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学称谓的历史变迁及其内涵

摘要：湘学作为有明显地域特征的思想学术概念，主要有古代和近代两个兴盛的时期。古代的湘学，是由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命名”的，之后在整个南宋时代被彻底“叫红”，知识界几乎无人不知。朱熹所说的“湘学”，意义非常明确，范围也相当固定，就是指由胡安国开创、被胡宏“做大”的湖湘学派。近代的湘学和湖湘学派的观念主要是梁启超、李肖聃等提出来的，意义已不限于单纯的“理学”，主要目标也从“心性内在修养”转向了外在的经世致用。

关键词：“文定门庭” 性之善恶 经世致用 理学大宗 地域派别

作者王立新，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广东 深圳 518060）。

一、古代的湘学概念及其内涵 [见英文版第21页，下同]

湘学之在古代，称为湖湘学或湖南学，是湖湘学派及其学术思想的简略称谓。这个称谓首先是有朱子呼出并进而“叫红”的。朱子（1130-1200）原本与湖湘学派有密切的思想学术关系，他曾受业于胡文定的侄儿籍溪胡宪，时间长达十九年之久，同时朱子又受过胡文定（1074-1138）、胡致堂（1098-1156）、胡五峰（1105-1161）、张南轩（1133-1180）等的重要影响。朱子因此而具有湖湘学的学统。后因思想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朱子遂与湖湘学派分手，从湖湘学派的信奉者变成了湖湘学派的思想对手。有关朱子为湖湘学派命名的情况，《朱子语类》和《朱熹集》等都有明确的记述。

《朱子语类》卷101：“问：‘湖南“以身格物”，则先亦是行，但不把行做事尔。曰：‘湖南病正在无涵养。无涵养，所以寻常尽发出来，不留在家。”

又：“因说湖南学先体察，云：‘不知古人是先学洒扫应对，为复先体察？”

又：“湖南一派，譬如灯火要明，只管挑，不添油。便明得也即不好。所以气局小，长汲汲然张筋努脉。”

《朱熹集》卷53《答胡季随》有：“今湖南学者有云：‘不可以急迫求之，只得且持守，优柔厌饫，而俟其自得。未为不是，但欠穷理一节工夫耳。”

又卷42《答石重子》：“钦夫见处卓然不可及，从游之久，反复开益为多。但其天资明敏，从初不历阶级而得之，故今日语人亦多失之太高，湘中学子从之游者遂一例学为虚谈，其流弊亦将有害。……”

又：卷38《答詹体仁》：“湘中学者之病诚如来教，然今时学者大抵亦多如此，……”

从以上引述诸条有关朱子称说湖湘学者的思想材料可以看出朱子指称“湖湘学派”的真正用意和内容所涵：

首先，朱子提出湖湘学或湖南学的观念或给湖湘学派命名，其所指称的主要是南宋时期活跃在湖南地区的一群学者，而湖湘学则是指这群学者的学术及其思想。包括他们在本体论和修养工夫论以及为学方法和践履落实等方面的理论主张。概而论之，就是南宋时期活跃在湖南地区的理学家和理学学者以及他们的学术思想。除此以外并不包含其他内容。

其次，朱子指称湖湘学派或湖湘学，并不是出于对湖湘学的理论肯定，而是为了同湖湘学派划清界限，也就是宣称自己不是湖湘学者。为什么要这样做？理由很简单，就是认为自己的学术思想是正确的，而湖湘学派的学术思想是偏颇的甚至是错误的。也就是说，朱子提出湖湘学派的观念，并不是为了从正面给湖湘学派争取学术地位，而是从负面上指证其弊，以提请天下学人，引发他们“注意”，不致误入歧途。这样的做法，事实上等于宣判了湖湘学派是儒学的异端。近世湖南学人以感激的心情称道朱子为湖湘学派的命名者，事实上只是对朱子的借重或误读。

朱子是湖湘学派的命名者，这个学术思想史的事实确实是个真实的判断。朱子也确实与湖湘学派有着相当的学术交谊，不过当其称说“湖湘学”“湖南学者”和“湖南学”“湘中学者”等的时候，其用意实在不出上述两种。不过笔者需要在这里提请读者注意的是，朱子在提出湖湘学派这样的学术观念时，是有着相当的技术方面的考虑的。仔细阅读上引文字就能看出：

