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高等教育、人力资本与科技创新的耦合协调效应

蔡文伯，黄卢涛

（1.石河子大学 师范学院，石河子 832003；2.西南民族大学 教育学与心理学学院，成都 610041）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其实质是通过科技与教育，推进经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与协调发展、实现国家繁荣富强。民族地区的发展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相对薄弱部分，需要重点关注。高等教育兼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服务社会三大职责。优质的人力资本是高等教育的成果，也是科技创新的重要主体，可以直接参与地区经济建设。科技创新是高等教育的重要活动，高级人才是其主干力量，通过科技成果反哺地区经济发展。高等教育、人力资本与科技创新三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是民族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走可持续道路的关键。

在已有的相关研究中，宋美喆与李孟苏采用耦合协调模型与杜宾回归模型对高等教育、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及影响因素进行测度，发现其协调度呈“东高西低”“沿海高、内陆低”态势，市场化水平与政府干预分别是主要正负影响因素［1］。周光礼基于国家工业化与现代职业教育关系视角，对我国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耦合关系的历史脉络进行了梳理分析［2］。彭说龙与吴明扬利用空间探索性分析方法，对高等教育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其分布特征与地区经济水平相对应，时间上呈上升趋势［3］。周惠民［4］、苏妍［5］、周迪［6］、逯进［7］等人分别对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耦合演化关系进行了研究分析，发现其耦合协调水平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有不同表现。唐代盛［8］、张桂文［9］等人分别对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关系进行了研究考察，发现耦合关联程度存在时间与空间的差异，并认为产学研一体化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具有重大意义。魏巍等人对我国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了耦合协调测算，发现其现阶段初步达到协调状态［10］。魏奇锋［11］、肖田野［12］、赵文雅［13］等人分别对成渝地区、广东地区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状况进行了研究分析，发现耦合协调水平在各区域间存在显著差异。

综上，已有研究主要是高等教育、人力资本与科技创新间两两的研究分析，或是针对不同区域、采用不同研究方法、与其他系统的组合关系进行研究探析。对三大系统整体的耦合协调研究鲜见报道，特别是针对民族地区这一特殊地域单位。基于此，本研究选取26项具体指标建构三大系统耦合协调体系，对民族地区高等教育、人力资本与科技创新的耦合协调水平进行测度研究，并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影响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内部各子要素进行关联度分析，考察不同要素的影响程度，从而为三大系统耦合协调水平提升提供参考依据与政策建议，以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协调发展。

二、研究设计

（一）指标体系

高等教育、人力资本与科技创新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地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资源与动力，三者互相交织、互相影响，呈现多维度、多层次的复杂组合关系。为全面地揭示民族地区高等教育、人力资本与科技创新的耦合协调发展状况，遵循数据的科学性与可获得性，结合已有研究，确定了以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在高等教育的指标选取上，参考彭说龙［3］、宋美喆［1］、于伟［14］等人的研究，本研究从高等教育规模、师资力量与高等教育水平三个维度衡量地区的高等教育整体质量。学校数量、学生规模与财政预算经费从人财物三方面刻画了高等教育的基本规模，生师比、教师数与高级教师占比则代表了高等教育的师资力量，高校发表论文数、专利授权数与教学科研人员直观展示了高校的科研产出与实力，用以表征地区高等教育的质量水平；对于地区的人力资本，参考唐代盛［8］、逯进［7］等人的研究，本研究从人口规模与潜力、学历与年龄结构等方面来衡量地区的人力资本储量。人口是地区发展的基本单位，人口数与自然增长率代表地区的基本人力资源与未来的增长潜力，而受教育程度与人口年龄结构则会直接影响人力资本的质量与数量，进而按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和人口年龄层次进一步刻画地区人力资本的特征水平，包括6岁以上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比、0-14岁人口占比等具体指标；在科技创新的指标选取上，参考韩文艳［15］、魏奇峰［11］、赵文雅［13］等人的研究，本研究从投入、产出与创新环境三个方面考察地区的科技创新水平。R&D人员全时当量和R&D内部支出分别代表了科技创新投入的人力和财力两方面，科技论文数、专利授权数与新产品销售收入则代表了地区科技创新产出的学术成果与经济收益。优异的创新环境对持续而稳定的科技创新活动是必不可少的，地区的生产活动为科技创新提供各种物质保障，大中型企业中的R&D活动是科技创新的重要阵地，公共图书资源与邮电、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则为科技创新活动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条件。此处，以地区生产总值、互联网普及率等具体指标衡量地区的科技创新环境。本研究以内蒙古、新疆等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及贵州、云南等3个多民族聚集、民族特性鲜明的省份共8个民族地区为研究对象。相关数据均来自2011—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与《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部分数据为整理计算所得。

