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辟刘篇》与《新学伪经考》的比较

黄开国 黄子鉴

摘要：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本廖平《辟刘篇》而成。但《辟刘篇》原本无存，其内容存于《古学考》。《古学考》存在行文明显不同的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只要合于《辟刘篇》的基本思想都可用于二者的比较。通过比较可以肯定，康有为否定古文经学的主要观点都源于廖平，但二者也存在诸多不同。就经学素养而论，廖书高于康书，但就思想本质、时代意义说，康书是廖书无法比拟的。

关键词：《辟刘篇》 《新学伪经考》 比较

作者黄开国，四川师范大学经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黄子鉴，四川师范大学经学研究所讲师、四川大学宗教所博士研究生（四川 成都 610068）。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本《辟刘篇》而成，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但是，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与廖平的《辟刘篇》究竟有何异同，却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廖平的《辟刘篇》写于1888年，1889年初在广州时，因传抄者太多而遗失，《辟刘篇》的原本却没有保存下来，其内容今存于《古学考》。《井研县志》该书提要说，“是书初名《辟刘篇》，末附《周礼删刘》皆平信今驳古之说。”所以，只能从《古学考》中追寻《辟刘篇》的原意，来与《新学伪经考》相比较。

一、比较的基础 [见英文版第64页，下同]

据《古学考》的篇首语，此书成于1894年。从时间上说，《古学考》成书晚于《新学伪经考》，而且《古学考》中明确有采用《新学伪经考》的两处记载。所以，钱玄同认为《新学伪经考》没有受到廖平的影响，反而是廖平抄袭了康有为。这只是不明廖平与康有为学术交往的误说，不值一驳。

但这也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探寻《古学考》中究竟哪些内容属于《辟刘篇》本有的？只有根据《辟刘篇》本有的思想观念，我们才可能为比较提供一个可靠的基础。这个问题可以做原则性的解决，就是依据廖平经学第二变的基本思想来做判断。廖平经学第二变名为尊今抑古，与经学第一变的平分今古在许多问题上都持相反的观念，就《辟刘篇》而言，从其篇名可知，此书以直接攻击刘歆为目标，也就是尊今抑古的抑古之论，就是说辟刘就是对古文经学的否定。所以，在比较《古学考》与《新学伪经考》时，凡是廖平攻击刘歆，否定古文经学的基本观念，都可以作为与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相比较的素材。当然，我们在取材时，还得注意到廖平思想观念的变化等因素，采取较为审慎的态度。

从今存《古学考》可以看到，全书由六十六条经语构成。粗略地说，全书似乎可以分为两部分：前三十条为一部分；后三十六为另一部分。前一部分一律用新旧对比的体例，以经学第一变之说为旧说，以经学第二变之说为新说，通过否定旧说、肯定新说的形式来阐发抑古的思想。后一部分的论说则较为随意而发。李耀仙先生最早注意到这一差别，并认为这两部分有著作时间的先后不同李耀仙先生认为《古学考》的后一部分比较多地保留了《辟刘篇》的原意，在比较《辟刘篇》与《新学伪经考》的异同时，多取《古学考》的后半部分为说。

《古学考》前后部分的不同只是相对，在后半部分其实也有用新说旧说相对比的条目，如第40条、第43条、第45条、第49条、第60条。所以，前后两部分的划分只是相对准确。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古学考》确实存在用对比新旧之说而写作与随意而发的两个部分的不同，只是不能机械的以前后部分做划分。李耀仙先生认为用新旧对比体例写作的部分是经过廖平修订的，否则，很难解释写作的统一性。这有一定道理，但是，不能因此而推断只有随意写作的部分才较多地保留了《辟刘篇》的原意，用新旧对比体例写作的部分时间较晚。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经学第二变是有感于经学第一变而发的，是由平分今古变为尊今抑古。所以，经学第二变的“新说”相对于经学第一变的“旧说”而言，是最能表现《辟刘篇》思想的。那么，《古学考》两个部分的写作时间，反倒有可能是用新旧对比体例写作的部分较早，而随意写作的部分则相对较后。也就是说用新旧对比体例写作的部分较为接近《辟刘篇》的原文，它是廖平为清楚的说明抑古之论，而采用新旧对比的写作手法写成的，并不存在什么修改。而比较《辟刘篇》与《新学伪经考》，不注意到廖平经学第一、二变前后新旧之说的差别，就很难真正把握到廖平经学第二变的基本思想。就此而言，采用对比新旧之说的体例写成的部分，反倒是具有不可忽略的价值。所以，比较《辟刘篇》不仅不能抛开随意写作的部分，反而应该更重视其用新旧对比体例写作的部分。只有这样才可能对《辟刘篇》与《新学伪经考》作出较为公允的比较。承认廖平《古学考》有两个部分写作体例的不同，并不意味着说两个部分中只有一部分才保存有《辟刘篇》的本意，在比较廖平的抑古之论与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时，只能够取一部分为说。

