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民族院校拔尖人才培养的实践探索

员恒强，王世忠

（中南民族大学教育学院，湖北武汉430070）

拔尖人才是推动科技进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升国家竞争力核心的先锋，是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要求，也是我国鼎立于世界的关键影响因素之一。2009年，教育部联合中共中央组织部、财政部启动“珠峰计划”，旨在培养中国的学术大师，为国家发展助力。十年来，“珠峰计划”在高校人才培养能力、教育教学能力、学术氛围形成等方面成效明显。“珠峰计划”的“领跑者”理念、“选”“鉴”结合的学生选拔方式、“一制三化”的实教模式和“拔尖计划”的带动效应，为高校人才培养机制创新提供了有益经验［1］。民族院校受民族地区生源和人才需求等特殊性的影响，拔尖人才培养能力亟待提高。因此，中南民族大学创新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实践，探索国际化人才培养机制，以促进民族院校与民族地区协同发展。

一、民族院校拔尖人才培养的价值追求

（一）提高民族院校人才培养能力

长期以来，民族院校人才培养受民族地区需求特殊性的影响，以培养地区层面和国家层面的人才为主。民族院校在培养人才时，关注人才对民族与国家的价值认同，注重人才知识与技能的专业性和区域性，在人才培养的培养目标定位和培养方案制定等方面较少关注人才培养的国际化视野、国际化能力、国际化教材等。民族院校拔尖人才培养的探索，既是民族院校与民族地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追寻，也是院校发展与区域发展走向国际化的必然要求。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拔尖人才培养的探索，使民族院校人才培养在目标和方案上逐步走入国际视阈，在艰难的探索过程中重构民族院校的办学定位和培养目标，定制拔尖人才的国际化标准，使民族院校人才培养能力迈上新的台阶。

（二）探索民族院校人才培养新机制

民族院校的人才选拔、人才成长、人才培育等方面充满了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区域特色。民族院校招生的弱筛选方式，在人才培养中注重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人才培养质量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较为关注弥补差距而非提升高度。拔尖人才培养为民族院校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促使民族院校在办学理念、教学理念、科研理念、社会服务理念等方面进行革新，进一步推动民族院校制度革新与教育教学文化革新。民族院校拔尖人才培养既是民族院校在人才选拔机制、人才成长机制、人才培育机制等方面的新探索，也是优化民族院校高质量人才培养机制的机遇，更是民族院校整合校内校外资源以促进院校发展的契机。

（三）探索民族地区与民族院校协同发展新路径

自然环境复杂、经济类型多样、社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致使民族地区缺乏发展动力且后劲不足。民族地区基础薄弱、发展慢，容易陷入发展陷阱，长期滞后于国家平均水平，逐步拉大区域差异、城乡差异，严重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违背共同繁荣、共享社会主义发展成果的初衷。拔尖人才培养有利于形成良好的人才效应，不仅能够发挥人才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而且有益于形成良好的教育认同，促进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此外，民族院校的拔尖人才因其良好的民族认同，自愿投入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之中，成为民族地区与民族院校协同发展的桥梁。

二、新时代民族院校拔尖人才培养的新探索

新时代民族院校拔尖人才培养的探索，是对民族院校发展的重审。它要求民族院校在面临新的挑战时，立足院校发展实际情况，重新思考院校定位，整合院校资源，提升人才培养能力，在拔尖人才培养探索中砥砺前行。

（一）新时代民族院校拔尖人才培养面临的挑战

在中国经济社会和高等教育转型的背景下，民族院校面临着生源结构变化、高等教育国际化与信息化、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等三方面的挑战。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整、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对人才旺盛需求、中国高等教育的转型也为民族院校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2］。“双一流”建设对民族院校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一带一路”倡议为民族院校从边缘走向中心提供了可能，想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就需要充分考量民族院校的人才培养能力和科学研究能力。当前，民族院校不仅存在“特”而不“强”和“强”而不“大”的情况，而且存在大量学科非差异化竞争的情况，加上生源质量不高，民族院校在面临挑战时尚不具备优势。

（二）民族院校拔尖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与实践探索

在新的历史时期，民族院校面对发展的问题，应该重新思考院校定位，重构人才培养目标，进而推动民族院校的快速发展。

民族院校从创立之初就承担着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专业人才的重任。多年来，民族院校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教育方针，担负着“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民族工作服务”的使命。

