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北京后的365天

张司钰

虽然已经在长沙有一个美丽的小家，但王刺儿和傅苹果还想去更多的地方。（图片/ 彭中）

傅苹果已经在社交平台收获了上千名粉丝。（图片/采访对象提供）

2022年3月，距离王刺儿离开北京、暂居长沙正好一年。

长沙是王刺儿“游牧计划”的一部分，在这个计划里，他会辗转在不同城市生活和工作，每座城市逗留大约3到4年，王刺儿觉得，这些时间足够体验一座城市的风土人情。北京是他游牧路线图上的第一站，如今第二枚图钉落在了长沙。

王刺儿在呼和浩特长大，2017年大学毕业后来到北京，成为互联网公司的一名产品经理。机会多、有意思、生活丰富，优秀的人遍地开花——这是大多年轻人对一线城市的第一印象，王刺儿也不例外。

北京的确符合他的想象，在这里，他找到了自己的职业方向。产品经理的工作就像“接力赛”，松一阵紧一阵，他享受这种节奏感。2018年，由于公司内部组织架构调整，王刺儿去了一家教育公司继续做产品。两年后，他遇到了傅苹果。

傅苹果比王刺儿早一年来北京，2016年研究生毕业时正值互联网风口，行业普遍高薪且机会很多，傅苹果先后在几家大型互联网公司担任运营。她离开北京前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在字节跳动。2019年的字节跳动还有“大小周”，同事之间还流行着那句“字节和心脏，只有一个能跳动”的玩笑。在此之前，傅苹果对工作的设想是只要钱给够，哪怕一周只有一天休息也能接受，但经历过互联网行业飞速发展的洗礼，傅苹果发现，自己是个需要个人时间的人，但这种精神需求在当时仍在快速扩张的字节跳动显得有些奢侈。

傅苹果变得越来越抗拒上班，甚至开始了报复性熬夜。即便深夜11点到家，她还是会在床上玩手机到凌晨3点，“我觉得只要不睡觉，第二天就永远不会到来，我就不用再去上班。”2020年疫情的暴发成了“压垮”傅苹果的最后那根稻草。居家近两个月的时间，她完全被工作捆绑了。这让她下定决心辞职，离开北京。

长沙是傅苹果的首选，回到自己的家乡，她选择了一份稳定的国企工作，虽然工资只有在北京第一份工作的3/4，她有了更多时间去做自己感兴趣的事：看歌剧、学摇摆舞、玩剧本杀……“这是我刻意选择的结果，如果你不把‘轻松’作为选工作的必选项，在长沙大概率还是会很忙。”傅苹果说。王刺儿就是这样的例子。他目前所在的这家公司还处于高速发展期，周末加班是常事。

长沙的“省会效应”明显，吸引了湖南各市县的人涌入。“但很多人集中在服务行业工作。”王刺儿发现身边同事的能力良莠不齐，且主动性较低，导致整个公司的运转效率并不高，“大多数人只是以把事情做完为目标，而希望做好、做出效果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再加上公司正处于快速跃迁阶段，上级希望尽快看到效果，否则就会缩减资源，为保持组内的正常运转、证明产品符合预期，王刺儿和傅苹果就连结婚时都没请婚假，拍婚纱照的两天时间里，他也总在和做开发的同事打电话。王刺儿觉得，在长沙，生活的确没什么压力，但工作的压力甚至超过了北京。

广阔的世界突然收窄，傅苹果在生活中也有一些不习惯的地方。尽管从小在这座城市长大，回乡后，她发现无论是兴趣爱好还是讨论的话题，在这里都很难找到同好。

为了更好地度过在长沙的这几年，王刺儿和傅苹果学习着调整自己的节奏，让步伐与这座城市同频——王刺儿选择接受现实，傅苹果则开始探索工作之外的其他可能性。

对于工作，王刺儿有自己一以贯之的标准：感兴趣的事、良好的团队氛围、适配的薪酬福利。再次审视自己所在的这家公司，由于海外用户日活较高，公司业务增长势头较好，也有不错的现金流，因此吸引到的已经是比较优秀的人才。王刺儿眼里的各种不协调感并不是这家公司的问题，而是这个城市人才结构本身的问题，这就意味着，即便离开这家公司，长沙其他互联网公司大概率也会有同样的情况。在厘清了这条思路后，他调整了自己的情绪和工作方式。

每天五点半是傅苹果下班的时间，由于前阵子和王刺儿在装修新家，她在小红书上开设了一个家居账号，不定时分享自己的软装硬装经验及家居好物。国企的工作对她来说，是一份生活保障，博主身份则是她兴趣爱好的延展。

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所在的城市，如今渐渐不再是年轻人的定居首选。王刺儿和傅苹果在长沙买了房子，也在认真装修，但王刺儿觉得房子并不会成为他们游牧计划的牵绊。傅苹果也想通过这段时间的积累证明自己有能力成为一个专业的家居博主，以便未来即使辗转到其他城市也依然可以维持这份事業。

对于下一个城市的选择，王刺儿有自己的衡量标准：良好的生态、人文、交通和宜居性，海口和大理都是他心中的理想之城。很多人认为年轻人离开一线城市本质上是退而求其次，选择了一种“躺平”的活法，王刺儿并不认同这点。在他看来，躺平是一种中立的选择，不代表积极，也不等同于消极。“比如在职场中，你可以选择工作，也可以选择不工作，选择不工作的同时，你有能力承受不工作带来的经济压力，这是躺平。既要不工作又想不承担精神压力，这不叫躺平，这叫懒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