表1 高等教育、人力资本与科技创新评价指标体系

续 表

（二）研究方法

1.数据标准化

由于原始数据在量纲和单位上不统一，在研究中需要先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以便于不同单位或量级的指标能够进行比较和加权。数据标准化主要有离差标准化、小数定标标准化、标准差标准化等方式，本研究选择离差标准化方法进行相关处理，其基本公式如下：

式中，Yij为地区i指标j标准化后数据，Xij表示地区i指标j的原始值，max(Xj)表示指标j的最大值，min(Xj)表示指标j的最小值。

2.指标权重赋值

由于不同指标对总系统的作用程度不同，需要对各具体指标进行权重分析，考察其对总系统的贡献程度，目前主要的权重分析方法有主成分分析法、AHP层次法、熵值法等。本研究选择熵值法，利用数据熵值所携带的信息量计算各指标在整个系统中所占的比重或重要程度，具体公式如下：

式中，ej为数据信息熵，k为玻尔兹曼常数，Pij表示地区i指标j的比重。在指标权重基础上，还需要计算高等教育、人力资本与科技创新三大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用各指标权重与标准化值的乘积和来表示，公式如下：

式中，Uλ表示子系统对总系统有序度的贡献值，λ=1、2、3，wj为熵值法计算出指标j的权重值。

3.耦合协调度模型

在物理学概念中，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互相作用、彼此影响、共同发展的现象。为考察民族地区高等教育、人力资本与科技创新三个系统之间互相作用的强弱关系，本研究引入耦合模型进行研究分析，其基本公式如下：

式中，C表示三大系统之间的耦合度，取值在［0，1］之间，U1、U2和U3分别为高等教育、人力资本与科技创新的综合发展指数。虽然耦合度可以反映系统间的联系程度，但当各系统发展水平都很低时，同样会出现高耦合现象。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入协调指数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公式如下：

式中，D表示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T表示三大系统的协调发展指数，α、β和γ为待定系数，考虑到高等教育、人力资本与科技创新都是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取α=β=γ=1/3。为了更直观地反映民族地区三大系统的耦合协调状态与相对发展程度，将其划分为10个等级（见表2），当D值越趋近于1时，耦合协调的程度就越高，反之亦然。

表2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为更客观分析民族地区高等教育、人力资本与科技创新耦合协调相对水平，本研究加入中部六省进行同步计算，以便对比分析。通过数据标准化、熵值法权重赋值、耦合协调运算等操作，最后得到2010—2019年民族地区三大系统的耦合协调结果（见表3）。

表3 2010—2019年民族地区高等教育、人力资本与科技创新耦合协调结果

（一）整体分析

2010—2019年，8个民族地区的高等教育、人力资本与科技创新耦合协调水平总体不高，耦合协调值跨度在0.204—0.617之间，共涉及5种耦合协调类型，最低值出现在2010年的西藏，最高值在2019年的云南。民族地区三大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在时间和空间上皆存在显著差异，空间上表现为内蒙古、广西、云南三省耦合协调水平相对较高，基本上在民族地区均值以上，不过仍然是处于濒临失调与初级协调之间，贵州、新疆、西藏、青海、宁夏五省耦合协调水平则相对更低，基本上处于不同程度的失调状态；时间上表现为三大系统耦合协调水平的持续提升，8个民族地区的耦合协调值在十年间皆存在不同程度的提升表现。十年间，8个省份的耦合协调度均值为0.435，属于濒临失调状态，而中部六省的十年均值为0.671，处于初级协调状态，说明三大系统在民族地区的耦合协调水平整体上还有较大提升空间，需要各地区注意加强高等教育、人力资本与科技创新的组合协调、合作交流，以促进地区经济、教育、科技的整体发展。