本文认为，《辟刘篇》成书时廖平抑古之论的基本思想就已经确立，因此，凡是合于廖平经学第二变抑古之论的基本思想的语言，都可以作为《辟刘篇》与《新学伪经考》相比较的思想材料，故在比较其异同时，不仅《古学考》用新旧对比体例写作的部分，而且其随意写作的部分，只要合于抑古之论的基本思想都是可以用于两书的比较的，但最应该重视的是用新旧对比写成的部分。

二、《新学伪经考》受廖平抑古之论的影响 [66]

抑古之论的基本思想是指构成抑古之论所不可或缺的主要论点，这些论点使抑古之论成为系统的否定古文经学的理论。廖平抑古之论的基本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在刘歆作伪之前，经学皆今文经学，无所谓古文经学一说，更无古文经学的传授；第二，刘歆作伪的经典是《周礼》，作伪的时间在王莽居摄后；第三，劉歆作伪的政治目的是迎合王莽篡汉，刘歆作伪的学术动机是报复今文博士，作伪的基本手法是以周公敌孔子；第四，刘歆作伪以《周礼》为古文经学的根本，并推以遍说群经，第五，东汉以后，通行的是刘歆之学。这五个论点完整地构成了《辟刘篇》否定古文经学的完整思想。可以说，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对廖平的这五个论点都有程度不同的吸收，有的是完全取以为说；有的是取其说，而论证不同，都可以看出廖平对康有为的明显影响。

刘歆之前无古文经学，是廖平指斥刘歆作伪的抑古之论的逻辑起点。廖平在《古学考》中多次论及此点，如第19条说：“旧说拘《王制》，凡有异说皆归古学。今于哀、平以前不立古学名目，则凡异说统归今派，不必拘定《王制》，以六艺为断，为得其实也。”第33条说：“自春秋至哀、平之际，其诸贤诸子、经师博士，尊经法古。道一风同，皆今学也。虽其仁知异见，乡土殊派，然谭六经必主孔子，论制度必守《王制》，无有不同。”这些说法都是将先秦到西汉哀平之际的所有学派、学说都归结为今文经学，以此否定古文经学在西汉的存在。可以说在这一点上，康有为是完全采纳了廖平的说法，但是，没有廖平之说明确直接。而且康有为的此说与他的一些论点是有矛盾的，如他笼统地说古文经学与刘歆校书有密切的联系，而刘歆最早校书在成帝时，这不是说西汉成帝时就有古文经学吗？所以，尽管康有为接受了廖平的第一个论点，但是，没有将其贯彻到底。

廖平抑古之论的第二点，是以古文经学的经典《周礼》出于刘歆。《古学考》第42说：“以古学成于东汉，以《周礼》为刘氏所删补。”第61说：“《周礼》出于刘歆。”廖平认为，原本没有《周礼》一书，《周礼》一书是刘歆采《逸礼》伪造而成，《周礼》出现后才有古文经学。康有为不仅接受了廖平这一观念，而且关于刘歆作伪的政治目的、作伪的学术动机、作伪的基本手法的认识上，二书存在不少一致的说法。如廖平说：“可知《周礼》出于歆手，以为新室制作。”康有为说：“歆《周官》……事事称周公，以揣合莽意，奖翼篡事也。”都是将《周礼》视为刘歆迎合王莽篡汉的典籍，只是廖平说得较为笼统，而康有为则说得斩钉截铁。就刘歆作伪的学术动机而言，廖平说：刘歆“造伪说以攻博士”；“歆固为攻博士，尤在迎合莽意”。康有为说：“莽、歆搜求佚书，绝无他学，皆歆所力争于博士者”；“以为‘乖绝及‘书缺简脱，礼坏乐崩，皆歆邪说，攻今学真经而创古学伪经也”。廖平重在论说刘歆与博士为敌，康有为重在论说刘歆与今文经学相反，而今文经学与博士之学在廖平、康有为那里是名异实同，都是孔子真传所在，所以，其意是完全相同的。就刘歆作伪的基本手法而言，廖平一再指出，刘歆作伪是“援周公以与孔子为敌”；“引周公以敌孔子……五经全归周公”。康有为说：刘歆作伪“夺孔子之经以与周公，而抑孔子为传”；“古学皆讬周公，盖阳以周公居摄佐莽之篡，而阴以周公抑孔子之学”。二人表述不同，但都以刘歆作伪的基本手法是以周公替代孔子，将孔子所作五经归于周公。

