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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击奥密克戎

时间:2024-04-24

谁也没有想到,上海会这样度过2022年4月。

这已经是新冠疫情持续的第3年,这里是中国此前“精准防控”表现最优秀的城市。

第一次启用大型方舱医院,第一次全域静态管理,第一次全市核酸检测,第一次市场完全停摆……一座有2500万常住人口的繁荣的国际都会,一旦陷入免疫风暴,同样没有任何腾挪空 间。

动态清零的大前提,叠加奥密克戎极强的病毒传播力和隐匿性,“封得早+封得广+封得快”可能是眼下中国抗疫唯一的正确答案。

对任何一座城市和生活其中的人而言,这意味着空前的代价。日常、秩序、经济,乃至生命,共同构成了这种代价。

本文撷取的上海十日,是这轮疫情中上海经历的一些特殊时间点。如果说这次疫情防控将成为上海一代人的共同记忆,那么这十日就是其中的记忆锚点。

截至本刊付印,上海的封控仍在继续,新一轮全市核酸检测计划已经公布,即将展开。同时,一些好的变化也在发生,一些秩序正逐渐恢复。

尽快清零成功,尽快回到日常,是所有人此刻的盼望。

差不多从3月中旬开始,上海便会逐渐进入一年中气候最宜人的时段。2022年也是如此。

3月6日,星期日,上海天气阴有小雨,尚存几分春寒料峭。虽然2月底以来陆续有疫情通报,但都在个位数且主要为无症状感染,关心疫情的市民并不多。市区内一切如旧,高架桥车流穿梭,购物中心人头攒动,饭店和咖啡馆需要等位,两天后的电商3·8大促已经启动,汉口路上亚洲大厦仍被看戏的年轻人挤满,迪士尼的烟花秀在八点半准时开场。

热闹之中,很少有人会格外在意“漕溪北路1200号”这个地址。就在这一天,它新增为上海的中风险地区。同日,上海通报3例确诊病例和7例无症状感染。

漕溪北路120 0号,对应场所为上海华亭宾馆。1986年年底开业的华亭宾馆,是上海第一家五星级酒店,被视为上海改革开放的标志之一。运营多年后,其设施难免老旧,装修改造计划于今年2月16日启动,但一天后,它被征用为入境人员隔离酒店。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上海承接了3成以上国内入境航班。航班管家的数据显示,2021年,上海共承接了14137架次国际和港澳台航班,占全国总量的35.6%。浦东国际机场的入境货运航班占全国主要机场入境货运航班的比重,超过北京、广州、深圳三地的总和。2022年2月,上海承接的国际航班占全国的比例突破40%,今年前两个月,上海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243例,约为全国同期总数的38%,占上海去年全年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数的80%。

2022年年初,随着香港第五轮疫情暴发,香港旅客源源不断流入内地,沪港航班上座率不断升高,大批旅客被送入隔离酒店,加之奥密克戎超强的病毒传播力,上海入境防疫的管理难度远超过往。

华亭宾馆正是在这样的局面中“破防”。

尽管如此,最初在大部分人看来,本轮疫情也能迅速被扑灭。过去两年,上海前后经历了12轮新冠疫情。2小时内到达现场,4小时内完成流行病学核心信息调查,24小时内完成核酸检测、区域管控、转运隔离等八项工作—上海总能在疫情发生后第一时间发现和应对,将疫情控制在较小的范围,甚至一度将管控区域缩小到一个20平方米的奶茶店。这种“精准防控”让上海成为全国“动态清零”策略下最具成效的标杆样本。

但这一次,奥密克戎改写了剧情。

3月6日至10日的流调信息显示,有16名居住在华亭宾馆的人员被感染。3月11日下午,上海公布确诊病例溯源结果,感染来源聚焦于境外输入病例携带的病毒污染环境,由于管理疏漏引发本土感染并导致传播。

接下来就是补救。3月6日,上海对华亭宾馆所在的徐家汇街道实施大范围筛查;3月12日起,全市中小学全部调整为线上教学;市民非必要不离沪,离沪和返沪则须持有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全市客运站自3月14日起全部暂停营运。这也是上海首次对出入城实施管控。