以上是对民族地区十年间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整体描述，为更直观地进行横向与纵向的对比研究，将耦合协调运算结果转化成折线图，如图1所示，以便从时空序列对2010—2019年民族地区高等教育、人力资本与科技创新的耦合协调情况进行深入分析。

图1 2010—2019年民族地区高等教育、人力资本与科技创新耦合协调趋势

（二）时间演变分析

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科技水平日异月殊的今天，资源投入、教育质量与水平、基础设施建设等影响地区经济教育水平的各种因素都在不断发生变化，这些变化不可避免的会对民族地区高等教育、人力资本与科技创新的耦合协调发展产生影响。从整体上看，十年间各地区三大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基本上呈现持续上升状态。2010—2019年，民族地区三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总增长率均值为34.43%，其中西藏增幅最大，达57.02%，新疆增幅最小，为14.85%（见图2）。需要说明的是，西藏地区增幅较大的重要原因是其耦合协调度基数较小，增值产生的变化仅是从中度失调变成了轻度失调，而增长绝对值最高的是贵州，十年间其耦合协调度增长了0.196，从轻度失调变成了勉强协调。与中部地区均值相比，民族地区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度在总增长率（34.43%：36.13%）与总增长值（0.123：0.205）上均有差距，说明民族地区三大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依然会长期落后于其他地区。具体到各年份来看，内蒙古的2017年、西藏的2016年、青海的2015与2017年、宁夏的2018年以及新疆的2018与2019年共七个年份出现了负增长情况，即耦合协调度较前一年出现下降，其余年份各地区均是正增长状态。2011—2013年，各地区耦合协调度集体出现较高程度的增长，内蒙古、云南、西藏、宁夏四个省份出现十年间最高增幅情况。整体结果中最高增幅在西藏的2013年，较上一年上升12.73个百分点，最低增幅在宁夏的2018年，较上一年下降1.32个百分点。在增长绝对值方面，贵州的2017年（0.041）、云南的2018年（0.033）与西藏的2013年（0.030）为耦合协调度增长绝对值的前三。综上，从2010至2019年，民族地区高等教育、人力资本与科技创新耦合协调水平整体上呈不断上升态势，其中贵州在总增长率和增长绝对值上均处于相对较高水平，个别地区的个别年份出现轻微的负增长状况，但不影响整体增长趋势。由于各地区耦合协调度的基数不同，加上增长率和增长绝对值的差异，各地区增长情况所造成的影响程度也不尽相同，在研究归类时需注意个别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民族地区三大系统耦合协调水平逐步提升的同时，却并没有缩小与其他地区的差距（见图2）。在与中部六省的均值对比中，无论是增长率还是绝对增长值，都不占优，说明民族地区各系统还需要加强合作，协调配合，才能促进地区经济社会的优质发展。

图2 2010—2019年民族地区高等教育、人力资本与科技创新耦合协调度增长情况

（三）空间差异分析

国家均衡发展的实现离不开西部各个省份的参与与配合，特别是民族地区的发展建设，将直接影响我国区域发展的平衡程度。高等教育、人力资本与科技创新是影响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三者的协调配合可以有力促进地区快速发展。但由于各地区人口规模、教育水平、基础设施等诸多因素有较大差异，高等教育、人力资本与科技创新在民族地区的耦合协调程度也存在显著差异。

结合图1与表3，可以发现内蒙古、广西、云南三个省份的耦合协调水平相对较高，十年间基本上处于濒临失调到初级协调的过渡阶段，而贵州、西藏、青海、宁夏、新疆五个省份的耦合协调水平相对较低，基本上为不同程度的失调状态。

