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与大英帝国的比较看俄罗斯历史

黄湘

作者：[印度/美] 乔伊·查特吉（ Choi Chatterjee ）

出版社：Bloomsbury Academic

出版时间：2021年3月

定价：29.95美元

本书通过对俄罗斯与大英帝国的比较研究，

揭示了俄罗斯与西欧

在帝国主义发展史上的基本共性。

乔伊·查特吉是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

俄罗斯是一个具有辉煌历史和独特命运的世界大国，横跨广袤的欧亚大陆，普遍被认为是欧洲文明的另类。印度裔美国学者查特吉（Choi Chatterjee）却对这种主流观点提出质疑，她在《世界历史中的俄罗斯：一个跨国研究》（Russia in World History： A Transnational Approach）一书中，通过对俄罗斯与大英帝国的比较研究，揭示了俄罗斯与西欧在帝国主义发展史上的基本共性。

从表面上看，俄罗斯帝国和大英帝国的政治制度迥异。俄罗斯帝国的沙皇凌驾于法律之上，不受任何约束;而在英国，君主的权力自从1215年《大宪章》制定以来就受到了议会的限制。但是查特吉指出，事实上，英国具有自由国家和帝国的双重身份，它创造出了世界上最高效、最富有、最残暴的全球帝国，一直持续到20世纪后期。

大英帝国，以及法国、荷兰等西欧国家的海洋帝国与俄罗斯帝国的关键区别在于，前者由于海洋的阻隔，有效区分了“文明”的本土核心区域和“落后”的外围殖民地，被殖民者的“落后”成为帝国主义的理由，欧洲帝国有义务使其殖民地内的被统治者文明化;但是俄罗斯帝国的本土和殖民地在陆地上是毗连的，而且它对待俄罗斯核心区域与外围殖民地的方式非常相似。虽然俄罗斯帝国与作为自由国家的英国本土大相径庭，但是它与大英帝国高度相似。俄罗斯帝国对广袤的欧亚大陆的殖民化，与西欧国家的海外帝国分别构成了欧洲全球殖民的两翼，从而在19世纪建立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

20世纪，许多发展中国家将苏联视为邪恶的西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替代选择，对苏联在东欧、波罗的海、高加索地区、中亚和西伯利亚的帝国主义行径保持沉默。中国是一个例外，在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将苏联称为“社会帝国主义”。查特吉则将苏联视为俄罗斯帝国的延续，将1991年苏联解体视为帝国的结束。

查特吉首先论述了俄罗斯文豪托尔斯泰对帝国主义的批判。托尔斯泰拒绝那种将帝国征服美化为旨在使落后族群现代化的“文明使命”的合法化论述。也拒绝区分“好的”和“坏的”帝国，对所有帝国主义持同样的批评态度。托尔斯泰进而指出，国家建立军队、学校和监狱等强制和规训制度，有两个原因，一是内部原因：国家需要暴力杠杆来维持不平等的社会和经济制度，汲取生产者的劳动成果，将其重新分配给一个寄生的精英阶层;二是外部原因，国家无一例外地利用其军事资源来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开采资源，或是扩大领土，奴役其他地区的居民。

虽然托尔斯泰同意俄国革命者的观点，认为重新分配土地是确保俄国社会和平与平等的唯一途径，但是他不同意他们的暴力手段，他认为，革命者上台后的行为不可避免地会与他们所推翻的压迫者相似。后来的印度独立运动领袖甘地正是在托尔斯泰的影响下，通过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反抗英国殖民统治。

英国对印度的殖民始于1670年，从1858年到1947年，覆盖今日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的印度次大陆正式隶属于大英帝国，号称英属印度。英属印度的著名诗人泰戈尔起初是印度民族主义的热情拥护者，但是他很快意识到，很多不平等现象是在印度民族主义的名义下产生和加剧的，例如贫穷的穆斯林农民被强迫抵制廉价的英国产品而购买昂贵的印度自制商品。泰戈尔指出，无论是西欧已经成型的民族国家，还是殖民地民众正在形成的民族意识，都存在着对同一性的渴望，都导向权力和资源的集中，压抑个体的自由。他同托尔斯泰一样，认为民族主义包含了帝国主义的萌芽。

