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强制隔离戒毒治疗人群的大麻使用现状

汤文郡，汤皓翔，星 一△

(1.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北京 100191； 2. 北京大学工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系，北京 100871)

大麻是世界上使用最为广泛的毒品，已经在加拿大、乌拉圭等一些国家和地区合法化或去罪化，大麻使用人群趋于年轻化[1]，但我国法律仍将大麻规定为毒品。2017年，全世界15～64岁人群中约有1.8亿人使用过大麻，占该人群的3.8%，亚洲大麻使用率为2%，相对较低，但由于人口基数较大，亦有5 400万人使用过大麻[1]。2018年我国登记在册的大麻使用人员共2.4万，较上年增长25.1%[2]。目前我国对人群中大麻流行状况的研究多为局部地区大麻使用人群社会人口学特征的简单描述，缺乏全国范围的大麻使用现状和大麻使用特征的深入研究。

本研究利用2016年公安部重点城市毒品滥用规模评估项目数据中的大麻使用相关信息，描述我国强制隔离戒毒治疗人群的大麻使用特征，为进一步强化我国对大麻的监管、制定禁毒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利用2016年公安部重点城市毒品滥用规模评估项目数据，该项目覆盖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西藏、港澳台除外)，采用整群抽样方法，除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和青海省外，其他25个省和自治区各抽取2个城市，包括省会城市和1个重点城市，全国共55个城市，其中重点城市需满足以下三个条件：(1)参加过“百城禁毒会战”；(2)有强制隔离戒毒所；(3)有戒毒医疗机构。每个直辖市至少调查1 000人，其他城市至少调查500人，若该市所有强制隔离戒毒所中戒毒人员总和不及500人，则调查所有在所戒毒人员。调查对象纳入标准：(1)认识汉字，可以完成正常的汉语沟通，不认识汉字的由调查人员协助完成；(2)经口头知情同意愿意参加本调查。该项目共调查28 103人。

1.2 方法

经严格培训的调查员在强制隔离戒毒所采用集体自填问卷调查方法，指导受访者集体匿名填写问卷。问卷不涉及姓名等个人身份和机构名称等信息，内容包括性别、年龄、民族、文化程度、职业等社会人口学特征和入所前一年主要使用的毒品种类、吸毒总时间、首次吸毒到首次强制隔离戒毒时间等毒品使用行为。经数据清理，本研究选择强制隔离戒毒治疗前一年主要使用毒品种类完整，且强制隔离戒毒治疗前一年主要使用毒品种类和终身使用毒品种类不矛盾数据，最后获得有效问卷25 366份(江西省数据未纳入分析)，年龄范围为9～64岁。

1.3 统计学分析

2 结果

2.1 强制隔离戒毒人员中大麻使用者的基本特征

强制隔离戒毒治疗人群中大麻使用者共计546人，大麻使用率为2.2%，较其他毒品低。大麻使用者中男性占83.5%，少数民族占41.0%，高中及以上学历占30.8%，无业人员占44.1%，平均年龄为(33.3±8.2)岁，平均首次吸毒年龄为(24.8±7.7)岁，首次吸毒到首次强制隔离戒毒治疗的平均间隔时间为(5.4±4.6)年。35岁及以下强制隔离戒毒治疗者大麻使用率为2.6%，35岁以上为1.7%；35岁及以下强制隔离戒毒治疗者合成类毒品使用率高于35岁以上者，海洛因及混合毒品使用率低于35岁以上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男女大麻使用率均为2.2%，差别无统计学意义；男性海洛因使用率高于女性，女性合成类毒品使用率和混合毒品使用率高于男性。少数民族大麻使用率为7.0%，汉族大麻使用率为1.5%；少数民族海洛因和混合毒品使用率高于汉族，汉族合成类毒品使用率高于少数民族，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新疆地区的大麻使用率最高，为22.6%，远高于其他地区。在职人群大麻使用率高于失业人群，初中学历人群大麻使用率低于高中及以上和小学及以下人群(表1)。

表1 不同强制隔离戒毒治疗人员中大麻、海洛因、合成类毒品和混合毒品使用率

a, synthetic drugs include methamphetamine, Ma Gu, ecstasy, ketamine and other synthetic drugs; b, mixed drugs mean using both heroin and synthetic drugs.

2.2 合用不同毒品的强制隔离戒毒治疗大麻使用者特征比较

在大麻使用者中，91.4%存在多药使用现象，13.6%只合用海洛因，42.1%只合用合成类毒品，35.7%合用海洛因和合成类毒品，75.1%合用甲基苯丙胺，49.3%合用海洛因，48.2%合用麻古。在大麻使用者中，90.1%的男性和97.7%的女性存在多药使用，女性多药使用者均合用合成类毒品，而81.9%的男性多药使用者合用合成类毒品；汉族大麻使用者中多药使用比例为93.7%，高于少数民族(89.1%)，98.6%的汉族和64.3%的少数民族多药使用者合用合成类毒品。随着年龄和学历增高多药使用者比例以及合用混合毒品者比例亦增加，但45岁以上人群多药使用比例略有下降(表2)。多药使用的大麻使用者平均吸毒总时间较长，平均首次毒品使用年龄较小(图1)。

表2 不同强制隔离戒毒治疗大麻使用者中多药使用率

a, synthetic drugs include methamphetamine, Ma Gu, ecstasy, ketamine and other synthetic drugs; b, mixed drugs mean using both heroin and synthetic drugs.

