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春耕

张云亭

01 2022年4月，吉林农民开始春耕备耕，处理秸秆是备耕的重要环节。

今年3月以来的这轮疫情，是2020年以来吉林省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从3月1日吉林省延边州珲春市发现省内首个病例，到3月14日吉林省“封省”（禁止本省人员跨省、跨地区流动），本轮疫情迅速波及了吉林省多个市州和省直管县，并在长春市、吉林市出现社区传播。直到4月14日，吉林省全省宣布“社会面清零”，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半月。

三四月之交天气回暖，正值东北农民春耕农忙时节，数以万计的进城农民被封在城内，无法及时返乡准备春耕。如何在防范疫情的同时抓好春季农业生产，既是重要的民生议题，也是決策层必须优先解决的政治任务。

通行证之难

一张A4纸大小的通行证，成了本轮疫情期间吉林省返乡农民和农资运输者手头的必需品。

吉林省4月4日发布的《关于滞留长吉两市农民返乡春耕工作方案》指出，对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等不同风险区域的滞留农民，应设置不同的返乡要求。对于滞留在封控区的农民，只要7日内居住所在地无阳性、其间做过3次核酸、持有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并且返乡当日抗原检测为阴性，就可以“应返尽 返”。

随后，长春市和吉林市分别通报了滞留备春耕农民返乡具体实施方案，均决定为备春耕返乡人员发放返乡通行证。符合返乡条件的人员可以凭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向所在社区（村）提出返乡申请，填写返乡春耕人员登记表，发放返乡春耕人员通行证，并凭该通行证自驾返乡或集中转运返乡。

然而这些方案实际落地时，事情变得复杂起来。4月5日，长春市下辖的县级市榆树市发布《关于滞留榆树市区农民返乡春耕实施方案》，要求滞留在榆树市区的农民不仅需要向现居住的社区提出申请，还得向要返回的农村提出申请。这意味着，当那张A4大小的通行证最终落到该地农民的手上时，它至少会经过所在社区（村）、市备春耕工作组、目的地相关乡镇、所在街道这4重关卡。

晓蓓的父母平时在榆树市市区打工，只有在农忙时才会回到村里。4月5日晚，家乡的村长和村支书拨通了晓蓓父母的电话，询问他们是否要申请返乡，并在确认后表示将替他们上报。随后，晓蓓的父母根据要求做好了核酸与抗原检测，又联系了社区网格员，并开始等待通行证。他们所在的榆树市某社区没有出现过病例，但也按照封控区标准管理。到了4月8日，当地第一批返乡农民已经完成集中转运，晓蓓的父母却没有收到任何转运通知，“社区里总共有3户需要返乡的农民，只有1家收到了通知成功返乡”。

按照榆树市给出的方案，以集中转运方式返乡的农民最晚应在4月9日完成转运，这让晓蓓十分焦急。4月10日，她接到了一通电话，得知社区收到的集中转运返乡人员名单中仍没有自己的父母。直到4月13日，实在等不及的晓蓓父亲询问社区能否骑自行车回去，经同意后，老两口便去社区领通行证。领证的过程反而异常简单，到社区办公点之后，通行证已经填好个人信息并盖上了章，直接拿了就能用。

2022年4月9日，吉林长春，备春耕返乡人员通过路口登记防疫信息。

上报后名字“消失”了，这样的故事也发生在了向文父亲的身上。他是吉林省四平市伊通县的农民，过年时来长春市区帮忙照顾孙子，之后就一直被困在长春。农村老家只剩下向文年迈的母亲，春耕在即，60亩地她没法一个人处理。

本以为自己所在的小区并不属于疫情最严重的封控区，只是次一级的管控区，而且前前后后做了23轮核酸，返乡之路会顺利一些。然而直到4月8日晚，向文父亲不但没有等到转运通知，反而接到了村里的“劝返”电话。

“村支书说的情况我们也理解，但我父亲不可能不回去，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正式解封，只有这一次回去种地的机会。”向文表示，父亲在电话中拒绝了村里的要求。但让他没想到的是，就在接到这通电话的次日，父亲的名字，在社区返回来的申请返乡人员名单里消失了。

在向文拨打了“百十来个”咨询电话，并在社交媒体上多次发布求助信息后，4月12日，父亲终于拿到通行证，坐集中转运的大巴回到了家中。

根据长春市发布的数据，截至4月6日，经审核确认的长春市区申请返乡农民有16197人，其中8339人需要集中转运返乡。启动转运的头两天（4月9日、10日）共运送了1435人，占总数的17.2%。原则上，吉林省的集中转送时间从4月8日开始，到4月14日结束，共计7 天。