进入21世纪，在中国经济社会和高等教育转型的背景下，面对新的机遇与挑战，民族院校应该着眼现实，面向未来，根据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社会需求，结合优势与特色，合理定位［3］。民族院校人才培养目标方面，除了培养民族地区和国家建设需要的人才之外，还需要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能力的拔尖人才。

在新的历史时期，民族院校应该重审自身的优势和劣势，脚踏实地，探索民族院校人才培养新机制。人才培养目标的多重定位，是民族院校人才培养机制的新探索。在民族地区和国家层面，民族院校在人才培养方面的贡献已经通过了历史的检验，在人才输出能力和人才质量等方面为民族地区和国家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国际层面，民族院校当前的贡献尚不突出，但是民族院校已经开展国际拔尖人才培养，以期有所突破。

以中南民族大学为例。中南民族大学为积极响应《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为推进人才培养机制改革，创新教育教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国际化人才培养机制，与美国威斯康星州州立大学拉克罗斯校区开展了联合培养各民族软件工程拔尖创新人才的探索与实践。中南民族大学于2010年获批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和湖北省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试验计划，2011年获批国家民委教改项目备案项目，经过六年共七届学生的教育教学实验试点探索，达到了预期目标。由此可知，民族院校在拔尖人才培养中重审自我，有益于探索人才培养新机制。

三、民族院校拔尖人才培养的实践困境

为提高民族院校人才培养能力、创新人才培养新机制、实现民族院校与民族地区协同发展，民族院校启动了拔尖人才培养计划。经过数年实践探索，造就了一批高质量的人才，取得了良好的辐射效应、示范效应、社会影响、国际影响。我们在实践探索中发现，拔尖人才培养在国家层面、院校层面、社会层面、家庭层面存在一定的问题，导致民族院校的拔尖人才培养尚未形成合力。

（一）民族院校拔尖人才培养在国家层面的困境

民族院校拔尖人才培养在国家层面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拔尖人才选鉴的高质量要求与人才储备质量的矛盾，另一方面是拔尖人才培养的持续性要求与人才储备数量的矛盾。

从国家层面来看，民族院校拔尖人才质量受民族院校生源总量的影响。拔尖人才选拔采取选才、鉴才的方式，对现有学生进行选鉴。在选鉴过程中，除了考虑学生身心健康水平、学习努力程度、科研精神等个体因素外，还要对学生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潜力进行科学评估。拔尖人才培养与一般人才培养的不同之处在于拔尖人才培养对学生的学科基础、学科潜力、逻辑思维、创新能力、科研兴趣等方面有较高的要求。这就要求拔尖人才选拔在选鉴过程中，不仅要进行强筛选，而且必须要求大范围筛选。如果不进行强筛选，即使着力培养也难以达到拔尖人才培养的高要求和高目标；如果不进行大范围筛选，就难免影响强筛选的高度。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拔尖人才培养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过程，需要本、硕、博三个层次连续培养，任何一个层次的缺失都会使拔尖人才培养难以实至名归。

当前，民族院校的拔尖人才选鉴采取强筛选的方式，但是由于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生源数量变化的影响，强筛选的高度受到制约。这种制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少数民族学生数量占比较低；二是少数民族研究生数量增长速度慢。从比例上来看，2014年少数民族本科生占比为8.56%，超过第六次人口普查的人口占比。2014年至2017年，少数民族本科生比例持续增长，依次为8.20%、8.56%、8.90%和9.16%。少数民族研究生比例较低，而且开始出现下降趋势。2014年至2017年，少数民族硕士研究生比例依次为5.71%、5.73%、5.70%、4.66%；博士研究生比例依次为5.47%、5.80%、6.36%、6.01%。从数量上来看，少数民族本科生数量持续增长，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数量增长幅度小。2014年至2017年，少数民族本科生数量依次为1263936人、1349239人、1436227人、1509452人；硕士研究生数量依次为87585人、90772人、93456人、106234人；博士研究生数量依次为17089人、18932人、21865人、21761人①。在少数民族本科生比例和数量均明显增长的情况下，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数量增长速度较慢且占比下降，对民族院校拔尖人才选鉴和人才培养的高度造成了影响。

（二）民族院校拔尖人才培养在院校层面的困境

民族院校拔尖人才培养在院校层面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民族院校生源质量与拔尖人才的高质量要求的矛盾，另一方面是民族院校发展水平与拔尖人才培养能力的矛盾。

