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对亚洲经济金融的影响与应对

龚新宇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在亚洲持续扩散，截至2月24日，除中国以外，全球已有28个国家和地区（含钻石号油轮）确诊1929例，其中86.5%出现在亚洲。受疫情影响，亚洲经济金融活动可能经历阶段性、有限度的波动，长期来看将随着疫情结束回归一般增长趋势。最终影响及经济修复状况，将主要取决于疫情持续时间、各国公私部门的配合，以及政府间和相关国际机构间的协作。

疫情对亚洲经济金融发展形成短期扰动，长期影响整体有限

一般判断，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短期冲击将大于2003年的非典（SARS）疫情。麦肯锡研究显示，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连接程度已位居全球第九，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相对有所上升。鉴于这种紧密的经贸联系，新冠肺炎疫情对亚洲其他经济体经济复苏节奏将产生一定程度的短期冲击，但尚不至于对长期经济增长趋势和金融市场稳定构成“颠覆性”影响。

第一，对亚洲各国经济复苏形成不同程度的短期冲击。亚洲各国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经济结构和外贸依存度差异很大，受到疫情冲击的影响程度也有所不同。对经济的影响，将突出体现为对需求侧的私人消费和对外贸易造成冲击。疫情直接冲击部分领域的消费活动。交通运输、文化旅游等私人消费遭遇明显冲击。1月30日，世卫组织（WHO）宣布新冠肺炎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随后一些外国政府限制来自中国的人员入境，这些将对正常国际经济活动和人员往来造成不便。以旅游业为例。

目前，中国每年出境旅游超过14972万人次。万事达公司报告显示，中国内地是亚太地区最大客源地，为曼谷等13个亚洲城市提供了最多的游客资源。中国公民在新加坡和泰国的出游消费，分别占到这两国国内个人消费的7%到9%。对旅游业依赖度较高且中国游客占比较高的亚洲经济体，将面临更大的经济下行压力。疫情抑制进出口贸易的持续回暖。疫情将影响国际订单交付，PHEIC将导致中国出口货物面临更加严格的检验检疫，国际竞争力相对削弱。从2016年巴西的经历来看，在寨卡病毒疫情被列为PHEIC之后，该国当年出口增速从15%下降到-5%。因此，一些对中国市场需求和产业链依存度较高的亚洲经济体，对外贸易增长势头可能出现短暂“阵痛”。

第二，对亚洲金融市场稳定运行带来新的不确定性。2019年底以来，国际金融市场“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频发，中东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全球极端气候灾害频发叠加新冠肺炎疫情等多种因素，造成亚洲金融稳定形势更加复杂。疫情可能引发亚洲新兴市场央行加快货币宽松节奏。在中国，央行在2020年初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春节假期结束后累计开展1.7万亿元的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最新的中期借贷便利（MLF）中标利率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大概率下行。在其他地区，泰国、菲律宾等新兴市场国家央行近期宣布降息，且多数继续保留宽松倾向。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内，包括韩国央行在内，还将有更多亚洲国家央行采取降息举措。区域内资本市场将承受短期剧烈波动。

1月20日以来，明晟（MSCI）亚太地区指数、恒生指数、日经指数累计正增长态势遭逆转，但单日最大跌幅并未超过2.82%，进入2月以来累计跌幅逐步收窄。2月3日中国A股指数出现深度调整，之后出现快速反弹，创业板甚至创出近3年新高。外汇市场存在一定幅度贬值预期。此次疫情导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1月由之前的升值转为贬值。中期看，中美货币政策宽松程度的差异将导致中美利差收窄，中国贸易顺差下降导致经常账户顺差减少，这些从基本面上对人民币构成贬值压力。据中国外管局统计，中国1月外汇储备稳中有升，规模高达31155亿美元，这将为中国货币当局提供充足的政策回旋空间，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亚洲其他地区汇市的外溢影响可控。

第三，长期内疫情对亚洲经济金融的影响将较为有限。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尚未在海外形成大范围扩散，亚洲各经济体所受影响将以短期为主，整体可控，中长期发展仍主要取决于各自的基本面。从国际同类事件经验来看，2009—2019年间，WHO宣布过5次PHEIC。其中，2009年4月，甲型H1N1流感被WHO列为PHEIC，直至次年8月取消。受疫情影响最重的墨西哥和美国，当年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一度降至年内最低，分别为-6.1%、-3.9%，随后快速回升，至2010年二季度末，分别恢复至11.2%和2.8%。从经济运行内在规律来看，由于自身发展的韧性，疫情造成的经济短期波动会逐渐衰减，经济将回归一般发展趋势。