朱子的湖湘学派观念表面上是泛指湖南地区的学者，实则专指由胡文定所开创，由其子胡五峰所完成并由张南轩进一步扩张开来的理学学者群体。《答石重子》最能说明这一点。

钦夫见处卓然不可及，从游之久，反复开益为多。但其天资明敏，从初不历阶级而得之，故今日语人亦多失之太高，湘中学子从之游者遂一例学为虚谈，其流弊亦将有害。比来颇觉此病矣，别后当有以救之。然从游之士亦绝难得朴实头理会者，可见此道之难明也。胡氏弟子及其他门人亦有语此者，然皆无实得，拈槌竖拂，几如说禅。与文定合下门庭大段相反，更无商量处。惟钦夫见得表里通彻，旧来习见微有所偏，今此相见，尽觉释去，尽好商量也。

所谓“与文定合下门庭大段相反”，可以表述为“现在的湖湘学派学者与早期开创时已大不相同，他们在相当的意义上背离了胡文定的开创原旨”。因此，朱子所谓湖湘学派学者，包括胡文定父子等在内，并且就是指由胡文定所开创的学统中的学人。同时，张南轩虽然是其中的佼佼者，但也不能免于湖湘学派整体的流弊。朱子对所有的湖湘学派的学者几乎都有微词。《朱子语类》有：

季随主其家学，说性不可以善言。……若如其言，有本然之善，又有善恶相对之善，则是有二性矣。……此文定之说，故其子孫皆主其说，而致堂五峰以来，其说益差，遂成有两性：本然者是一性，善恶相对者又是一性。他只说本然者是性，善恶相对者不是性，岂有此理！

可见朱子的湖湘学派，不仅指五峰以后的湖湘学者，而且包括胡氏父子，而尤其是胡氏父子，则在朱子的眼中，是南轩时代及其向后的所有湖湘学者学术思想之“病”的最初病源。

那么朱子为什么单提后面的而不提前面的？因为朱子针对的主要是与他同时的学者，而前期湖湘学派的学者已经被朱子从头到脚的挨个数落过了。而在数落的过程中，曾经受到后期的湖湘学派的学者的比较强烈的抗争，于是做些技术处理，主要说后面的，顺势轻点前面的，就不易激起更大的众议。这是朱子所说的艺术或技术水平。我们现在暂且回过头来看朱子对前期湖湘学派学者的评判：

文定大纲说得正，细微处，五峰尤精，大纲却有病。

胡文定说较疏，然好；五峰说密，然有病。

这种语法也是做过技术处理的。看似在表揚胡文定而指责胡五峰，其实胡氏父子都在批评之列。因为转换口气，就可以表达成“文定虽说得正，但大纲太疏略”，“文定说虽好，但太疏略。”

再看朱子说胡致堂与胡籍溪：

胡致堂之说虽未能无病，然大抵皆太过，不会不及，如今学者皆是不及。

胡籍溪人物好，沉静谨严，只是讲学不透。

至于胡五峰，更加未留情面。《宋元学案·五峰学案》载其对五峰《知言》的怀疑与“批评”的言论，黄宗羲归总为八条：①性无善恶；②心为已发；③仁以用言；④心以用尽；⑤不事涵养；⑥先务察识；⑦气象迫狭；⑧语论过高。有此八端质疑，我们只能将批评两字打上引号，因为这已经远远超过了批评的范围。

至于张南轩，虽然与朱子共同质疑《知言》，朱子称其见善即迁，给了很高的评价，但就其思想学术甚至行为习惯，朱子都有一定的微词：

钦夫见识极高，却不耐事。

南轩伯恭之学皆疏略，南轩疏略从高处去，伯恭疏略从卑处去。

敬夫高明，他将谓人都似他，才一说时，便更不问人晓会与否，且要说尽他个。故他门人，敏的只学得他说话，若资质不逮，依旧无着摸。某则性钝，说书极是辛苦，故寻常与人言，多不敢为高远之论。盖为是身曾亲经历过，故不敢以是责人尔。《学记》曰：“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今教者之病，多是如此。

钦夫信忒猛，又学胡氏云云，有一般没人情的学问。

应该说朱子对胡文定还是有所顾忌的，而对五峰则极尽“批评”之能事。本来对五峰也是应该多少加些回护的，因为毕竟五峰是长者和先驱。但因为如果不搬倒五峰，就不能使湖湘学派放弃自己的主张而站在自己一方。而一旦对《知言》的质疑成为湖湘学派无法争辩或无力争辩的“公论”之后，在湖湘学派学者们的反击下，朱子不得不表示对胡五峰的“妄议”，是犯了尊贤的忌讳。但此时朱子在与湖湘学派的理论辩争已经获得了胜利，也该收兵了。但朱子并没有就此回营，终其后半生都没有停止对湖湘学派的“批评”和“矫正”，直至陷入庆元学禁的重重围困时为止。

