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区域经济分化明显

胡少维

2016年上半年，各地区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认真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努力拓展新发展空间，着力培育新发展动能，地区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平稳，但各地区差异化态势更加鲜明，部分地区已经逐步适应新常态，出现转型发展的良好势头，部分地区困难局面并未见明显改观，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很大，需要出台相应的政策给予必要的支持。

一、上半年地区经济增长差异比较大

如果仅就四大区域看，上半年除东北外，其他三大区域的增幅差异并不大。东部地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7.56%，高于地区合计平均水平0.27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为7.77%，高于地区合计平均水平0.48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为7.96%，继续处于“四大板块”首位，高于地区合计平均水平0.67个百分点；东北地区经济下行趋缓，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2.27%，较一季度提高0.35个百分点，但比地区合计平均水平低5个百分点（见表1）。

如果从热点区域看，除京津冀基本与地区合计水平基本持平外，其他区域增幅均高于平均水平，特别是经济总量占43%的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态势良好，成为全国经济平稳增长的基石（见表2）。

从各地区GDP增速看，超过10%的有重庆（10.6%）、西藏（10.6%）和贵州（10.5%），在8%—9.2%之间的有10个地区，还有7个地区的经济GDP增速快于地区合计水平，低于地区合计水平的有10个地区，除了北京和上海两大直辖市外，其他基本上为产业结构重型化或比较单一的地区，其中辽宁成为唯一一个负增长的省份。而南方特别是沿海省市转型起步较早，经济已开始回稳，由此带来南北省区的经济增长出现分化（见图1）。

二、地区经济增长出现差异的原因

各区域经济增幅出现一定差异，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有以下几点：

从需求端看，主要与固定资产投资有关。数据显示，东北地区经济增幅最低，其固定资产投资是负增长，特别是辽宁投资负增长在60%左右。而经济增幅领先的贵州投资增幅在20%以上。就对市场反应更加敏感的民间投资看，2016年1—7月，东部地区投资133057亿元，同比增长10.2%，增速比1-6月份回落0.8个百分点；中部地区投资81209亿元，增长12.8%，增速与1-6月份持平；西部地区投资79076亿元，增长12.3%，增速回落1.2个百分点；东北地区投资16168亿元，下降30.7%，降幅缩小1.3个百分点（见表3）。

从供给侧看，各地区经济增速出现差异，与地区经济结构和民营企业是否发达以及创新转型能力有很大关系。

比如同样处于华北地区的天津，上半年经济增长达到9.2%，就与其中小微企业快速发展和转型加快密切相关。上半年，天津中小微企业工业增加值增长17.6%，快于规模以上工业8.7个百分点，比重达到48.3%，同比提高3.1个百分点；中小微企业商品销售额增长8.3%，快于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2.3个百分点，比重达到84.2%。装备制造业支撑作用增强，增加值占全市工业的36.3%，同比提高0.8个百分点。优势产业发展持续向好，增加值占全市工业的91.0%，其中航空航天、新材料、生物医药以及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合计增加值占全市工业的18.4%，拉动全市工业增加值增长2.2个百分点。创新创业激发活力，市场主体大幅增加。上半年，天津市新注册市场主体8.08万家，其中民营主体7.91万家，占新注册市场主体的97.9%。同样，浙江经济能够保持平稳发展，与其民营经济发达有很大关系，2016年上半年，浙江省进出口总值1.03万亿元，同比增长1.7%，在外貿大环境不景气的情况下，实现逆势增长。其中，上半年民企出口增长7.6%，占浙江出口总值的74.7%，对该省出口增量贡献度高达192.3%；进口1064.6亿元，逆势增长2.2%，占浙江进口总值的比重达到50.8%。

长江经济带特别是长江中上游几个省份表现相对强劲，一是因为外向度比较低，外贸出口受阻对它们的影响相对较小。二是产业结构相比而言更为丰富，能源与经济体系的构建较为完备，受能源价格下行的冲击较小。特别是随着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长江中上游地区到长三角和珠三角更加方便。这几年产业布局和调整效果不错，产业结构比较均衡，吸引了珠三角、长三角大量企业转移落地，且其产品更加适应市场的需求。比如装备制造、电子信息、高新技术等发展良好。以重庆为例，在全国工业经济下行情况下，上半年，重庆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0.2%。贵州上半年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同期增长83.6%，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比上年同期提升1.0个百分点；汽车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同期增长40.4%，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比上年同期提升0.7个百分点。