就消费而言，疫情期线上消费将一定程度替代线下消费，被压抑的部分消费需求将在短期疫情之后获得反弹性释放。此外，疫情将影响居民消费心理和消费方式，有利于刺激医疗服务、健康保险等领域需求的增长。从量化研究预测结果来看，全球多家权威研究机构近期均预计，疫情造成的经济影响不会持续太久。英国牛津经济研究院的全球经济模型表明，此次疫情对中国的影响将主要体现在2020年第一季度，随后中国经济将出现反弹。未来，疫情的发展仍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不排除由于病毒变异、个别国家和地区公共卫生系统薄弱等原因，出现病毒局部大规模传播，从而可能构成该地区经济增长重大下行的风险，并在全球金融市场引起连锁反应。

有效应对疫情冲击，有赖于加强国际政策协调和经济协作

疫情不是经济危机，只是对正常经济活动的一种外生冲击。目前，中国已采取高强度管控措施，为全球创造了防疫窗口期。亚洲各经济体应把握住这个窗口期，在做好各自疫情防控的同时，着力稳固经济发展基本面，加大反向调控操作，增进国际经济协作，强化经济抵御外在风险冲击的体质。

一是实施反向调控，促进形成合理预期，稳固生产者和消费者信心。生产者投资意愿和消费者支出意愿会影响经济，而投资和支出意愿不仅是经济行为，很大程度与心理有关，有时表现出高度情绪化。罗伯特·席勒（Robert J. Shiller）在《非理性繁荣》中指出，有时并非是新闻本身，而是各界对于新闻和新闻相关事实的关注，改变了经济或投资者的心态。政府信誉以及政府所展现出的控制力对投资者信心十分重要。中国政府果断实施3000亿元低成本专项再贷款、加快专项债发行等逆周期调节政策，有利于稳定消费、提振经济，向投资者和国际社会及时传递了信心和保证，值得其他亚洲国家借鉴。

二是加大短期帮扶，扶持薄弱领域弱势群体，稳定社会生产和就业。中小微企业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弱，受疫情冲击的影响较大。疫情防控期间，一些企业被迫停工停产、延迟复工，营业收入中断，工资、利息、租金等刚性成本仍须支出，可能陷入现金流困境。短期的调控政策，重点是对受疫情冲击较大的行业、地区、业主，采取有精准帮扶措施。比如，对特定行业和地区实行税收减免，为中小微企业提供税收优惠、财政补贴，及时救助受疫情冲击而暂时失业的劳动者，纾解企业经营困难和就业人员生活压力，尽快恢复经济活力。

三是提升产业政策弹性，适应社会需求变动趋势，持续加快推进结构性改革。回顾世界经济史，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往往会促进一国产业变革的发生。比如，2009年H1N1流感疫情后美国兴起的“自我保健运动”提升了对非处方药的需求，2016年禽流感疫情推动了冷链物流、生鲜电商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以古鉴今，着眼长远，亚洲各国应持续深化结构性改革，增加医疗基础设施和公共医疗服务的供给，鼓励企业加大新型药物和疫苗的研发生产储备，加快互联网医疗等线上服务业的发展，扩大第五代移动通信（5G）、人工智能（AI）等技术应用场景产业化开发，优化经济结构和品质。

四是加强政策协调，深化国际经贸协作，共同应对次生经济金融风险挑战。亚洲开发银行报告表明，亚洲一体化进程与区域合作的持续推进，将为增强区域经济增长和金融韧性奠定基础，使该地区免受全球经贸增长不确定因素冲击。面对疫情冲擊，亚洲各国政府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民航组织等利益攸关组织，应加强对话协商，深化国际经贸协作，包括：审慎采取旅行限制、贸易限制等措施，避免干扰正常经贸活动;加强信息交流，及时通报疫情信息和防控工作进展，避免不实信息传播引发市场恐慌情绪;完善区域金融监管框架，增强区域监管机构协调能力，防范潜在的风险传染和溢出效应等。（本文作者系亚洲金融合作协会智库研究员、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战略规划部总经理;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清华金融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