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4-24
王艳
摘 要:当前,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而经济发展阶段越高,经济增长越要依靠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指经济增长中不能被土地、劳动、资本等有形要素投入增长解释的部分。一般来说,全要素生产率由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两部分组成,其影响因素主要有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为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一方面可以通过制度改革重新组合生产要素实现配置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科技创新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
关键词:全要素生产率 改革 技术创新
经济发展阶段越高,实现经济增长越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全要素生产效率表现如何,既可以解释可持续增长与经济停滞的反差,也被证明是许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是在党的代表大会的文件中首次提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充分体现了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视程度。
一、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代表着当前经济发展的方向
全要素生产率,又称为“索洛残值”,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罗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来的,这里的“全”并非指所有要素的生产率,而是指经济增长中不能被土地、劳动、资本等要素投入增长解释的部分,也就是由有形生产要素投入之外的技术进步和能力实现等导致的产出增加,是剔除要素投入贡献后得到的残差。
传统意义上的要素投入主要指土地、劳动和资本,从世界各国发展经验来看,在一个经济体处于起飞阶段之时,也就是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前,这三项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较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尤其是达到中上等收入水平之后,其贡献会逐渐衰减,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逐步提高,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增长也恰恰印证了这一观点。按照世界银行的资料,2010年,中国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进入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2011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所占的比重自改革开放之后首次开始下降,人口抚养比相应上升,劳动力转移的“刘易斯拐点”开始出现,让中国一路成为“世界工厂”的廉价劳动力优势正在不断消失,民工荒、用工贵、招工难等问题开始显现;土地、能源等自然资源开发使用的价格越来越高,甚至超过了欧美等发达国家,与此同时,由征地、拆迁、补偿成本急剧抬高引发的矛盾冲突频频出现;而且,随着资本劳动比的不断提高,也遇到了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瓶颈,据社科院数据,20世纪90年代晚期,我国1元人民币的投资,可以增加0.4—0.5元的GDP,而2016年1元钱的投资,新增加的GDP仅有0.07元。传统有形要素的贡献越来越乏力,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逐步饱和,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我们要寻找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就必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
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分析经济增长源泉的重要工具,尤其是政府制定长期可持续增长政策的重要依据。一般来说,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主要有:
(一)制度变革
制度及其与之相关的体制机制,是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制度变革推动劳动生产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生动案例。但是,我国当前还存在着诸多制约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制度性障碍,产权制度、教育制度、土地制度、金融制度等都不是很合理,必须通过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政策环境,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从而让资源配置更有效率。
(二)结构优化
结构优化是深化分工协作、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途径。它包括产业结构优化、区域结构优化、城乡结构优化、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结构优化、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结构优化、财富收入分配结构优化等等。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得益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转移到二、三产业,也就是从生产效率低的部门转移到生产效率高的部门。
(三)要素升级
要素升级是生产要素提质增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根本途径。要素升级与要素投入有所不同,要素投入主要是量的增加,要素升级主要是质的提升。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由传统农业、低端制造业、传统服务业转向现代农业、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传统要素必须实现升级。要素升级的具体表现形式有: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的提升、土壤的改良、资金运用效率的提高、基础设施的改造、信息化、大数据、知识增长等等。
研究表明,从1978到2015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了4.11%,其中制度变革的贡献率是30.2%,结构优化的贡献率是29.28%,要素升级的贡献率是40.52%,即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分别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1.24、1.20和1.66个百分点。
三、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政策建议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目前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要攻下这个关,就必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一般有两种途径,即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提高生产效率。
(一)通过改革重新组合生产要素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通过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指的是通过重新配置资源,让更多的生产要素配置到效率更高的产业或者企业,从而在要素投入和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实现产出的增加。研究发现,如果中国的资源配置效率能够达到美国的水平,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将提高30%—50%,若完全消除要素市场的扭曲,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提高86.6%—115%。