2010—2019年，民族地区的耦合协调值最高出现在2019年的云南，为0.617，呈初级协调状态。此外，同样是初级协调状态的还有2019年的广西。最低的耦合协调值出现在2010年的西藏，仅为0.204，呈中度失调状态，且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2016年，到2017年西藏地区三大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才转到轻度失调状态，并持续到2019年，说明西藏地区高等教育、人力资本与科技创新整体发展不够协调均衡，需要注意三大系统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合作交流与协调发展。同样，青海在十年间的耦合协调值也一直未突破0.4，长期处于轻度失调状态，有很大改进提升空间。宁夏则是到2016年才摆脱了轻度失调状态，变为濒临失调水平，仍有较大进步潜力。

从十年均值来看，内蒙古、广西与云南耦合协调水平相对较高，达到0.5，其中广西均值最高（0.533），但与中部六省均值（0.671）对比，差距显著，均低两个等级，而西藏耦合协调均值最低（0.273），长期处于中度失调与轻度失调状态（见图3）。高等教育、人力资本与科技创新是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与衡量标杆，为促进民族地区综合发展、提高发展的质量与水平、加强民族团结、减少国家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状态，应该关注民族地区三大系统的均衡协作发展，在西部大开发等相关建设活动中注意三者的合作交流、协调互补与共同发展。

图3 各地区高等教育、人力资本与科技创新耦合协调度十年均值

四、影响因素分析

高等教育、人力资本与科技创新三者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交织渗透的复杂系统，每个系统由诸多具体要素组成，各个具体要素都会对整个系统乃至整个社会经济教育发展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为探究民族地区三大系统内部各要素对整体耦合协调水平的影响情况，参考相关研究，本研究选取灰色关联分析法作进一步研究分析［16-18］。

（一）灰色关联模型

灰色关联分析是对不同因素发展变化趋势的定量描述和比较，通过参考序列与比较序列的几何形状判断其联系程度，常用于各个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影响程度分析［19］。利用耦合协调运算得到的结果作为母序列，三大系统各指标标准化后的数据作为子序列，建构灰色关联模型，公式如下：

式中，δi(t)为子序列xi(t)对母序列x0(t)在时刻t的关联系数，即在第t个时刻比较曲线与参考曲线的相对差值；t=1，2，…，n，n为观测对象个数，i=1，2，…，m，m为指标个数；分别是两级最小差与两级最大差；ρ为分辨系数，通常取0.5。

由于每个时刻都有一个分辨系数，过于分散，需要对所有关联系数进行均值处理，即可得到关联度的Ri，公式如下：

（二）关联度计算结果

根据灰色关联分析计算，得到民族地区高等教育、人力资本与科技创新各个子要素对整体耦合协调水平的影响程度，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各要素对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度影响作用关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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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灰色关联结果可知，三大系统各子要素对其整体耦合协调度的关联度，数值跨度从0.522到0.734，全部要素关联度均值为0.657，属于较强关联水平，表明各指标要素和民族地区高等教育、人力资本与科技创新耦合协调水平均具有密切关联。分系统来看，高等教育各要素关联度均值最高，达0.677，人力资本次之，均值为0.664，科技创新各要素关联度均值则相对较低，为0.634，低于整体均值。

从具体要素来看，专任教师数、高等学校数、地区生产总值等8项指标排在前八，关联度均在0.7以上。在26项指标要素中，关联度最高的四个影响因素分别是高校发表学术论文数（0.734）、专任教师数（0.732）、科技论文数（0.721）与高等学校数（0.717），说明高等教育的发展在民族地区三大系统的耦合协调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应该重视民族地区高等教育的优质发展，包括教育资源的分配、教学质量的监测、科研水平的提升等内容，通过高等教育的建设促进民族地区的均衡快速发展。科技论文作为地区科技创新的产出部分，也在三大系统的交织作用、协调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高质量人才在高等教育与科技创新之间的重要纽带。而有R&D活动大中型企业数、邮电业务总量等5项指标排在最后，关联度均未超过0.6，特别是邮电业务总量关联度仅为0.522，排26项指标的最后，说明邮电业务反映出的创新环境在民族地区与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结合得不够紧密，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未能较好地促进地区社会各系统的协调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倒数5项中4项属于科技创新系统，说明科技创新活动在民族地区的发展相对不够优化，需要重点调整、完善此系统的相关发展，以促进地区社会的协调发展。