据《第一财经》杂志了解，尽管吉林省方面明确支持滞留长吉两市农民“应返尽返”，截至4月17日，仍有一些滞留长吉两市的农民未能返乡。关于滞留外省的吉林省农民如何返乡，相关政策中并没有明确规定，由于不同省份间缺乏统一的流动标准，中间还涉及到高速等卡口，这些农民想要回乡春耕可以说是难上加难。

除了人员流动，今年以来，吉林省内农资和农产品的流动也离不开通行证。

根据吉林市发布的数据，受疫情和物价大幅上涨等因素影响，吉林市的种子入户率为89%，化肥入户率仅50%，与往年同期对比相对滞后。多名采访对象向《第一财经》杂志表示，本轮疫情以来，“农资进不来”“农产品出不去”是吉林省备耕期遇到的主要难题。

吉林市4月3日发布的《关于做好备春耕农资保供工作的紧急通知》显示，吉林市城区从事种子、农药、化肥、农机、农膜、饲料、果蔬种苗等农资销售和运输人员施行持证上岗制度，需申请《备春耕生产（保障）人员通行证》方可“单向出行上岗”;域外运送农资到吉林市的车辆及司乘人员，持《吉林省疫情防控应急物资通行证》和48小时核酸检验阴性证明才可通行。

以化肥为例，一般由农民提前订货，再由城区和镇上的农资商店直接在春耕备耕时运送到村里，但目前能拿到通行证的农资销售和运输人员数量并不多。“只有我和副支书的车有通行证，村里所有生产物资都得我俩一天去拉好几趟。”吉林市桦皮厂镇某村党支部书记告诉《第一财经》杂志，往年能从镇上送货到村里的农资商店约20家，今年由于不少销售和运输人员成了阳性感染者或密切接触者，拿到通行证可以配送的不到6家。

按照有关规定，用于农资保供的通行证实行一人一证、独立编号、专证专用的管理办法，且仅在期限内有效。双辽市吉良生态农业有限公司销售负责人刘舫说，这类通行证的办理在当地并不难，只要资质合格、手续齐全，并提供相应的核酸检测报告，一般一个上午就能办好，但“通行证只在当天有效，第二天需再次办理新的证件”。松原市双子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双则对《第一财经》杂志表示，农资通行证一开始发放的量比较少，“我们村一共发了12张，用完了就送回去，大家轮着用”。

当农资涉及到跨省运输时，又需要另一种通行证。4月16日，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发布紧急通知称，跨省运输涉农物资货运车辆的企业或个人可向当地农业局申办《吉林省重点物资运输车辆通行证》，以取代原跨省《吉林省疫情防控应急物资通行证》。

此外，货运司机还需备齐“两证两码”，其中“两证”指的是通行证和核酸证明，“两码”是健康码和通信行程卡，这在跨省运输的过程中有一定难度。“目前双辽的政策是可以办出省手续，司机能顺利把化肥送出去，但回来后行程码就变了，得隔离。”刘舫举例称，他所在的双辽市位于吉林省、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三地交会处，公司有20%的农资订单来自外省，由于省份间的通行政策差异，这部分货物的运输只能往后排期。

秸秆离田与农资运输

拿到通行证只是开始，还有许多更实际的问题等着当地农民、企业和政府解决。

处理玉米秸秆是东北春耕的必要环节，秸秆不处理，地就腾不出来，也播不了种。随着天气转暖，冻土化开，秸秆如果被雨打湿，运送和处理都会麻烦许多，农民们必须赶在4月底春雨来临前把秸秆收拾完。

4月8日，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快田间秸秆处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充分认清当前秸秆处理面临的严峻形势，集中时间和力量打赢秸秆处理“歼灭战”。

焚烧是处理秸秆的传统做法，但为了减少大气污染，早在2013年，吉林省就禁止露天焚烧秸秆，逐步提倡将秸秆打包离田，或将秸秆打碎还田，但这些步骤都需要花费劳动力和时间。由于今年农民的返乡时间远晚于往年，部分地区仍有大量秸秆滞留在田地里，如何在短时间内完成秸秆离田和还田，成了困扰许多农民和村干部的一块心病。

敦化市雁鸣湖镇某村党支部書记对《第一财经》杂志说，为了严格执行政策，村干部在秸秆离田期内坚持24小时不间断巡逻，防止农民偷偷焚烧秸秆，农民不理解就会有怨言，影响干群关系，也影响农村改革的推动。“天天盯着全村老百姓，工作精力全搭在这上面了。每年政府组织秸秆打包企业来收拾，受疫情影响也不能及时到位，据说也不挣钱，都不愿意干”。

