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唐代丧服制度的变化

周丽　刘洁　郭春妮

摘 要：唐初经历了隋末战乱，统治者希望能够通过丧服制度的恢复和推广，构建稳定的家庭，进而实现对社会生活的控制。在唐代家庭生活的基础上重建丧服制度，主要涉及的范围是母、妇之服以及外家亲的服制等方面的改变。为母服制的修改有两项，一是上元元年公元年改《仪礼》“父在为母服齐衰杖期”为“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二是天宝六年公元年，店玄宗下令为出、嫁母服丧三年。子妇服的修改则在贞观十四年公元年，舅姑为嫡子妇服由大功九月加为齐衰一年，为众子妇服由小功五月加为大功九月。贞观十四年还为原本无服的嫂叔关系制小功五月之服。

关键词：唐代;丧服制度;变化

一、母服制时间延长

《礼仪·丧服》规定子为母服“齐衰三年”，而为父服“斩衰三年”，如果父在母亡，则应服“齐衰一年”，从等级上看，父亲比母亲更加尊贵。“为父何以斩衰也，父至尊也。”父亲在家中的地位远高于母亲，是“至尊”，所以为母服“齐衰三年”。在父在母亡的情况下，父与子女为母服齐衰一年，心丧三年。从《礼仪·丧服》的种种规定可以明显地反映出夫为妻纲、父为子纲的现象。然而一个家庭是由父母、子女，有着共同血缘关系的人组成的，从现代的角度看，父母双方应该有着平等的地位，但在封建社会中却极力打压母亲的地位，并且影响至女系后裔和母系血缘亲属。到了唐代，这种现象有所变化。

唐高宗龙朔二年八月，“司文正卿萧嗣业，嫡继母改嫁身亡”如何服丧，是否解官，而当时并没有有关子是否为嫡继母服丧的律法礼仪规定，所以成为当时讨论的重点。嫡继母改嫁后，虽然比休妻程度稍轻，但还是与父亲义绝，并且也有区别于亲母嫁，与子无血缘关系，所以“嗣业既非嫡母改醮，不合解官”，借此事補充了有关律法礼仪上的不足。但母亲在丧服制度中的地位并没有提高。

随后唐高宗上元元年，“天后上表曰：‘至如父在为母服止一期，虽心丧三年，服由尊降。窃谓子之于母，慈爱特深，非母不生，非母不育。推燥居湿，咽苦吐甘，生养劳瘁，恩斯极矣！所以禽兽之情，犹知其母，三年在怀，理宜崇报。若父在为母服止一期，尊父之敬虽周，报母之慈有阙。且齐斩之制，足为差减，更令周以一期，恐伤人子之志。今请父在为母终三年之服。’”武则天在奏议中描述了母子之间的深厚情感，指出“齐斩之制”对母亲有所不公，并且请求更改“父在为母终三年之服”。增加为母服丧的时间，有利于弘扬孝道，所以高宗下令实行。这是母亲在丧服制度中的地位提升的一大进步。

但朝中官员就增加为母服丧的时间展开辩论，总体来说分为两派，一派重人情，另一派重礼仪秩序，两派各持自己的观点，引经据典，争论不休。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唐玄宗出于对女权的恐惧，下令服制一依《服丧》一文，结束了争论，但私下各家仍是混乱，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被写入《开元礼》，天下依其行使。后有韦后效武后，提出天下庶士为出母服丧三年，得到推广，但最后因韦后改制失败而不了了之。天宝六年正月，唐玄宗下令天下为出、嫁之母终服三年。至此，为母服三年的制度确定下来。

在母服制时间反复的探讨上，反映出人情与礼法的拉锯和唐代的开明之风，而唐玄宗确定下来为母服丧三年制度，也是经由人情与礼法的融合而产生的。

二、嫂叔服制的建立

在唐代，嫂叔关系时是家庭中重要的亲属关系，唐律严谨尊长在而子孙异居分财，数代同堂、兄弟同居共财是唐代理想的家庭状态。而嫂叔关系无牢固的血缘关系维持，因此极易破裂，进而导致家庭的不和谐。

