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运行及其规律

李 路

(中国电子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41 )

0 引 言

以移动互联、大数据等为代表新兴信息技术革新浪潮已然突破技术领域的颠覆性创新，向产业领域融合扩散并在全球范围内引领新一轮的产业变革和推动工业生产力向数字生产力的重大革新的方向演进，并重塑与之相适应的一系列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经济运行机制以及社会规则，推动社会经济形态由“工业社会”向“数字经济”转型。

1 数字经济的内涵及基本特征

1.1 数字经济的内涵及理解

数字经济发展以及人们对这一新兴经济形态相关规律的认知严重倚赖信息技术创新、产业革新以及相应一系列社会分工体系、制度结构和社会治理等多方面的发展和演进。目前，数字经济尚处于技术创新向产业革新的演进过程中，因此对其内涵界定、动力机制、发展模式以及可能产生的经济社会影响仍处于不断探索、充实的阶段。本文援引G20关于数字经济的界定，即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1.2 对数字经济的理解

数字经济是一种趋势经济，代表了世界经济未来的发展趋势和经济形态，目前正经历迅猛发展但尚未到达最终形态；同时，数字经济的范畴、意义远超产业经济，简单理解为“信息产业”或某些产业的数字化太过狭隘；另外，数字经济代表的是未来的社会经济形态，是继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之后另一种全新社会经济形态。在数字经济条件下，网络和信息技术促使交易效率极大提升、要素结构重大变革并引发社会生产过程及其一系列运行机制的改变，并突出表现为生产分工高度专业化和生产迂回程度加深，异质性需求和模块化生产不断自我循环累积，通过规模经济和网络协同效应形成虚拟灵活的网络化企业组织和结构，以数据获取能力和创新为驱动力在全球范围内重构价值链和国际分工体系等。

1.3 数字经济的基本特征

1.3.1 知识智能性

信息、数据、知识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投入要素，深刻改变了生产要素结构；知识、数据等价值创造占比持续增加，经济形态呈现智能型、知识型特征；财富被重新定义，其数量由占据或支配信息、知识和智力的数量和能力决定。

1.3．2 开放共享性

通过网络连接、信息流动、数据共享在经济各个领域层面形成网状结构，并使相互之间的依存度增强，单向、封闭的经济状态向开放、自由、共享的互联互通状态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以开放共享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

1.3.3 虚拟现实性

一方面，数字经济以网络连接和技术手段为基础，在市场组织、交易手段、甚至在部分交易内容或服务上，呈现“非物质化”的虚拟特征；另一方面，这种技术上的虚拟特性必须依赖真实社会经济生产生活，数字经济仍然属于物质经济的范畴。

1.3.4 开拓创新性

创新成为数字经济与生俱来的DNA，是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是引领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力，既包括颠覆性技术创新本身，也包括商业模式、组织方式等一系列制度、规则等的创新，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创新浪潮，变革并重塑技术演进方式、产业格局、经济增长模式以及社会经济形态。

1.3.5 全球化趋势

数字经济打破了物理意义上的时空概念，经济活动突破地域限制，要素流动和资源有效配置形成全球统一大市场。在这一过程中，国际产业分工体系重构，占据先发地位(具备关键技术、数据资源或全产业链布局等优势)的国家将占据国际产业分工的价值创造上游环节，并主导全球竞争格局。

2 数字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运行及其规律

2.1 数字经济条件下的生产要素结构变化

数字经济条件下，生产中最重要的资源由具有稀缺性的土地、资本等物质要素转变为具有非排他性、非消耗性的无形信息资源(信息、数据、知识等要素)。由于生产要素投入以及要素结构本身是社会生产的核心问题，由此引发社会经济生活过程及其一系列运行机制的适应性变革[1]。

2.2 数字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活动及其运行机制

2.2.1 微观领域的经济活动

(1)消费者的消费活动及其特征

消费活动具有网络增值效应：新用户接入某一商品或服务会自动增加消费网络的节点，数以万亿的网络节点的增加以几何级的速度增值整个网络的效用和福利水平。因此，消费活动的网络外部正效应会带来极大的规模效应。