云南、山西、河北和东北经济增速靠后，与其产业结构单一、经济结构不合理有很大关系。如云南受工业下行影响较大。数据显示，上半年云南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2372.96亿元，同比增长4.7%，第二产业投资1258.67亿元，同比下降7.8%，比去年同期下降16.8个百分点。数据显示，上半年，云南烟草制品业工业增加值降幅为11.7%，比去年同期回落19.6个百分点，较一季度降幅扩大3.9个百分点。而东北三省以及山西、河北等地能源重化产业占比高，传统的优势产业非常强大，产业结构比较单一。比如东北原来的几大支柱主导型产业整体产业业态不够丰满，路径依赖十分严重，同时受国内国外形势变化的影响，近几年其优势不断减弱，投资和制造业在整个经济中的重要性出现下滑，使得东北地区的工业产品需求大幅减少。

至于京沪两大直辖市增速不高，则与其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所作的大量国际比较分析中发现，从发达国家发展的路径来看，结构性减速是普遍的，特别是当一国经济结构从工业化转向服务业后，增长速度放慢。发达国家表现为服务业效率从高于制造业逐步转向与之相当的水平，服务业比重不断提高，但效率改进速度慢于制造业，所以减速特征明显。2016年上半年来，上海和北京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是2.7万元和2.6万元，为全国收入最高的两个地区。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京沪的人均GDP水平早已进入发达国家和地区行列，地区潜在增长率下滑的趋势十分明显，经济很难再维持原有增速。另外，京沪两地今年经济增速不高，还与消费相对低迷有一定关系。今年上半年各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北京最低，只有3.8%，上海位列全国倒数第四。究其原因，除了基数太高，导致的增长空间不大外，汽车限购以及其高房价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消费的高增长（见图2）。

三、下半年地区经济走势判断

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需求方面主要是投资增长，供给方面主要是转型和创新。基于此，如果不考虑政府出台区域性干预政策，下半年各地区差化态势有进一步强化的可能。其原因有三：

一是资源大省投资能力受限。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资源大省规模以上工业利润降幅比较大。今年上半年山西规模以上工业亏损5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亏46.4亿元，同比降幅达到892%。黑龙江工业利润同比下降70.9%，青海同比下降了61.5%，新疆下降了31.8%，辽宁下降了27.4%，陕西下降了16.5%。我国现在正在进行结构性调整，资源大省的工业利润下降是一个大的趋势，这种阵痛将难以避免。资源大省未来还是必须要去产能，而过剩产能是一个大的负担，相应的接替产业一时又难以填补这一“窟窿”，因此，估计下半年这些重工业大省仍将面临这种困境。与资源大省的境遇不同，大部分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增速比较高的省份，产业集中在下游领域。比如，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增速快的省份中，安徽增长18.2%，重庆增长17.2%，广西增长16.9%，福建增长16.6%，广东增长16.3%，浙江增长14.3%。这些地区的工业利润增速较高，与转型早有关。这几年，一些省份在新兴产业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新兴产业已经有引领经济发展的迹象。工业是民间投资的主要去向之一，工业企业利润的缩减，一方面将使企业投资能力下降，带来制造业投资信心不足；另一方面给当地财政构成压力，使得地方政府的投资能力也随之减弱。

二是创新转型能力存在差异，短期内难以改观。根据人民论坛测评中心对全国31省市经济转型能力的测评，31个省市经济转型能力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福建、内蒙古、辽宁、吉林、山东、海南、广东、黑龙江、陕西、湖北、四川、江西、河北、湖南、广西、安徽、重庆、新疆、宁夏、甘肃、河南、青海、山西、贵州、云南、西藏。参照人均GDP的分布，可以发现，发达地区（即人均GDP较高的地区）的经济转型能力较强，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0.850，在置信度为0.99时相关性显著。人均GDP水平较高的省市基本上位于经济转型能力排名的前列。

三是市场化改革和人力资本积累不同。东部沿海地区吸引外资不仅带来了投资量、先进技术和经营方法，还规范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推动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增强了国有企业的效率。相对而言，欠发达地区特别是国有成分大的地区市场化进程大大落后于东部地区，市场意识淡薄，其制度转型面临着“知识存量”不足、创新主体（政府、企业及社会）动力不足以及创新成本较高等问题。主要表现为内陆地区的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滞后和思想价值观念的落后。按照罗默的定义，人力资本是正规教育和职业培训的结果。东部地区由于率先取得了发展，各级政府及企业有条件进行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促进知识、技术以及制度的不断创新。由于东部地区人力资本收益较高，吸引欠发达地区的人才向东流动，进一步扩大了与东部地区的差距，特别是创新能力的差距。