在历史上，俄罗斯帝国的专制制度之所以臭名昭著，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一代又一代的俄罗斯革命者和作家对于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揭露和控诉。然而，大英帝国长期在其亚洲、非洲和加勒比海的殖民地广泛使用类似的监禁和劳役体系，却直到20世纪中叶都很少受到舆论批评。这是因为与高度专制的大英帝国平行存在着一个自由民主的本土英国，对于大英帝国在各个殖民地的系统性压迫也从来没有凝聚成一个强大的叙事，足以挑战英国的“法治”神话。全球各地的公众，包括英国殖民地的许多原住民精英，都相信大英帝国的宗旨是建立良治和自由贸易的原则，以实现现代化，提升和拯救殖民地的落后族群。相反，俄罗斯帝国却从未建立起一个与它的帝国弊端分离的俄罗斯本土国家，俄罗斯人和殖民地民众同为沙皇专制制度的受害者。19世纪的西方舆论默认俄国无政府主义革命者使用暗杀手段对抗沙皇制度的合法性，却将通过暴力手段寻求独立的印度革命者视为恐怖分子，理由是落后的印度不适合自治，他们的行为破坏了大英帝国赋予印度的和平。查特吉指出，俄罗斯帝国的专制和残暴并非特例，而是被近代以来的殖民帝国广泛使用，以大英帝国为代表的西欧帝国只不过成功地构建了一套掩饰其残暴的叙事而已。

查特吉接下来比较了两位历史学家的著作。克柳切夫斯基（Vasily Klyuchevsky）是俄罗斯帝国后期的史学大师，是最早将注意力从政治和社会问题转移到地理和经济力量的俄罗斯历史学家之一。与他相对应的人物是大英帝国后期的历史学家特里维廉（G. M. Trevelyan），此人专注于向公众讲述英国个人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历史。克柳切夫斯基和特里维廉认为，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公民意识，培养基于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公民民族主义，而不是建立在仇恨敌人基础上的、不具备自由精神的民族主义。他们的著作也包含了对帝国主义的冷嘲。帝国主义者的自信心来自他们构建的自我形象，而不是来自准确的历史信息，历史学家的技艺恰恰可以摧毁帝国主义者构建的神话。

20世纪上半叶是一个风云激荡的“革命年代”。查特吉独辟蹊径地比较了两位几乎被世人遗忘的革命者：戈德曼（Emma Goldman）和罗易（M. N. Roy）。戈德曼1869年生于当时属于俄罗斯帝国的立陶宛，1885年移居美国，成为一位无政府主义活动家。她起初支持十月革命，但是在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之后批评以暴力镇压异见者的做法，转而在欧洲继续无政府主义革命。她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在于开创了女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结合。罗易生于英属印度，早年加入第三国际，曾经奔走中国参与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转而信奉激进的人道主义哲学，试图寻找东西方两大阵营之外的“第三条道路”。戈德曼和罗易是1960年代全球新左派运动的先驱，他们对现代化、进步、国家等宏大叙事表示质疑，追求实现后资本主义和后国家的世界秩序，认为只有在自由个人的思想和活动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强大的集体。

苏联不仅继承了俄罗斯帝国的扩张和殖民政策，而且高度强化了管控措施和汲取能力。1930年代，苏联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政策，目的是消灭富农阶层，由国家占有全部剩余农产品，出口换取外汇发展工业。在苏联全境，集体化对农业人口来说是一场浩劫，造成了大规模饥荒。在作为外围殖民地的哈萨克，情况尤其严重。哈萨克人是传统的游牧部落，苏联的集体化政策迫使大部分哈萨克人完全定居下来，将其变成现代农业和工业劳动力的来源，将近1/3的哈萨克人口死于这一段苦难进程。

与之类似，大英帝国从20世纪初开始在肯尼亚殖民地推行种植园经济，肯尼亚原住民被剥夺土地，沦为白人种植园的雇农，他们为了获得一小块土地糊口，每年至少要为白人种植园主服劳役180天。原住民的反抗受到殖民政府的残酷镇压，1954年，肯尼亚人口最多的基库尤族有1/4人口处于监禁之中。

