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过程中党组织与居民的信息互动方式研究

张娇龙 胡佳妮 汪芊

摘要：2020年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极大地考验着我国风险治理的能力，在转型变动的农村之中，这种挑战更为严峻。非常态化的疫情防控高度依赖信息的集成和处理，在党发挥领导作用的同时，与居民进行信息互动成为健康传播的现实议题。本文基于温州市大安乡的实地调查和访谈，对疫情防控中党组织与居民的信息互动方式进行研究，并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角度探讨这种互动方式的意义。

关键词：风险治理;疫情防控;信息互动;健康传播;共同体

一、风险社会视域下的乡村疫情防控

20 世纪末，人类社会的发展深受全球化浪潮和科技革命的影响，人类社会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重大疫情、自然灾害等全球性风险事件的猛烈冲击。现代社会所面临的风险日益呈现出高度不确定性和难以预测性，极大地威胁到了人们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德国的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风险社会以阐释这一时代特征[1]。

2020年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成为“近百年来人类遭遇的影响范围最广的全球性大流行病”，极大地考验着我国风险治理的能力。风险社会下的灾害具有不确定性、传播性和隐蔽性等特点，再嵌套到多元、转型、变动的农村之中，加之其公共卫生医疗资源的缺乏，使农村疫情变得复杂且难以防控。幸运的是，基层组织具有强而有力的治理能力和权威，从而能够推动常规治理向运动治理和战时体制的快速转换，并肩负起维系农村稳定和健康发展的责任和担当[2]。

***总书记指出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疫情防控不只是医卫问题，各方面都要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支持。确保疫情防控有力有效推进，必须充分发挥党的组织、动员、协调优势，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防控疫情。其中，海量信息的集成处理和基于数据的预测研判成为支撑疫情防控的基础，抗疫期间的乡村防控也表现出了对疫情信息搜集、直报和研判的高度依赖[3]。

值此2021年初，距离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已过去一年左右。疫情防控中党组织与居民的信息互动有哪些方式？各有何特点和意义？对于疫情期间党群信息互动方式的经验总结，能为后疫情时代的乡村治理提供哪些行之有效的方法？本文重点关注以上问题，从风险社会的理论出发，结合温州市大安乡的具体案例，运用访谈法与实地调查，试图为疫情防控过程中党组织与居民的信息互动方式研究描绘图景，并为后续乡村治理提出建议。

二、温州市大安乡情况介绍

大安乡属浙江省温州市泰順县下辖乡，位于泰顺县腹部，总面积26.7平方公里，下辖7个行政村35个自然村，总人口8961人，境内地势平坦，平均海拔565米，有“泰顺小平原”之称。

大安乡乡党委和政府获得中央、省、市级多项先进，乡党委连续5年被县委授予“六好乡镇党委”称号，党组织工作先进;在新冠疫情之前，大安乡于2018年有通过网格化治理开展非洲猪瘟防治的工作经验，党组织与居民信息交流效率高，互动模式趋于成熟。公共区域视频监控全覆盖，网络普及率高，基础设施完善，信息平台搭建及时，为疫情防控中的信息互动提供硬件支持。此外，大安乡在以垃圾分类、“两最”评比、美丽庭院建设等群众工作中，充分发挥村民小组“利益相关、地域相近、文化相连”的优势，小组文化特色鲜明，为疫情防控中非常态化的党群关系建立奠定价值基础和理念认同。

三、大安乡疫情防控过程中党组织与居民的信息互动方式

（一）新旧媒体联动防控，线上线下交互配合

网络传播拥有跨越时空的能力，信息保真度高，疫情防控中党组织与居民的线上互动，保证信息传递的时效性和反馈效果。乡土社会中的聚身和在场，成为党群之间信息互动的必要情境，信号和人际传播，在相对封闭的农村场域也承担着重要防控任务。大安乡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党组织与居民贯通线上线下信息交流渠道，利用新旧媒体的工具特性，形成联动防控的信息互动格局。

大安乡党组织通过互联网平台，特别是微信交际，与居民形成信息对话，借助数字技术和移动通讯优势，促进疫情防控信息的更新和扩散。党组织沿用“泰顺大安”的微信公众号，自2020年1月22日起，及时发布大安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通告和国内外疫情数据，对乡干部、村干部的工作信息进行公开，引入专家的分析研判，保证居民在非常态化的防控日常获知必要的信息内容。在乡镇突发事件中，党组织运用公众号进行紧急通知和紧急招募，发表辟谣声明，降低居民在风险灾害中的信息道德恐慌感，有效维持舆论和治理秩序。各个村也建立微信群配合党组织的公众号内容，转发案例与公告，居民个人也在指定微信群中每天进行居家打卡，以在线主体性参与疫情防控的信息收集工作。