就第四个论点来看，廖平说：“《古书》、《毛传》则经无明文，徒取《周礼》古制之专条，推以说之。”刘歆伪造《周礼》后，“刘氏弟子乃推其书以说《诗》《书》《孝经》《论语》”。认为《周礼》为古文经学的根本，而古文经学的其他典籍都是依《周礼》专条推衍出来的。康有为也以《周礼》为刘歆作伪的根本：“歆之精神全在《周官》，其伪作《古文书》《毛诗》《逸礼》《尔雅》，咸以辅翼之”；“盖歆为伪经，无事不力与今学相反，总集其成则存《周官》”。廖平以《周礼》为古文经学的根本，古文经学的其他经典都是据《周礼》而推衍以为说的，康有为则以古文经学的其他经典都是《周礼》的辅翼，表述虽然不同，但都是以《周礼》为古文经学的宗主。

关于第五个论点，廖平说：“东汉以后，虽曰治经，实则全祖歆说。”认为东汉以后的经学，名义上是以六经为经典，但是，实际上所宗奉的是刘歆的伪说。康有为更是以刘歆之后的两千多年通行的是刘歆的新学伪经：“阅二千年岁、月、日、时之绵暧，聚百干万亿衿缨之问学，统二十朝王者礼乐制度之崇严，咸奉伪经为圣法，诵读尊信，奉持施行，违者以非圣无法论。”都是认为东汉以后的经学，为刘歆之学，孔子真传的今文经学从此湮灭不传，因而，廖平与康有为对东汉以后的经学都是持批判的态度。

正是在关于刘歆作伪《周礼》，古文经学为刘歆作伪的产物等经学问题上的惊人一致，人们多承认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是出于廖平的《辟刘篇》的。但是，康书与廖书还是存在诸多的不一致。

三、《新学伪经考》与《辟刘篇》之异 [68]

《新学伪经考》与《辟刘篇》的不同，不是基本论点的不同，而是在基本论点一致的情况下的具体论证的不同。从总体上说，康有为的论点多夸大其词，说无分寸，廖平的论说反倒显得较为平实。

关于刘歆作伪的论证，是康书与廖书最为不同的地方。廖平与康有为都认为，《周礼》为古文经学的根本，其书为刘歆所伪。但是，是否《周礼》全书都是刘歆所伪造，还是部分为刘歆所伪造，廖平与康有为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廖平认为，《周礼》一书并不完全是伪书，其中的绝大部分是今文经学的典章，是“刘歆取《佚礼·官职篇》删补羼改”而成，所以，“《周礼》亦惟专条乃为刘歆语，其与《戴记》同者皆为今学。实古学之所以以立者，全在今《周礼》羼改数条。”所谓刘歆羼改的专条，即封国、爵禄、职官等与今文经学不同的异说，如今文经学职官言三公九卿，《周礼》则以天地四时分六官如此之类。所以，廖平的说法并不是全以《周礼》为刘歆之伪，而只以其中与今文经学不合的专条为刘歆所伪，他所说的古文经学成立的根据也只限于刘歆所伪造的数条。他作《周礼删刘》，列出违经、反传等十二证，并以必全合十二证，或至少合于八九证者为删除的尺度。可见，廖平对刘歆伪造《周礼》的看法是十分谨慎的。

康有为则不加分别的将《周礼》全书视为刘歆作伪的产物，他说：“至《周官经》六篇，则自西汉前未之见，《史记·儒林传》、《河间献王世家传》无之。其说与《公》《穀》《孟子》《王制》今文博士皆相反，……盖刘歆所伪撰也。歆欲附成莽业而为此书，其伪群经，乃證以《周官》者。”所以，廖平与康有为的《周礼》为古文经学的根本典籍之说，仔细区分起来其实有很大的不同。廖平只是以其中的小部分为刘歆的伪造，只有这部分的内容才是古文经学，也是古文经学所得以成立的依据，而《周礼》的大部分内容则属于今文经学；康有为则以全书皆出于刘歆的伪造，其内容全部属于古文经学。也就是说关于古文经学的依据，廖平认为只是《周礼》的小部分内容，即刘歆作伪的专条，而康有为则认为包括《周礼》全书。