诚然，朱子对湖湘学派的“批评”与“矫正”，是在基本肯定其为理学重要学派并对南渡以后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基础上进行的。朱子以自己对儒学的理解衡量湖湘学派、象山学派和浙东学派等，虽然表现了老大自居和唯一正统代言人的姿态，但其对儒学命运与前途的忧虑和使之重新振兴发展的历史使命感等，都有其不可抗拒的魅力，同时也十分令人感动。承续传统儒学生命精神的香火、坚定不移的卫道情怀和唯一正统代言人身份的要求与自我肯认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朱子为湖湘学派命名的全部心理动机。湖湘学派或早期湘学概念的真正含义也就由此而确定，并被学界广泛传播开去。但是这里所说的早期湘学的概念，不是早期湘学的内容和特点的同义语，早期的湘学是有着非常丰富的学术内涵和理论贡献的，有关于这一点，朱子也有过相当的论述，因为本文主要是论述湘学作为学术概念的称谓之提出并其演变与内涵，故湘学思想学术内涵，并不在本文的必须论说之列。

二、近代的湘学称谓及其内涵 [23]

（一）湘学之作为观念的形态在近世的盛行 [23]

湘学的称谓自南宋朱子提出而流行天下，天下学人在朱子的引导之下，认定其为偏离正确轨道的理学思潮，虽曾有功于圣学，但也存在很多弊病，造成了对圣学的误解等一些不良的社会影响。直到南宋灭亡、湖南沦陷之后，湖湘学派作为学术实体随之消亡为止。此后，湘学的称谓一度湮没不闻。湖南地区的思想学术也相对的进入沉寂的历史时期。明清鼎革之际，衡阳王夫子继湖湘学派而起，再度将湘学的火炬燃亮，而且较之南宋更加耀目，可谓光芒四射。但由于船山穷处荒山，奔避流离，加以未曾从事真正的教育活动，故而没有形成具有现实影响的新湘学学派，包括船山本人也极少为外人所知。但湘学在此一时期并未造成像南宋时期那样大的影响。不过历史不会在完全省略前贤思想的情况下前行。邓显鹤曾于道光间倾力搜集并刊刻船山遗书并花费很大心血整理湖南地区的学者与学术等历史材料，其有功于湘学的情形，可以从梁启超（1873-1929）称其为“湘学复兴的导师”的评价中，约略可见一斑。咸同间，随着湘军的崛起，湖南再度受到天下人的重视。加以郭嵩焘、曾国藩等的努力倡导与刊印遗书，船山像考古文物重新出土一样渐为世人所知。尤其是戊戌维新运动前后，由于谭嗣同等宣传，船山思想如地火一样冲出地平线，照亮了整个华夏神州。湖南人在近世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尽情的表演，以其果敢、无畏、坚定的卫道意识、拯救情怀和献身精神，赢得了世人的广泛关注与赞誉。人们由此联想到了古代的湘学，又将船山置于中间，从而使整个的湘学有了历史的连贯性。这应该是近世湘学称谓重新被提出的最初动因，这一事实显然与湘学精神的复活拥有时间上的相对一致性。

近世湘学称谓的重新流行大致时间是在上两个世纪交替之前（1897年前后），确切时间不好确定。不过“湘学”的观念自南宋以后，就一直没有在士人的心中消失，否则她就不会重新盛行起来。

梁启超《儒家哲学》第五章《二千五百年儒学变迁概略》之下有关于湘学的称谓两处：

南宋学派，主要是朱陆两家，历元明清三代，两派互为消长，直至现在仍然分立。两派之外，还有两个人需要注意。一个是张南轩，可以说他是朱子的附庸，死得很早，没有多大成就，与朱子并为一派无妨。南轩生在湖南，湖湘学派与朱子学派，实在没有什么区别。