消费需求的异质性特征明显[2]。借助于大数据资源获取能力以及数据挖掘、分析等技术成熟运用，企业通过海量数据的获取、分析、匹配、行为模拟等技术手段无限逼近消费者的真实需求和消费预测，锁定和掌握隐藏在同质产品消费中的异质性消费需求。与此同时，消费市场中过去被忽略的具有典型“二八定律”的长尾部分的大量异质需求被挖掘，解决了异质性需求与规模经济的矛盾，奠定了模块化企业生产和网络协作型供给的基础消费者“主权”回归。消费者行为改变深刻影响了市场结构，这主要表现在：数字化消费模式打破了传统“产品研发-生产-消费-消费者”的单向链条，生产者的价值创造活动围绕消费者开展，消费者对产品及其服务具有定价权、选择权、评价权以及产品生产设计的参与权和主导权，最终形成产品全价值链活动中的话语权。

(2)生产者的生产活动及其特征

生产呈现边际收益递增规律：在以信息、数据为投入要素的生产中，边际收益呈现递增规律。其原因在于，数据、信息等生产要素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性，在既定生产投入基础上，数字产品及其服务的产出数量的增加并不会遭遇边际成本递增，使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扩展成为可能。

企业组织形态无边界化和全球网状供给链的构建。消费市场深刻变化引发生产活动相应调整。一方面，企业专注于更具核心竞争力的模块化生产，生产活动被进一步分解为更多更细的分工操作，生产迁回程度加深，产业链的细化和增长达到前所未有高度，分工协作更加全球化；另一方面，不同产业价值链环节具有竞争优势的异质企业依靠市场机制进行社会分工和协作，共享网络协同效应创造和共享价值，构成价值网络体系并明确各个企业在其中的定位和发展模式。在这样过程中，企业组织形态呈现柔性化和无边界化的智慧型创新组织，而设计研发、供应链管理、制造生产等跨领域合作协同实现了全球价值链的重新整合并构建了良性循环的全球网状供给链条和竞争力格局。

(3)市场结构改变及其作用机制

数字产品或服务的市场均衡价格形成机制面临深刻改变，突出表现在：数字产品和服务的定价存在困难，这源自其特殊的生产成本结构难以形成自然的需求曲线，以及广泛存在的搭便车行为*无形的信息或数字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具有非自然排他性(类似于公共物品)，极易产生搭便车行为，因而产品的价格更多地由市场的需求曲线和市场结构所决定。，市场均衡点的存在及稳定与否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市场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创新性技术及其应用催生出更加专业化、丰富的社会分工体系和运行机制，并促进中间产品和最终消费品细分市场的形成和整体市场规模的扩大；新兴信息技术手段消除了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的在生产环节因偏离真实需求水平产生的生产偏差，以及在消费领域因大量异质性需求产生的技术性忽视，有助于实现消费者剩余及整个社会帕累托改进；在某些细分差异性产品市场，市场结构可能处于垄断或寡头垄断的状态，并呈现出很强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这主要得益于模块化技术成熟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规模经济和多样化生产之间的矛盾调和)。

2.2.2 中观层面的经济活动及其特征

创新性技术及其应用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新模式、新产业、新业态的出现，促进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广泛融合并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其影响主要表现在：首先，新兴产业部门大量涌现。借助于新兴的信息技术手段和数据挖掘分析技术，消费端的创新需求及其结构变化被不断挖掘创造，并通过互联网技术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快速匹配和对接，促进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不断出现*新兴信息技术手段和数据挖掘分析技术一方面能帮助消费者快速实现需求供给自我匹配，另一方面能够超前挖掘并创造新的消费需求，形成新的产品、中间品和最终消费品服务部门。。其次，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广泛深入融合，推动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优化[3]。现代信息技术向其他领域的快速扩散及其融合应用，通过数字化、信息化的技术创新，重构了企业生产活动的各个环节，能够显著提升劳动生产率和经济生产效率，持续改进企业管理水平和生产服务方式，在这个过程中，数据、知识、技术的产出贡献度不断提升，推动产业结构软化和经济结构服务化，引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优化。再次，制造体系实现向智能制造转变[4]。这场变革以智能化、数字化技术和现代制造技术为基础技术，以异质性定制消费为起点，通过开放智能制造平台和网络化制造系统，制造生态系统本身的能力和效率成为产品创新、价值创造关键环节，这种个性化、高效灵活的新兴生产范式颠覆了传统生产范式下的工业组织结构、产业竞争范式和全球竞争格局，重塑数字经济条件下的国家竞争优势。