在高等教育系统中，各项要素基本上都处于较高水平的关联程度，仅有高校专利授权数（0.567）排在靠后（可能是高校的授权专利未能较好转化成技术力量与经济资本，参与到社会的协调发展中，但这并不影响高等教育系统整体较高的关联水平），说明地区的高等教育质量与水平是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需要各地方继续大力支持、促进高等教育的优质发展；在人力资本系统中，各要素关联度均在0.6以上，说明人力资本的各要素对三大系统耦合协调水平均存在重要影响。人口学历结构的两个指标是此系统中排名最高的2个要素，说明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与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密不可分，各地方应该重视人才的培养与引进。在人口年龄结构中，年轻人较老年人的关联水平更高，说明年轻人对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程度更大，各地区需要防范青年劳动力的流失问题，充分利用地区的优质人力资源；在科技创新系统中，虽然各指标关联度都在0.5以上，但相较另外两个系统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人均藏书量”“邮电业务总量”等代表地区基础设施的要素关联水平较低，说明各地区基础设施使用率不高（可能与民族地区地广人稀有关），或者较少投入到三大系统的合作建设、协同发展之中。“有R&D活动大中型企业数”“大中型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等要素的关联度水平同样较低，说明民族地区的科技创新活动与产出未能与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形成友好互动，良性结合，企业与高校应该加强科研合作，在人才培养与使用、科技产出经济价值转化与分配等方面形成完整、长期、良性的合作交流，才利于三者的共同进步与协调发展。

五、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通过熵权赋值、耦合协调运算等方法，本研究测算了2010—2019年民族地区高等教育、人力资本与科技创新的耦合协调水平。随后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三大系统内部各子要素进行了关联度测算，分析不同指标对整体耦合协调度的影响情况，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从整体上看，十年间民族地区高等教育、人力资本与科技创新耦合协调值跨度在0.204-0.617之间，涉及5种耦合协调类型，各地区耦合协调水平在时间和空间上存在显著差异。耦合协调度均值为0.435，属于濒临失调状态，对比中部地区均值（0.671）来说，均低两个耦合协调等级，说明民族地区三大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仍处于较低水平，整体上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第二，在时间演变上，十年间民族地区三大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各地区耦合协调值基本上逐年递增，2011—2013年集体出现较高幅度增长，但由于耦合协调值基数的不同，总增长率和增长绝对值存在较大差异；在空间差异上，内蒙古、广西、云南三省耦合协调水平相对较高，十年间基本上处于濒临失调到初级协调的过渡阶段，贵州、新疆、西藏、青海、宁夏五省则相反，基本上处于不同程度的失调状态。十年均值中，内蒙古、广西与云南呈勉强协调状态，耦合协调水平达到0.5以上，西藏耦合协调水平最低，为中度失调状态，说明民族地区内部之间，同样差距显著。

第三，在影响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内部各要素中，26项子要素的关联度跨度在0.522-0.734之间，均值为0.657，属较高关联水平，说明全部要素对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均有重要意义。其中，“高校发表学术论文数”“专任教师数”“高等学校数”等要素的影响程度排在前列，说明高等教育的发展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意义重大。“有R&D活动大中型企业数”“高校专利授权数”“邮电业务总量”三要素排在最后，说明地区基础设施与科技产出的效益未能良好参与到三大系统的协调发展中。分系统来看，高等教育与人力资本的各要素影响程度较高，科技创新各要素影响程度则相对较低，说明在民族地区，高等教育与人才资源已经较好地参与到社会的建设服务与协调发展中，而科技创新却未能较好地实现价值转化、有效参与到社会的建设发展中。