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建议

目前，推进我国的区域发展，要按照新时期中央推进区域发展的总体部署和最新精神，積极创新区域发展战略的新思路，科学谋划区域发展新布局，精准实施区域发展新举措，大力实施轴带引领战略、群区耦合战略、开放合作战略，促进经济要素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广空间顺畅流动与合理配置，构建形成以城市群、经济带、重点经济区等为支撑的功能清晰、分工合理、各具特色、协同联动的区域发展新格局。同时，针对转型过程中出现困难的地区给予必要的政策支持。

（一）处理好政策工具和市场机制的关系，加强区域政策针对性

要促进东北等资源型地区的发展，绝非依靠市场自发驱动而形成的自然过程。尽管不能用政府判断来取代企业的判断和市场选择，但是鉴于这些地区的基本区情，市场部分扭曲且存在着普遍的制度性短缺，政府有目的的介入和引导成为一种必要。但政府的政策工具必须要做到在市场无法解决或解决不好时不“缺位”，在市场能够做好时不“越位”，在介于两者之间时要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政府最需要做的是不浮躁，不盲动，静下心来调结构，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各个产业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调整激励机制来促进经济社会良性发展。同时，应坚持问题导向，从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突出问题着力，选择恰当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把资源优先引导、配置到正确、合适的领域，利用鲶鱼效应，力争较迅速地呈现成果并积微成著，尽快实现以“点”带“面”的突破性发展。加强相关政策出台的规范和管理，对给予政策扶持的特定地区的发展，要恰当区分国家事务和地方事务，强化中央在其中的责任和执行力，减少过于依赖地方执行的做法。

（二）转变政府职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在资源地区转型中，最核心的是地区产业转型。由于资源的开发利用而兴起的地区在产业结构上有明显的倚重，新兴产业的引入需要大量的资金、技术、人才等多方面的支持，在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这些生产要素依靠市场机制自由流动合理配置。因此，资源地区政府在转型过程中应弱化政府的经济功能，强化政府的社会保障功能。资源地区政府管理的重点应是激励生态建设，协调社会矛盾，为经济的平稳运行和持续发展创造一个稳定的环境。新时期的地区政府转型应站在公共管理的视角，建立服务型政府。也只有如此，才能摆脱过度依赖资源的传统习惯，顺利走上科学发展之路。

同时，社会稳定是经济发展的保证，民生问题的妥善解决是经济社会平衡发展和社会和谐安定的关键，所以资源地区必须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民生及社会事业发展。

（三）促进后发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推动传统产业的创新能力提升

后发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生命周期的形成期、成长期相对较短，且成长速度可能更快，变革期的跳跃可能性更大。为了促进后发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基础上，建议：首先，充分发挥政府的推动作用，中央政府要给后发地区地方政府更多的自主权和决策权，使地方政府更能切合实际地发展适合本地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其次，不断优化政策、创新、融资和生态环境等，构建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建立产业间有效的合作平台，加快产业间的技术辐射、扩散和技术交易，增强产业之间的经济利益依存度。

在发展新型产业的同时，加快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将创新方向从投资导向型转变为结果导向型，注重需求拉动型创新、工艺创新、大企业创新、渐进性创新和管理创新，以实现事半功倍的效果。围绕传统优势产业的发展要求，以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和管理创新能力为重点，推动传统优势产业实现“从低成本竞争向质量效益竞争转变，从粗放型制造向绿色型制造转变，从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力争在一些关键领域取得突破。顺应“互联网+”的发展趋势，采取财政贴息、加速折旧等措施，促进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推动传统产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转变，逐步提升传统产业工艺水平、产品质量和附加值并产生新型服务模式，实现传统产业的提档升级。

（四）发挥城市作为创新中心的作用

如果说，总体区域发展战略强调分类发展，三大支撑带突出相互开放，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则重视技术创新，力图以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发展。设置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全面是要求，创新是核心，改革是动力，试验是手段，发展是目的。在体制、机制、政策调整和完善中，促进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发挥技术创新在区域经济中的重要推动作用。在中央相关政策性文件中明确提出，要使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相对下滑而各地都在寻求经济发展新动力的背景下，进行区域全面创新改革试验，不仅体现了改革的国家意志，也蕴含着创新的区域突破。无论从理论还是经验来看，城市是一个天然的创新主体。因此，应该充分发挥城市作为创新中心的作用，以城市为中心壮大各类创新主体，促进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综合提升创新价值链，以城市带区域，着力打造若干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城市、城市圈、城市群和国家沿海、长江创新走廊。同时，根据区域的特点合理确定分工，尽量避免无效的低水平重复。

（作者单位：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

责任编辑：康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