在有关古文经学其他的典籍上，二人的认识也存在诸多的差异。从古文经学所得以成立的只是刘歆伪造的专条出发，廖平对古文经学的范围做出严格的限制，认为《史记》《汉书》关于西汉就已经流传的《左传》《国语》《费氏易》《古书》《毛诗》《孝经》等，并不像康有为所说的那样是刘歆伪造，而是真实存在的，只是这些典籍不是古文经学，而是今文经学。《左传》《毛诗》《古书》《费氏易》为古文经学是经学界通行的看法，廖平将其说成是今文经学的典籍，这与经学界的认识是不相合的，也与廖平经学第一变以《左传》《毛诗》为古文经学的划分不合。廖平所以有如此的认识，是有原因的。面对《史记》《汉书》关于《左传》等古文经学的记载，廖平不是像康有为那样武断的一概归结为刘歆的增窜，而是采取了较为审慎的态度，肯定这些记载都是真实的，肯定这些记载的真实性，如果再按照通行的观念去认定它们在经学中的归属，就会得出古文经学西汉就已经存在的结论，而与他古文经学起于刘歆作伪的基本思想相矛盾。于是，廖平就不得不对这些关于《左传》等的记载做出新解释，将其说成是今文经学的典籍。廖平的这一说法虽然不合于经学的今古之分，也不同于他经学第一变的平分今古之论，但是却表明廖平对《史记》《汉书》史料的态度，是审慎的，而不是像康有为那样将一切不合乎自己认识的史料都判定为刘歆的增窜。

康有为则十分武断的将所有古文经学的典籍全部说成是刘歆的伪造，所谓“刘歆伪撰《乐记》”；“《易》学为刘歆乱伪之说”；“刘歆既伪造古文，必欲使经艺咸有古文而后止，不必有他义也，《孝经》与《易》《论语》，皆不过颠倒改易文字以自异”；“《尔雅》与《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并征，其俱为歆伪无疑”；总之，所有的古文经学典籍都出自于刘歆。与廖平相较，康有为的说法多为不合史实的臆说，并将作伪之事认定为刘歆一人所为，实难以令人相信。在关于《周礼》的成书、古文经学典籍的形成、《史记》等书西汉古文经学材料的解释等问题上，康有为与廖平的具体说法都不相同，这些异说难以枚举，但就其论证而言，廖平较为平实，康有为则较为夸张。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也给廖平后来的《古学考》以某些影响。廖平在《古学考》的第27条，明确提到康有为此说，并以“康说是也”表示肯定，还在第39条、第62条中，对《书》《诗》完备不缺做出了论说，这是对康有为之说的发挥。此外，在《左传》问题上，廖平也有康有为影响的痕迹。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提出，《左氏春秋》出于《国语》。廖平对《左传》与《国语》的看法，在《今古学考》一书中虽然以《左传》出现的时间较晚，但仍承认其书为先秦之书。但在《古学考》中，却说《左传》出于《国语》：“《传》由《国语》而出，初名《国语》，后师取《国语》文，依经编年，加以说微，乃成傳本”。廖平的看法显然是受了康有为之说的影响。当然，廖平的《古学考》以《左传》《国语》皆为今文经学，而康有为则以为皆出于刘歆的伪造，这又是不同的。

从经学来说，这两部书都以揭发刘歆作伪来否定古文经学，将古文经学定性为刘歆作伪的产物。然而，单就廖、康二人对古文经的辨析而言，廖书较为平实，康书则流于牵强，这种差别实际上是廖平与康有为在经学上造诣深浅不同的表现。廖书与康书的出发点，看起来好像都是从今文经学的立场，来揭发、批判古文经学，其实却不同。廖平是怀着对孔子与六经的真诚迷信，为维护经学的圣人之道，来揭发、批判古文经学的；康有为则是借着对刘歆与古文经学的批判，来否定二千余年中国的政治、文化。换句话说，也就是廖平的批评刘歆作伪是要追寻到孔子六经的真谛，康有为的批评刘歆作伪是要为中国政治文化的落后找到缘由，二者在此意义上是完全相反对的。廖平之书没有康书的社会影响大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此。

（责任编辑：张发贤 责任校对：陈 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