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的明治维新

时间：2024-04-24

1 武士革命

藩领导们各自的信仰

无论从好的层面来讲，还是从坏的层面来讲，明治维新都是一场“武士革命”。

“强兵”“富国”“立宪制”“议会制”是这一时期的4个政策目标，而萨摩、长州、土佐等藩的领导者各自有着各自的信仰。

西乡隆盛的团队希望使日本成为东亚的最强国；大久保利通的追随者希望由政府来发展日本的近代工业，建设铁路、港口、道路等基础设施；以木户孝允为中心的团队一方面想要建立健全的中央财政，另一方面为了阻止中央集权政府滥用权力，最为重视宪法的制定；而板垣退助率领的土佐政治家则希望通过议会，而非宪法，来限制中央集权政府。

这4个团队的共通之处在于，他们在致力于实现各自路线的过程中，从未想过借助纳税人即农民的力量。

“强兵”路线的核心是让日本与中国在战场上一决雌雄。与1930年代不同，强兵派还没想过占领中国的领土。即使是貌似最接近农民的板垣退助等人，也没考虑过让农民成为“民选议院”的成员。板垣退助等人主张的是所谓的“士族民权”，他们于1881年创建自由党，可不是为了实现召开国会以减轻农民租税这样一个“浅显”的目标。

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考1884年自由党大会召开前，千叶县代表与自由党总裁板垣退助之间的问答。1884年3月15日，日本政府废除了逐渐削减地租的公约，把地租固定化。恰好在3月13日，自由党大会于东京召开。千叶县代表与板垣退助的问答就发生在3月13日之前，该史料充分反映了板垣退助的“士族民权”思想，非常耐人寻味。相关内容如下：

关于本次修改地租条例，君冢省三（千叶县人）向板垣曰，政府委实不讲道理，愈发不能信任。吾辈今朝已打算携带减租请愿书，交付太政官，忽闻政府修改条例，大为吃惊。然则无论如何修改，绝非仅止于原状，必将彻底修改，吾辈应如何是好？

对此，板垣退助的回答值得特别注意。垣曰，减租原本乃各地有志者专门尽力之事，自由党不敢参与，故不可在此席位（自由党大会）谈论。

2 第一届帝国会议

4个政策目标全由士族代表主导推进

1890年，第一届帝国议会召开，政府和自由党围绕削减地租问题展开攻防。对于了解这一史实的人们来说，他们恐怕难以相信，6年前，即1884年，自由党总裁居然直截了当地拒绝讨论削减地租的问题，理由是不符合自由党大会的议题。

可是如果有人追溯到“幕末议会论”的演变，应该能充分理解板垣退助的立场。幕末政治家之所以提倡“藩主议会”（上院）和“藩士议会”（下院）的必要性，是因为这是一个可以抑制幕府及各藩藩主的专制、推动大家集思广益的制度，是一个可以使日本与欧美关系对等的制度。他们提倡“幕末议会论”，是为了动员全体武士阶级的意志，进而推动日本的近代化。至于帮农民减税这类“低维度”的问题，并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关于这一点，木户派的“宪法制定论”同样如此。如果读者还记得第八章中介绍的井上馨建议书，应该就能立刻明白木户派的想法。木户派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天皇、政府、议会权责分明的国家秩序，即使需要围绕这个目的展开“众议”，也要把“众议”的参与者限制在聚集了旧大名（华族）和旧武士（士族）的“上院”。等到制度完备、“下院”的权限被严格限制之后，农民等才能把代表送到“下院”。事實上，1889年2月成立的明治宪法体制与该派的这一主张非常接近。

至于主张通过工业化来改善国民生活的富国派，从他们推进政策的方式来看，他们彻头彻尾主张武士、士族专制。如前所述，五代友厚作为该派核心领导人之一，认为：“如我国之野蛮情形，唯有以专政推进，引导开化进步，除此以外，别无他法。”实在没办法解决财政问题时，为了确保殖产兴业的资金来源，他会毫不犹豫地提出给农民增税。

总而言之，无论是“强兵”，还是“富国”，无论是“立宪制”，还是“议会制”，这4个政策目标全部由武士（士族）的代表主导推进。人们常常把西乡隆盛称为“不平士族”（心怀不满的士族），把板垣退助的主张称为“士族民权”。按照这种讲法，我们可以把大久保利通称为“富国士族”，把木户孝允的主张称为“士族立宪”。

不过，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因为明治维新是“武士革命”，所以有其局限性。事实上，是他们迅速懂得欧美“富强”的原因，甚至在幕末时期就明白了立宪制的必要性；是他们推翻了幕府，废除了藩制，消除了武士特权，制定了国民皆兵、国民皆教育的制度；是他们移植了近代工业，建立了立宪制的基础。“武士革命”确实是一场伟大的近代化革命。

3 彼此对立

他们被迫成为在野势力

如果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板垣退助等人不曾是“武士革命”的“同志”，那么在走下一步棋时，他们彼此间必然会非常慎重。如果德川庆喜的势力尚在，那么西乡隆盛不会因为在1873年10月的“征韩论政变”中落败而率兵返回鹿儿岛。事实上，在1874年“出兵台湾”时，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未曾因东亚政策而彼此对立、互不相让，有些人在面对敌人时会耐心、理智地采取行动，可是面对“同志”时，却往往任由愤怒影响自己的行为。

同样，1874年1月《民选议院设立建白书》的出现也和这因素有关。倘若板垣退助等人真心考虑让纳税人享有参政权，该建白书就和1867年的“萨土盟约”存在本质差异。毕竟当时的纳税人只有农民，“萨土盟约”主张的两院制却只打算让武士享有参政权。

板垣退助等人所谓的“民选议会”其实是“士族议会”，其本质与“幕末议会论”相同，只不过为了凸显自己的博学，才采用了“民选议院”这个称呼。面对维新革命的同志，他们表现得有些傲娇。

武士们迅速懂得欧美“富强”的原因，甚至在幕末时期就明白了立宪制的必要性。

提交了《民选议院设立建白书》之后，他们选择远离权力的中心。然而历史太过残酷，他们最终被迫成为在野势力。

不仅是西乡隆盛和板垣退助运气不佳，把制定宪法放在第一顺位的木户孝允同样欠缺运气。木户孝允没有具体考虑开设议会的日程表，与此相反，板垣派虽然把农民参加议会的问题放到遥远的未来考量，却迫切期盼着能尽早召开士族议会，而且他们把士族议会定位为“下院”（“民选议院”），而非“上院”。尽管木户派与板垣派的立宪制构想相去甚远，他們还是较易展开合作。其后，木户孝允和板垣退助相继返回政府，进而推动明治天皇在1875年4月颁布了《渐次建立立宪政体之诏书》。

既然选择了合作，就该竭尽全力维持合作。然而板垣退助却又一次选择靠近维新革命的“同志”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则选择相信大久保利通。最终，这个让板垣退助与西乡隆盛断开联系、让木户孝允与大久保利通背道而驰的“大阪会议”体制仅仅存活了半年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