庞大,但各部门之间却是信息匮乏的,再加上无法做到信息资源共享,导致各部门在行使自身监督职能时常常存在滞后性,甚至各部门对接时也存在着较多阻碍。例如:2018年,某省出现了滴滴顺风车失联事件,案件破获过程中民警几次到滴滴公司要求其提供资料均遭到拒绝,致使案件侦破延误。同样的基层政务监督工作也可能存在这种问题,需要我国不断完善信息共享平台,构建相对完善数据资源体系,便于为开展监督工作提供切实可行参考依据。
为最大限度提高监督工作效率,相关部门可增设预警体系,通过对预警权限的设置将大数据平台推送的各项信息按照权限等级不同分别送到监督人员手中,并交由相关专家评估分析。例如:我国颁布的《中国反腐倡廉建设报告》中详细分析了电子科技大学构建的网络监督平台,希望能够通过网络监督形式进一步完善基层政务服务监督机制。除此之外,监督部门还要做好分级工作,按照不同部门不同职能进行分级处理,甚至还可根据事件严重程度、所需专家数量及涉及机密程度等信息明确监督范围,进一步提高监督人员专业技能,从而充分发挥大数据优势,为基层政务服务监督工作的顺利开展创造良好条件。
基层政务服务监督是当前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当前来看,因受到时间、空间及成本等因素限制,导致政务监督工作开展面临着种种问题。为有效解决这一现状,大数据的应用就势在必行。通过大数据技术开展监督工作,不但能深入掌握基层政务监督的各个环节,一旦发现问题及时采取相应解决措施,还能拓宽基层政务服务监督范围,进一步提高基层监督工作效率和质量,避免因资料不足或是主观局限性影响出现错误结果,充分发挥行政监督人员的监督职能,构建相对完善大数据行政监督体系,实现基层政务服务监督最佳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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