非朱非王，独立自成一派，当推王夫之（船山）。船山是湖南人，他这一派，叫着湖湘学派。在北宋时为周濂溪，在南宋时为张南轩，中间很消沉，至船山而复盛。他独居讲学，并无师承，居在乡间，很少出来。……船山在清初湮没不闻，咸同以后，因为刊行遗书，其学渐广。近世的曾文正、胡文忠都受他的熏陶。最近的谭嗣同、黄兴，亦都受他影响。清末民初之际，智识阶级没有不知道王船山的人。并且有许多青年，作很热烈的研究，亦可谓潜德幽光，久而愈昌了。

梁启超的《儒家哲学》著于1927年，比上述湖湘学派的观念还要更早些，大约在戊戌维新变法之前，经谭嗣同等的介绍而始读《船山遗书》，并受其影响而对船山和湖湘学派有了大致的看法和崇敬之心。

1897年初，由谭嗣同（1865-1898）、黄遵宪（1848-1905）、唐才常（1867-1900）、梁启超等云集湖南，在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之下，合力宣传准备，出版《湘学报》，此报4月22日正式开办，作为旬刊的《湘学报》，湖南督学吴人江标为最初的督办，唐才常与陈为镒等是最初的主编。如果没有湘学的观念，是不可能办《湘学报》的。由此看来，近代湘学称谓的重新流行，或许还要向前推一些。

这是湖湘地区或熏染湘气的梁启超等近代学人们于近世重提湘学的大致情形。而事实上，近世的湘学称谓，不仅限于湖南地区。浙江学者陈汉第（1874-1949）在汪康年（1860-1911）（也是浙江学者，戊戌变法运动中的保守派学者之一）与梁启超反目之后，写信给汪康年说（此时梁启超已到湖南）：

湘学已为康（康有为）教所惑，浙学汲汲宜办，以社其未萌，先发制人，此其时也。……

浙江学者心目中亦久有湘学观念。上引陈汉第写给汪康年的书信，只是一证而已。但由此可以想象，有湘学意识的不只湖南一地之学者，只是湖南地区的学者对此更加重视而已。

了解湘学的人都知道，近人李肖聃是最早的一部明确有湘学称谓的此一方面之著作《湘学略》的作者。其《湘学略》成书于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即1946年底。而具其自述，在民国十三年七月，为了祝贺《长沙大公报》创办十周年，李肖聃曾应湖南新化人李景侨之邀请，为其做纪念文字，当时李肖聃以数万字的《湘学小史》应之。如此，则李肖聃之作湘学实在1924年，较梁启超在《儒家哲学》里使用湘学的概念相对要早。

李肖聃（1881-1953），名犹龙，肖聃其字也。李肖聃是李淑一的父亲。毛泽东有《蝶恋花·答李淑一》词，就是这个李淑一，她是毛泽东的第一任夫人杨开慧的好友。1920年，杨昌济（1871-1920）病逝于北京，杨开慧回到湖南，因为留了短发，被认为是“过激党”，学校不准其读书，是李肖聃帮助才得以进入长沙一家私立的学校——福湘女中。李肖聃是杨昌济的同事与朋友，也是毛泽东的师辈。

不仅李肖聃的《湘学略》，钱基博的《近百年湖南学风》，也是近世的湘学作品。钱基博（1887-1957）是钱钟书的父亲。而据其女钱钟霞为其父此书的重版所作的序言称，此书成于1943年冬。时间相对《湘学略》晚了19年。

以上所列数条，只是说明“湘学”观念在近世重新兴盛的若干案例，其所表明的，并不是仅此而已，因为湘学的观念和对湘学精神的借重，从而推动近世社会革命和社会运动的发展的情况，在近代时期确实相当普遍。如陈独秀（1879-1942）于1920年前后所作的《欢迎湖南人的精神》和杨度等人身上所体现的湘学精神等都非常明确的证明着这一点。不过需要在这里说明的，就是湘学之作为观念的形态，从近世重新盛行起来之后，直至今天，一直没有在人们的心目中消失。不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相对暗淡了一些，或因其已经不再是时代思想的主流或不再发生主流的作用，从而暂时不再像在近代那样流行而已。

证明这一点的原因，至少可以说，像毛泽东、李淑一、钱钟书以及海内外通晓或对湘学有所知的人（其实对湘学有所知的何止一二或百千），他们还没有全数过世的时候，湘学研究的学术思潮又已在海内外蔚然兴起。薪传火递的湘学传统和湘学精神或湘学之作为观念的形态之在近世，从咸同以来就没有在国人的心中真正消失。这一点似乎不再需要更加详密的举证论说。