（二）对策建议

第一，加强各个系统交流合作，促进民族地区协调发展。

高等教育、人力资本与科技创新三大系统都是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教育通过培养人才与科学研究为地区发展提供人力资本与技术力量；人力资本直接参与社会的经济建设，同时接受了高等教育的高水平人才还可以通过科技创新等形式为社会发展作出重大价值效益；科技创新是高等教育的重要任务，由人力资本的主体实现，高质量的创新产品可以形成巨大经济价值服务于地区社会的经济发展。在高等教育方面，国家可以制订倾向政策，在经费拨款、师资调配以及各种保障资源的分配上给出优惠政策，促进民族地区高等教育的良好发展；在人力资本方面，地方政府可以在高校招生、培养、就业等方面作出努力，吸引各地区优质生源，并且采用各种优惠福利吸引优秀毕业生留在当地就业，同时，也可以制定人才引进计划，吸引中东部地区各类人才，参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建设发展；在科技创新方面，民族地区已有的科技创新活动未能产生良好的实际效益，在鼓励各类科技创新活动的同时，应该注重科研成果的转化与收益，高校科研活动与企业生产建设需要加强合作，高校科研应该重点关注理工类实用技术的研究创新，注重新产品、新技术的研究开发，而有益的研究成果，需要及时联系企业转化为技术产品，通过规模化的生产实现其经济价值，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只有三者良性地合作交流、互相配合，才能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整体高质量、均衡协调的发展进步。

第二，结合各个地区具体实际，实施因地制宜发展策略。

民族地区一般有文化传统复杂、地理位置偏远、自然环境特殊等特点，经济社会发展相比中东部较为缓慢，这也是三大系统耦合协调程度在民族地区水平较低且存在显著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应该根据各地区不同的实际情况，不同的耦合协调状态，采取有针对性、差异化的政策措施，以促进本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高水平的协调发展。贵州、云南、广西等地区，地理区位相对不错，与中部地区接壤，交流沟通较为便利，在保持、完善已有发展状态基础上，应加强与中东部地区联系，在教育、生产、服务等多方面与临近省份进行合作交流，借鉴学习其优秀经验与管理措施，促进本地区的快速发展。西藏、青海、新疆等偏远、自然环境特殊、民族文化浓厚鲜明的地区，则可以依托地区特色进行发展，例如，新疆地区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高校可以开设相关专业培养对应人才，科研活动围绕油气开采制造等进行研究创新；内蒙古地区高校、企业同样可以依托光伏、畜牧业、风力发电等进行研究发展；西藏、青海地区有独特的藏医药文化以及高海拔特色作物（青稞、雪莲、虫草等），可以据此展开研究创新，探讨开发特色产业，实现经济效益转化，以促进地区经济发展。除了依靠地区特色产业，民族地区还可以积极寻找对口支援，在高等教育、科技创新、人才交流与引进等多方面响应“先富带动后富”政策，寻求东部发达地区支援建设，达成深度合作，以加速民族地区的全面发展。

第三，着眼协调发展关键要素，营造地区发展良好环境。

基于不同要素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程度不一，各地区应该重点关注影响程度较高的要素，通过提升三大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专任教师数”“高等学校数”等高等教育资源影响程度较高，各地区应该继续大力支持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在教育经费、教育资源分配、师生待遇等方面提供福利政策，吸引优质师资力量与优异生源，促进民族地区高等教育事业的良好发展。在人力资本方面，受教育程度与人口年龄结构都有较高的影响水平，各地区需要重视人才培养与引进，同时防范年轻劳动力的流失。此外，鉴于“木桶理论”，影响程度相对较低的要素同样值得注意。科技创新环境与产出方面的子要素影响程度均较低，说明科技产出经济效益转化率较低，科研成果未能较好投入到经济社会建设服务中。各地区需要加强高校与企业的合作交流，探究“产学研”一体化模式，包括科技研发、人才定向培养、科研产出市场化、创新产品产业化等方面，双方应该积极交流，互相合作，以促进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