受自然环境、经济、社会、历史因素的影响，民族地区基础教育发展水平不高且学生偏科情况严重，民族学生生源质量普遍不高。民族地区多处偏远山区、牧区、边疆地区，交通不便，自然环境恶劣，教育规模效益低下。小微学校和复式教学普遍存在，乡村教育水平较低。除了在城镇上学的少数民族学生之外，大多数少数民族学生接受汉语教育比较晚，语言学习难度较大，语言理解与应用能力不高。物理、化学、生物等理科课程的专有名词数量多而且在民族语言中普遍没有对应词组，少数民族学生难以构建知识图谱，致使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普遍偏科。拔尖人才培养的目标是培养国家化视域与专业能力的人才，其高质量要求与民族院校生源的质量形成了较大落差，给民族院校人才培养能力和管理能力带来较大的挑战。

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生源质量，是民族院校发展的掣肘。从院校总体发展水平来看，中央民族大学发展速度较快，排名靠前，其他民族院校的发展速度有待提升。从学科发展来看，民族院校总体在民族学、语言学、艺术学等学科与理工学科相比发展较好，唯有大连民族大学专注于理工学科发展。从地域分布来看，民族院校分布于各方，距离较远，难以形成发展合力。因此，在民族院校开展拔尖人才培养，对院校发展水平、学科发展水平、院校合作发展能力等方面有较高的要求。此外，当前民族院校拔尖人才培养主要通过整合院校资源、优化学科与专业、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提高管理能力等方式来增强教育供给能力，尽力使拔尖人才培养达到预期目标，但是民族院校对拔尖人才培养过程中出现的学生自愿退出拔尖人才培养序列和学生在本科毕业后自愿中断深造等情况难以把控。

（三）民族院校拔尖人才培养在社会层面的困境

民族院校拔尖人才培养在社会层面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民族地区社会对拔尖人才吸引力有限与迫切需求的矛盾，另一方面是民族地区社会对拔尖人才接纳能力有限和协同发展要求的矛盾。

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绝对速度慢，急需拔尖人才发挥引领作用，实现快速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普遍不高，经济类型多样，生产力水平低，商品附加值低，利润小。大多数民族地区城镇化水平不高，企业数量较少，社会扁平化严重，人口就业机会少。商品交易以农副产品等低附加值商品为主，商品交易参与能力低。在劳务交易中，由于缺少人力资本，人们以体力劳动为主，收入不高，致使经济社会发展的绝对速度慢，积贫积弱现象严重。实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超常规发展，迫切需要拔尖人才的引领。这是因为拔尖人才在专业领域具有话语权、具有整合社会资本的基础，能够以高新技术引领社会发展，实现以点带面，促进社会全面发展。尤其是具有少数民族身份的拔尖人才，不仅具有高精专业技术能力，而且对民族怀有的深厚感情，能够投入并且愿意投入民族地区经济社会事业建设，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然而，当前民族地区对拔尖人才的吸引力欠佳，难以吸引拔尖人才自愿投入民族地区经济社会事业建设。

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对速度慢，急需拔尖人才发挥先锋作用，带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走出发展陷阱。与其他地区相比，民族地区发展能力较低，发展速度慢，容易陷入发展陷阱。“发展陷阱”借鉴了“中等收入发展陷阱”的概念，是指发展能力有限而导致发展速度低于平均发展速度，致使区域长期陷入发展缓慢的境地。民族地区自然环境较差，教育发展水平不高，经济发展能力较低，科学技术不具备优势，总体发展能力有限。民族地区基础薄弱，发展能力有限，导致总体发展速度低于全国平均发展速度，逐年累计，差距逐步拉大，容易陷入发展缓慢的境地难以改变。我们应该采取非均衡发展策略改变这种状况，以点破面、以点带面。这就需要顶尖人才团队，拔尖人才正是首选，因为拔尖人才在专业技术领域具有话语权，利于组建专业团队，以高精尖的技术突破民族地区发展模式，带动行业发展，以面带体，增强发展能力，加快发展速度，使民族地区走出发展陷阱。然而，当前民族地区社会对拔尖人才的接纳能力有限，尚未为拔尖人才与地区协同发展创造制度优势。

（四）民族院校拔尖人才培养在家庭层面的困境

民族院校拔尖人才培养在家庭层面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拔尖人才的收益滞后性与家庭收益迫切性的矛盾，另一方面是拔尖人才培养的长期性与家庭期望的矛盾。