（二）近世湘学观念的内涵 [25]

从以上所引的近世学者和风云人物有关湘学的言论可以看出以下四点：

其一，湘学在近世人的心目中为一有别于浙学等的地域性之学术观念。梁启超、杨度、叶德辉、钱基博、李肖聃、陈汉第与汪康年等虽然政治立场不同，但在对湘学是地域性学术的看法这一点上却基本相同。

叶德辉（1863-1927）在《答人书》中说：“湘学兆于鬻熊，成于三闾，宋则濂溪为道学之宗，明则船山抱高蹈之节。迨乎乾嘉以后，吴越经学之盛，几于南北同宗。湘人乃独守其乡风，怀抱其忠义。经世之作，开风气之先。讲学之儒，奏戡乱之绩。六风广衍，本不以考据为能。近日无知之徒，乃欲依附康门，表彰异学。似此无父无君之学，天下皆得而攻之，又奚怪鄙人之搖唇鼓舌乎！”

钱基博在《近百年湖湘学风》中说，他自己作这种书是在张扬湖南，所以极论近世湖南的英杰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就如同其在江苏时作《江苏学风》阐扬顾炎武、陆世遗、徐寿、华衡芳等一样，“张皇湖南不是了湖南”，而是为了中国。这显然是将湘学作为纯粹的地域学术观念看待的。而其在导言中说“天开人文，首出庶物以润山河”，并且说：“弁冕史册者，有两巨子焉：其一楚之屈原……其一宋之周敦颐……”。其主张湘学是地域性学术并在时间上导源于屈原，与叶德辉的看法并没有原则的区别。只不过叶德辉走得更远一些，直推到炎黄时代去了。其实梁启超在认同湘学是地域性学术这一点上，与他们的看法完全一致，只不过在梁启超那里，似乎还暗含一个附加条件，即湘学虽是地域观念，但不是任何地域都有可以成为学派的学术。李肖聃作《湘学略》，似乎较上述诸人更系统，更准确，更具学术意味。写作时间似乎也稍早一些。他在《湘学略》之自序中说，民国十三年，为纪念长沙大公报创刊十周年时，就作过数万言的《湘学小史》。不过李氏虽然没有像钱基博和叶德辉那样，把湘学的诞生放到屈原或炎黄那里去，但也还是像梁启超一样把周敦颐作为湘学的开端来书写。这种提法事实上是很不准确的。周敦颐虽为理学开山，但不是湘学鼻祖，湘学的开创者是胡文定与胡五峰父子。

不过无论是汪、陈还是叶德辉，他们心目中的湘学观念，大而论之，基本上还是一湖湘文化的观念，而将湘学扩大为湖湘文化，很容易造成湘学观念的滥觞。同时，他们又都以为忠君爱国是湘学的一贯精神。而对国家与民族未作分别，故将船山（如叶氏）只当成与屈原相同的爱国志士来看待。一方面可能受了曾国藩等的看法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显然是由他们保守的文化心态所导致。他们看不到船山思想的启蒙性和革命性，甚至包括船山的民族主义的思想也被他们故意忽略了。诚然这种保守的心态也是湘学故有的特征之一，是湘学精神中的保守成分在他们身上的具体体现。尤其是叶德辉，可谓顽固不辨时势，似乎专门承袭了湘学中的保守成分一样，在改良甚至革命思潮风起云涌的社会境况下，仍是满口君父之类的观念，并且根本不论华夏夷狄的分别，堪称固守湘学中的保守成分而未开或不化的典范。