诸多“首次”,让城市里的居民渐渐嗅到了危机,“封城”传言四起。

3月20日,漕溪北路1200号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究竟是网传的病毒通过中央空调风道传播,还是隔离点工作人员的不专业操作导致疫情扩散,针对华亭宾馆集中隔离点开展的专项调查尚未公布结果,而对上海来讲,常态化防控后最严重的一次本土疫情才刚刚开始。

许多上海浦东新区的居民,是在這天早上起床后,才发现所在小区已经被封控了。“没有提前通知,是早上走到小区门口看到隔离栏和一张居委通告才意识到封控的。当时被告知从早上六点半开始封,48小时后解封,期间测两次核酸。”浦东高行镇居民何苏安告诉《第一财经》杂志。

何苏安有点意外,但又不算太意外。3月以来,上海持续通报感染人数,3月10日以后,她了解到在家中或是办公室被短期封控的亲友和同事越来越多,知道轮到自己是迟早的事。

正是在3月16日,上海根据复杂的“综合因素”,将城市分成了两部分:重点区域与非重点区域。只要没有新增阳性感染者或密切接触者,后者的生活就一切如常;前者则要在48小时内做两次核酸筛查,期间居民在居住地保持“原地相对静止”。包括何苏安居住的高行镇在内的浦东大片社区,从这天起进入了封控状态。

在这轮针对重点地区的管控中,上海市卫健委副主任赵丹丹曾强调,不采取“2天封闭管理+12天健康观测”的措施,各区不得对管控擅自加码。然而,两次核酸检测之后,许多小区没能如期解封。居民无法得知核酸检测是否在小区内找到了阳性感染者,也很难搞清楚继续封控的原因。

3月底4月初,《第一财经》杂志曾采访多位当时已被封控10天以上的上海居民。他们大多都是通过“上海发布”每日公布的地址信息,才能了解到自己所在的小区是否有新的阳性感染者。

但实际上,从3月18日起,这种居民自我推理的严谨性就打了折扣。因为当日的“上海发布”开始将感染者信息按区划分,同一个小区即使有多个阳性感染者,也僅披露一次地址。随着感染者规模迅速破千、破万,居民越来越难从公开的官方信息来推断封控小区内的确切情况。

长期封控的生活中,频繁的核酸检测难以避免。居住在嘉定区真新街道的赵女士告诉《第一财经》杂志,自3月14日小区封控以来,她在半个月里总共完成了10次核酸检测。

核酸检测被认为是判断新冠病毒感染的“金标准”,然而,一轮又一轮的核酸检测并不能确保小区的安全。相反,一些封控小区还出现了“久阴乍阳”,或是阳性感染者快速增加的情况。

4月14日,上海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吴寰宇首次给出了“小区封控已久,仍不断出现阳性感染者”的三种可能原因:混管核酸阳性结果需要复核,筛查数据有一定的延时;存在家庭聚集性传播,在潜伏期内被逐渐发现;流通物资被病毒污染,接触后感染。

或许还有另一种可能—当居住地的门牌号码“上榜”后,家住闵行区七宝镇的Plummie认真分析了每一次做核酸时社区的安排,她猜想,自己所在的片区曾与另一有密切接触者的片区一起做核酸检测,有人员混杂、交叉感染的可能。

3月28日起,上海大致以黄浦江为界,“压茬”实施了两轮大范围的封控管理,期间要求“所有人员足不出户”。根据上海市卫生健康委一级巡视员吴乾渝的解释,“足不出户”这四个字覆盖了散步运动、遛逗宠物和聚集攀谈等常见社区活动。

4月11日傍晚,《东方新闻》在电视画面中展示了金山区两个街道之间用铁丝网拦出的硬隔离——这可以有效控制防范区居民违规的“跨街道流动”。两周后,上海有更多的街道、小区和有阳性感染的楼栋,开始实施这类加装铁丝网的“硬隔离”。

晚间20:23,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发布通告,自3月28日5时起,在全市范围内以黄浦江为界分区分批开展新一轮切块式、网格化核酸筛查,浦东、浦南及毗邻区域先行实施封控,4月1日5时解封。

这是本轮疫情中上海在市级层面发布的首个关于封控的通 告。

在先行实施封控的浦东新区,由于通告时间距离正式封控只有不到10小时,尽管已是夜间,区内许多尚能自由活动的小区住户开始了物资大抢购。当天区内许多超市卖场和农贸市场都将营业时间延长至24点或更晚。

