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轨视角下的中国古典戏剧

余凡

“老身姓郑，夫主姓崔，官拜前朝相国，不幸因病告殂。只生得个小女，小字莺莺，年一十九岁，针指女工，诗词书算，无不能者。老相公在日，曾许下老身之侄——乃郑尚书之长子郑恒——为妻。”打开《崔莺莺待月西厢记》，见到的第一个人物便是崔老夫人。寥寥数语交代了女主人公崔莺莺的背景。家境优渥、权财在握的相国小姐，已有了与尚书之子的婚约，只因父丧未满暂且作罢。父丧又点明家庭面临的一个转折——莺莺的婚姻能否为家族持续原有的财富与地位。

倘在如今，崔莺莺所面临的处境实在令人沮丧：自由恋爱的权利被先天性地剥夺，强行被戴上家族使命与父母意志的枷锁。但即使我们觉得这种现象不可理喻、剥夺人性，我们的不满依然不会得到任何回应——因为我们眼中的正常与不正常、理所应当与不可思议，其实并不相同。

这种违反规范的行为即“越轨”，社会学家用这一术语来指任何违反规范的行为。霍华德·贝克尔（Howard Becker）补充到：导致某种行为越轨的，并不是这种行为本身，而是人们对这种行为的反应。因此虽然我们无法站在生活的层面（而不是常识或历史知识的立场）理解《西厢记》背景下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对于作品体现的社会背景而言，这种安排就是正常的，这就是封建礼教中“合理化”、“正当化”的人性压制。

像《西厢记》这样悄然流露悲剧色彩的“越轨”情节并不是偶然出现。与《西厢记》类似以男女爱情为题材的，譬如《牡丹亭》、《娇红记》等;涉及政治题材的，又有《长生殿》、《梧桐雨》等。尽管其中对人性的压制体现在各个方面，也与更立体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但都有着对于人性自然追求爱情本能的打压。

普救寺初见，莺莺“軃着香肩，只将花笑拈”已是十分大胆。而张生亦为莺莺倾倒，宁愿舍弃功名沉醉温柔乡。如此罔顾社会规则的情感并没有错，但人们对这种情感的看法往往不乐观。中国古典戏剧中呈现出来的，就是古代封建社会的主流风貌，等级礼法堆叠构成了社会中各种“人”的阶层、框架，尽管约束来自方方面面，但都是那个时代的秩序能够生效的必要条件。这也与社会学中“规范使社会生活成为可能”的观点不谋而合。因此，萌发自由追求爱情念想的青年男女们，被社会的一双双眼睛共同锁定。孙飞虎想劫走莺莺为妻，是朴素武力强弱斗争的“规范”;郑恒想与莺莺完婚，是权力、财富通过姻亲让渡的“规范”;老夫人屡次拒绝张生的提亲，是门当户对、阶级固化的“规范”。对情感的自主追求摆脱了封建礼法管制下行为的可预期性，但统治阶级的愿望就是迫使被统治阶级遵守社会规范。

社会学家埃德温·萨瑟兰（Edwin Sutherland）以分帮（differential association）来强调人们“学会”了越轨，尤其说明了我们是学会越轨还是遵循社会的规则，主要取决于我们所交往的不同群体;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所学到的东西将影响我们是想去还是远离越轨。值得一提的就是女主人公崔莺莺态度的摇摆。剧情前部分的莺莺，可以说并未褪去早期原型作品中的形象特征。她的语言和行动里依然颇有一些逆来顺受的软弱。譬如在母亲反悔了张生的婚约后只是暗自伤神，称只以兄妹之情相待，“风月天边有，人间好事无”。封建大环境对莺莺意识形态的影响都是在无意识中逐渐完成的，逐渐到莺莺认为这一切都是主观的，她是拥有过选择的。此刻她“怨不能，恨不成”，这怨这恨便是不争之痛。我们可能会受到各种性质的信息影响，但最终一方面还是会超过对立的另一方，最后的结果就是态度的失衡。

如果说整体的社会风向是一种主流的文化取向，除了男女主人公的情感线索，红娘的前卫思想就是作品中亚文化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红娘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两位主人公的情感发展，促成了月下联吟等环节。她在男女主人公之间传话和互证心迹，一方面让小姐确定了倾慕之心，一方面让张生坚定了追求之心，同时也帮助主角架构起对未来美好爱情的幻想，“有一日柳遮花映，雾帐云屏，夜阑人静，海誓山盟。恁时节风流嘉庆，锦片也似前程，美满恩情，咱两个画堂自生。”正是因为“纱窗外自有红娘报”，崔莺莺的个性方如节节拔高的修竹，能敢于去料那个行吟之人，去怜那个长叹之人。这不是说崔莺莺等人物是由封建制度控制着的认知，不是说她与张生的命运掌握在父母等其他这个封建社会的其他成员手中，更不是说她务必要按照社会的主流意志思考和行动，而是说她在创造自己的生活方向，张生、红娘等角色也是一样。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也是如此，在每一次矛盾冲突的发生中我们都能有所领悟;自然，在其他的戏剧作品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较典型的像《牡丹亭》中的杜丽娘。杜丽娘身为官家小姐，接受封建伦理教育，但实际上是一个颇具叛逆性格又很有傲骨的少女。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把钥匙打开了她沉寂的心房，她骨子里挣脱束缚的因子便活跃了起来。她游园梦到柳梦梅顿时倾心相爱，不管是真是幻都要执着寻梦，这份痴情是她作为青年女子的本性流露，是她自身固有的内部因子与外部刺激共同引发的至真本性，这是可以突破生死界限而不被任何伦理纲常、道德礼法约束的。

