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潜力，总是在最困难的时候被激发

陈锐

重症救治是抢救危重病人的最后一道防线。新冠疫情暴发后，因感染引发的危重症的救治效率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钟鸣因此经历了从业以来可能最不普通的3年。

2020年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当晚，钟鸣作为国家联防联控办临床救治专家组成员，是首批到达武汉的医疗专家。此后，他又多次参与全国不同城市的一线抗疫工作，并积极投身重症医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抗疫经历为钟鸣带来荣誉的同时，也从很多层面改变了他的人生观和职业态度。3年前在武汉，因为对于病毒和治疗手段一切未知，钟鸣经历了许多艰难时刻，这种艰难引领了后来他对自身潜力的探索。工作之外，钟鸣喜欢摄影，玩过旁轴和胶片，也喜欢自驾游，热衷于探索“艰苦”的目的地，疫情结束后再去西藏和新疆的计划已经列在他的心愿单上。

另一方面，此前作为医院里“投入大、经济收益小”的平台科室之一，重症医学科在疫情暴发后也迎来了一个发展的机会窗口，越来越受到政府、医院等各个方面的重视。这个过程中，钟鸣看到了更多的关于重症医学发展的项目立项、ICU扩建、床位增加、医护增员……虽然在中国现行医疗体制下，重症医学科的发展困境仍然待解，但疫情引发社会对这个“神秘”科室的关注后，一些好的改变已经发生。

以下为钟鸣自述。

2022年，我基本上有一半时间都在抗疫。年初去了郑州，然后就是上海，后来又去海南、贵州，最后一次回来已经是10月。另一半待在医院的时间，除了日常工作，就主要在忙学科建设，新冠疫情暴发之后，重症医学科被推到最前端，使命感和责任感都更大了，需要提升的东西还有很多。

“国务院联防联控办临床救治专家组成员”这个身份，意味着哪里出现疫情，就要去哪里指导抗疫。新冠定点医院一般都是新划定的，针对性的危重症临床救治工作需要建立一个全新的工作流程。普通的医务工作者往往经验不足，专家组主要就是帮助建立规范、制定标准。比如，新增一个定点医院，我们就要确定有多少医生和护士，各自归属什么学科。然后要划分病区和制定病人的收治和筛查标准，把病人按不同的严重程度分类，规划在不同的病 区。

今年是疫情的第三年，相比2020年我刚到武汉时的状态，现在我们对这个病的理解包括临床治疗的经验，可以说有了根本性的变化。2020年，所有人对于这个病毒完全未知，整个医学界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一切都要靠摸索。我记得自己当时有种刚毕业的医学生第一次踏进病房的心情—可能医学书里都写到过，但临床上都是新挑战—确实也碰了很多壁，是在一种不停地跌倒、爬起来、再跌倒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对这个疾病的认知。接下来这3年，大家都全力以赴地研究这个疾病，我后来又参与了很多次抗疫工作，反复看文献反思，然后在新的疫情战场上检验自己的假设，进一步总结经验。现在我们对新冠病毒每一代毒株可能发生的转归规律、临床表现、什么样的治疗方案会对它有效……都已经非常熟悉了，基本上又可以回到老医生的心态。

重症醫学科跟一般专科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专科病房的病人往往都是同类型的疾病，但危重病人来自于各个科室，每个人危重的原因都不一样，这意味着每个病人有独立的问题。医护团队要针对他们每个人分析病因，找到可能适合的治疗方向，然后判断治疗是否有效。对医生来说，每个病人都可能是个新的挑战。

从武汉回来之后，我有一个切身之痛：疫情暴发初期，很多时候医护人员没能表现出平时应该有的水平，是因为对在特殊状态下开展医疗救治的思想准备不足，另外对疾病认知的准备也不足。应对能力不足，主要还是由于缺乏相应的培训。医护人员得到充分的训练后，其实可以更好地应对。

所以我后来给团队里的医生、护士和IT辅助人员做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培训工作，包括我现在在编写一本公共卫生事件和重症医学相关的书，里面就会讲在灾害和各种公共卫生事件之下，当临床上碰到危重病人，应该在怎么样的防护下开展工作。

在武汉那两三个月目睹许多生离死别的经历也对我的人生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觉得人生没有什么再困难的事情了，那么困难的情况都能坚持下来，之后应该不会有比那还困难的事。所以如果你觉得做不好一件事情，只是因为你对自己还不够狠，要求还不够高，到那种极限的时刻你就会发现人的潜力是非常大的。