不过,对于许多从3月16日甚至更早就已处于封控状态的居民而言,这一消息造成了巨大焦虑—没有任何购物机会,而且全区封控之后买食品一定只会更难—但某种程度上又带来一丝安慰,毕竟明确了只需要再坚持4 天。

次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吴凡解释了开展这轮核酸筛查的原因:“对前一阶段的筛查结果分析,我们发现本市疫情呈现区域聚集和全市散发并存两个特点,存在面上暴发的潜在风险。”当日,上海通报50例确诊病例和3450例无症状感染者。

4月1日3时,浦西如期开启全域静态管理,但两小时后浦东、浦南及毗邻区域没有迎来原定的解封,迎来的是根据筛查结果实行分区分类、网格化管理,大致分为严格足不出户的封控区、可在小区范围内活动的管控区,以及解除封控、可在街镇范围内有限活动的防范区。

4月2日,浦东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通告,浦东新区均为封控区或管控区,暂无防范区。最严重的区域,感染者涉及楼栋采取14天封闭管理措施(从3月28日封闭时起计)。

自此,上海进入全域静态管理。食物、药品、就医、运输都依靠一张张通行证推动。居民的日常生活简化为抢菜、做饭、远程工作以及接受核酸或者抗原检测。

4月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副市长宗明称,结合之前多轮筛查结果,拟再开展一次全员核酸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分析研判再分区,并实行阶梯式管理。新的三区划分范围进一步缩小至小区,这也意味着上海的封控措施有了松动,部分幸运的人可以出小区走走了。

截至2022年4月19日13时,上海划定封控区16650个,管控区13304个,防范区28075个。只是,许多防范区都“提级管理”向管控区看齐,真正能走出小区的人还是少数。

家住浦东新区唐镇街道的马若在这天第一次收到了街道发放的生活物资,包括1箱牛奶、1桶食用油、1袋小餐包和1包挂面。此时小区已经封了8天,距离政府最初承诺的解封日也已过去3天。

2天后,第二批封控的浦西地区也未如约解封,上海全域的静态管理持续。居民全体禁足家中,生活物资成为第一大问题,抢菜和团购是每户家庭每天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3月2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物资保障组组长、市商委主任顾军表示,上海主副食品货源充足、供货渠道畅通,采取了稳价措施,物资保障工作要做到3个正常:保供企业正常经营、保供车辆正常通行、保供人员正常上岗。

但2500万人的吃喝用度,仅靠保供显然难以维持正常。不仅商超、菜场无法正常营业,电商平台末端的配送能力也明显下降,市民普遍面临的买菜困境也源于此。

按上海市商委副主任刘敏4月6日给出的数据,全市外卖等电商平台骑手上岗人数约1.1万人。而本轮疫情前,本地媒体《新民晚报》2021年6月的一则报道提及,上海各物流公司和外卖订餐平台正式注册的快递员超过10万人。

每日优鲜上海大区的运营经理衣瑞琳告诉《第一财经》杂志,4月上旬还能上岗配送的骑手只有20 0人,是平时运力的1/5。这些还能保持上路的骑手,只有一小半是获得了居委会的同意,可以自由出入小区,另外100多人只能住在前置仓和附近酒店。但如果附近出现确诊病例,他们也面临随时被封控的风险。

4月2日起兼职配送外卖的风鸢发现了小区在外卖员管理上的一个悖论。如果想要以外卖员的身份申请小区出入证,需要向居委会提供外卖员的工作证明;但按照平台规定,只有完成一单配送后,外卖员才能获得这个证明。他和小区的保安聊了近半个小时,最终被放了出去。

“社区团购”成了上海市民用来对抗买菜焦虑的一个重要民间渠道,以此重新组织起一条城市食品供给的有效链条。

小区微信群很快热闹起来,有关各种“ 资源”— 要么是菜,要么是能把菜送到小区的货车— 的消息被邻居们积极转发进群。那些确实能携带有效资源、帮大家订到菜的人,在群里自然地做起了“团长”。

能对外代表居民发出声音,是“团长”的另一个重要职责。因为货只能送至小区门口,团长需要有能力协调物业、居委会和志愿者帮助做消杀和分发。有些老小区没有物业,团长需要在群内组织调动邻居负责“接团”和帮助完成各楼栋内的分发到户。有些小区还会从一个团购大群派生出更多的“单品团购群”。每当货物抵达小区,团长要带着一位在群里自愿报名的“助理”,穿着防护服到门口清点货物。