2.3 不同地区强制隔离戒毒治疗大麻使用者特征比较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186人，34.1%)、江苏(46人，8.4%)、上海(39人，7.1%)、广西(34人，6.2%)和浙江(24人，4.4%)五个地区大麻使用者占全部大麻使用者的60.2%。与江浙沪地区相比，新疆地区大麻使用者均为男性，且少数民族(93.6%)、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42.6%)、在职人员(73.6%)比例较高；使用多种毒品(85.0%)的比例较低。与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和江浙沪地区相比，其他地区大麻使用者平均年龄和开始使用大麻年龄最小，分别为(31.8±8.5)岁和(23.4±8.4)岁，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01)。79.6%的新疆地区大麻使用者合用了海洛因，92.7%的江浙沪地区及88.5%的其他地区大麻使用者合用了甲基苯丙胺(表3)。

表3 不同地区强制隔离戒毒治疗的大麻使用者特征比较

JiangZheHu means Jiangsu, Zhejiang and Shanghai. a, there may be more than one choice.

3 讨论

我国强制隔离戒毒治疗人群中大麻使用率较其他毒品低，但比普通吸毒人群者高。本研究显示，我国强制隔离戒毒治疗人群中大麻使用率为2.2%，远低于海洛因(32.4%)、合成类毒品(57.9%)和混合毒品(7.5%)。根据我国毒品形式报告[2]，2018年监测吸毒人群中大麻使用率为1.0%，低于强制隔离戒毒治疗人群的大麻使用率。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统计数据[3]显示，2016年加拿大大麻使用率为10.4%，美国为17.0%，全球3.8%的15～64岁人群过去一年曾使用大麻[1]，显然我国大麻使用率相对较低。但2018年监测吸毒人群中大麻使用人数较上年增长25.1%，使用大麻的在华外籍人员、有境外学习或工作经历人员及娱乐圈演艺工作者人数均呈上升趋势[2]。

参加强制隔离戒毒治疗的大麻使用者中多药使用比例较高，并随年龄增加而逐渐增加。本研究中有91.4%的大麻使用者多药使用，而国内其他研究中，强制隔离戒毒治疗的合成类毒品使用者多药使用比例为48.8%[4]，美沙酮维持治疗的海洛因使用者多药使用比例为69.1%[5]，2010年北方三省强制隔离戒毒治疗人群中仅有9.6%为多药使用者[6]。随年龄的增加大麻多药使用者比例逐渐增加，提示大麻使用可能与远期严重的药物依赖相关。既往研究将大麻称为 “入门药”(gateway drug)[7]，青少年大麻使用可能与成年后鸦片、海洛因等“硬毒品”的成瘾行为有关，也与精神疾病、失学、贫穷、犯罪等不良结局相关[8-11]。

大麻使用者具有明显的地域聚集性。本研究中34.1%的大麻使用者来自于新疆，20.0%的大麻使用者来自于江浙沪地区，远高于其他地区。新疆地区大麻使用者聚集可能与新疆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渊源有关。我国大麻毒品使用起源于16至17世纪，随着莫合烟从印度传播至新疆[12]，并在新疆出现广泛流行[13]，现在新疆仍是我国大麻犯罪最为集中的地区[14]，也是境内大麻种植、制造、贩卖的重点地区[12]。此外，新疆地理上与 “金三角” 和“金新月”两大毒源地毗邻[14]，阿富汗是全球最大的非法罂粟种植和鸦片生产国，同时也是大麻脂的主要原产国之一[1]，新疆是其向境内走私的重要中转地[15]，这可能是新疆大麻使用者多与海洛因合用的原因之一。而江浙沪等地区大麻使用人群比例高，可能与部分人群在国外有吸食大麻或大麻合成物质的经历，受西方文化影响较大等原因相关[16]。本研究还发现新疆和江浙沪以外其他地区的大麻使用者平均年龄和首次使用毒品的年龄相对较小，提示大麻在其他地区青少年人群中有流行的可能性。随着国际大麻管控政策日趋宽松，大麻流行趋势发生巨大变化，大麻产品多样化、药效增强，已经引起社会广泛关注[1]。大麻合法地区青少年大麻使用率高[17-18]，对大麻风险的认知低[19]，这也对我国大麻流行情况造成一定影响，需进一步加强对我国，特别是青少年人群大麻使用情况的研究和监测。

本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因毒品问题比较敏感，毒品使用人群较为隐蔽，资料不易获得，本研究选择我国强制隔离戒毒治疗人群中的大麻使用者进行现状研究，这部分人群一般吸毒成瘾严重，且未包括西藏、江西和港澳台地区，因此，结果难以外推至全国及普通大麻使用者中；其次，因问卷由受访者自行填写，可能存在报告偏倚和回忆偏倚，但本研究由受访者集体自填匿名问卷，问卷中不涉及受访者姓名、身份证号等身份信息和调查机构信息，且受访者是在经培训的调查员指导下集体自填，研究结果基本可信。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与普通毒品使用人群相比，我国强制隔离戒毒治疗人群大麻使用率较高，存在地域聚集性，且多药使用现象严重。因此，在大麻合法化的国际背景下，应当针对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大麻禁毒政策，开展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避免大麻在我国扩散流行。

(志谢：感谢公安部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和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贾忠伟教授对本研究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