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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意识形态制度建设的理论依据、历史积淀与现实基础

时间:2024-08-31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上升为国家根本制度便是显著表现。这既彰显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与文化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又是通过制度创新推动意识形态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举措。新时代意识形态制度建设有三大着力点,分别是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用黨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发挥理论工作者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意识形态思想为新时代意识形态制度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百年经验是新时代意识形态制度建设的宝贵资源。维护国家安全构成了新时代意识形态制度建设的现实纬度。

[关键词]意识形态;制度建设;理论依据;历史积淀;现实基础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号]A   [文章编号]1009-0169(2022)04-0025-06

制度建设对于国家发展具有根本性影响。意识形态问题事关国家长治久安,意识形态制度建设不仅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提升的必然结果,还影响着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未来前景。新时代以来,我们党稳步推进意识形态领域制度化建设步伐。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首次提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1]重大命题,开启了新时代意识形态制度建设的崭新篇章。《决定》还围绕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主体、指导思想、中间环节构建了具体制度与相关机制,凸显了坚持党的领导、用党的创新理论凝聚共识、发挥理论工作者思想政治教育作用这三点在意识形态制度建设中的核心地位。

一、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意识形态思想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非常重视意识形态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主张用科学理论教育和引导无产阶级,列宁突出强调了无产阶级政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地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Gramsci Antonio)重点阐述了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结合形成了用什么样的思想理论来领导意识形态工作、谁来领导、通过怎样的中间环节来领导的意识形态思想体系。

(一)马克思、恩格斯极为重视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教育和引导无产阶级

揭露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树立并捍卫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思想的主要内容。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教育和引导无产阶级则是马克思、恩格斯实现意识形态“破旧立新”的重要手段。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肯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价值归宿在于指导工人运动。马克思认为革命理论需要同革命实践相结合:“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2]16,“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2]16。在这里,马克思旗帜鲜明地表达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实践品格,它只有融入并指导无产阶级斗争才能真正改造世界。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揭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资产阶级用自由、平等、民主等高度抽象的词汇欺骗无产阶级,缓和社会矛盾。“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2]178。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是对立的,资本不剥削劳动就无法维持和扩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无法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

最后,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推动无产阶级解放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无产阶级是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成长壮大的新生阶级,这一历史条件决定了年轻的无产阶级起初还不能明确表达自己的阶级利益,进行独立的政治斗争,甚至“不得不充当资产阶级先进的极左翼的角色”[3]。因此,启发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十分重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4],它指明了无产阶级解放自己从而解放全社会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行动的性质和条件,是指引无产阶级运动的精神武器。

(二)列宁确立了无产阶级政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核心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庸俗化马克思主义、用康德主义重构马克思主义、复归唯心主义等不良发展趋向,对俄国革命产生了干扰。列宁在同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过程中,坚持捍卫无产阶级政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列宁主要从无产阶级政党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可能性、必要性与重要意义等三方面进行了论述。

列宁关于党和阶级关系的思想是无产阶级政党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之可能性的思想基础。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它的觉悟程度和积极程度代表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最高水平。也正是如此,无产阶级政党肩负着“把愈益广大的阶层提高到这个先进的水平”[5]105的光荣使命。

无产阶级政党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必要性有三。其一,无产阶级政党处于茁壮成长时期,“同革命思想中有使运动离开正确道路危险的其他派别进行的清算还远没有结束”[5]70。如果无产阶级政党放弃意识形态领导权,就会葬送自己的政治前途。其二,无产阶级政党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就是掌握了话语权,有助于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民族化、时代化,以指导本国革命运动。其三,只有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5]71。

无产阶级政党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意义在于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推动无产阶级革命进程,以及培育社会主义新人来提升无产阶级政权建设水平。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开展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无产阶级政党的首要任务就是对工人进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教育,帮助工人把仇视资本家的朴素情感转变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实际行动。列宁还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无产阶级政党继续新的伟大斗争的命题,这就是无产阶级政党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对社会意识进行彻底改造、培育社会主义新人。“无产阶级斗争的任务,并没有因为推翻了沙皇、赶走了地主和资本家而宣告结束……阶级斗争还在继续,只是改变了形式”[6]。斗争形式已经从以政治冲突为主转变为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争夺,无产阶级政党肩负着用社会主义新道德取代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旧道德的历史使命。这样在社会主义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才能使国家现代化建设日益趋近共产主义目标。

(三)葛兰西提出“有机知识分子”理论,凸显了无产阶级政党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中间环节