据《第一财经》杂志了解,由于许多小区在久封后仍不断出现新的阳性感染者,4月中旬后黄浦区和浦东新区的部分小区要求由业主发起的社区团购必须向居委会报备。同时,部分居委会要求团购仅限粮油米面等必需品,非必需品不予配送。部分小區还要求快递员或者外卖骑手出示核酸阴性报告,或现场完成抗原检测。

与此同时,政府后续多轮的保供物资发放出现新的问题。4月14日,闵行区梅陇镇居民收到的第四批生活保障物资中,部分猪肉存在质量问题,几乎都是发臭肉、大肥肉。4月19日,上海市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称相关犯罪嫌疑人因涉嫌销售伪劣产品罪已被闵行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4月4日,上海开展全市核酸检测,为新冠疫情暴发以来首次。

此前,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曾明确表示,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应当在24小时内“完成划定范围的区域核酸检测任务”。最终,上海宣布在26小时内完成了2566.5万人的采样任务。

这次大规模的限时核酸检测任务,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支援。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局长焦雅辉在4月4日接受采访时透露,全国有4个省份向上海派出了总计超过2.32万名核酸采样医务人员;12个省份派出实验室核酸检测队伍,合计亦有将近4000人。在采样人员中,仅有部分团队居住在上海,多数团队根据核酸检测需求当日往返。

此外,国家卫健委还为上海另行征调了238万管的外地核酸检测能力—到4月下旬,上海在检测能力吃紧时,仍可用2000余辆样本转运车,向江苏、浙江、安徽,甚至河南、山东、福建送样 本。

除了扩大检测能力,5合1或10合1的“混管”采样方式,也能适当减少检测环节的压力。2022年曾有较大规模本地疫情的深圳、吉林、长春三市,在大规模核酸筛查中,都普遍采用了“10合1”与单人单管相结合的采样方案。

一旦在一根混采试管中检出阳性结果,就意味着要进入到单人单管、上门采样以复核所有混采者情况的“追阳”阶段。4月4日傍晚,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在了解全市核酸筛查检测进度时,就明确提出“提升混管追阳效率”。至4月19日,“追阳”仍是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例会上的关键词之一。

无论参与核酸检测还是查询检测结果,上海市民在4月8日前都要用到一个名为“上海健康云”的在线服务。早在4月2日,就有市民投诉其“健康云”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随后又接到疾控中心流调电话称检测结果为阳性。4月22日,“上海发布”微信公众号在一篇热点话题问答中提及:核酸检测结果信息准确与否、异常结果如何,以检测机构和疾控部门信息为准。根据国家统一要求,系统不显示阳性结果。

4月8日起,上海启用了全新的“核酸码”以代替“健康云”。上海市大数据中心党委副书记邵军曾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承认,“核酸码”系统上线后也曾出现登记信息不全、多个入口的“核酸查询结果”数据不一致、极端大流量下数据异常等问题,目前问题已经基本修复。

每一次核酸检测结果,对于已经进入隔离点或方舱医院治疗的阳性感染者至关重要。连续两次、间隔至少24小时核酸检测结果呈阴性,是最重要的出院标准。在4月13日的上海疫情新闻发布会上,市卫生健康委一级巡视员吴乾渝曾表示,全市的方舱医院在感染者入院后第2天起,就应每日检测核酸。

多位已出院的阳性感染者向《第一财经》杂志表示,不同的隔离点,阳性感染者首次做核酸的时间以及做核酸的频率实际都不同。隔离期间的核酸检测结果,也不会显示在“健康云”或“核酸码”等系统中,仅在“解除集中隔离医学证明”和“出院小结”中有连续两次核酸检测结果阴性的说明。

在核酸检测之外,国家卫健委其实早在3月11日就宣布引入抗原试剂检测作为一种快速筛查感染人群的补充方案。上海在4月3日、4月9日推动过两轮全市级别的抗原筛查,自4月11日启动的分区分级差异化防控制度,也将抗原检测作为日常化检测手段之一。

目前在上海,最频繁使用抗原自测的,可能是快递员、外卖骑手等城市服务保障人员—按照规定,他们应当每天检测1次核酸、2次抗原;在部分小区门口,针对服务保障人员也有了“先做抗原再送货”的要求,但能确保他们上路的新版“动态随申码”仍以核酸检测结果为赋码标准。