村广播、宣传车和大公告等信号传播推进疫情防控工作，党组织与居民通过“土办法”，沿袭传统的乡村信息互动方式，在地缘社会充分发挥大众传播的强效宣传作用。大安乡村级广播，用普通话和方言两个版本，全天候播放疫情防控通事项，出动宣传车声画结合配合防控工作，在户外液晶显示器屏上公布疫情和公开举报电话，党组织征用各乡村艺术团移动音箱，以确保宣传无死角。大安乡党组织以声音和文字等媒介内容，突破时空局限，实现疫情防控信息的远距离、大覆盖和即时传播，尽可能提高居民信息接受度。

党组织和居民以人为节点，通过面对面信息互动形成防控链条，赋予人际传播在风险治理的物理和精神双重意义。乡、村两级干部全覆盖排查走访，入户宣传病毒预防知识，排查湖北返泰人员，截止2020年1月28日，出动排查人员累计100人次，排查农户9670户次，关闭1处宗教场所和20处民间信仰，取消家宴、集聚会49场。各村设置卡点，对外来车辆、人员进行登记和测体温，一线战士奔走相告，互相宣传疫情防控信息，大安乡的罗汉村村民居家自主下单，村干部可代购当跑腿。人的身体在场，在党组织与居民的疫情防控中扮演着信息互动的一部分媒介角色，拟态化的政策措施因为党群的真实参与成为现实维度，并且充满人情关怀。

（二）党领导下的信息组织形式

在当前的农村社会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与农民、农村各类社会团体、变迁中出现的新阶层之间的关系是党群关系的基本方面。目前的乡村实际体现出了两种权力的交织和互动：一是以党为核心的村干部们希望在农村强调国家权力，通过种种政策的宣传与实施，将农村更深刻地纳入国家共同体之中;二是村民在长期较为封闭的共同生活中形成的“相对完整且较为稳定的‘农民—他人’、‘农民—村集体’以及‘农民—国家’的关联机制和本土联结” [4]。

在此次疫情防控过程中，大安乡党员专班与各领导小组合作，积极响应，发挥党的主体作用和带头作用。这种党领导下的信息组织形式，在互动中提高居民对国家权力的认可，彰显制度优势的同时又促进乡村两个权力的契合。

在疫情防控初期，大安乡党组织根据有关要求及时制定各项应急措施与工作方案，使居民快速获得可查证的防控信息内容，为党群互动奠定政策基础。党组织召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推进会，各村积极行动，会后回到村里立即召开会议，进一步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信息的层级传播与有序运转。

党委政府根据要求，专门研究部署，成立工作领导小组——书记任组长、乡长任副组长，分管各个片区的领导任组员;各个村成立工作当班，村党支部书记担任组长，实行干部负责制。村庄实行网格化管理，1个网格有50-100户，总体约20-30个网格，村干部、乡干部担任网格长。大安乡党组织通过疫情防控中的责任制和网格化治理，为与居民的信息互动提供非常态化风险中的制度保障，在党的领导下迅速建立灾害中的信息互动范式。

大安乡各个村的党员在各个卡口执勤，参与重点地区返泰排查，对聚集活动进行劝返，党员自发组织送食物，捐口罩和消毒液，在党员带头下，其他村干部、村民共捐款30余万元。这种疫情防控中的信息组织形式不仅强调党的政治领导，更体现基层场域中党组织“以人民为中心”的信息服务理念和切身实践。

（三）多渠道的居民信息反馈机制

疫情风险作为不确定性因素，对乡土社会依赖经验进行文化传承的方式造成颠覆，基于继承性的信息认知模式，难以在变动的防控现实中发挥作用，因此需要打通渠道构建即时的信息互动体系。地缘来因为时空接近性，成为党组织与居民双向互动的关系基础。大安乡居民通过多渠道介入疫情防控中的信息交流，与党组织积极互动，呈现出较为完整的反馈机制。

乡贤，作为乡土文化的身份象征，履行着对乡村的调整、守望与整合功能，由于疫情防控事件涉及全体村民的公共利益，他们凭借个人力量与基层党组织缔合，共同开展防控工作，成为居民信息反馈中的意见领袖。大安乡乡贤主动加入防控志愿者的行列，参与一线工作，了解党组织的领导工作，并且发朋友圈感慨乡镇领导和村干部的辛苦工作，呼吁村民安心居家，积极抵抗疫情。乡贤通过与党组织工作的切身参与，以居民代表者的身份和党组织进行对话，将居民意见在实践中与政策措施交汇，又通过个人描述影响居民对党组织疫情防控的认知与经验，意见领袖成为居民信息反馈的传播渠道。