列宁十分重视知识分子的理论创造,但是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知识分子、劳动群众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知识分子在其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列宁并没有深入阐发。葛兰西在这个方面作出了独特的理论贡献。葛兰西意识形态理论中的“有机知识分子”是致力于创造新世界观、改造人民群众旧思想的人,他们联结着无产阶级政党与广大无产阶级群众。

葛兰西意识形态理论的核心观点是,西欧国家的意识形态霸权发挥着比政治国家的暴力强制更为重要的作用,只有与资产阶级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揭穿资本主义文化对无产阶级的蒙蔽,才能顺利推进政治革命。那么,无产阶级政党怎样才能在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争夺战中获胜呢?葛兰西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唯有“形成自己有机的知识界越有力,则同化与战胜的完成更加迅速,也更加有效”[7]。这就是“有机知识分子”的第一种功能,即帮助无产阶级政党对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此外,“有机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还要继续文化战斗,发挥另一种功能——“确定和组织道德和精神生活的改革,在言语中使文化适应于实践领域”[8]。“有机知识分子”改造文化环境的过程,也是将科学理论与民众生活结合的过程,把专业、系统的意识形态转化为人民群众易于接受、简单且深刻之常识的过程。

“有机知识分子”与人民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知识分子”只有将理性认知转化为人民生产实践的推动力量,才能实现自我价值;而人民只有接受“有机知识分子”的教育才能自觉地创造历史,否则就会局限于眼前利益而放弃长远目标。此外,“有机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政党也是彼此交融的。“有机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政党培育的,或是传统知识分子经过改造后的新形态。“有机知识分子”只有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一部分,才能有效地参与政治生活;无产阶级政党只有依靠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工作,才能更广范围地吸收革命力量、增强号召力。

二、历史积淀:党成立以来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经验论析

(一)党把意识形态工作当作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来对待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意识形态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在早期党的组织中,宣传工作就备受重视。中共一大设立中央工作部,重点领导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9]。1924年5月,中国共产党三届三次执委扩大会议强调,为适应革命形势,党内组织部门需要完善,“中央及区亦应分设宣传、组织、工农等部,分担责任”[10]。至此,宣传部作为党内常设机构肩负起了党管意识形态的责任。革命时期,毛泽东极为重視纠正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出了“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11]的重要命题,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同志把意识形态宣传阵地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1956年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东判断“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12]216,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是用说服教育的方式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过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远未结束,党不能放松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不能低估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12]231。

改革开放初期,针对思想战线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邓小平强调不能低估思想战线混乱对社会发展的破坏性影响。2000年6月,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江泽民肯定了党委各级主要领导主抓意识形态工作的优良传统,将是否会做思想政治工作列为评价干部是否成熟的标准,并初步建立起了主体明确、权责明晰的意识形态管理责任制[13]。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更是从全局性、战略性的新高度看待意识形态工作,多次重申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14]99,中国共产党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具有极端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号召全党、全民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和解决问题,才能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过程中,我们党始终重视以党内学习带动全民学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就组建了延安马列学院(后改组为延安马列研究院),举办培训班,帮助党员干部提升理论修养[15]136-137。同时期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也力求通过党内学习带动全民学习,达到战胜一切困难与挑战的目的。“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16]。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党内学习带动全民学习的方法得到了延续。我们党不仅构建了以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的全党学习体制机制,还将群众满意度纳入党内学习成效评价标准,积极吸收群众全程参与学习实践活动[17]435-436。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进行了重大理论创新,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党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学习热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多种辅导读本、***重要论述摘编、重要讲话单行本等文献资料组织出版,“学习强国”等线上平台同步助力全民学习。

(三)使知识分子革命化,服务于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知识分子具有教书育人的作用,但也需要与时俱进、接受实践教育。中国共产党牢牢把握住了知识分子群体的特点,充分吸收知识分子进入革命队伍和党的组织,同时帮助知识分子克服缺点、纠正思想作风问题,使其真正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

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仅要建立一个经济上繁荣富强、政治上自由民主的新中国,更要建立一个文明先进的新中国,这就提出了争取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统一战线的任务。毛泽东称知识分子为“首先觉悟的成分”[18]559,同时也指出文艺工作者要自觉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站稳党性与人民立场,那些不与工农群众站在一起的文化人“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19]。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一面加紧对旧社会知识分子的改造,一面注意利用新知识分子加强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1951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对大、中、小学所有教职工和高中以上的学生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加强理论学习,进行思想改造[20]。在此之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已经拉开了帷幕。1949年10月,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公布《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明确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设立为各大学文法学院公共必修课程,开启了大学开设政治理论课的新篇章。《人民日报》1949年10月14日的社论对此评价说:“这是改革大学课程一个重要的开端”,是使青年适合于新社会发展需要的关键举措[19]。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愈加重视理论工作者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1990年5月3日,江泽民在首都青年纪念五四报告会上发表讲话,强调广大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力军,肩负着培育社会主义新人的历史重任。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指出:大学生是极宝贵的人才资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和建设者,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主义大学的本质要求[18]415。此后,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陆续推出多项举措,支持高校打造高素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

