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中的文学故事观照

张纯

摘 要：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文艺复兴”，尤其是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世说新语》作为一部记载了这一时期文人士大夫言谈举止、风流轶事的名著，生动地反映了这一时代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具体风貌，自然对也会文学领域进行描写与记录。本文就主要对《世说新语》中的文学故事分别进行分析与研究：文学故事绝大部分集中在了《文学》一篇当中，于是便将此篇划分为了“学”与“文”两类故事，第一类主要是一些有关具体学术的故事，第二类是一些有关具体诗文创作与鉴赏的故事。本文旨在对《世说新语》中文学故事的具体分析以观照魏晋时代中的文学文化现象并撷取其中精华以获启发。

关键词：《世说新语》;魏晋时代;文学故事

魏晋六朝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的时代，它承受着社会动乱、国家分裂的苦痛，却同时在思想灵魂与文学文化方面容光焕发。要想一睹魏晋时代文学卓越发展的盛况，南朝刘义庆编纂的《世说新语》正是开启了一个恰当的窗口。《世说新语》中的文学故事主要集中于《文学》一篇。清代学者李慈铭将《文学》一篇的划分进行了较为明确的说明：“案临川之意分，此（按：谓第66条）以上者为学，此下为文。然其所谓学者，清言释、老而已。” ①意即根据更深的内在联系，《文学》可以被划分为两部分：第1至65条为“学”的部分，讲述关于注解经文的轶事;第66至104条为“文”的部分，记载了有关诗文创作的轶事。

一、文学之“学”，学术之“学”

《文学》篇中的前半部分是“学”的部分，是有关具体学术的内容，主要涉及了玄学、经学以及佛学。其中玄学占比重较大，大多数故事都会涉及玄理。魏晋时期玄学方兴未艾，在汉末封建伦理纲常遭到极大破坏的时代背景下，士人们重新审视了先秦诸子百家，在又一次的“百家争鸣”中，出现了对《庄子》《老子》和《周易》的研究热潮，道家被引入儒学，由此而开启了贯穿整个魏晋六朝时期的一代玄风。《文学》篇中“学”的部分就有许多对这一社会思潮的鲜活记录。比如有描写众名贤集会谈玄或名士互相辩论的故事：“何宴为吏部尚书郎”一条讲述了去何宴家清谈的宾客常常座无虚席，而年纪轻轻却小有名气的王弼讲玄理头头是道、在座无人能及的故事;“殷中军为庾公长史”条，殷中军等众多名士在王导家集会大谈玄理直至“三更”，那清谈之盛况在我们面前呈现;“孙安国往殷中军许共论”条记载了孙安国与殷浩之辩论过于投入以至于饭菜来回热了多回还未被沉迷于清谈的主宾吃掉……

对于从西汉开始就占统治地位的经学在魏晋时期已经走向了衰落，但没有衰亡，《文学》篇中仍然可以找到它的身影。这一时期的经学以大儒郑玄为主角，因为他以古学为宗，兼采今学，融通今古而统一了经学，从《文学》前三则先列郑玄之事迹可见其地位之高。第一则记载了郑玄才智出众、学识渊博，马融对他的学成归去有“礼乐皆东”之叹，可见郑玄在经学方面取得的杰出成就;第二则讲述了郑玄因服虔所注《左传》之意大致与自己相通而将自己的注解送给服虔助其完成了《服氏注》的故事，凸显了郑玄一心为了经学发展的无私奉献的大家精神;第三则记载了郑玄家连婢女都熟读经书，能够随口引经据典，可见这位儒学大家对身边人的良好影响。

除了我国本土的玄学与儒学，外来的佛教也要一凑热闹，名士们用佛学哲理补充和丰富了玄学清谈的内容。比如“殷中军见佛经”、“殷中军读《小品》”、“殷中军被废东阳”以及“殷中军被废”这四则都讲述了殷浩潜心研习佛经、从中发掘玄理的故事;“有北来道好才理”一则记载了支道林与竺法深均精研佛学经典《小品》;“三乘佛家滞意”讲述了支道林为对佛经充满求知欲望的人们讲解佛教教义中难解的“三乘”部分……

二、文学之“文”，文章之“文”

《文学》篇中“文”的部分记述的是有关具体文学领域的一些故事，比如诗文的创作与鉴赏故事。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曾提到：“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第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征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② 那么由此看来，魏晋南北朝文学近乎达到了自觉的程度，因为《文学》篇中“文”的部分就已经将这三个标志闪亮地展现了出来。第一，汉代时所谓的文学指的是学术，特别是儒学，而到了南北朝时期，“文学”与“文章”常常混用，“文章”之意已经成功打入了“文学”意义的堡垒，这时的文学已不再局限于学术，它包含着某些学術的内容但不再完全是学术，而是具有了新的独立于学术的地位，所以《世说新语·文学》中的“文学”既包含了“学术之学”又包含了“文章之文”。第二，《文学》篇中“文”的部分故事中所涉及到的文章体裁高达九类之多，如此细致、精到的体裁分类，恐怕是“前无古人”的高度：“赋”如“庾子松作《意赋》”;“诗”如““夏侯湛作《周诗》”;“文”如“司空郑冲驰遣信就阮籍求文”;“表”如“将让河南医，请陆岳为表”;“檄”如“令须露布文，唤袁倚马前令作（露布文为檄文一种）”;“颂”如“刘伶著《酒德颂》”;“赞”如“羊孚作《雪赞》”;“论”如“王敬作《贤人论》”;“诔”如“孙兴公作《庾公诔》”等。这些文学故事明确记载着各类文体，说明已经对各类文体有了较细致的认识与明确的区分，而不同文体的风格特征也可以在一篇篇精炼的故事中一窥究竟。第三，对于美的追求是从古至今人们永恒的追求，而对文学审美特性的追求则在这部分文学故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于民在《中国美学思想史》中说：“在晋代不论与人与文，可以说无清不妙、无清不工、无清不新和无清不美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巨大变化，也以不同的审美崇尚浮现出来。” ③以“清”为美的审美崇尚在《文章》篇“文”的部分展现了出来：孙兴公评“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潘岳的文章虽然浅近但洁净，陆机的文章虽然深刻但芜杂，这看似并列平等，实际上感情倾向十分明显，文章即使深刻又怎样，一旦芜杂那还不如浅近却洁净的文章;还有羊孚所作《雪赞》，将白雪的清气洒满全诗，读来令人神清气爽，难怪恒胤将此诗写在扇子上，那清气似乎能够消退暑热、清凉一夏。

《世说新语·文学》篇中“文”与“学”的部分虽然被明确地划分为了两部分，但二者绝非互不相关，也非相互排斥，而是统一于“文学”大主题之中的两种有机展示，带给了我们无尽的遐想与启示。

参考文献

[1]张晨.《世说新语·文学》之“文学”辨析[J].东南大学学报，2004（4）

[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版）[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3]于民.中国美学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