互联网传播资源的广泛化和传播权力的全民化，居民本身也能够借助网络平台，以个体存在即时与党组织进行信息互动。在大安乡党组织的微信公众号和各村的微信群中，居民对重要公告文件进行评论和转发，对抗疫一线工作和故事进行点赞，通过自身话语和态度的表达参与疫情防控。居民每日主动通过线上或线下进行疫情填报，不仅为防控信息的收集和研判提供重要支撑，而且与党组织定时接触，生成点对点的反馈机制。

查验和举报机制，成为疫情防控中特殊的信息反馈方式，居民通过事件的参与，强效地与党组织进行互动。在大安乡的乡镇卫生院中，针对有发热等症状的病人，必须向上级报告，广大村民也拥有自发自检的途径，对于自身出现发热情况首先报告村长，再由村长报告给上级，身边有发热等症状病人或返泰隐瞒不报者，皆可进行举报。疫情使乡村正常秩序遭到破坏，查验和举报将居民纳入风险发生的人为因素，通过党组织防控工作的介入，以共同利益为驱使参与信息反馈。

四、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党组织与居民信息互动的意义

“共同体”（Gemeinschaft，英文翻译为 community）是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于 1887 年首次提出并加以分析的一个社会学概念，滕尼斯所认为的“共同体”是一个由同质人口组成的关系密切、休戚与共、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抚的具有共同意识和情感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报告中阐述有关“共同体”的观点时，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和“社会治理共同体”三个共同体的概念。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不仅是一个包含着各种主体、客体等“一核多方”联结形式在内的工具性的共同体，更是一个具有情感、文化和心理认同在内的价值性的共同体[5]。

疫情防控过程党组织与居民的信息互动方式，对构建工具性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具有借鉴意义。无论是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还是打赢全面脱贫攻坚战后的乡村振兴任务，都需要有序地将居民组织起来共同建设乡土社会。在人口流动和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农民群体加速分化，亟需一股有效的公共力量组织起来抵御风险。在大安乡疫情防控过程中，坚持以党的领导为中心，党组织通过多渠道、多媒介、多方面联结着居民，居民也在信息反馈机制中与党组织保持联系，通过信息内容进行双向互动，政策措施被及时调整，有效建立起“一核多方”的工具性共同体。

疫情防控过程党组织与居民的信息互动方式，对构建价值性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也具有重要意义。从常态化到非常态化的转换中，农村稳定和健康发展是必须考虑的落脚点，当前依靠血缘和地缘发展的传统乡土文化遭受冲击，问题丛生。疫情防控中党组织的带头和领导作用，维护农村稳定和发展，使居民对国家权力更加认可;广大一线人员的实践行为，切实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利益，党组织与居民的情感在风险面前凸显凝聚力。同时，大安乡乡贤参与前线，小组合作保持网格化治理，居民自发捐赠和配合工作，使乡土文化在风险治理中重新焕发生机，和谐、互助的心理认同在信息互动中得到强化，价值性共同体也在防控中初步建立。

五、結语

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大安乡以党为领导中心，通过新旧媒体联动、线上线下交互配合以及居民反馈机制，形成了党组织与居民的良性信息互动方式，有效维持农村社会的稳定发展。在非常态化的情境下，这种党组织与居民的信息互动方式顺应变动的现实，通过双向互动传播来提升农村的风险治理能力。并且，党组织与居民的信息互动在工具和价值层面都构建出社会治理共同体，不仅推进疫情防控工作有效进行，更为当下的乡土文化发展和乡村振兴提供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王安平，张东珠.风险社会视域下社区重大疫情防控的困境及其化解路径——以四川省某市H社区为例[J/OL].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6[2021-03-22].https：//doi.org/10.16246/j.cnki.51-1674/c.20210128.003.

[2]刘涛.风险社会下农村重大疫情防控策略及其治理逻辑——基于河南省H村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分析[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20，22（03）：87-95.

[3]何雪松，李佳薇.数据化时代社区信息治理体系的重构——基于新冠肺炎疫情社区防控的反思[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7（03）：14-20+172.

[4] 吴晓凯.精准扶贫过程中村庄共同体风险及其治理探索——基于G省长村扶贫实践的调查[J].兰州学刊，2020（01）：186-198.

[5] 文军.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爆发及共同体防控——基于风险社会学视角的考察[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73（03）：5-14.

西北大学 陕西 西安 71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