1.土地制度改革。盘活土地资源,合理提高土地综合利用效率,是当前土地制度改革的重中之重。一是严格按照十八届三中全會和十九大精神,鼓励农民承包经营权以转让、转租、抵押、入股、托管等方式流转;二是改革完善宅基地制度,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落实宅基地所有权,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适度放活宅基地使用权;三是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产权框架和流转制度,允许农村集体土地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下进入建设用地市场,实现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的同权同价同市场;四是改变地方政府以低价用地招商引资的方式,对工业用地中单位产出效益高的企业进行正向激励,对单位产出低的落后产能进行反向倒逼,推动资源要素向优质企业集聚,解决土地资源配置中的错配、低配问题。
2.户籍制度改革。劳动力市场在地区间、城乡间和部门间的人为分割,造成劳动力流动成本和迁徙成本较高,是导致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的重要因素。户籍制度是依法收集、确认、提供住户人口基本信息的国家行政制度,最基本的功能就是身份证明、人口统计和社会管理,但是目前我国的户籍制度却是一个集人口登记、就业管理和社会保障三位一体的制度体系,不仅是导致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制度基础,而且人为扭曲了劳动力市场,造成了效率损失。如果对其进行彻底的改革,实行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必将进一步改善劳动力市场环境,刺激劳动力的流动与供给,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3.国有企业改革。部分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明显低于民营企业,却能以较低的价格获取资源持续经营,这是典型的要素市场扭曲,严重制约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一是明确国企的职能定位,主要在一些关系国家安全、国计民生、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发挥作用,加快处置低效无效资产,淘汰落后产能,提高国有资本的配置效率;二是积极推进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允许并鼓励民间资本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国企改革,同时还要鼓励国有资本以多种方式入股非国有企业;三是严格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责权利相互制约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激发活力,提升竞争力,培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4.金融体制改革。当前,金融结构、金融体制与实体经济、创业创新不相适应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一是继续深化商业银行改革,适当放松金融管制,支持其开发新产品,创新融资模式,构建农村金融、绿色金融、科技金融、中小企业金融等特色服务体系;二是依托存款保险制,大力发展各类中小民营银行,探索“以小对小、以私对私”的融资结构,促进金融服务多元化和金融业竞争;三是积极推进资本市场的发展,大力发展债券市场,进一步完善主板、中小板、创业板以及新三板在内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四是规范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在加强监管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互联网金融覆盖广、成本低、效率高的独特优势;五是加快信用体系建设,为中小微企业获得银行贷款降低市场交易成本。
(二)通过技术进步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
通过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指的是通过研发或引进更为先进的生产技术,让既定要素投入下的产出获得进一步提升,这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动力。实现技术进步,既可以通过技术引进,也可以通过技术研发,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技术水平越来越接近世界前沿,今后我国的技术进步将更多地依靠技术研发。
1.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是决定国家发展水平的基础,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根基。一是在关键核心技术、现代工程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等重大创新领域布局国家实验室,建设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战略科技创新基地;二是聚焦能源、生命、粒子物理等领域建设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综合性科学中心;三是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增加创新的知识储备,强化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2.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僵硬落后的科技体制机制是阻碍我国科技创新的一大瓶颈,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一是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运用的法制保障,给企业家建立未来收益的稳定预期,激发创新的热情和活力;二是完善自主创新和成果转化的政策体系,改革现行科研立项和评价制度,建立以科技创新质量、贡献、绩效为导向的分类评价体系,激励科研人员潜心做出一些原创性、颠覆性、引领性的高层次研究成果;三是加快建设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培育一批专业化水平高、服务能力强的技术转移机构和人才,建立完善区域性、行业性技术市场,打造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资源互联互通的全国技术交易网络;四是完善创新资源整合机制,有效聚集各类创新要素,建立多元主体相互联合与协同互动为基础的协同创新模式。
3.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一是引导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建立研发中心、技术中心、检测中心等各类研发机构,鼓励大企业、研究院所向社会开放研发测试、生产装备、创业孵化等资源;二是完善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的财税金融体系,加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等政策的落实力度;三是企业要培育技术领先意识,营造自主创新氛围,以市场为导向,增加技术创新投入,提高科研人员待遇,同时要与高校、科研院所等加强合作;四是营造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环境,建立符合国际规则的政府采购制度,扩大创新产品和服务的市场空间。
4.建设高端科技创新人才队伍。人才是科技创新的源动力,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一是推进创新型科技人才结构战略性调整,突出“高精尖缺”导向,加强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高水平创新团队的选拔和培养;二是改变以往引进项目、引进商品为直接引进人才,尤其是要加大首席科学家等高层次创新人才的引进力度,创造有利于国外技术人员来华工作、创业的环境;三是改革扭曲、僵化的教育体制,大力推进创新教育,提升全社会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富有创新精神、敢于承担风险的创新创业人才队伍,实现从人才大国向人才强国的根本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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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共日照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室)
责任编辑:康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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