去年5月，吉林省吉林市舒兰市永昌村农民水稻插秧。4月备耕后，5月是吉林玉米、水稻播种的季节。

晓蓓的父母在老家有60亩玉米地，回村后，还有大量秸秆在地里等待他们收拾。但按照政策规定，作为封控区返乡人员，他们并不能马上投入春耕准备，而是要先居家隔离7天。隔离期内，晓蓓的父母必须在村委会的监督下接受1次核酸检测和3次抗原检测，并确保足不出户，不得下地干活—与部分要求隔离14天的村相比，他们已经算幸运。

同样的，向文的父亲按照政策也需要隔离7天，直到4月下旬才解封。为了让父亲隔离，向文的母亲不得不搬去同村的亲戚家住。农时不等人，母亲只能和年过七旬的姑爷、姑奶一起先把地里的事情抓紧做起来。

晓蓓和向文父母居家隔离的这7天，正是吉林省两大农作物—玉米和水稻备耕和耕作的关键窗口期，4月中旬，水稻的育苗工作已全面展开，玉米则一般在“五一”前后播种。耽搁一步，就可能对后续的播种和收成造成影响。

出于防疫的考虑，农民返乡后居家隔离尽管有其可取性，但多名受访的农业专家认为，农村社会格局不同于城市，应采取不同的防疫思路。

“农村本身是熟人社会，曾经集体经济是共同生产经营分配，是一个完整的生产单元。农村也不同于城市，人口密度小，流动性不强，没有必要采取和城市一样的封户隔离政策，完全可以‘封村不封户，发挥集体的力量，以村为单位展开自救。乡镇和县一级组织农资企业配送种药肥到村口，这样效果会好很多”。吉林大学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副教授、社会生态农业联盟吉林省合作社监事长李恩建议道。

对于从封控区、管控区返乡的农民，目前乡村采取的是封户策略，即以户为单位居家隔离，足不出户。而封村不封户，指的是以村为单位封锁，隔绝病毒的外流。这么做的好处是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影响，让农民即使在家隔离，仍然可以下地劳 作。

事实上，这也是为何有的村支书采取了“劝返”的策略。桦皮厂镇某村党支书向《第一财经》杂志透露了自己的苦衷，“村里其实并不愿意给返乡农民批通行证，因为背负着防疫的压力。你很难像管控城里人一样管控农民，农民在家关不住，回来了就想去地里，最后责任又全落在我们身上。”

为了赶上农民滞留在外或居家隔离时耽误的春耕进度，一些地方多次提倡“代耕代种”做法。但雇人需要费用，政府说会给些补贴，并不意味着政府会补贴全部，雇工费也看涨，很多人都在观望。“田荒不荒，关键还是看你愿不愿意花钱雇人，或者让亲戚帮忙种。政府会给报销部分人工费，但拨款程序很繁琐。”桦皮厂镇某村党支书说。

此外，让农民和企业焦心的还有农资的涨价和缺口问题。多位受访者向《第一财经》杂志反映，今年农资涨价较多，其中种子价格波动不大，但化肥涨价尤为明显。

“化肥价格处于高位时，一些农民迟迟不下订单，市里的农资商店也不敢贸然进货，手上存货并不多。现在我们村还属于疫区，外面卡口又多，化肥进不来，全村化肥缺口占了1/3。”桦皮厂镇某村党支书说。一吨化肥光运费就涨了300元，整体算下来每吨的成本上涨近600元。

在榆树市“封城”的前一天，也就是3月7日，晓蓓的父亲去了趟化肥市场，但产品价格普遍偏高，所以他决定等一等。然而这一等，之后便再也没有了自由采购的机会。“他们现在只能靠村里拼团，向农资供应商统一采购。”晓蓓表示，仅算上化肥和土地租金这两项的涨幅，今年老两口的开支就增加了近9000元。

据李恩分析，化肥等农资价格明显上涨，主要受几种因素影响：一是受俄乌冲突影响，俄罗斯和邻国白俄罗斯是包括钾肥和尿素在内的几种关键肥料化合物的主要出口国，制裁造成的出口减少和价格上涨导致相关产品价格飙升;二是贸易摩擦造成加拿大、澳大利亚对华贸易变化也对化肥价格产生影响;三是由于疫情下运力严重不足，流通不畅等各种因素，造成运费上涨。

与此同时，俄乌冲突造成的油价上涨也或多或少地波及到了吉林省农民。春耕时节，农民离不开各类机械和设备，这部分柴油开支无法削减。

对企业来说，不止原材料输入难，产品输出也是问题。“疫情严重的时候，外地原材料有时候会被卡在高速上下不来，得费好多周折去办手续，有些车还被劝返了。”前述化肥销售负责人刘舫表示，政策从发布到执行存在时间差，目前原材料进货还算顺利，公司的化肥生产总体受影响不 大。