至4月25日,上海已累计完成3次全市级别的核酸检测。另据国家卫健委4月17日披露的数据,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2020年至今,中国已完成约115亿人次的核酸检测。

“上海发布”在这天发布头条文章,阐述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抵沪调研后提出的疫情防控工作要求,首次明确强调要有力推进“四应四尽”。

四应四尽,具体指应检尽检、应收尽收、应隔尽隔、应治尽治。此后,无论是核酸检测、密接隔离,还是感染者转运、轻重症治疗,这个词成为上海防疫工作的主轴,也贯穿了上海市民的日常生 活。

理论上,如果能够完善做到“四应四尽”的要求,“社会面清零”是一個可期的目标。但在实际操作中,这套体系遭遇的是传播速度极快的奥密克戎毒株,而与之相对的,防疫部门此前在其他城市用来支撑“四应四尽”的资源和经验,不足以应对特大城市的复杂民情。

4月4日,上海市卫健委一级巡视员吴乾渝表示,根据《传染病防治法》与防控工作要求,感染者应当与非感染者隔离。按照分类收治的原则,如果儿童家长同样是阳性感染者,可以同住在儿童区域陪护照顾。但如果家人不符合陪同条件且患儿小于7岁,儿童感染者将在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接受治疗。这就意味着,有一部分7岁以下的感染者,将在没有家长照顾的情况下接受集中治疗。

4月5日,由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改建而成的方舱医院开设了“亲子方舱”,采用“亲子”收治模式,收治2岁到18岁的未成年人,并允许家长陪护。截至4月6日,近千张床位已全部收满。

随着投入使用的隔离场所不断增多,4月17日前后,上海各区落实应收尽收和应隔尽隔的力度明显加大,高龄老人的转运收治问题引发广泛关注。4月19日凌晨2时,防疫人员上门,要将居住在宜川四村的一位94岁阳性老人和她的儿子转运到定点隔离医院。此前,二人连续3天自测抗原阴性。1天后,普陀区宜川路街道办事处公开回应:老人和她的儿子已经经过两次核酸检测,均为阴性,4月20日当晚由街道派车接回所住社区。

浦东新区居民钟宇阳在3月29日被转至方舱医院,4月11日凌晨解除隔离,回到家中。他告诉《第一财经》杂志,整个过程中,“名单”是防疫体系的关键词。检测、确诊、密接、配合转运、不配合转运、进入隔离点、进入方舱医院、进入定点医院……所有相关人员都被列入一张张名单中,而疾控中心、区县、街道、居委会、派出所、方舱医院等机构,会根据自己手中的名单行事。

从接到电话到解除隔离,15天里,钟宇阳遇到诸多困惑,比如有基础疾病的高龄老人出现在方舱医院;比如他本人得到解除隔离证明时,与他同样情况的朋友却需要再等待2天。工作人员对于这些困惑的回答,往往都会带一句“我拿到的名单是这样的”。

在面对数以十万计的阳性病例和数以百万计的密接者时,名单可能是最简单也最高效的工作方式,但疫情的快速变化和现实条件的差距,让名单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差错。名单背后,原本是一个个人,但当名单被机械执行,人的概念就易被模糊。

目前,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九版)》,有重型高危因素的病例应在定点医院集中治疗,有高危因素且有重症倾向的患者也宜收入ICU治疗。

4月22日,“上海发布”报道了上海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推送中写道:“细心照护有严重基础疾病的病例以及高龄老人、婴幼儿、孕产妇等特殊群体……各方面工作要更加人性化、让群众切实感受到温暖。

麦德龙上海普陀商场当日发布了一则通告,称“由于持证人员大增”,为防疫安全暂停营业。通告中提及的证,指上海全域静态管理后为保供车辆和相关人员开具的通行证。

4月以来,通行证是人和物在上海市内流动资格的凭证,是保证物资运输和各类供应链正常运转的手段,但也对居民出行就医、药品食物配送造成了一定阻碍。

通行证的办理需要不同的证明。4月7日,上海官方辟谣平台以两个案例说明了通行证的申请要求。人员通行证申请需要单位开具证明申请人属于保供、医疗、运输(包括公交、轨交工作人员等)、志愿者、环卫人员这五类人群的证明,同时申请人员要有48小时内核酸阴性报告。车辆通行证的申请与此相似,要求车辆信息、驾驶员信息(包括身份证)对应,也要求车辆用于保供的证明、驾驶员48小时内核酸检测报告。

