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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消费需求的总量与结构:基于外资并购的视角

时间:2024-04-24

梁 媛 冯 昊

摘要:本文通过实证数据,在剖析我国目前消费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外资并购对我国消费需求总量与结构的影响,并得出以下结论:外资并购通过平均收入效应、收入分配效应、就业增量效应、就业挤出效应、供给带动效应以及消费制度效应影响我国消费需求的数量与质量,具备改善我国消费现状的潜能,但消费是一国内需,从根本上改善内需还需立足本国。

关键词:外资并购消费需求总量消费需求结构

一、引言

外商直接投资(FDI)包括两种主要形式:绿地投资(GreenfieldInvestment)与跨国并购(Cross-borderM&A)。我国吸引FDI的主要方式是绿地投资,即外国投资者通过建立合资、合作与独资企业向我国输送资本。跨国并购作为FDI的另一种主要模式,通过收购东道国企业的股权或资产来实现,仅仅涉及所有权的转让,并不直接带来产业资本的增加,既能巧妙避免东道国实体经济容量有限的尴尬,也能通过资产重组实现优势资源的互补。因此,随着我国经济与制度环境的改善,跨国并购在我国外资经济中的地位必将日益突出。

消费是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原动力,它既能有效平滑一国经济周期波动,又能长期驱动一国经济增长。目前,全球经济放缓,我国外需下滑,改善内需结构、扩大消费需求成为保持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内容。本文将从总量与结构两个方面,以居民消费现状为基础,详细探讨外资并购对我国消费需求的各类影响。

二、我国消费需求的总量与结构

(一)从总需求结构看我国消费总量

对一国产品的总需求包括消费(涵盖居民和政府消费)、投资与净出口三个部分,其中消费是最为稳定与安全的推动要素。改革开放以来,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对我国GDP的贡献正在悄然变化。首先,消费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逐步趋弱。消费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政府消费在我国GDP中以15%左右的水平保持稳定状态。居民消费却在总体平稳的态势中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由改革开放初期50%左右的比重下降至近期40%以下的水平,消费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逐步趋弱。

其次,投资与净出口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开始走强。投资已于2004年一举超越居民消费,成为推动我国GDP增长最主要的因素。在“乘数-加速数”原理的作用下,过分地依赖投资将加剧一国经济的周期波动,并使经济泡沫成分与日俱增。同时,净出口的比重也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持续负值变更为正值,并在近期呈现出加速上升的态势。这一方面反映出我国融入世界经济程度的提高,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的增加,来自世界经挤的不稳定因素将加剧我国经济动荡的风险。

(二)从居民消费趋势看我国消费结构

居民消费支出重点的变化是消费结构优化和升级的主要标志。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居民消费呈现出结构优化升级的趋势:一方面,生存型消费支出的比重逐年下降。其中又以食品消费最为突出:1995至2006年,城乡居民食品开支比重分别下降14.14和15.6个百分点,恩格尔系数分别达到35.78%与43.02%,大幅低于改革开放初期的系数水平。另一方面,发展与享受型消费支出呈上升态势:医疗保健支出比重增幅超过200%,交通和通信支出由1995年不足5%的水平提升至2006年10%以上的份额,同时,超过10%的教育文化娱乐支出成为城乡居民的一项重要开支。我们不难发现,更多的收入被用于谋求个人发展与提高生活质量,我国居民的消费结构正在更新换代。

三、外资并购对我国消费需求总量与结构的影响分析

(一)平均收入效应

一国消费与该国国民收入呈正比,外资并购对我国消费需求的经济效应便首先通过居民收入水平来传递。1993年我国平均职工工资为3371元人民币,截至2006年这一指标已经达到21001元,总体增幅为522.99%;而历年外资企业的工资又都超过平均水平,相当于全国平均工资的1.5倍左右。外资企业较高的工资水平引发国内企业对于优质劳动力要素的争夺,并开始带动全国整体工资水平的上浮。从2003年开始,外资企业与全国平均工资水平的差距开始缩小,国内工资水平的增长幅度大于外资企业工资增长幅度,外资企业的高工资在一定范围内起到了示范效应,增加了东道国居民的平均可支配收入,而收入的增加能正向带动我国消费需求的总量,促进我国消费数量的增加。同时,收入水平的提升使居民逐步进入更高层次的消费领域,把更多的收入用于发展与享受型支出,我国消费需求的层次也因此而提高。

(二)收入分配效应

收入分配效应源于外资并购对东道国贫富差距的加剧作用。和传统绿地投资不同,外资并购是外商投资者以股权或资产的形式获取目标公司一定控制权的交易行为,它在本质上是所有权的转让,必然涉及资产与人力资源的重组。在这一过程中,外资并购企业吸引的高素质、高技能员工将获取丰厚的报酬,而不能与企业衔接的低技术人员将会被淘汰或降至更低收入的岗位,东道国的贫富差距也因此拉大。