2.2.3 宏观层面的经济形态演进

当新兴颠覆性技术在社会生产各个环节和众多领域的创新应用及其渗透融合，在某一时点会带来全要素生产率质的改变，这关键在于社会存量知识不断积累、信息经历由量到质的变革、一系列技术创新浪潮不断涌现，与社会经济规则、结构制度等适应性变革与变迁相得益彰，最终表现为一种智力型、知识型、创新型的全新经济形态。同时经济社会各领域从工业化向智能化、数字化方向转型，与数字经济生产力相适应的诸如社会认同、文化构建、社会经济规则、政治治理等在内的一系列社会经济规则体系也在发生适应性演进并逐步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一整套社会规则体系，重塑社会经济生活全貌。当然，我们仍应警惕新兴创新技术可能产生的劳动力挤出效应将对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巨大冲击*新兴技术产业占比提升，对高技术劳动者的需求规模却不同比例增加，本身直接就业效应可能小于产出效应。。

2.2．4 国际产品价值链和国际产业分工体系的构建

生产技术与交易技术的创新及其应用，为全球范围内市场规模扩大和经济一体化奠定了技术基础；以互联互通为要义的数字经济，借助网络信息技术便利化促进了生产要素(特别是信息、数据、知识等无形资产)流动，实现了全球范围内资源的配置效率；以产品供应链构建为出发点，企业通过专业化生产分工和创新驱动实现差异化生产和价值链环节锁定，并通过与产品供应链上不同环节的企业协同构建全球网络化供给和国际分工体系[5]。

3 我国发展数字经济的现实选择及政策建议

当前，中国正在积极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数字经济作为新一轮产业革新的未来趋势似乎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转型逻辑和实现契机。目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在多元应用场景和应用生态创新、新零售以及大数据绝对拥有量等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亮点。但我国由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转型的历史阶段，决定了我国的数字经济转型必须首先解决工业化与数字化、信息化关系问题，而传统企业、产业的转型成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难点和落脚点。综合数字经济现有发展现状及特点，本文认为，继续保持消费端的领先优势，加快推进新兴信息技术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各产业、各企业尤其是制造业的深入融合及创新应用是现实选择。通过激发企业创新动能，改造传统企业的生产组织方式和发展模式，实现产业价值链的重构和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加大组织协同创新，共享网络增值和协同效应以提高生产和创新效率，摆脱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以创新驱动和技术推动向价值链高端环节演进并在此过程中重构国际分工体系和国际竞争格局。与此同时，构建与数字经济相适应的一系列社会经济规则体系等生产关系层面的改革以最大限度释放数字生产力。目前来看,应尽快建立以数据权属为核心的法律制度，构建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法律框架和体系；同时培育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市场环境和规则体系，促进数字经济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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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亚斌，马莉莉.大数据时代的异质性需求、网络化供给与新型工业化[J].经济学家,2015.8：44-51.

[2] 黄群慧，贺俊. “第三次工业革命”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调整[J].中国工业经济,2013(1):5-18.

[3] 李海舰，田跃新，李文杰.互联网思维与传统企业再造[J].中国工业经济,2014,10：135-146.

[4] 张蕊.网络经济及其在中国的发展[D] .成都：四川大学,2002.

[5] 周治翰，胡汉辉.分工的知识含义及其在网络经济下的回归[J].中国软科学,2001(11):3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