***总书记高度重视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他提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潛力的重要标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不可忽视。”[21]376高校教师使命光荣,“肩负着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14]377,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以“立德树人”为中心环节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教学全过程。

三、现实基础:维护国家安全的内在需要

2014年4月15日,***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并对其内涵进行了阐发。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根本特性是总体性,各领域安全相互呼应、互为映衬,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影响其他领域,从而动摇整个国家安全体系。

维护我国的政治安全,核心是维护党的领导地位,这就要求党始终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本质上就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需要深入推进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学习制度和体制机制;维护我国的社会安全,需要发挥理论工作者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久久为功。新时代意识形态制度建设的三大着力点契合了维护我国政治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的现实需要,贯穿于维护总体国家安全的全过程。

(一)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是政治安全的核心要求

在当代中国,维护政治安全的核心是维护政权安全与制度安全,关键就在于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只有如此,才能确保社会主义制度属性永不变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与巩固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具有密切联系。

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精神上丧失群众基础,最后也要出问题”[15]99。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也多次证明了,无产阶级政党放弃意识形态领导权就会失去广大劳动群众的信任与支持,最终丧失执政权。20世纪90年代,英国工党为了争取中间选民的选票以赢得执政地位,删去了党章第四条中关于消灭私有制的论述,公开放弃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成为眼界狭隘的资产阶级政党。放弃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使英国工人阶级对工党的政治认同度降低,工人阶级选票大量流失成为2010年工党下台后长期保持在野党身份的重要原因。而苏联解体则是无产阶级政党放弃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又一惨痛教训。苏联共产党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改革中主动放弃了意识形态领导权,造成了思想理论界的混乱:哲学领域人道主义泛滥、历史研究领域虚无主义盛行、文艺创作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愈演愈烈、政治领域对苏共执政地位的攻讦声不绝于耳。苏联解体过程中,“意识形态的演变是先导,党和政权的变质是关键,经济基础的变化是必然结果”[22]。

站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起点上,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凝心聚力、破浪前行。“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是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方面”[15]119。因此,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是避免犯颠覆性错误、维护我国政治安全的关键保障。

(二)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契合文化安全的本质要求

文化安全的本质要求是文化核心要素具有强大竞争力,能够增强民族凝聚力。那么,什么是文化核心要素?文艺创作和文化产品生产首先思考“为什么人的问题”[17]857,这个问题规定了文化创作的服务对象和创作宗旨,表现出创作者的价值立场,是文化建设的灵魂。为什么人的问题就是意识形态问题。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14]24,就是文化的核心要素。从而,文化安全要求保障文化核心要素的安全,本质上就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全媒体时代加速了信息传播速度、拓宽了信息普及范围、打破了时空隔阂,但信息爆炸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着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威胁着意识形态安全。2021年2月,《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指出,2020年初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加速推动了从个体、企业到政府全方位的社会数字化转型浪潮。在数字化浪潮的席卷下,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思潮也通过网络信息平台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民粹主义、消费主义、泛娱乐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新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成为近十年来国内最活跃的社会思潮[23]。多样化社会思潮既反映着不同的利益诉求,也折射出当代社会正确价值观的错位与缺失。“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共识是奋进的动力”[24],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是加强对社会的思想政治引领、强化共识凝聚人心、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根本举措。

(三)理论工作者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间接影响着社会安全

社会矛盾产生的根源在于利益的多元化,但矛盾是否以剧烈对抗的形式表现出来还取决于具体的历史条件,尤其是人对历史条件的把握和运用。“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25]。如果善于因势利导,便有可能将对抗性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这就要求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道德教化、政治教育和理论疏解作用。

互联网的普及重塑了社会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使其从线下的群体性事件逐渐演变为借助网络迅速扩散的网络舆情事件。网络舆情“主要指使用网络者或俗称网民的社会政治态度”[26],具有热点泛化、跨地域性、情绪化的特点,甚至会出现虚假报道和西方意识形态侵入并操控舆情的情况。理论工作者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能够教授人们认识世界和分析、处理问题的科学方法,从而有效约束人们的盲从心理和非理性情绪。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还能通过正面的理论交锋,弘扬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人们坚定政治立场,化解信任危机,在一定程度上纠正网络舆情的不良发展趋势,维护社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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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钰(1995—),女,山东聊城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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