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梆：我不会跟我的边缘感和解

文思敏

王梆

自由記者、旅英作家，出生于1970年代中期。新书非虚构纪实作品集《贫穷的质感》2022年4月由单读出版。

“社团”是英国社会的“supplement”（养料补充剂），在社会改良、公共安全、科研医疗、福利救济等应急措施无法及时满足刚需，衍生出各种社会病时，社团作为一种养料补充剂，就可以起到一定的缓解和治疗作用，它是公益事业围绕“公共精神”的实体体现，亦是小政府治理术下的产物，因为只有小政府，才允许个体在基层建设中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在英国，几乎每个社团都拥有相对丰裕的自主权。从这个角度看，社团思想的政治光谱是中间偏右的。自由主义者们一般都会拥戴社团理念，甚至新自由主义者，比如米尔顿·弗里德曼，恐怕也不见得会抵触社团，在他的慈善理论中，政府应把对经济的干预减到最小，让企业将其职责放在创造财富上，财富拥有者再以“自愿”为原则，通过自愿的公益活动，而不是税收，将财富反馈给社会，他对非盈利医院的赞美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英国，政治光谱偏右的自由民主党就非常热衷社团建设，正好与一些社会主义左派相反。这些社会主义左派在社会出现病症时，会立刻问责政府，这是一件好事，但它也可能会出现“把安全保障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风险。我在英国食物银行做志愿者的4年当中，就不止一次遇见对食物银行有所保留，甚至比较反感的左派。他们认为，正是因为有食物银行这种公益组织的存在，政府才迟迟不去解决迫在眉睫的贫困问题。但在我们这些一线的工作人员看来，很多人根本等不到人人平等大家都有余粮的那一天，因为早就饿死了。一个社会，必须有无数人同时做不同的事情，社会才有改变的可能。一些人看我的书，说我很“西左”，我就觉得很奇怪，我明明用3.5万多字描述了一个小政府主导的世界，却没有人指出，这完全得益于自由主义的传承。我并不反对政府对经济行为的干涉，比如疫情时发放80%的工资，比如征收超级富豪税，比如打击避税天堂，比如燃料危机时对燃料寡头征收意外之财税等等，但我反对一个利维坦式的大政府。只有让民众拥有充分的活动空间，让民间机构遍地开花——像五颜六色的supplements一样，一个社会才会拥有超强的抗体，才会生发出制衡资本主义晚期癌细胞的力量。

Yi 2022年英国的罢工很厉害，从护士，到铁路工人，到急救人员。各行业都面临通胀压力，毕马威警告称英

W我记得张夏准教授就不断地在跟普通人提一个观点，你要参与经济活动，因为经济到头来都会变成政治资本。不参与经济活动的话，你就失去了政治资本。他举了一个例子，疫情的时候英国有一项调查显示，BAME群体（Black，Asian and minority ethnic，非裔亚裔少数族群）的感染率和致死率都很高。因为他们比一般人吃更多的高糖食物，运动的时间也比大部分人要少。特别是如果有糖尿病，自身抵抗力弱，很难扛过去。我曾经写过反驳说，如果我们每天累成那样，你还指望我坐在餐台前听古典音乐，吃精致的绿色食物，这怎么可能做到？不过张夏准教授的提议是，即使做不到也要去做，因为你是终极受害者。就像我们常提到的环保问题，它不是一个中产阶级问题，它首先会殃及的那一拨是低收入人群。所以“宇宙的尽头是养生”这句话也有道理，就是要坚持锻炼，你穷你病不起，你没有办法。普通人能做的就是通过消费和生活方式的调整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因为从2010年到现在，漫长的这一段时间里，左翼一直都是反对党角色，而非在野党，所以只能在旁边吹胡子瞪眼，什么也做不了。主要原因还是被选票政治束缚住了手脚，在选票中没有得胜。而没有得胜的原因跟宣传有关，大部分媒体都由右翼财团主导，左翼的声音很小。当然左翼自身也有各种弊病，他们有很多人是由意识形态主导的idealogue（空想家）。我上一篇专栏就在写剑桥的汽车进城的收费问题，它是由剑桥的左翼政党发出的主张，他们大多是知识分子群体。他们的主张是希望对开车进城的人征收费用，以此来解决空气质量问题。可是开车进城的大部分是急着要上班的人，像剑桥这种公共交通薄弱的地方，他们没有别的途径，只能开车。要知道在剑桥工作的除去可以踩自行车上班的教授，还有无数清洁工、医院的员工等等，他们共同支撑着这个大学城的运作。70%的人买不起剑桥的房子，只能住在剑桥市外。在这样一个高度中产阶级化的社会，如果想要空气净化，最后买单的还是这些人，这又变成一个“阶级战争”。当左派人士提出这些观点的时候，他们就跟底层生活彻底脱节了，他们也拿不到这些人的选票。就像丢了西瓜捡芝麻，他们本来可以用另外一些方式来实现环保这一目的。在这一点上，我是非常反对左派的做事方式的。