主营有机肥业务的企业主张凤林受损较为严重，截至4月14日，其公司已经停产近一个月，“往年这时候都是销售旺季，疫情一来订单少了许多。有机肥原料里需要的菌剂送不进来，市里又实行静态管理，员工也不让动。”

刘双的280公顷水稻地主要種植蟹田米，这种米主要利用稻田里的螃蟹来除掉害虫，而螃蟹的排泄物又可以作为肥料，是一种“稻渔综合种养”的方式。创业近5年来，他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打开了销路，公司销售业绩年年增长，去年第一季度的销售额就超过了100万元。但今年3月，公司的销售额接近于零，这是他从未遇见的情 况。

“我们的精品生态水稻成本高价格也高，得到消费者认可不容易。很多南方客户最近都给我打电话下订单，但发不了货。这样下去，怕会丢掉好不容易打下的市场。我们是小微农业企业，缺少了现金流，今年还要备耕生产，现在面临很大困境。”刘双说。

疫情暴露的长期问题

在密集的政策信号下，春耕中各环节的参与者们正在竭力恢复正常秩序。仍让人感到揪心的，还有今年秋天的粮食收成—这关系到农民的腰包和生产积极性，以及眼下瞬息万变的国际格局和粮食安全形势。

中金公司近日发布的一份研报指出，本轮疫情冲击对吉林省备耕影响有限，但新季粮食主产区种植成本明显上涨，或从成本端抬升中国粮食价格。“吉林地处世界三大黄金玉米带，是农业大省，商品粮生产基地，是全国粮食净调出省份之一，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吉林乡村振兴研究院专家守耕说。

在过去几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一直被置于工业发展之后的次要位置。城市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有更好的社会保障、教育和医疗服务，吸引了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和定居。而农民的生产往往赚不到多少钱，更多靠政府补贴。

除春耕外，晓蓓的父母也在想办法销售去年收获的玉米。东北地区有近50%的农民靠玉米为生，吉林则高达80%，农民需要用手里的玉米换钱，以维持生计和购买新一轮的农资。

自2016年取消玉米临时收储政策之后，目前中国的玉米收购采取“市场价+补贴”的模式：农民把粮食卖给上门的粮食收购商，或者雇人将粮食运到公共收粮点出售，由国家按照自有土地面积给予农民补贴。收粮点给的价格会好一些，但扣除运输成本，最后的收购价和上门差不了多少。晓蓓的父母通常会卖给上门收购的粮食商人，如果没人上门，或者没有好价钱，那就只能先搁置。

晓蓓替父母算了笔账，加上自有土地能拿到的补贴，一年下来卖玉米的收入约为9.6万元。这个总收入扣掉土地租金和农资成本，在正常收获、及时出售的前提下，父母种一年地的净收入不足4.5万元。

“农业生产资料市场化后，农民不留种，不沤肥，只能到市场购买农资，也没有对粮食等农产品的议价权，在市场和生产环节最底端。每年生产的商品粮，还要被粮贩子压价，高农资低粮价，收入微薄。而国家补贴，多数都被种药肥、收储运企业拿走了，农民受益不多。”守耕表示，长此以往，会影响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李恩还指出，当前吉林省的粮食生产存在“重产量、轻质量”的问题，农民生产的大量玉米是初级农产品，并不能被称为商品，一旦市场化销售是缺乏竞争力的。

中国玉米育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来种质的引进与利用，缺乏优良的自有知识产权新品种，玉米单产水平目前只有全球先进水平的60%左右。长期以来，美国先锋公司的“先玉335”系列，由于其优良品性，一直占有国内玉米种子市场较大份额。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玉米生产国，但去年国内玉米进口量激增，屡创历史高位。今年前两个月，乌克兰是中国最大的玉米供应国，占进口总量的56%;受俄乌冲突影响，自3月起，中国转向美国、南美等寻求货源作为补充。

刘双自建蟹田米生产基地和创办企业，自己寻找市场的做法，实际上是新农人主动连接市场的有益尝试。但按照现行的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国家只收购早籼稻、中晚籼稻和粳稻这三类初级形态农产品。面临疫情带来的一系列风险，接不到订单的刘双只能自负盈亏。

同样因为疫情失去订单的张凤林，其主营的有机肥在国内并不算大众产品，公司约有80%的订单都依赖于政府招标。他口中的政府招标，指的是农业农村部自2020年起推行的一项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该计划强调要逐步在东北四省（区）适宜区域全面推广应用保护性耕作，使用对土地更无害的有机肥促进东北黑土地保护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按照往年，这个项目本应在4月底前结束招标，但目前都忙着抗疫，项目也搁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