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陶瓷艺术风格

摘 要：本文主要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陶瓷艺术风光为研究对象，主要从陶瓷发展背景、越窑青瓷、雕塑技术、新石器时期拟形陶的延续的角度对这一时期的陶瓷风光格进行研究，在感受其此类陶瓷设计美感的同时，更深一步去了解科学的设计方法与创作思路。通过陶瓷上的装饰与造型上的应用，可以发现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陶瓷发展的重要时期，其具体体现在形制特点与装饰纹饰上。雕塑技法、仿生设计、青釉料的融入，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着一定的文化地位，这对我们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陶瓷发展以及对此后陶瓷领域中的创作都具有一定的启发与意义。

关键词： 魏晋南北朝;陶瓷艺术;造型与装饰;青瓷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陶瓷繁盛的时代背景

从三国魏晋到南北朝期间，共三百六十余年，这一时期除西晋出现短期的和平统一外，国内的南北方长期战乱，出现政治、经济、文化交替频繁，各方势力长期对峙的局面。在这一时期，由于江南受长江天险阻隔，孙氏家族历史悠久，独占江东已久，所以政权相对稳定，社会安定，反之黄河流域一带的中原之地从三国时期起便成为兵家必争之地，长期卷入战乱之中，使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人民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生灵涂炭。东汉末年、西晋永嘉之乱到北朝的多次大规模战争中，各地军阀混战割据政权，中原多数百姓和一些氏族地主为躲避战乱带来的痛苦大批渡江南下，寻找新的安生之处。同时，三国时，孙权为扩大领土政权，多次出兵围攻山越，迫使大量山越人民出山定居，这样一来使得，江南人口及劳动力激增。人民在江南定居后，开荒治田，围湖修堤，开山辟林，江南经济获得迅速的发展。随着人口的增加，经济的繁荣，出现了建康、京口、山阴、寿春、襄阳、江陵、成都、番禺等重要城市。建康（今江苏南京）是东吴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商业中心，山阴（今浙江绍兴）是豪门贵族聚居之地，也是江南富商比较集中的地区。吴国君主孙权为了加强建业与三吴的交通联系，开凿了联结运河，赤乌八年凿成“以通吴会船舰”。经济的快速发展，交通的越发便利，商业的日益繁荣和重要城市相互的联结，为瓷业的发展创造了便利的条件，东汉晚期出现的新兴的制瓷业，迅速地成长起来。至今在江苏、浙江、江西、福建、湖南、四川等江南的大部分地区都发现了这时期的瓷窑遗址，江南的瓷器繁盛产生了满地开花的盛世，为唐朝瓷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唐代闻名的越窑、婺州窑、洪州窑等都已经在这以前或这一时期创立，并进行了大量的生产。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越窑青瓷的发展

“越窑”之名最早见于唐朝。陆羽在《茶经》中。陆龟蒙在《秘色越器》诗中更直接地提到越窑，他说“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前锋翠色来”。当时越窑的主要窑场在越州的余姚、上虞一带，唐代通常以所在州命名瓷窑，故定名为“越窑”或“越州窑”。各个时期的越窑虽都以青瓷为主，但在瓷质与风格上均有不同。三国时期胎质坚硬细腻，呈色灰色，少数烧成温度不够，胎质松，呈淡淡的土黄色，釉色釉汁纯净，以淡青色为主，黄釉或青黄釉少见，装饰方面纹饰简谱，常见弦纹、水波纹、铺首和耳面印叶纹等，至晚期出现了斜格子网纹，并在谷仓上堆塑人物，飞鸟、庭阙、走兽及佛像等，装饰逐渐复杂化。西晋、东晋时期胎质胎质比之前更厚，胎色较深，呈灰或深灰色，釉色釉层厚而均匀，多呈青灰色，器型多有盘口壶、扁壶、鸡头壶、尊、猪栏、狗圈等。日用品也是大多齐全，明器也是随之增多。南北朝时期，胎质细腻，胎壁精致，呈灰色，通体施青釉，少数胎质松，呈土黄色，釉色多为黄釉，青釉，器物以碗、盘、酒盏、壶、鸡头壶为主，在装饰方面，当时佛教盛行，莲花纹成为主要纹饰。南朝宋时，褐色点彩仍然盛行，但褐色点小而密集，与东晋时有别。

三、雕塑技术的进步对陶瓷风格的影响

南北朝时期的多有仿生器皿出现，如羊型灯、熊型灯、青瓷虎子等，其造型复杂，工艺方面对雕塑技术要求较高。然而，魏晋南北朝却是我国古代雕塑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雕塑制作规模之巨大、作品技巧成熟，以及雕塑艺术对广大民众精神生活的影响都超过了前代。以汉族为主体的国内民族，在雕塑领域中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各民族的文化相互交流、融合，有力地促进了雕塑艺术的发展和提高。这一时期雕塑家也是层出不穷，佛家雕塑更是受到统治阶级的推崇另外，在帝王和贵族的陵墓建筑中，雕塑艺术也占据了主要的地位，供帝王及上层人士的陪葬用的陶俑、日用器皿等雕塑品，均反映出了雕塑艺术的地位以及新的局面。雕塑艺术地位的提升，放映了当时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的审美取向和统治阶级的艺术文化认同。以此看来，以雕塑形式出现的陶瓷器皿在这一时期大量出现，也不新鲜。

四、延续了拟形陶的艺术形式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仿生设计器皿与原始时期的拟形陶相像。早在新时期时期，雕塑艺术就结合着制陶艺术出现，学术界定义这种陶瓷为拟形陶。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陶猪与陶羊，北京平谷上宅出土的陶猪头，都是这一时期拟形陶的代表。前期的拟形陶只是作为纯粹的雕塑艺术形式出现，并没有结合日用器皿进行创作。随着仰韶文化的到来，在庙底沟类型中，陕西华县太平庄出土了仰韶文化晚期的鸮形陶鼎，江苏吴江梅堰出土良渚文化的鸟形陶壶。由此看来，我国古人在新石器时期就已经开始用仿生设计来制作陶瓷生活用具，鸟的元素已经被运用起来。也就是说，这样的审美形式在这个时期已经形成，直到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这样的审美形式仍然保留并延续下来，只是将早期的鸟、鱼改完我们如今看到的羊、熊、虎等。并且在设计上更为讲究科学，讲究设计的美感。

参考文獻

[1]冯先铭 《中国陶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12月第1版

[2]熊廖 《中国古陶瓷研究中若干悬案的新证》 上海三联出版社 2008年3月1版

[3]中央美术学院 《中国美术史》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4年9月第23版

[4]万长林 《魏晋南北朝时期陶瓷艺术的审美取向》 中国知网

作者简介：

林涵，男，汉，黑龙江，在读研究生，景德镇陶瓷大学，日用瓷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