如果我们得到一种“人们对贫穷漠不关心”的印象，很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生活在另一个平行宇宙，身边都是那些晒沙滩、美酒和落日的人。另一个原因也可能是，正如奥威尔和薇依所观察到的，人们花了大量时间工作，几乎要死于过劳，所以真的没有力气关心那些太过形而上的问题。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经典的新自由主义弊病的问题，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消费，消费的核心是消费者，当人类除了消费者什么都不是的时候，人类就失去了其他的向度和力量，就不能将自身从消费者的角色里提升出来，变成一个思考者。

我的每一个决定都是意气用事的，包括27岁时离开报业，当时就是觉得每天上班无聊，想要做一些不那么无聊的事，就写漫画脚本、拍纪录片去了。在我的同温层里，我的朋友大多是同類货色，觉得人生就应该就是这样，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不要随波逐流。我的抗争并非来源于诸如“我到底配不配拥有自由”的自我拷问，而是来自于对“怎样发出自由的声音”的纠结。我希望自己能写出一种语言，或者上帝能握住我的手，让我创造出一种语言——这种语言，能让我在不与人发生正面冲突的情形之下，说服那些阻碍我争取自由的人放行。而不是使用赌气的语言，像“你的思想配得上你的苦难”之类。

应该是后期培养的。我从小非常胆怯，说话也很胆怯，不敢公开发言。在学校里，大家会觉得枪打出头鸟，所以我们养成了一种缄默的习惯。我的勇气是在后来不断地发表和出版作品的过程中培养出来的。

我当时没有风险，因为我离开报业无非也就是穷一点，就是工资少一点，就是收入少一点，但是这个风险其实是非常低的，不至于说露宿街头对吧？当时的稿费也比较高，所以我没有面对一个很大的风险，我最大的风险就是跟我的家庭决裂，因为我的父母亲一直都是在体制内工作，他们对体制有一种无限的崇拜和依赖感，他们觉得我离开体制是一个很愚蠢的决定，我觉得跟父母分裂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是很正常的事情，就是你不分裂一下你是长不大的，你永远都是处在一个脐带相连的状态里边，你必须把这个脐带剪断，才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所以我觉得跟父母分裂这种风险对我来说是可以承受的。

约翰·伯格对我影响比较大，我几乎有他所有的著作。我也喜欢奈保尔，他的语言非常素静，有一种质朴的美感。我还非常喜欢奥威尔诙谐讽刺的语言，以及贝克特、乔伊斯作品中那种荒诞的喜感……我喜欢的作家太多了。

因为没有办法融合，所以我不会跟我的边缘感和解。中国文化就是很喜欢和解，什么都可以和解，什么都可以混成一锅粥，然后happy together。我觉得这种和解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边缘感永远在那里。你要让自己不被边缘化，就要不断地进入主流和与边缘相对立的空间。包括我现在在用英文写作，这不是在尝试和解，而是要解决被边缘化的处境，为了不再被边缘化做一些努力。

我觉得这么多年来做得最迟缓的一件事，就是没有很认真地学外语，精力一直耗费在各种风花雪月的事情上了。等到自己三十多岁了，才发现外语是如此有用，它是打开思维大门的钥匙。我从去年才开始用英文写作，老实说，有点晚了。现在我每天用英文砌砖码字，希望50岁前写出第一个长篇，抱着某种买彩票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