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汉画拓片

顾音海

“汉画”一般特指汉代画像砖和画像石，是汉代地下墓室、祠堂、墓阙或庙阙等建筑上刻有画面的构石。这些画面中，故事很丰富。其中人物故事自仓颉造字、黄帝乘龙的传说，到孔子见老子、周公辅佐成王、管仲射齐桓公、赵氏孤儿、荆轲刺秦王、鸿门宴，常用题材有七八十种;神话故事，自盘古开天地，伏羲女娲，到嫦娥奔月、后羿射日、神荼郁垒、四神、玄鸟，也有六十余种;祥瑞故事，自凤凰将九子、麒麟送子，到渠搜献裘、比肩兽等等，有五六十种。这二百来种故事主题，和先秦及汉代以来文献记载相对应，相互印证，所以对研究神话传说、小说、历史大有帮助。另外，汉画形象生动，又是美术、考古研究的绝好资料。

鲁迅特别关注石刻文字与图像，其中最突出的是关注汉画，对汉画拓片的收集、研究贯穿其一生。鲁迅这么做，虽然有延续、发展个人钻研古物兴趣的因素，但更有特定的学术背景和生活环境，不是单纯由兴趣出发而行事。

20世纪初，随着甲骨文、汉简等的发现与研究，古遗址的科学发掘，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形成，结合固有的金石学传统、乾嘉考据学成就，古代石刻图文日益受到重视。汉画方面，最早是南宋洪适在《隶续》中首开摹录先例，清乾隆以后著录更多。民国间有影响的著录或考释出现在30年代，如中华书局1930年版关百益《南阳汉画像集考释》，南京金陵大学文学研究所1937年版孙文青《南阳汉画像汇存》， 燕京大学考古社1932年版容庚《汉武梁祠画像》等。鲁迅评清人瞿中溶《汉武梁祠堂石刻画像考》“其弊在欲夸博，滥引古书，使其文浩浩洋洋，而无裁泽，结果为不得要领”;评关百益书“亦多凡品”。鲁迅自己的计划是“欲选其有关于神话及当时生活状态，而刻划又较明晰者，为选集……”等。这也是鲁迅对金石之学的文化传统作的学术考量;他早年在绍兴府中学堂教书时， 既经常去古玩店买古砖，同时又考察绍兴周边古迹，携带着拓碑工具，看需要而随见随拓。

后来鲁迅去北京，在教育部工作，当时收集石刻拓本，抄录碑文，也有局势、心境的因素。据许广平回忆：“他留意于古代艺术，而这艺术之最真实的，石刻亦其中之一。在一九一五至一九二二年， 国内先有袁世凯称帝，后有张勋复辟，政治不入轨道，侦探满布，公共场所，贴满‘莫谈国事的标语，真是大有‘道路以目，‘属垣有耳之概。先生是热情而又正义感非常浓厚的，深维革命的实力尚未充备的北平，个人徒托空言，无补于事，所以退而搜集并研究金石拓本……”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中也说：“洪宪帝制活动时，袁世凯的特务如陆建章的军警执法处大概继承的是东厂的系统……北京文官大小一律受到注意， 生恐他们反对或表示不服，以此人人设法逃避耳目。大约只要有一种嗜好，重的嫖赌蓄妾，轻则玩古董书画，也就多少可以放心。”在这种情形下，鲁迅“便限于纸片，收集些石刻拓本来看。单拿拓本来看，也不能敷衍漫长的岁月，又不能有这些钱去每天买一张，于是动手来抄……”。那段时间， 既是鲁迅一生中心境晦暗的时期，也有蓄势的一面。

鲁迅供职教育部，主管的是社会文化工作，含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文学、音乐、演剧等，因而调查、保护、收集和整理古物也是职责所系。鲁迅1919年9月22日日记：“晴，午后昙。同陈仲骞、徐森玉、徐吉轩往市政公所议公园中图书馆事。”这是在通俗图书馆改设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后，为处理双方矛盾而进行商议。同行者中的徐森玉是誉满学林的古籍文献、碑帖专家，时任统计科秘书，鲁迅则为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后二人同被任命为佥事。徐氏的鉴别功夫，当时是首屈一指的，就连向来睥睨自得、旁若无人的胡适，每当有古籍版本方面的疑难，也要就教于徐先生。北京琉璃厂书肆的老板们，对徐在版本学上的独具慧眼，也都深深折服。鲁迅和徐森玉既是同事，志趣亦相投，经常同往琉璃厂访书寻拓本。徐森玉回忆道：“北京琉璃厂是鲁迅常到的地方， 有时他发现了较难得的书籍，便邀我一起去。也时常送一些拓片给我。在他每月的开支中，书费支出了很大部分。”

最重要的一点，鲁迅收藏、研究石刻时，其文艺观已经形成，美术的作用至关重要，艺术史成为他自觉的探索。鲁迅提倡文艺运动，最初的内容就是文学和美术，尤以美术的自觉更加占先。他发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译《艺术玩赏之教育》《社会教育与趣味》《儿童之好奇心》，与陈师曾一起筹办儿童美术展览会，都是践行美术教育的活动。

