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风险驱动人类文明化

文思敏

陈志武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终身金融学教授，曾获得墨顿·米勒奖学金，出版有《24堂财富课》《金融的逻辑》《陈志武说中国经济》等书，新书《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目前已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在这方面，我在过去很多年做过一些研究，当然其他很多学者也做过，尤其是像UCLA的阎云翔教授，他就一直在跟踪中国一代一代的年轻人，观察他们对于个人权利和个人空间的看重程度到底有没有明显变化。现在回过头来看，不管是90后、85后，还是00后，人在家庭中的关系，包括婚姻关系、小孩跟父母之间的家庭关系，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通过一些研究就看到，越是像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家庭越呈现出扁平结构;而越往下走到地区市和县城，特别是农村，从爷爷奶奶到父母再到小孩这一辈，更多呈现出金字塔式的结构。在扁平结构里，子女跟父母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平等，而不是父母、爷爷奶奶高高在上，子女不能还嘴、反驳。我在湖南农村出生长大，我们小时候首先要学会的规矩是跟大人说话不可以太大声，用词要温和，这种规矩就有明显的等级秩序划分。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秩序在过去几十年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也跟过去几十年金融市场和商业市场的发展有关，背后原因跟“风险”控制的关系很大。因为每一个人只要一生病，就很容易对未来担心。一旦有对未来生老病死的担忧，你就要把自己压缩很多。传统来说，我们是通过每个人之间的相互帮助，基于婚姻、家庭和宗族这样的风险互助体系，让每个人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自己不舒服的时候，有人会给予关照。但现在，这些都可以依靠市场化的手段解决，无论是租房、开车、养老、医疗还是其他方面，我们都可以通过不同的保险或者金融产品，以及其他市场化手段来解决，不需要勉强和委屈自己。这些也是为什么00后比起50后、60后、70后要无忧无虑得多，因为应对未来方方面面风险的手段已经非常丰富。

不管哪个社会，在每个人对于自身避险的安排中，家庭和亲戚网络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依靠。最后其他路的走不通了，还是得找亲戚来帮忙。我在书里提到几种避险安排，婚姻、家庭与宗族的关系是一种，商业市场是一种，第三种是福利国家，第四种就是宗教组织提供的风险互助。在这四种安排里，从成本和收益角度，市场提供的解决方案应该说是最好的—成本相对最低，效率也会是最高的，因为它更精准。比如说，为了养老，可以专门去买养老的金融产品;为了医疗，可以买医疗保险;短期资金紧张，可以利用借贷类金融产品来填补缺口。而基于亲情或者友情的互助，有可能是一辈子也还不清的“人情债”，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完全以具体的价格来确定。很有可能这次得到的帮助和下次的付出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市场化交易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很干净的一锤子买卖—你得到了多少，将来就要还回去多少，再加一点利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的人要生活得自在，宁可去找金融机构或者市场的解决方案，也不会去找亲戚朋友完成这些利益的交换。因为一旦这样做了以后，一辈子都解脱不了。

对我来说，最重要还是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它带给我的认识是，每个人都应该尽量去做好自己的事情。另外也回到规避风险的话题，强调自有产权对个人自由的重要性。“五四运动”的时候，没有几个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这一点。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受儒家影响，都蔑视谈论经济、钱和商业。一直到“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时期，他们都没有看到金融工具和市场手段之于他们追求的个人自由和“德先生”的重要性。我很喜欢胡适方方面面的思想，但是胡适本人一直到1950年代在台北听一个讲座讲《通往奴役之路》，才恍然大悟。他原来以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实现他所追求的自由世界的必经之路，但是，他原来的想法和他希望实现的梦想是恰好反过来的。我的意思是，中国的传统文人普遍缺乏经济学分析框架，这也导致过去在追求他们的理想的时候，容易犯一些根本性的错误。