疫情防控为物流运输带来的挑战不止上海市内。自3月起,全国各省市陆续关闭境内高速公路出入口,并对司机实行严格的核酸结果检查,限制了省际运输车辆的流动。常州、苏州、沈阳、无锡、南通等城市主要的说法都是“为进一步从严加强疫情防控,有效阻止疫情在我市发生”。

同时,许多卡车司机也被社区封控,各地不同防疫措施的限制让公路物流的效率受到较大影响。智能物流平台G7的数据显示,全国整车货运流量指数在3月11日迎来当月高点147.68,此后呈现下降趋势。

这是个有点反常的趋势走向。货运物流是经济的晴雨表,商品流通的速度越快,贸易和交易的活跃度就越高。通常,全国整车货运流量指数会在4月呈现上升趋势,此后将保持较高的水平直至12月左右。

4月1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切实做好货运物流保通保畅工作的通知》,次日,交通运输部发布的《关于切實加强水路运输保通保畅有关工作的通知》指出,全力以赴保障上海港畅通运转,科学合理设置防疫检查点等。4月14日,全国高速公路关停情况公示网站上线。4月18日,上海正式启用全国统一的《重点物资运输车辆通行证》,严格落实省界道口“通行证+48小时核酸阴性”“即采即走即追”制度……一系列调整措施之后,G7的全国整车货运流量指数从4月11日后开始攀升,截至4月23日,指数恢复到89.63。

4月24日,上海市商务委下发办理上海市商贸物资和生活物资企业《重点物资运输车辆通行证》(以下简称《通行证》)有关事项通知。申请符合条件的,生成本市电子《通行证》,同时生成全国统一式样《通行证》PDF版本,企业可打印使用,电子证和纸质证具有同等效力—终于有一个全国通用的通行证了。

上海最大的方舱医院—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方舱医院在这天正式投入使用。从改造方案确定到首批床位交付,用时未超过6 天。

这个改造面积约70万平方米、总床位约5万张的巨型方舱,是上海在本轮疫情中投入使用的6个市级方舱之一。《第一财经》杂志根据公开资料统计,截至4月22日晚8时,上海各级隔离场所的床位数(含在建)实际已扩充至35.3万张。

作为承接了最多入境航班的国内城市,上海过去两年常设的隔离场所主要服务于入境人员,数次小规模本土疫情都被“精准防控”,无需方舱医院介入。2020年武汉疫情后,上海对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布局,也更多集中在强化市、区两级新冠定点医疗机构的应急能力和床位储备。

3月22日的上海疫情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卫健委主任邬惊雷称正在扩增集中隔离收治床位 ,启用的就是周浦医院等“后备医疗机构”。当天,邬惊雷解释了“方舱医院”的概念:可以是体育馆、会展中心等公共设施,也可以是临时搭建的场所;有医务人员进驻;主要对轻症和无症状感染者集中隔离观察或适当对症治 疗。

本轮上海疫情中,“方舱医院”这一概念在4月3日才首次被官方明确提及。前一日,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抵沪后,考察了此前被称作“临时集中隔离收治点”的世博展览中心。在4月3日的报道中,世博展览中心被称作上海首个“方舱医院”。

其实,集中隔离点与方舱医院的最大区别之一,是医护配置—按照两类场所的行业规范指引标准,一个有1000张床位的场所,作为集中隔离点时,应配有40名医护人员,作为方舱医院时则应升至200人。此外,方舱医院在收治时对患者年龄、身体状况也有明确要求。

但对于4月的上海来说,为阳性感染者“日清日结”加速开发隔离场所,可能是比按规范配备足量医护、分级诊疗更重要的任务。4月3日起,“场所挖潜”作为各区的核心工作之一,每日都会在政府的防控工作指示中出现。针对大型场馆、厂区、公寓、酒店乃至空地的改建项目也火热开工,规模不一、叫法不一的“方舱”很快遍布全市。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医养一院院长荀巍,参与了虹口区场中路方舱医院等多个项目的设计和改建工作。他告诉《第一财经》杂志,方舱改建时最大的工作压力来源分两类:一是要保证尽可能多的床位数,二是在供应链紧张时保证建设速度,“大规模开建后,很多建筑材料、折叠床,甚至隔断板的供应都吃紧了,所以大家会看到有些方舱已经做不到两人一个隔间,只能一排一隔甚至不隔。”荀巍说。