其二，近世的湘学观念，楚学与湘学含混不分。这一点，可以从李肖聃等人身上看到。李作《湘学略》，极尽对湘学研究之弘诵，可谓对湘学不小的贡献。但在李肖聃的心目中，湘学与楚学是相通的或者就是一个概念。《葵园学略》是《湘学略》中的一篇，是写王先谦的。在这个学案中，李肖聃赞扬王先谦有功于“楚之经学”“楚之史学”“楚之文学”，说王先谦“上笺群经，下证国史，旁论文章，用逮诸子。四十余年，楚学生光。”这里说王先谦对楚学有功，就是对湘学有功。湘楚不分甚至在今天很多湖南研究湖湘文化的学者中，还是一个相当普遍的情形。这与朱子当年所谓“湘学”的称谓是有很大距离的。外延比朱子的阔大，内涵也不及朱子的明确。其实可以看作湘学观念在文化人心目中的滥觞。这种滥觞流衍至今，遂形成无所不包的湖湘文化的观念。因此，重提湘学观念，并在内涵与外延上予以较明确的厘定，对湘学与湖湘文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是非常必要的。否则这样的研究可能越走越远，从而偏离真正的湘学精神。至少在对王先谦（1842-1917）的认识上，李肖聃似不及钱基博清晰。李将二王并称（王闿运、王先谦），说他们都是湘学的大师，而钱却只列王闿运（1833-1916），不讲王先谦。他认为“王闿运之人之学，先辈颇多绳弹，然有其独到以成湘学”，而王先谦虽“博涉多通，不啻过之”，但因其“无独到”之见地与发明，因而不能成为湘学大师。看来在对湘学的理解上，长沙李肖聃有时反不及无锡钱基博。这一点足以说明湘学或其他学术学派的研究，并不尽在于是否具有地域的优势，久在牡丹之园，未必就真能领略其国色天香的真正意韵。此不是说李肖聃不通湘学，而是可能因其对湘学的挚爱，遂使乡情不治而将湘学当成本乡本土的学问，进而无意识中张大了学术的范围。

在这一点上，梁启超似乎是局外人，他心目中的湘学观念并不同于楚学的观念，虽然其对湘学的理解也同样比较模糊。其言王船山，说“他这一派叫做湖湘学派，在北宋时为周濂溪，在南宋时为张南轩……”就是明显的对湘学认识模糊的表现。湘学自有不断的统绪，但是湖湘学派即便宽泛，也不至于从宋代一直延续到近代。湘学的薪火相传，并不即是湖湘学派的从未间断。不过上述诸人混淆湘学与楚学的观念，原则上还是处于传统的文化立场，而不是出于当时的行政区划或地理的观念。所以说他们“不分”湘学与楚学，或许不如说“未分”更符合实际。

其三，在近人的观念中，湘学是激进与保守共存的。维新志士与保守主义各据其一端，互相不容，以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各自认定自己的思想主张和行为模式为湘学之真正精神之体现，而将对方看作是湘学之叛逆。这一点在王先谦、叶德辉与谭嗣同、唐才常等身上表现最为典型。叶与谭等同样赞赏周敦颐与王船山，但一方则以为湘学是社会稳定的理论源泉，另一方则认为湘学的精神实质在于以变通求发展。这一点甚至导致他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如对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王、叶等对曾国藩等平定“洪杨叛乱”甚为褒扬，叶德辉以为这是“讲经之儒，奏戡乱之绩”，而谭嗣同则认为被称为中兴人才群体的湘军集团，“固不足以御外侮，而自屠割其民则有余”。其对湘军则深恶痛绝，认为湘军助纣为虐，“正孟子所谓服上刑者”。

其四，近世的湘学观念，与朱子的湖湘学的观念相比，因其与维新变法和民族民主革命等社会运动密切相关，故而政治意味明显，经世倾向浓烈而学术味道相对不足。

通过以上我们对近世湘学观念的粗略检省，已经不难看出：近世的湘学观念，如果仅就学术而论，味道是不足的，而且本身的内涵与外延也相对模糊不清，这一点实与维新变法和民族民主革命等社会运动密切相关。其应社会变革和发展之需要而复兴，本身也就决定了他主要的是一学术性的政治观念。说他有学术性，是因为她与古代的湘学观念一样，是在学术的意义上首先被指称和认同的。但近世的湘学观念之所以有如此的感召力，乃是因为湘学的精神中既有适合社会稳定需要的成分，又有顺应社会变革与历史发展需要的内涵。后者在湘学中，是主要的和占绝对主导地位的。

（三）湘学对于中国近世社会的作用 [27]

一是湘学精神中的保守成分迎合了维护晚清统治秩序稳定的需要。就湘学的精神迎合维护统治秩序的稳定需要而论，曾国藩等的湘军集团最能集中体现这一点。湘军集团只于稳定上卖力气，但于社会的变动发展，則基本采取保守态度。其实这一点，主要是借用了湘学精神中的保守成分。而王先谦和叶德辉的保守则主要体现在反对维新等重大社会变革之类的问题上。两人对湖南维新运动的坚定反对态度，甚至在1900年唐才常组织自立军失败以后，向巡抚廉三告密，使百余名维新志士惨遭杀害。之所以如此，除了个人性格和认识的原因以外，显然还由于深染湘学中的保守成分所导致。