在唐代的这种家庭观念下，贞观十四年，太宗发出这样的感慨，“同爨尚有緦麻之恩，而嫂叔无服。又舅之与姨，亲疏相似，而服纪有殊，理未为得。宜集学者详议。余有亲重而服轻者，亦附奏闻”。随后魏征等官员围绕着亲情展开详细议论：“或有长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劳鞠养，情若新生，分饥共寒，契阔偕老。譬同居之继父，方他人之同爨，情义之深浅，宁可同日而言哉！在其生也，爱之同于骨肉;及其死也，则曰推而远之。求之本原，深所未谕。若推而远之为是，则不可生而共居;生而共居之为是，则不可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轻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终，称情立文，其义安在？”为了维系和加固这种团结的家庭观念，太宗采纳魏征等人的奏议，颁布了嫂叔“服小功五月报”的诏令，建立并形成制度。

叔嫂制维系了家庭的团结，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社会和谐，迎合“以孝治天下”的理念。

三、子妇服制与外亲服制的提升

“子妇”是女子婚嫁后的除了“妻”“母”之外的另一种身份，是按照家庭中丈夫的长幼尊卑秩序而获取相应的身份地位。由于子妇与夫家成员无血缘关系，所以在丧服制度中比夫党制作用要低。

舅姑与子妇是家庭中除了夫妻、母子外最重要的家庭亲属关系。因此，在丧服制度中，子为父母服三年丧，妇“从夫”降一等为舅姑服齐衰一年，舅姑“从子”为嫡子妇服大功九月“嫡子妇旧服大功，请加为期。众子妇小功，今请与兄弟子妇同为大功九月为众子妇服小功五月”，由此可见，子妇在宗法秩序中处于较低下的位置。

贞观十四年，颜师古上奏提出“舅姑为妇”服制太轻，并提议“舅姑为嫡子妇服从大功九月增为齐衰一年服，为众子妇服从小功五月增为大功九月”。唐代后期为朝子妇服制进行了一场讨论。所以终唐之世，妇为舅姑服制“仍如礼旧”，没有修改。但是民间此俗仍盛行不衰。到后唐刘岳删定《书仪》的时候，因俗变礼，把妇为舅服斩衰三年和妇为姑服齐衰三年写入礼书。宋代依后唐之制。明代则更进一步，妇为舅姑服皆为斩衰三年。

四、总结

唐代之前，基本袭承先秦时代的丧服制度。随着社会变迁，社会风俗也随之发展，特别是唐代开万国来朝之风，各方面与其他民族的风俗结合，家庭生活也受其影响，所以丧服制度也随之改变，主要集中在为母、妇之服以及外家亲的服制调整上。

母服制的变化主要是高宗改“父在为母齐衰杖期”为“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玄宗“令天下为出、嫁之母终服三年”，这表明唐人对母亲有着深厚的感情，母亲在家庭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嫂叔服和子妇服的提升，反映了唐代复合型家庭结构的特点。舅姑与子妇，嫂与叔，是唐代家庭关系中十分重要的两个环节。这两项服制调变化也反映了“子妇”对于调节家庭关系的重要性。

外亲服制的提升，与唐太宗和唐玄宗的个人因素有关，但也是唐代社会生活特的反映。与外家亲属之间密切的往来，以及唐代社会的胡风影响，是外亲服制提升的主要原因。

唐代丧服制度的调整变化，体现唐人对妇女在家庭中的作用逐渐深入认识，但是并没有改变父权制等级伦理秩序，随着丧服制度的社会推广，父权制等级伦理观念逐渐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想，对妇女的束缚也越来越紧。

参考文献

[1]《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

[2]《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

[3]《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3年版

[4]唐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