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清帝重视骑射

在避暑山庄东北武烈河东岸的岗阜上，矗立着一座风格独特的庙宇，这就就是安远庙，是仿照新疆伊犁河畔固尔扎庙修建的皇家寺庙。寺庙的主体建筑为普度殿，是一座三层建筑，采用西藏堡垒式的建筑形式，黑色琉璃瓦覆顶，在群山环抱和蔚蓝天空的映衬下显得更加庄严，烘托出神秘庄严的宗教的氛围。普度殿内第一层供奉大型木雕绿度母像，第二层原来放置乾隆皇帝打猎用的衣物和武器等。殿内以佛家故事为题材的壁画布满墙壁，今天，壁画虽然有些陈旧脱落，栩栩如生的画面仍历历可观。

在普度殿一层金柱两侧陈设有两尊木质雕像熊与虎。熊与虎是两种凶猛的动物，古代常常用以比喻力量和权势，有时也比喻勇敢的将士。为什么乾隆皇帝在“安远庙”内部陈设熊与虎呢？这样的陈设与清帝尤其是康乾二帝重视木兰围场骑射有很重要的关系。

康熙二十年（1681年），清王朝以“喀喇沁、敖汉、翁牛特诸旗敬献牧场”的名义，设置了“绥远习武”的木兰围场。康熙皇帝为何要修建木兰围场，这与当年的国际国内形势有很重要的关系，国际上因为沙皇俄国的势力急剧扩张，清朝边境受到很大的威胁。康熙四年（1665年），沙俄即已占领了黑龙江上游的战略要地-雅克萨，同年，俄军人侵我国喀尔喀蒙古色楞格河流域，建立了色楞格斯克，不断煽动喀尔喀蒙古贵族脱离祖国，加人俄国国籍。国内，康熙十二年，吳三桂发动“三藩之乱”①，康熙十四年（1675年）三月，当三藩战事正处于紧张的时刻，漠南蒙古察哈尔部布尔尼乘三藩叛乱之机勾结昭乌达盟奈曼部王扎木山举兵造反。时清军禁旅南征，京师宿卫空虚。“吴三桂既叛，察哈尔复蠢动，事闻，圣祖（康熙）忧之。”②虽然布尔尼之叛很快就讨平了，但因此使康熙十分注意蒙古问题和北部边防，且在平定三藩的过程中，康熙发现八旗军出现了问题，王公贵族贪生怕死，托病不战，八旗官兵临阵脱逃，甚至出现了多宗用刀砍伤自己或一人受伤数十人往回抬等开小差的事件，这种情况使得康熙帝焦虑不安，他发觉到，当年骁勇善战的八旗将士，由于人关后饱食终日，又加上世袭父辈的俸禄，渐渐迷恋安逸的生活，不求进取，丧失了战斗力。内忧外患给刚刚以“弓矢定天下”的清王朝笼罩了一层阴影。所以，整饬武备，处理好蒙古问题，使蒙古各部成为“塞外雄藩”，巩固北部边防，成为防止国内分裂，加强清中央政府对蒙古地区的统治，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大问题。设立一处供清政府习武绥远的训练基地成为当务之急，木兰围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满族是喜爱骑马射猎的民族，而练习骑射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行围打猎。通过这种方式训练军队，加强武备，所以每次行围在部伍、行阵、号令、纪律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要求。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康熙帝对宁古塔将军巴海、副都统萨布素说：“围猎以讲武事，必不可废！”同年，他还对派出行猎的诸王大臣强调：“围猎之制，贵乎整严，不可出人参差，令左翼官在左，右翼官在右，统辖而行。”③即使是宗室的王公贵族，如果违犯了制度，也要“严加管辖”。康熙皇帝为了使更多的八旗官兵参加行围射猎，每次总是率领皇子、诸王、各部院大臣、八旗官兵及侍卫等大批人马前往，每次行围少则五六千人，多则几万人。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皇帝命令每年以一万二千人的规模分三班赴口外行围，各部院的官员也必须参加，“令其娴习骑射”，他要让尽量多的八旗士兵有锻炼的机会。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他命令全国各省的驻防官兵都要参加木兰行围。木兰行围活动有如战场，声势浩大，射猎酷似军事演习，场面相当威武壮观，对这一场面的描写，高士奇在《松亭行纪》里是这样说的“雷动猋至，星流霆击”。通过木兰行围，使八旗劲旅提高了骑射技能，保持了旺盛的战斗力。