设计有764张床位的场中路方舱,建成后由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十多名医护人员接管。该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现场医疗负责人张益辉对赶时间也体验颇深,“我们4月2日接手,当时基建都没有完成。连夜赶工至3日中午,下午就开始收治病人了。”

部分隔离场所仓促启用,医护与管理也很难快速到位。尽管情有可原,对于被曲折转运而来的感染者而言,这些第一眼印象无疑引发了广泛的隔离体验焦 虑。

3月28日,陆家嘴街道居民钟宇阳被疾控部门告知核酸结果为阳性,次日夜里9点,他被一辆公交车接走,在路上兜兜转转8小时,3月30日凌晨4点才终于在浦东新区耀华路一幢人才公寓落脚,“司机一路上都在打电话,不断换地点,很明显他根本不知道要把我们送去哪里”,钟宇阳对《第一财经》杂志说。

这栋高达30层的公寓楼,是浦东新区“耀华路一期方舱”的一部分,整个方舱于3月29日正式启用。钟宇阳在这里看到过被单独转来的小孩、孕妇和有基础病的老人,也有阳性感染者、感染多日已经转阴者,还有自身阴性的密接者。“进舱”后的头两天,楼内停水,更无热水供应;头三天内,除了有人每天中午放饭,无其他任何管理,也没有驻场工作人员。

除了隔离者的体验焦虑,部分上海市民还在4月10日前后体会到了另一种焦虑—许多紧邻居民区的学校、酒店开始被征用,彻夜施工后阳性感染者随之迁入。

了解《新冠肺炎方舱医院设置管理规范》的市民,难免会质疑这类点位的选址是否符合“远离居民区、学校”的基本要求。荀巍告诉《第一财经》杂志,在大型隔离点和方舱医院的选址阶段,设计团队会参与研判,主管部门通常也会尊重专业意见。他经手的项目中,有两成左右因此停止或暂缓建设。“有的是建筑物自身条件不合适,还有一些其他原因。我们做的项目不少,叫停的量也不 小。”

但这些“家门口”的隔离场所,多数既不是隔离点,也不是方舱医院,而是俗称“中转站”的临时中转隔离管理点。目前针对临时中转隔离管理点,没有明确的设计和管理规范标准。而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各类点位还可以根据需要“升格”,从中转点一步步变为真正的方舱医院乃至新冠定点医院。

荀巍介绍,从技术角度来讲,只要合规消杀,任何被征用的场所都能恢复到正常的使用状态,同时对学校的改建方案也会更严格,确保影响最小。在4月16日的疫情发布会上,市疫情防控工作转运专班负责人丁波承诺,将为被改为隔离点的学校做“最严格的清洁消杀”。

因为被判定为密接者,荀巍在4月10日住进了自己设计的虹口方舱,也因此有了更深刻的使用体验。“有条件的话,我认为方舱的空间分隔应该更小一些,大空间对病人的心理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无接触的设计再尽可能多些,减轻病人接触开关和专门去洗手的心理压力;用的材料也应该更耐腐蚀一些,方舱里的消杀太频繁了。”

也是在4月10日这天,官方通报中,上海有超过3000人实现出院和解除隔离医学观察;到4月19日,整个城市首次达到了“单日出院出舱人数超过新增阳性感染者人数”。

4月18日,上海市卫健委通报了3名新冠死亡病例,这是上海本轮疫情首次通报死亡病例。截至4月25日,此轮疫情共通报190个死亡病例。

在新冠死亡病例之外,那些疫情管控之下因其他基础疾病未得到及时救治而死亡的人,更早且更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 中。

3月23日晚,上海东方医院护士周盛妮在家中哮喘发作,自行用药无法缓解后前往上海东方医院南院寻求救治,但被告知,因疫情防控需要,急诊部暂时关闭,周盛妮无法在自己工作的医院接受救治。家人随后将周盛妮送往仁济医院东院救治,但她最终抢救无效去世。