在历史上，埃及和波兰曾经分别成为大英帝国和苏联的半殖民地，在这两个国家，宗教都成为民众在面对帝国压迫时保存民族文化和民族身份的载体，在埃及是伊斯兰教，在波兰是天主教。在帝国消亡之后，保守的宗教势力依然在两国的社会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这在性别政治议题上得到了典型体现。

在埃及，长期擔任穆斯林妇女协会领导人的加扎利（Zaynab al-Ghazali）支持性别分工和性别隔离，认为尽管女人与男人在信仰上是平等的，但是男人在智力、能力和身体上强于女人，所以男人应该管理女人。在波兰，女学者杜齐亚克（Urszula Dudziak）受教育部委托编写了一本性教育手册，宣传性约束和反堕胎，甚至声称使用避孕药会导致对性的沉迷，她声称波兰女性肩负着通过身体和文化的繁衍来保护民族延续的重大责任，因此重要的不是女权，而是生育。查特吉指出，不能简单地将上述观点视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或极右翼国家主义，而是要看到回归宗教传统是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在“后帝国时代”的普遍现象，因为帝国统治意味着输入一套舶来的观念，而强调本土化的宗教身份是对帝国主义的政治反应。

俄罗斯联邦和印度共和国分别是苏联和大英帝国解体之后出现的独立国家，都深受帝国遗产的困扰。

车臣是一个1858年被俄罗斯帝国征服的高加索小国，在苏联时代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曾经备受歧视和压迫。苏联解体之后，车臣民族主义者寻求独立。从1994年到2009年，俄罗斯联邦为了取得对车臣的控制权，先后发动了两次车臣战争，最终控制了局势。波利特科夫斯卡娅（Anna Politkovskaya）是一名俄罗斯记者，以报道第二次车臣战争闻名于世。她将视线聚焦于战争的丑恶与普通百姓的苦难，既曝光了俄罗斯联邦军队对于平民和战俘滥用暴力，也揭露了车臣民族主义者的残忍嗜血。她曾被车臣武装绑架，也曾被俄罗斯联邦军队殴打，但没有什么能阻止她对真相的追求。2006年10月，她在所居住的公寓楼的电梯里被暗杀，当时她正在着手操作一篇关于俄罗斯强力部门在车臣进行非法活动的报道。不少人认为莫斯科当局是行刺她的主谋。

克什米尔问题是大英帝国撤离之后，印巴分治所导致的领土争端。洛伊（Arundhati Roy）是当代印度著名作家，她抨击印度安全部队在克什米尔侵犯人权的行为，要求印度政府保障当地民众的自治与自由，为此她曾被警方指控犯有煽动罪。

查特吉指出，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和洛伊被西方舆论誉为良知的化身，但是却疏远了本国广大的中产阶级。俄罗斯和印度的中产阶级为本国的经济成长感到骄傲，这构成了他们个人成功的基础，他们不愿意接受挑战国家形象的负面新闻，认为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和洛伊不停地唠叨社会阴暗面令人心烦，是在为境外势力“递刀子”。这是“后帝国时代”充满民族自豪感的中产阶级的普遍心 态。

通过诸多主题的比较，查特吉充分彰显了俄罗斯帝国与大英帝国在帝国主义发展史上的基本共性，以及在“后帝国时代”的相似性。另一方面，她也指出了大英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在帝国解体之后的根本区别。

在非殖民化之后，大英帝国转变为英联邦国家，这是一个由54个国家自愿组成的组织，约占全球总人口的1/3，以英语开展大部分业务。英联邦国家的精英们普遍保持对英语和英国文化的偏好，很少有人担心英国会作为军事强国重新出现在前殖民地。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发起成立了独立国家联合体，一度包含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中的9个国家。然而，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分别于20 09年和2018年退出该联合体，原因是俄罗斯在这两个国家扶植分离主义势力，甚至吞并领土，乌克兰尤其担心自己的独立状态只是暂时的。今日俄罗斯一直难以割舍对帝国霸业的依恋，这使得不少苏联国家对其深具戒心，也令俄罗斯周边地区危机四伏。当前的俄乌冲突正是这种危机的一次大爆发，俄罗斯的未来也因此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