这些正面人物如此，反面的人物同样遵循这个规则。这又回到了我们开始讨论的“越轨”的概念。它的概念决定了它的相对性：《西厢记》中的崔母与《牡丹亭》中的杜宝都是官僚家庭中完全符合封建道德思想体系的人，他们并不是不爱女儿，而是他们的思维中理应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管教女儿，哪怕女儿的情愫一往而深，他们心中的本位思想依然是安若泰山不可动摇的。

在艺术表现上，《西厢记》与《牡丹亭》各有特色，但在人物性格的安排与情节的起伏上，它们有着相似的骨骼。最终男女主人公破解所有矛盾终成眷属，既反对封建束缚，又囿于封建思想的控制;这种手下留情式的倾诉让作品的张力打了折扣，这是我的视野下所见到的最大缺憾。这一点在《琵琶记》之中表现得更为明显。高明的修改处处为蔡伯喈辩护，固然是塑造出他大量的正面品格，但开放式的结局与暗含的一夫二妻的处理方式，对女主人公赵五娘而言是新的压力来源。她三年劳苦的青春被淹没不说，基本的自尊也在怜悯之中消磨了。蔡伯喈读书百万却被封建礼教所束缚，他是一个软弱、动摇的知识分子，是当时社会文人思想面貌的一个概括，也正是当时社会文人通过艺术手段为自己脸上擦粉的一个成果。高明身处封建正统思想环境，作品中有这些陈腐的元素本来无可厚非，但对这种功利心远大于人性本善之心的优越感凭借没有来由的道德幻觉拔地而起，无疑是标榜了封建礼教禁锢下扭曲的人格，这远比戏剧以悲剧结尾更泼人冷水。而《娇红记》仿佛不去讲谎话以抬高世人的期望，我私认为在以悲剧结尾这一点上有所建树，亦是种美德。作者敢于写落空的两情相悦，是一种现实的悲情浪漫。但这也与不同作品之中主角个性的差异有极大的联系，《娇红记》中的男女主人公又带给我其他的联想。沃尔特·雷克里斯（Walter Reckless）提出了控制理论（control theory），强调有两种控制体系可以抑制我们将越轨动机付诸实践。其一就是内在控制，包括被内化的道德观念与社会意识;外在则是家庭、社会等外在力量。娇娘、申纯的爱情悲剧原因就来自这两方面;除去显而易见的外力阻止，主角本身也需要承担责任。与其说是舅父王文瑞、帅家公子毁灭了申、娇爱情，倒不如说是主人公自己的拱手相让。娇娘没有文君当垆的才情与气魄，申純空有一腔爱意却束手无策，懦弱无能。他们徒有追求全新爱情的意识，却没有维护爱情的力量，自然会葬身于萧萧荒丘。这种令人很难不潸然的悲剧是及其合理的，因为这种悲剧里高度融合了社会化的痕迹;我们与社会的联系纽带越牢固，我们的内在控制就越有效。

可以大胆推测，自古以来人们思想的不断解放，是一个越轨行为主流化的过程——得不到认同的行为逐渐成为主流或越来越为社会所接受。这个推测的前提是，越轨对社会具有正功能。《西厢记》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古典戏曲艺术的瑰宝，正是在于它标榜的“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爱情观，这是爱情、婚姻观念上的重大突破。崔、张二人跨出的这一步，不仅是两情相悦，更是抛去一切社会因素对自己的爱与实现;二人为大胆追求的思想增添了卓绝的力量。这在纵向的视野上是极富有历史意识的。所谓历史感，所要体现的就是由一定历史客观事实构筑的历史文化中的人类本质力量和精神，体现的是作家对浩瀚的历史发出的心灵的回声。“（人）作为一种文化的存在，也是一种历史的存在，这一点也具有双重意义：他对历史既有控制权，又依赖于历史：他决定历史，又为历史所决定。”群体并不总是一直都赞成去对付那些触犯他们原先做事规则的人。一些群体成员甚至赞同那些破坏规则的行为。那些获得足够支持的处于道德边缘的越轨行为，则会成为新的被接受的行为方式。

就如同《西厢记》，爱情是主人公追求的一个文化目标（cultural goals），对爱情的强烈渴望刺激了主角们的不断拼搏。这样，越轨就能够推动一个群体去重新思考和界定它掌管的界限，来帮助整个群体乃至整个社会更新他们传统的方式，达成不同规模的社会变迁。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200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