新冠疫情打乱了上海的医疗秩序,导致新冠感染以外的其他疾病患者的就医之路面临重重阻碍。3月底至今,像周盛妮这样的基础疾病患者陆续涌现,通过社交媒体寻求帮助。

患者就医变成了一场求生的接力。是否有医院能够接诊,社区和居委是否放行,120急救车运力饱和怎么办,是否有符合有效期规定的核酸报告,阳性或密接病人怎么就诊,完成就诊后如何返程,居住地是否允许再次进入—患者在每一个环节都有可能被卡住。

《2021年上海统计年鉴》显示,2020年全市共有405家医院。而根据微信公众号“上海发布”,3月下旬以来,上海每天平均有约30家三级或二级医院暂停门急诊、住院或核酸检测等服务,原因包括:医院被征用为新冠定点医院,科室缺乏足够医护人员、院内感染等。

需要定期到医院接受治疗的患者,最先感知到医疗资源紧张带来的危机。比如每周需要做2到3次血透治疗来维持生命的肾病患者,如果透析延迟一周,可能会导致心肺积液呼吸困难、高钾心衰、积液心衰等各种并发症,威胁他们的生命。

3月25日,肾病及尿毒症患者公益资讯平台“肾一样的人”创始人智安搭建了一个上海病友透析求助的微信群,不到3天,微信群的人数就突破了100人,有患者表示已经四五天没有做上透析。常见的情况是,原先固定治疗的医院透析室突然关停,也并未及时安排患者分流至其他血透中心,患者不得不临时自行寻找其他医院做透析。如果患者所在的小区出现确诊病例,或是患者自己成为密切接触者甚至被确诊为阳性感染者,他们做下一次透析的难度会更大。

在找到可以收治就诊的医院后,如何从居住地前往医院是许多患者面临的另一大挑战。上海市在封控期間的安排是,急危重症患者可以第一时间拨打120,同时向居委申请就医。如果是非急危重症患者,可以与封控小区所在的居委联系,由专车点对点闭环转运至医疗机构就诊。

根据3月31日官方新闻发布会的信息,为了应对上述新流程,上海的当班急救车比平时增加了近一半,4月25日通报的120急救中心单日电话呼入量达去年同期的12.3倍。实际操作中,新增的医疗转运“产能”仍无法满足所有患者的需求。多名肿瘤患者告诉《第一财经》杂志,因缺乏前往医院的交通工具,自己的定期化疗被耽误了。

被转运到医院后,患者能否进入医院接受治疗仍是未知。医院往往要求前来就诊的患者出具24小时或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对于急症病人来说,等待核酸检测报告的时间可能是“不能承受之重”。

上海是中国医疗资源最丰富同时也是医疗需求最集中的城市之一。这里有16万张床位,每年总共要承接400万人次的住院治疗,每天有216名新发的癌症患者;2万多位患者需要定期血透以维持生命;每年有8万多名上海户籍人口会遭遇脑卒中。

《英国医学杂志》曾在2021年2月发表一项研究,考察武汉市2020年1月至3月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死亡率,发现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患者的死亡率与往年同期相比均有一定的增加。

两年过后,再次被新冠疫情笼罩的上海也面临相似的危机。新冠患者与其他疾病患者的救治像是一场争夺医疗资源的生命拉锯战,如何尽快全面恢复医疗秩序,在关注新冠患者的同时,满足其他疾病患者的就医需求,正对这个城市的医疗系统提出严峻的考验。

全市封控第19天,上海在疫情防控第158场新闻发布会上正式宣布建立重点企业“白名单”制度,以4月16日上海市经信委发布的《上海市工业企业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指引(第一版)》为基础,集中资源优先保障集成电路、汽车制造、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重点行业的666家重点企业复工复 产。

同日,上汽临港乘用车工厂实现压力测试下的首台车下线;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宣布8000名员工到岗复工;200多家位于上海的汽车供应商和整车物流企业也同步启动复工复产。

4月22日,上海市副市长张为宣布666家重点企业已有70%实现了复工复产,但物流不畅、产能爬坡、产业链供应链能否运转顺畅等影响复工复产进度的问题,还需要各方大量协调,以及社会各环节支持。

上海市经信委的统计数据显示,上海3月份工业产值同比下降7.5%,是自2020年3月以来的首次下降;第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增长仅4.8%,增速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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