湘学中的这种保守的成分，甚至表现在学术思想上。王闿运对船山史论的看法就是一例。他在宣统三年四月十一日的日记中说：“王夫之史论，似甚可厌，不知近人何以赏之？”这明确的是在说他自己最讨厌王船山的史论，他甚至不理解人们为什么对船山的史论有如彼之兴趣。在他看来，“船山论史，徒欲好人所恶，恶人所好，自诡特识，而蔽于宋元明来鄙陋之学，以为中庸圣道。适足为时文中巨手，而非著述之才也。”（《湘绮楼日记》同治八年正月十七日）王氏是有学识的优秀学者，但对船山史论有如此评价，充分表明了其在为学上的保守倾向。仿佛有见识的理论都是故意标新立异一样。

二是湘学精神中的进步性及献身精神适应了社会变革的要求。湘学于近世发生重大历史影响和作用的最主要的方面，还在于它的深刻的积淀和相当的进步性。仅就谭嗣同而论，他的“以太说”虽粗略地借用了已显过时的近代科学观念，但实际上更重要的则是受了船山气化流行的影响，而其仁学思想中的主要味道，则依然是船山的性命日降日生的理论其对改良之界限的突破，实在也是船山“天下非一姓之私”和“一人之正义”“一时之大义”与“古今之通义”等重要影响，当然还有黄梨洲的《明夷待访录》的深刻启发与警策。

湘学精神中进步性及其所表现出来的献身精神，曾在中国近世社会变革中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杨度的《湖南少年歌》并不是自我炫耀，而用相当的实在性。1920年1月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撰文《欢迎湖南人的精神》，说“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来证明的。”就是欢迎这种为救世而不惜献身的牺牲精神。

三是湘学精神中的浓烈的民族主义倾向，成了推翻清朝，建立共和的社会心理动因。值得注意的是，船山所代表的民族主义则在湘学承担社会拯救的理论和实践中，起到了至为关键的历史作用。在一定的意义上，甚至完全可以说，中国近世革命的动因主要就是民族主义。从湖湘学派到王船山，再到谭嗣同、杨昌济、毛泽东，湘学中的民族主义可谓一脉相承终至登峰造极。

从胡文定伸张“尊王攘夷”的“春秋大义”，到胡宏的“蕞尔女真，深入诸华，劫迁天子，震惊陵庙。”说这是“万世不磨之辱，臣子必报之仇，子孙所以寝苫枕戈，弗与共天下者也。”再到船山的将华夏夷狄与君子小人当成天下之二“大防”，认为对于夷狄“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诱之不为不信。”再到譚嗣同以清朝爱新觉罗为“贱类异种”，指斥他们“凭凌其野蛮凶杀之性气以窃中国。”而杨昌济则认为“王船山一生卓绝之处，在于主张民族主义，以华夏民族之受制于外来民族为深耻极痛.此吾辈所当知也。……”。

湘学精神中强烈的民族主义，在中国近世的革命中起到不容替代的宣传鼓动和推波助澜的作用。有关于此，作者有《船山民族主义与中国近世革命》一文，详细论述了近世英贤在社会革命中对船山民族主义的宣传与借用情况，这里不再另作重复论述。

综上所论，古代湘学概念的提出，主要出于学术本身的目的，尽管朱子在相当程度上错判湘学或湖湘学派，使得湘学的发展受到了很大限制，但总的说来，还是学术本身的问题，是针对湘学或湖湘学派的学术思想而发的，并不涉及学术以外的其他内容。包括朱子对胡文定的春秋传的评价和对湖湘学派的修养工夫的质疑等，都是从学术的角度，按照学术自身的原则进行的。而近世的湘学观念的提出，虽然提出的是学术的概念，但其用意主要的却并不在于学术，而在于借香奉佛——籍湘学经世致用精神和浓烈的民族主义激情为统治秩序的稳定（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王先谦、叶德辉等）、社会的变革与发展（谭嗣同、唐才常等）与民族主义革命（谭嗣同、黄兴甚至早期的毛泽东等）服务。前者深入湘学学理之内，而后者却经常徜徉在湘学外显的成分中。后者因此不能对湘学的学理进行冷静而严密的思想研究，虽然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发展了湘学。正因如此，对湘学进行真正冷静严密的学理研究，就是摆在今天的湘学研究者们面前的艰苦而又漫长的学术任务。

（责任编辑：张发贤 责任校对：陈 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