康熙帝在其行围的过程中，十分注意北部和西北地区的稳定，不断巩固和发展清朝同这些地区蒙古民族的友好关系。康熙帝一生到木兰围场48次，其中去巡视蒙古诸部的达32次之多，有35次亲自处理了有关内蒙古二十四部四十九旗以及喀尔喀、厄鲁特蒙古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事务。在行围中，康熙帝还对蒙古各部实行了不少正确的政策和策略，进一步密切了蒙古王公贵族与清王朝的关系，对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令蒙古官兵随围。因为蒙古各部大都距离围场较近，特别是喀喇沁部原来就游牧于围场内外，对围场的地势、气候、野兽踪迹了解得最清楚，执役方便。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蒙古民族是一个善骑射、重武力的民族，该民族早就有行围打猎的习俗，并把行围打猎推崇为人生“最乐”的事情。因此、康熙帝让蒙古官兵随围，不独沿袭了满族的风俗，同时也尊重了蒙古民族的习俗。这也是清朝政府对蒙古“不易其俗”政策的一个重要体现。

宴赉来朝、随围的蒙古官兵。在木兰行围的过程中，有蒙古官兵扈从行围，康熙帝对来朝见的蒙古各部王公贵族非常重视，不仅亲自接见，而且给予隆重的礼遇;对随围的蒙古官兵，每次行围结束时也要赐宴招待，并赏给缎布、银两、袍帽、靴袜、佩带、腰刀等。扈从大臣高士奇详细、生动地记下了康熙赏赐蒙古王公大宴诸藩的盛况：“乙巳（二十二日），赐宴喀尔沁、廓尔沁诸部落于达希喀有齐尔口。上坐黄幄中，皇长子及温郡王侍，诸部落率其所属列坐于幄之左;内大臣列坐于幄之右。蒙古上下数千人，人赐酒一金叵罗、茶一瘿碗。”康熙帝的这种做法使蒙古民族感到非常亲切，因此在每次北巡行围时，沿途和附近蒙古各部落的王公贵族都带着全家老小，赶着牛羊马匹，把毡帐安在围场内的山谷里，赶来朝见。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蒙古民族对清朝的向心力，从而起到了“长城有险休重设，至治从来守四邻”④的作用。对来归的蒙古部落“抚绥安辑”。康熙帝在北巡行围中，处理蒙古部的来归事务也是非常成功的。诸如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喀尔喀蒙古因抵御不了厄鲁特准噶尔部噶尔丹的侵略，先是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悉族来归”，而后其他各部也纷纷来归。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清军大败噶尔丹以后，康熙帝又让喀尔喀各部“并归旧牧”

由此可见，清帝通过木兰秋狝与蒙古官兵一起行围射猎;通过木兰秋狝对前来朝见的蒙古王公贵族和随围的蒙古官兵进行丰厚赏赐、隆重的宴赉;通过木兰秋狝对归附清朝的喀尔喀蒙古和厄鲁特蒙古还进行了抚绥安辑，正如清代史学家魏源所说;“本朝抚绥蒙古之典，以木兰秋狝为最盛。

