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没有多少资源的普通人，也要认识到自己的价值

符淑淑

过去的历史写作，常被视为帝王将相、政治人物和知识精英的专属，普通的民众往往隐入尘烟之中。历史学家王笛将研究目光投向普通人的历史，在文学式的描写和严谨的历史研究中寻找平衡 点。

王笛虽然是历史研究者，但对现实生活的关照不曾停歇。他忧心于当下的种种不确定性，强调民众自发的力量，鼓励年轻人不放弃，向上走。他本人亦笔耕不辍，年逾花甲依旧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在同龄人纷纷安度晚年的时候，他选择跟从前没有两样、甚至更为投入的工作模式。

王笛目前的身份是澳门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他曾任美国德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教授，是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博士。他主要关注中国社会史、城市史、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和微观史的研究，学术代表作有《跨出封闭的世界》、《街头文化》（中英文）、《茶馆》（两卷本，中英文）、《袍哥》（中英文）等。

以下为王笛自述。

我自己都感到奇怪，现在好像比四十多岁时抓得更紧了。好像时不我待，每天醒得早，有时凌晨三四点就醒了，但也不会赖在床上，而是处理邮件或者干其他事情。早上的整块时间我一般用来写作，白天不需要上课和开会的时候，我也是一整天都待在家里工作，差不多可以一直写到晚上十一点。几乎没有消遣，偶尔看场电影，前一阵我也看了《隐入尘烟》，以前在美国的时候还钓钓鱼，在澳门没有钓鱼条件，偶尔和同事聚聚餐，阳台上搞个泡沫盒子养养花，就算调剂了。到了我这个年纪，还是会觉得时间不够用。

我是1956年生人，经历了大饥荒，想要读高中时被拒之门外，经历无数挫折读了高中后又没有前途，下放到农村，我当时唯一的寄望是在农村如果表现好，可以被推荐上工农兵大学，但是很快我就明白了我这种背景的人毫无可能。最后费劲从农村又回到城市，完全没有欢天喜地，那一刻的沉重我现在还记忆犹新。

不可能有什么好的工作，我去了砖瓦厂搬砖瓦。下一步会怎样我不清楚，但是现在回想，我感觉不曾浪费过一天。当我意识到不能做什么的时候，我就想挤出时间学点东西。我那时幻想当一个艺术家，一有空就练画，要不就是读书，后来画画还真救了我，因为会这点技能，我才有机会借调到工会去做宣传，写写标语，出出画报，和搬砖比起来，已是天壤之别。

后来我进了四川大学学历史，到31岁时被聘为副教授，应该算是混得很好了。不出意外，按部就班，我可以过上安逸的生活，我其实是性格温和的人，典型的成都人，不是为了某个目标要去拼命争取的类型，当时也没有什么雄心壮志，转折点出现在《跨出封闭的世界》一书完成。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写完后我内心有了非常大的困惑，当时我觉得已经把全部的智慧、经历发挥到极致，难道我的学术生命就此结束了吗？我不愿意就这样结束。

35岁那年，我选择出国读书，这是一个艰难的挑战。我为此准备了两年，整个过程饱受磨难。因为家族的遗传基因，当时我的头发都有点发白了。这样一个年纪，从副教授变成一个研究生，带着我已成型的川音，重新进入陌生的语言环境，然后，直到42岁才拿到博士学位。无论对哪个时代的人来说，这都算晚了。刚到美国的时候，我只能读英文，不能听、不能说也不能写，我们这一代中学学的都是俄语，当时想都没想过自己能用英文写博士论文。我记得当时和本科生一起上日语课，同班的都是18岁的美国人，那些假名我完全反应不过来，压力大到炸裂，但还是咬着牙挺过来了。等到我2003年在美国出版第一本学术专著时，我已经快50岁了。

今天讲起这一段，是因为我也感受到年轻人的压力，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功课，如果说人生是一场竞赛，虽然我像一只乌龟一样慢慢地爬，42岁才进入美国学术界，看起来已经非常晚，但到了60岁之后，回头来看，我出了4本英文专著，不比任何一个在美国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差。所以说来说去，还是不要放弃。