我觉得不管是对于年轻人、中年人还是老年人，接下来尽量应该以规避风险为第一要務。因为疫情目前还没有结束，对于很多企业而言，是个很大的挑战，之后可能失业的问题会更凸显出来。加上地缘政治的环境变化，也会改变过去高速增长的环境。所以尽量控制好风险，保值是第一重要的。对于年轻人来说，可以借助未来5年、10年，做更多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也许过几年，创业的空间又有了，那个时候会有更好的机会大显身手。

我们在教金融投资管理的时候，会讲很多具体的操作手段，利用金融工具来管理好未来方方面面的风险。同时，回过头来看，风险对于人类而言意味着什么呢？文明的发展，人类在过去几千年甚至几万年里的创新，其实都是为了更好地应对风险。风险驱动人类走向秩序化和文明化。在“去野蛮”的道路上，风险一直起了非常关键的催化作用。

在这方面我还好，因为我关注的都是时间跨度很长的历史，比如5000年以前。短期发生的事情，对我关于人类和人性的基本判断影响不大。短期的波折在人类历史上历来就有。人类文化的发展，不可能一条直线往上，永远不往下。

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办法忘记。1980年代末，我还在读博士的时候，我的导师是Stephen Ross。他是美国金融学界非常有影响力的学者，也是一个天才犹太人。他那时候让我帮他做《经济理论学报》（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的审稿。那是世界第一的学报，我当时还是个学生，从来没审过稿。当时我就需要给他提建议，到底是拒绝、建议修改还是不能发表。Ross就跟我说，最重要的是不能讽刺和挖苦别人，不尊重别人的工作。因为不管是好的论文还是会被拒绝的论文，作者都花了很大功夫。他说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比讽刺和挖苦更大的伤害了。所以这也影响到我，在跟同仁争论的时候，不要粗鲁地冒犯别人，挖苦别人。说这一点也是因为我注意到，在国内，这种对于职业的操守、为人处事的方式越来越少见了。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位，拥有定力是很重要的。你需要思考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最看重自己的是什么？如果不搞清楚的话，很容易受到别人的影响。人各有志，让我学别人，我也学不会。当然，话说回来，也有可能是内生性的，因为我本来的性格是这个样子，所以很容易接受我老师的这些话。就像我小时候在村里，看到别的男孩打架时拿起大石头砸别人，我从来没有那样做过。这种粗暴的行为我下不了手。用经济学术语来说，我的内生性让我本来就是以这种方式为人处事。

威廉·戈兹曼对我的影响很大，他有几本书已经在国内出版了，一个是《价值起源》，另外一本是《千年金融史》。在我1986年进入耶鲁读博士的时候，戈兹曼跟我同一年级、读同一个专业。他的父亲是耶鲁考古系的教授，他当时就对中国的货币史、中国晚清的股市发展史很着迷。受到他的影响，我开始对中国的历史感兴趣了。首先是从经济金融史开始，以晚清洋务运动建立资本市场和金融业为研究起点。后来我发现只了解晚清的金融市场历史还是远远不够，因为它没有回答为什么中国以前没有金融市场，为什么中国社会的商业发展那么慢。后来我就再往回追，往回更多年去考古，看早期的村庄是怎么组织的，经济活动是怎么安排的，社会活动和结构又有什么特点。观察从几千年前怎么变到现在，我发现很有意思。

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应该要多学一些历史。我对流行的宫廷变迁、政治史的兴趣不大，更感兴趣的是社会层面，比如普通人怎么生活、如何相处、建立组织。我感兴趣古人的宗族、寺庙。他们的商业安排在不同时期有哪些特点？如何帮助他们解决生存的风险挑战？现在回过头来看的话，我原来对这些都不了解，是在近十几年才花很大精力和时间投入这些话题。最近几年我也收集了很多这些方面的书，每多一些了解，就越觉得，我原来几十年都在干什么，过去如果做这些方面的研究多有意思。如果我回到25岁，那个时候就做一些鋪垫，可能研究生涯会好很多。现在大家都去走独木桥，想办法经商、赚钱，但是我们身为14亿人口的大国，还是没有回答好这些问题，没有搞清楚，中国人到底是怎么走过来的，为什么是这样走过来的。这些长久的问题如果不回答好，我们就没办法把握好自己，认知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