鲁迅日记所载整理拓本的数量为：碑碣3342枚，造像1111枚，墓志368枚，瓦砖941枚。北京鲁迅博物馆藏鲁迅遗存历代拓本5100余种，6000余张，石刻类包括碑碣、汉画像、摩崖、造像、墓志、阙、经幢、买地券，陶文类包括古砖、瓦当、砚、印。这批收藏，由北京鲁迅博物馆整理编辑为《鲁迅藏拓本全集》，近年已由西泠印社陆续出版，使我们得以了解鲁迅石刻图像收集研究的总体面貌。许广平回忆：鲁迅于“中国古代石刻画像探研，曾下过很多年的苦心。目下所保存的，除原拓碑帖画像外，又有先生亲自编好的《六朝造像目录》，及未完成的《六朝墓志目录》。另外还有些手写的画像缩写和从碑帖之类中抄录的字等。可惜限于资力，未能在他生时整理付印……”周作人在《关于鲁迅》中曾说：“对于画的爱好使他后来喜欢翻印外国的板画，编选北平的诗笺，为世人所称，但是他半生精力所聚的汉石刻画像终于未能编印出来，或者也还没有编好吧。”虽然鲁迅没有直接完成汉画像及其他石刻资料的出版，但他通过对石刻所反映的古代文化信息的思考，从中汲取素材，在文字、神话、历史、文学史（尤其小说史）等方面的研究，以及自己的创作和书法实践等多方面都有建树。

石刻的辐射面非常广博。石刻图像，尤其画像砖，不仅图案绚烂精美，更为理解中国早期叙事文学与叙事绘画之间关系的一般性问题提供了线索。鲁迅1926年去厦门大学时，原想“除教书之外，还希望将先前所集成的《汉画像考》和《古小说钩沉》印出”，后因故未果，但他对汉画像的研究、思考一直持续着。北京鲁迅博物馆藏有一份鲁迅请友人在山东帮助搜集有關碑刻拓本的目录，其开头部分对拓工有四项要求，“一，用中国纸及墨拓;二，用整纸拓金石有边者并拓边;三，凡有刻文之处无论字画悉数拓出;四，石有数面者令拓工注明何面”。由此，鲁迅不仅对拓片提出质量上的要求，而且从学术研究角度提出尽量明确图文位置、收集完整信息，这对于下一步的整理大有裨益。以武梁祠为例，以传统金石学的方法虽有著录，但对于画像石在原建筑上的位置，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不重视，缺乏现代考古学的科学考察。这一点，鲁迅意识到了;虽然因工作关系，他无法如在绍兴那样亲历亲往，而只能委托同事、友人收集棰拓画像石，如条件允许，他一定会考察这些散布于山东、河南等地的古迹。鲁迅对于汉画的钻研，在友朋圈内也是闻名的，蔡元培曾询问有关蛇身人面图案的问题，鲁迅在1923年1月8日回信中予以答复，说除武梁祠外，其他地方的蛇身人面像可能多刻于顶层，比较难得，并附寄三幅拓片相赠。

鲁迅研究石刻画像，与文学史的研究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深沉雄大的汉画风格，使得鲁迅对汉魏六朝文学尤其注意或有所偏爱。他将石刻画像视作文献外的形象化史料。他在1934年2月11日致姚克的信中说：“关于秦代的典章文物，我也茫无所知，耳目所及，也未知有专门的学者，倘查书，则夏曾佑之《中国古代史》……最简明。生活状况，则我以为不如看汉代石刻中之《武梁祠画像》……汉时习俗，实与秦无大异，循览之后，颇能得其仿佛也。”鲁迅拟从汉画里寻找实证，丰富《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字体变迁史》的写作。因教学需要而撰写的《中国小说史略》及未完稿《中国文学史略》（《汉文学史纲要》），名为讲义，实际有着更高远的学术追求。《中国小说史略》里讲到神话是小说源头，《天问》里神话至多，而东汉王逸的注解准确可信：“屈原放逐，彷徨山泽，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谲诡及古贤圣怪物行事， ……因书其壁，何而问之。”“是知此种故事， 当时不特流传人口， 且用为庙堂文饰矣。其流风至汉不绝， 今在墟墓间犹见有石刻神祇怪物圣哲士女之图。”文献和古物相互印证，使得鲁迅对于文学史的论述精辟入里，视野宏阔。

鲁迅研究石刻画像，在小说中借鉴古代画面的感觉，对于创作《故事新编》也有启发。南阳汉画像石中《羿射九日》的构图，和《奔月》里描写羿拈弓搭箭，摆出当年射日的雄姿，属于文字和图像的两个异曲同工版本。而《采薇》中小穷奇搜身情节，则与汉画中《穷奇博鬼》故事相交织。《出关》中孔子见老子，显然和武梁祠画像里《孔子见老子》的描绘相通。甚至有学者进一步认为，《故事新编》除去石刻的大块面黑白对比，还有木刻画的线条感、印象画派色彩感，以及德国画家格罗斯式略带夸张的漫画感。

新兴木刻在技巧上，借鉴了古代和外国的艺术特征。古代方面，汉石刻画像是重要的美学资源。汉代艺术的大气、古朴，在画像石上得到充分展现。汉画实质是浅浮雕，效果堪称巨型版画。比如南阳汉画，“没有精確的比例， 没有严谨的解剖，没有个性的表达，没有细节的修饰，没有心理的刻划，没有繁密的线条;而是以单纯、简洁、洗炼、笨拙、粗糙、厚重、概括、夸张、生涩、朦胧、粗线条和粗轮廊来表现形体。给人一种毫不矫饰， 近于儿童天性的天真、直率、一任天然的‘稚拙美感和雄博的‘气势美感”。 其剪影般的基调，灵活处理的画面，既有写实的因素，更有抒情写意的特点，构图上、结构处理上，很可以为新兴版画创作作参考。虽然，真正完全仿制汉画像风格的木刻作品迟至20世纪60年代才出现，并得以延续至今，但探索之路开启于鲁迅，实践于鲁迅。

中国传统文化技艺中的一木一石镌刻及印刷棰拓，饱含了深厚的底蕴，这也成为鲁迅研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编辑：沈海晨  mapwowo@163.com