我最近出版的一本新书叫《碌碌有为》，和我之前的研究一样，这也是一本强调日常生活、强调民众的书。可能很多人觉得“碌碌无为”才是更普遍的存在，起這个标题是因为我想告诉读者，普通不是你的错，不是你不够努力，而是世界上本身就存在种种差异。过去人们常认为，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光宗耀祖，不在历史上留下点什么，那这就是有欠缺的人生。这种观念应该得到改变，一个没有多少资源的普通人也要认识到自己的价值、自己的人格和尊严。这个标题的另一层含义是，那些拥有成就、权力和财富的人也应该明白，他们的成功很可能是因为本身占据了更多资源，甚至可能建立在损害了很多普通人权益的基础上，这些人对普通民众应该表现出更多的共情和理解，而不是高高在上。

回顾我过去的研究，比较重要的就是我出版的4本书，一本是《跨出封闭的世界》，一本讲街头文化，一本花两卷讲茶馆，还有一本讲的是袍哥。这些题目都不是偶然的发现，每一个都至少花费了我10年以上的思考。以《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为例，我从1980年代就开始收集资料，在前三本书里都分别写了几页，但当时由于资料的限制，都没办法扩展，结果我又花了30多年时间来把这三个题目进一步深化，才把它发展成一本学术专著，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在微观史的写作中，细节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魔鬼就在细节中”（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离开细节的历史写作即便再宏大，也是建立在一具空壳之上。你看茶馆，芸芸众生在那里喝茶，周而复始地过日子，表面上看大家都一样，你能写出什么东西来呢？但其实如果你能够真的注意到细节，就会有许多有趣的发现。

我在研究茶馆的时候，有给各个茶馆拍照的习惯，有次整理2019年夏天去成都拍的茶馆的照片时，发现照片里有个打牌的老头非常面熟，等我把之前的照片翻出来，就发现2015年的照片里，老先生也在。后来我很好奇，找了川大的一个学生，让他代我去看看，结果这个学生一去马上就看到了他，这是2020年的事，等到2021年夏天，我回到成都，又去了观音阁茶铺，他还在那打牌。他几乎每次都在那里。很显然，对有些老人来说，茶馆就是他的整个世界，时间就是这样被凝固了。

还有一些细节，从中也可以看出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的联结。有位钟大爷今年已经97岁了，疫情封控期间，茶馆开不了，这位大爷每天早上4点都会徘徊在茶馆门口，久久不愿意离去，这些都被监控记录了下来。

虽然我是研究历史问题的，但也会留意现实。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不管是普通人还是知识分子，甚至是国家机构人员，很多人都没有体会到一种安定感，而是越来越体会到一种不确定性。年轻人不知道自己未来10年、20年会如何，我有时候会反思，这是怎么造成的？这个问题一定有线索可循，也是国家治理者一定要思考的。我一直强调，国家扮演的角色其实越小越好，这说明社会足够多元，而不是说国家只有一种理论、一种头脑、一种政 策。

最近有一件事让我有点触动，我在网上看到北京和重庆的疫情很严重，一些居民自发接龙，表示如果有阳性，能保证自己管理自己，不希望阳性的人被送走。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大的观念转变：经过3年的疫情，大家不再只是过度依赖国家，或者消极等待命运降临，而是自发组织起来决定自己的命运，并且站在一起。

我研究过传统中国社会的自治，中国城市过去是没有市政管理的，主要依靠民众自治，不管是安全、防涝排水还是慈善，政府都很少介入管理。但到了20世纪初，在现代化的浪潮下，国家掌管的事务越来越多，社会越来越萎缩，个人的角色逐渐变小，到现在几乎一切都让位于国家管理。随着城市扩张，人口增加，国家机构虽然在变大，消耗的资源也在变多，实际上存在非常多的漏洞，从这轮疫情防控就能看出来。那么现在越来越多居民站出来表态，上面就会听到民众的呼声，实际上我们也能看到，好多地方已经不强行转运了，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