贫穷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而富有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社会总体消费倾向会因贫富差距的扩大而降低。因此,就消费需求总量而言,贫富差距的拉大意味着更低的社会消费倾向与数量。就消费需求结构而言,富裕者掌握更多的财富,他们将步入更高层次的消费领域,而贫穷者将被锁定或者降至更低层次的消费水平,社会整体消费结构将凸显两极分化的局面。

(三)就业增量效应

外资并购能够通过就业“增量效应”来间接提高我国消费水平。跨国投资者在中国境内展开并购交易,势必借助前向和后向关联效应带动社会总需求增加,引致更多的就业机会,产生明显的就业增量效应。商务部对外贸易在数据显示,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吸收劳动力的能力在逐步增加,1995年仅有513万人在外企工作,而到2005年外资企业容纳的劳动力已经达到1225万人,增长超过2倍。就业的增加意味着更多的失业人口能够通过出卖劳动力而获取工资收入,而这些新增的就业者往往具备较高的消费倾向,他们将成为扩充东道国消费总量的重要力量。

(四)就业挤出效应

就业挤出效应是指外资并购存在排挤我国原有在职劳动力的风险。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分析这种挤出作用:1、外资企业较高的工资水平带动国内整体工资水平上升。劳动力价格的提高将促使企业用其它生产要素替代劳动力要素,劳动力需求下降,失业率增加;2、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各国的要素禀赋世界竞争中各国比较优势的决定因素。我国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要素,发展劳动力密集行业不仅可以推动经济的发展,也可以为中国大量富余的劳动力寻求消化的途径。而外资并购的目标行业多为汽车、电器等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外资进入后,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投入

使目标企业乃至整个行业减少劳动力要素的使用,技术和资本要素挤出劳动力要素;3、由于并购投资只是现有企业权益易手,而并非设立新的企业,逐利的动机又决定外资不会承载大量的冗员,被并购后的企业如果投资规模不变或者缩小,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劳动力挤出效应。4、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后,必将就市场份额及人才等稀缺资源和国内企业展开激烈的竞争,使部分内资企业减小生产规模甚至退出市场,使原有职工加入失业群体。和就业增量效应相左,外资并购的就业挤出效应不仅会降低东道国居民的消费能力,也会增加东道国经济发展的负担。

(五)供给带动效应

供给带动效应是指外资并购能够借助多元化的供给释放东道国居民的潜在消费需求,推动消费总量的增加,提升整体消费层次。

从外资在我国产业间和行业间的分布特点来看,有超过60%的资金聚集在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大量的外资承载着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流入我国,成为推动我国消费品制造业更新换代的重要动力。以啤酒行业为例,全球最大的啤酒生产商美国安海斯一布希公司联手我国青岛啤酒,欧洲第一大啤酒酿造和经销商苏纽公司入驻重庆啤酒,全球销量最大的啤酒酿造商比利时英博天价收购福建雪津啤酒。众多消费品国际巨头的加入为我国居民提供了更多层次的消费选择,释放了原本因供给缺乏而被制约的消费需求。

(六)消费制度效应

跨国投资者通过并购境内金融类企业能够在客观上推动我国消费信贷制度的发展,并提升我国消费需求的总量。消费信贷是以刺激消费为目的,以未来收入为依据,以特定商品为对象,由金融机构向消费者提供的信贷服务。随着外资进入我国金融领域限制的不断放宽,外资并购的触角已经开始延伸至我国各类金融服务机构。以银行业为例,外资通过国内证券市场参股我国多家商业银行,基本涵盖国内所有银行类上市公司。而参股后,中方与外方合作的首要领域便是消费信贷。2005年6月,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和美国花旗银行联合推出国内首张引入外资银行管理技术的双币种信用卡;2007年6月,华夏银行联合德意志银行首次涉足信用卡业务,成为国内最后一家发行信用卡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不难发现,外资选择并购模式进入中国市场不仅可以绕开各种经营限制,也能在客观上推动我国消费信贷制度的发展。而消费信贷制度的发展无疑将缓解居民的流动陸约束,提高东道国即期消费总量与层次。

四、结论与启示

(一)消费是推动国民经济增长最核心的动力源泉,外资并购具备提升消费需求总量与质量的潜能

在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中,消费是最稳定、最安全的推动力量。外资并购在客观上能够通过提高居民平均收入水平、吸纳更多就业、释放潜在需求以及更新消费制度来改善我国消费状况。并购行为虽起源于外商投资者拓展中国市场的动机,但外资并购本身具备扩充消费总量并提升消费结构的潜能。因此,借机外资并购,在经济实践中趋利避害,将有利于我国消费需求数量与质量的提升。

(二)消费是一国内需,从根本上改善內需要立足本国

消费是本国居民消耗物质资料与劳务的经济行为,它来自本国微观主体,源于海外的并购行为只能通过影响居民收入等方式来间接推动消费需求的增长。此外,外资并购还可能加剧东道国贫富差距,挤出原有在职劳动力,从而制约一国消费需求的改善。因此,要扩大内需,从根本上推动一国经济稳定健康发展,需立足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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