康熙皇帝一生到木兰围场48次，直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临去世前，他已达68岁高龄，仍然亲赴木兰围场行围，而且射技娴熟。在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八月，他总结自己一生射猎的成果：“朕自幼至今，凡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猞猁狲十、麋鹿十四、狼九十六、野猪一百三十二，哨获之鹿数百，其余围场内随便射获诸兽不胜记矣。”乾隆皇帝也亲赴木兰围场五十二次;雍正帝在做了皇帝以后虽未到过木兰围场，但是他定下了规矩：“后世子孙，当遵皇考所行，习武木兰，毋忘家法。”乾隆重视文治武功，续造康乾盛世，又与他接受康熙皇帝的熏陶，重视木兰骑射有很大的关系。康熙皇帝曾将避暑山庄自己住的侧堂“万壑松风”赐居于弘历，让他每天生活在自己的膝下，平时进宴或批阅奏章，都要弘历侍奉在旁，朝夕教诲，关怀备至。并派两位年轻的妃子佟佳氏、瓜尔佳氏照料”。不仅如此，康熙同时还毫不放松弘历的习武，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12岁的弘历随皇祖出塞北巡在木兰围场之永安莽喀围中，康熙射一大熊仆地，他为了使弘历得到锻练，便命他驰马察看究竟，不料这时大熊突然跃起，扑向弘历，这一意外情况使随围王公大臣惊慌失色，但弘历临危不惧，并未惊慌。康熙皇帝急忙跃马上前，对着熊又补一枪，击熊毙命。康熙帝见弘历小小年纪遇危险还能如此镇定自若感到极为满意。

乾隆皇帝登基后，把木兰行围逐渐发展到了更大的规模，乾隆帝在《杂咏》一诗的小注中说：“从猎蒙古王公内扎薩克四十九旗，又喀尔喀四部。及四卫拉特，并青海等部落各扎萨克，不下百余旗。我朝中（中原地区）外（边疆地区）一家之盛，实史册所未见云。”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习劳苦之役，乾隆帝从行秋狝之典始（乾隆六年）年年由山庄乘马去木兰，虽风雨亦如此，返回山庄时才乘舆辇，他年过五十之后，近侍多请乘舆辇去木兰，他却不许，“不肯易此例”，说“率欲以身先”⑧。由于以身作则和训练士兵的需要，行围之制要求极严，有如正式作战。

乾隆皇帝还在围场境内立过六块巨大的石碑，记载清帝在围场的活动。其中在木兰围场七十二围之第四围岳乐围场的山坳平坦之处，有一通“虎神枪记碑”这通石碑立于乾降十七年九月，碑上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记述了乾隆持虎神枪殪虎的经过：“千申秋于岳乐围场中，猎人以有虎告，而未之见也，一蒙古云：虎匿隔谷山洞间，彼亲见之，相去盖三百余步，朕约略向山洞施枪，意以惊使出耳，乃正中虎，虎咆哮而出，负隅跳跃者久之复入，复施一枪，则复中之，遂以毙為。”从碑文我们可以看出，乾隆因为自己殪虎的壮举而非常得意，但更引人注意的是乾隆时时不忘，他之所以能殪虎关键在于手中那支武功良具虎神枪，而虎神枪又为皇祖所贻，他是为此感到骄傲的。

因为有了木兰骑射作为基础，所以乾隆皇帝在平定漠西蒙古叛乱以及回部大小和卓叛乱时得心应手。这座仿新疆伊犁河畔的固尔扎庙而建的安远庙就是最好的历史见证。而陈设安远庙在大殿内的熊与虎正是乾降皇帝感召边疆少数民族首领和宣示武功的历史写照。清帝每年在木兰围场以行围狩猎的方式演练军旅，推行“肄武绥藩”的国策，从而达到控制蒙古、震慑沙俄、加强民族团结、巩固北部边防的目的。

注释：

①吴振臣：《宁古塔纪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②昭梿：《啸亭杂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③《清圣祖实录》，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73年版

④⑧《热河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⑤《清圣祖实录》卷285，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73年版

⑥乾隆：《避暑山庄后序》，紫禁城出版社《避暑山庄碑文释译》1985年版

⑦《起居注》（康熙朝），中华书局1984年版。

作者简介：姚静秋（1971一），女，承德市文物局外八庙管理中心，文博馆员，从事文物保护与管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