比如，医生可以对自己要求更高，把临床工作做得更细致。在普通病房里，医生可能一天查两次或者三次房，但在ICU，你可能就需要一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去查看一次，保证如果病人在哪一分钟发生了变化，我们有能力通过设备或者监测体系第一时间识别到，尽量避免对病情变化判断的延误，因为延误就会带来不良后果—对于重症救治，医生在一分钟内发现病人的变化，和在十分钟内、一个小时内、一天内发现，都可能给病人带来不同的结局。

因为这些经历，我在医疗点会对医护团队要求很严格，有些医生甚至看到我都害怕。刚开始，大家觉得力不从心，但当我们很快渡过难关，他们都非常理解甚至很感激我的严厉。坚持高要求和高效率的严格执行，其实换来的是高效完成任务的结果。这些都是得益于我在武汉和各个城市的历练，只要你坚持，事实证明是可以做到 的。

重症医学是比较年轻的科室，比如我们科室医护人员的平均年龄也就30岁左右。这两年大家不断被派出去抗疫，抗疫工作肯定比平时的临床工作要辛苦很多—穿戴防护服、N95口罩的高负荷状态下，病人的病情变化往往也很快—经过这些磨炼，我发现整个团队无论专业知识还是心理认知，都有了很大提升。

过去我们总会认为年轻一代的人自我意识比较强，但其实在真正的重大挑战面前，他们并不掉链子，是可以委以重任的。平时不容易观察到这些，是因为很多人没有一个特殊的场景激发责任感。而且回来以后，团队里会有一种很强的凝聚感，感情会非常深。在那种特殊的情形下面，不再需要伪装，都是真性情，而且大家都彼此奉献，因为只有彼此奉献才能完成一个艰巨的任务，大家是背靠背的关 系。

新冠之后，国家对重症医学科的需求很大，因为新冠救治中挑战最大的就是重症医学科。未来如果防疫政策有新的调整，感染人数可能增多，到时医疗系统一定会非常繁忙。老年人、有基础疾病的脆弱人群会对临床救治有更多需求。

所以国家已经从各个层面来快速发展这个学科。2020年武汉疫情发生几个月之后，国家各个层面的文件都在下发，要求加强重症医学科的建设。国家卫健委也非常重视我们学术的发展，比如我们之前没有重症住培基地（住院医生培养基地），现在有了，然后我们研究生的独立招生目录也有了。

经过今年春天的疫情，上海从政府层面也意识到了重症医学科的重要性。有很多相关的新项目立项，并组织我们这种医疗水平比较高的市级医院去培训全上海市的重症医学队伍，也是希望广大医院的重症医学科能有新的提升。

目前来看，上海确实有在持续增加ICU床位，各大医院也都在建新的ICU。我们科室马上要搬到新的院区了，是中山医院的三期项目，到时大概会增加1/3的床位。我认为现在就是先把硬件的问题解决，再加强对人的培训。

从事重症医学，人必须要有特别的同理心和心理承受力，因为救治成功的成就感和失去一个病人的挫败感是同样巨大的。

当你把平时能力训练到200%，即使在特殊环境下只能发挥平时能力的一半，那也有100%的效果，我们的每一点提升对病人来说就可能是生与死的差别。

跟其他传统学科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其他有的专科已经有了很长时间的积淀，学科问题研究得很深了—重症医学科还很年轻，很多问题还没有答案。重症救治是基于人的生命最本质的救治。我们的生命构造这么玄妙，人体结构这么精密，对于生命的本质，我们了解得还非常少。这个学科离天花板还很远，所以必须要有很谨慎的、尽百分之百努力的严谨态度，才有可能小心翼翼地前行。因为一不小心就会失败，但每一次失败会激发我的好奇心，要把它搞清楚，花更多精力去研究它。

所以我从来不要我们科室的医生介绍成功案例，因为成功存在偶然性，你会沾沾自喜—你认为这样做是对的，而那种偶然性可能会把你推向错误的深渊。我们在做病例回顾和讨论时只讲错误的案例，只有搞清楚每一次失败的原因才会成长，才能不在同样的原因下再次失 败。

疫情给我们这个科室带来的影响还是挺大的。今年一整年，我都没有休过假，一周7天都会来医院，几次从外地回上海后的隔离期对我来说就是彻底休息。隔离期间我会看看书、看看剧，豪斯医生是我很喜欢的角色。武汉疫情后拍的《在一起》我也看过，当中朱亚文演的那个角色就是以我为原型写的，那一集开始那个长镜头非常真实地还原了我刚到武汉的经历，我记得他们刚剪出来给我看的時候，我还没从武汉的情绪里完全走出来，看完触动很大。当然，现在武汉对我来说已经很遥远了，那段经历很特别，但如今在记忆里也不过留下某几个场景或是人物符号。再后来每次哪个城市发生疫情我去支援，也许公众还会慌乱，但其实对医生来说就是一次普通的救治而已，我们对这个病已经完全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