家庭收入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待提高，家庭收入不高。尤其对于急需振兴的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而言，一份劳动力收入对家庭很重要。教育的收益是一种先投入后获益的方式，教育收益的获取需要先渡过投入期。在这个过程中，家庭缺少一份收入，不仅加重了经济负担，而且可能陷入贫困境地，“许多村落家庭的债务主要是孩子们的上学费用”［4］。对于一般家庭而言，教育收益对家庭收入的U型影响，很可能使家庭从机会成本角度考虑教育问题而不得不让学生放弃继续深造的机会。

家庭对教育的期望和地方教育信念受地区经济发展需要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家庭对教育的期望和地方教育信念普遍不高。这是因为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较小，从终端限制了地区教育的发展。从教育层次上看，教育对地区发展的贡献呈现指数函数的趋势，教育层次越低，经济价值越小；教育层次越高，经济价值越大。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欠佳，教育效益不高，家庭对教育的期望和信念受此影响，对高层次的教育信心不足。拔尖人才培养是从本科开始的，属于高等教育阶段，持续的人力、物力投入需要家庭对高等教育的认同。这对于民族地区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家庭而言，坚定信心支持教育的长期投入是比较有难度的。

四、新时代民族院校拔尖人才培养的对策

单纯依靠教育供给改革来解决人才“选、培、用”的问题，是难以奏效的。我们需要将国家、民族院校、民族地区、家庭等纳入一个系统来进行综合考虑，以形成良好的制度环境和舆论环境，促进民族院校拔尖人才培养的效用。

（一）颁布少数民族拔尖人才专项计划，提高人才储备质量

颁布少数民族拔尖人才专项培养计划，给予高校专项培养名额。依据高校人才培养能力，每年给予一般高校和民族院校少数民族拔尖人才培养名额，纳入招生计划。

制定少数民族拔尖人才评估标准，定期考核拔尖人才发展水平。依据拔尖人才的国际标准和民族地区实情，制定符合民族学生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标准。定期考核院校拔尖人才发展水平，评估院校拔尖人才培养能力，以此作为依据，增减专项培养名额。

颁布少数民族拔尖人才专项资助计划，保障民族学生学业可持续发展。以拔尖人才专项奖励与专项助学贷款等形式对少数民族拔尖人才进行适当资源补助，保障少数民族拔尖人才在学业上持续发展，避免他们因贫退出拔尖人才培养序列。

（二）制定民族院校拔尖人才专项计划，提高人才培养能力

制定少数民族优秀人才招录计划和人才发展规划。每年由各院校依据拔尖人才培养能力提交人才招录计划，并且对人才发展方向与规格给出明确说明。

制定民族院校拔尖人才培养方案，保障拔尖人才培养过程的有效性。“民族高等教育须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遵循普适性和特殊性，开放性和定向性相结合的原则”［5］，每年由各院校提交拔尖人才培养方案、制度保障、教育质量保障等，加强拔尖人才培养过程的有效性保障。

（三）创新拔尖人才选培用新机制，促进人才持续发展

制定少数民族优秀人才遴选计划，建立人才资料库。每年由地方教育局收录优秀人才资料，建立优秀人才发展资料库，从优秀人才发展资料库中遴选具有持续发展优势的人才并重点关注，为遴选拔尖人才提供依据。

创新拔尖人才选培用系统工作新机制，形成拔尖人才培养合力。将民族地区教育局、民族院校、民族地区人力资源中心纳入系统工作，制定拔尖人才“选、培、用”系统工作计划。建立地方教育局举荐、民族院校选拔、民族地区聘用新机制，形成三位一体人才培养模式，促成拔尖人才培养合力形成。

（四）开展民族地区拔尖人才宣传工作，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宣传少数民族拔尖人才培养政策，增强拔尖人才计划的地区吸引力。由地方教育局定期主持制定拔尖人才宣传计划，宣传拔尖人才培养政策，公布拔尖人才储备名单，增强拔尖人才计划吸引力。

由地方教育局定期开展拔尖人才宣传活动，宣传本地区与本民族拔尖人才发展状况，促进拔尖人才示范效应形成，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注 释］

①见中国民族共和国教育部发布的教育统计数据，网址为http：//www.moe.gov.cn/s78/A03/moe_560/jytjsj_2017/qg/201808/t20180808_34469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